帝国财政密码——当皇帝出逃时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兵变扰乱了首都长安。

德宗执政时，已经是“安史之乱”的藩镇割据时期，中国布满了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他们手握兵权，争夺地盘，中央政府处于半失控状态。

一年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唐德宗任命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畿汝州节度使，率军前往镇压。但哥舒曜在败仗之后，退守襄城，遭到了李希烈的围攻。

唐德宗连忙召集新的人马去救助哥舒曜。公元783年冬天，位于长安西面的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接受皇帝命令，率领泾原的军队向东前进，援救哥舒曜。第二天，泾原军离开京城，到了距离长安东面不远的浐水，一场兵变在此爆发。

泾原军之所以兵变，与德宗时期的军费制度有关。在藩镇割据时期，由于皇帝手中的兵马不足，要借助藩镇的军队来打仗，每次调动藩镇的军队，皇帝都必须给予丰厚的补偿。

在皇帝与藩镇间，军费的分配如下：如果藩镇只是在自己的统治区里调动军队，那么军费由藩镇负担；如果藩镇的军队接受了皇帝的命令，离开其统治区，那么从离开的那一天起，皇帝必须支付给藩镇一笔丰厚的军事补贴，叫“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许多藩镇为了拿补贴，故意派出军队，不打仗，专门拿津贴。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行动都花费高昂，却效果有限。

这一次，皇帝动用泾原军，本应该按照规矩，给军队以高额的补贴。当士兵们经过首都长安时，心里也充满了对美妙赏赐的憧憬。然而，令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兵感到不满的是，中央政府派来犒劳的官员京兆尹王翔只提供粗茶淡饭，一分钱都没有拿出来。

士兵们离开长安时，大失所望，感到被皇帝欺骗了。军队中传播着谣言，说长安城里有数不尽的金银珠宝，皇帝一个人享受着荣华，却置士兵的死亡于不顾。上战场的士兵越想越冤，决定停下不走了。

士兵的“罢工”让唐德宗大惊失色。此时的长安城已经没有军队守卫，在山东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有四大藩镇正在拥兵对抗中央，而在淮西则是李希烈作乱，为了应付他们，几乎所有的军队都被派了出去。

德宗赶快下令安抚泾原军，派人前去犒军。这次的赏赐是每人两匹帛，当赏赐下发时，士兵们更加愤怒了：皇帝如此吝啬，不仅不值得替他卖命，还应该把他推翻，换一个大方的。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只能任由士兵怀着对财宝和劫掠的渴望，冲向了帝国的首都。

泾原兵变爆发。乱兵攻入了长安，在皇宫外扎营，形势已经非常危险，唐德宗匆忙调动他的禁卫军神策营进行抵抗，可令他感到泄气的是，禁卫军竟然没有抵抗——他们也不愿为皇帝卖命。

唐德宗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妃子、公主一百多人，加上几个愿意跟随他的宦官，从皇宫的花园北门出逃。这时他遇到了四百多弓箭手，由右龙武军使令狐建率领，这些弓箭手成了皇帝仅剩的护卫，与他一同逃难。

当天晚上，皇帝一行逃难到了咸阳，匆匆吃了几口饭，继续起程。第二天，皇帝到达了奉天（今陕西乾县）。皇帝本来还嫌奉天太小，希望继续西逃，到凤翔避难，谁知凤翔随即发生了叛乱，唐德宗被叛军团团围住，困守在奉天小城。

这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唐朝皇帝第三次逃出长安。第一次是唐玄宗避“安史之乱”，第二次是唐代宗避吐蕃之兵，第三次则是唐德宗避泾原之祸。

唐德宗在奉天孤苦无助，长安的叛军却迅速控制了局势。

攻克长安后，不知谁想到的主意，叛军走在街上喊着：“都别怕，不用担心，我们免除你们货柜税、间架税！”他们的喊话立即受到了长安市民的欢迎，这些市民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大唐政权的忠诚，毫不犹豫就投入了叛军的怀抱。

货柜税和间架税是唐德宗发明的新税种。所谓货柜税，就是向长安的钱庄借钱，向粮商借粮。钱庄里的钱都是储户的，但皇帝决定让钱庄拿出四分之一来救济，粮商也面临着同样的政策。命令下达后，整个长安的市场一片哗然，商人们纷纷罢市抗议。而间架税则是向所有的房产收钱，每间房最高要缴纳二千文钱。

皇帝的税法彻底激怒了百姓，他们宁肯支持叛乱的士兵，只求废除这些苛捐杂税。但是，市民和士兵不知道的是，皇帝这么做也纯属无奈。此刻帝国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即便搜刮聚敛，仍然满足不了战争开支。皇帝之所以没有赏赐士兵，也是因为国库已经空了。

叛乱的士兵最后找到了一位叫朱泚的人来做皇帝。朱泚担任过卢龙节度使、太尉，由于弟弟朱滔参加了北方四镇的叛乱，他在长安附近被免职赋闲。朱泚自称大秦皇帝，亲率大军进攻奉天。而在奉天的唐德宗部队在围困中缺衣少食。士兵们向皇帝请求发一些御寒的衣服，德宗拿不出来，只能把亲王腰带上的金饰拿下来卖掉，再给士兵补贴。

在困境中，唐德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不惜痛斥自己长在深宫，“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大多数时候，皇帝总是将错误推给别人，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死还认为是别人辜负了他。唐德宗的诏书却不惜把皇帝的威严全部打掉，只怪自己。

他甚至赦免了大部分发动叛乱的人。不管是北方四镇还是淮西李希烈，一概既往不咎。只有称帝的朱泚不在赦免之列。不过，朱泚的弟弟朱滔是北方四镇的叛乱者之一，皇帝怕他担心受到朱泚的连坐，宣布朱滔也会得到赦免。皇帝还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发誓要做一个好皇帝。

在奉天被困数月后，唐德宗才有机会逃往汉中地区。在汉中几个月后，朱泚叛乱被平息，他得以回到物是人非的长安。

既然德宗在诏书中如此痛斥自我，那么回到长安后，人们是否看到了一个痛改前非的皇帝呢？答案是：唐德宗的确变了，他的变化却令人心碎。

在这几次叛乱之前的德宗皇帝是一个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昔日荣耀的君主，他罢黜了专权的宦官，提倡节俭，摒弃不正规的税收，试图为中央政府创建起健康的财政，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藩镇的权力收回，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唐德宗在叛乱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即便是皇帝，有着无数的美好计划，如果你没有钱，还是什么都做不成。他所谓痛改前非，就是变成守财奴。

这个老守财奴的雄心都已经被钱给消磨掉了，他终生为财政问题焦头烂额，攫取着任何可以捞到的收入。他的形象显得如此卑微，以后历代的皇帝都把他当作笑柄，提醒后代不要变成受困于财政的守财奴。

德宗皇帝去世时，唐代的财政制度已经千疮百孔，谁都无法纠正了。但他给后代留下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宪宗能够利用这些钱重新实现中央集权。也许，宪宗烧钱打仗时，有一个老守财奴的灵魂正在天上欣慰地望着世间的风云，欣慰感慨一辈子的忍辱负重是值得的。

“安史之乱”后，皇帝为财政付出的努力，如同一部血泪史，向人们诉说着一个中央帝国财政崩溃的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