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战争结束时，唐德宗一生的悲剧已经注定。
他曾经想重振帝国，重新创建可靠的财政制度，成为中兴的明君。但刚刚开了个好头，就被现实击得惨败。
叛乱之后，他回到长安，感慨着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他曾经试图信任大臣，却发现他们在关键时刻都离他而去。他曾经试图清除宦官，却发现落难时只有窦文场、霍仙鸣等几个宦官紧紧相随。他曾经试图让皇室府库充盈，可在逃难时却连给士兵买衣服的钱都没有。
他意识到，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做好财政准备就贸然发动了攻势。于是，他用整个后半生去弥补这个错误。他不再管什么正规财政手段还是非正规财政手段，只要能给他带来金钱的都是好的。
他曾经拒绝各地藩镇的贡献，因为他知道，藩镇每贡献一分，就会从民间压榨三倍到五倍的财富。但现在，他对任何贡献都敞开大门。各个地方给皇帝的贡品络绎不绝，节度使们有的日进，有的月进，还有的故意把正税算作给皇帝的私人进贡。皇帝都当作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是人们给他带来了多少钱。
有的人假托皇帝密令增加课税，或者克扣官饷，加收关税、丧葬税、蔬果税。但只要能够分得一杯羹，德宗都欣然接受。
为了增加收入，德宗还派宦官作为宫使（皇帝的使者），以几乎白拿的价格来买东西，还要向人们索取各种好处。只要这些宦官出动，就会吓得街上的商户纷纷逃走、关门。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所写的就是德宗时代的宫使，在诗中，皇帝的宦官以“半匹红绡一丈绫”的价格，拿走了卖炭翁的千余斤炭。
德宗曾经取消过酒类的专卖，可是到了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他却下令对茶叶征税，只是因为每年茶税能够给政府带来四十万贯的收入。他后面的皇帝则借鉴他的方法，干脆对茶叶实行了专卖。
也正是在德宗时期，宦官进一步得势。皇帝不信任外朝的大臣，不敢把手里唯一的军队（神策军）交给大臣，只能重用宦官，让他们指挥军队。同时，德宗还派出宦官当监军使，去监督地方的军事力量。即便是各个藩镇，也要给这些宦官面子，任由他们大发横财。
唐代后期，宦官问题愈加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无法驾驭整个官僚体系，只能倚重身边人进行统治。德宗对于官僚体系和财政体系的放纵留下了无数的隐患，但即便换一个人也很难做得比他更好。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贪财吝啬的皇帝竟然积攒下了庞大的家底，唐代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当这个家底传到他的孙子唐宪宗时，宪宗竟然能利用它完成一次中兴，将主要的藩镇势力一一降服。
历史将掌声送给了宪宗，却没有人意识到他将德宗留下的家底再次耗空，造成了唐王朝的最终衰落。历史将嘲讽留给了德宗，却没有意识到有了德宗的吝啬和抠门，才有了宪宗的武功。只有想到了这一层，我们才会对这个古怪的老皇帝多一分同情，理解他的无奈和苦心。
有人认为，唐德宗之所以这么窝囊，并不怪他本人，而应该怪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正是玄宗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导致了“安史之乱”。战乱之后，无论谁都无法控制局势了。
在唐玄宗时期，帝国的财政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玄宗不止一次受困于财政的不足，想出了种种方法去化解。而藩镇制度就是他想到的方法之一，只是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灾难。
但人们在责怪玄宗时，也应该看到，玄宗时期财政问题的根源在于更早时种下的祸根，甚至唐代一诞生，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结局。
唐初，统治者继承了北魏、隋代的传统，设立了土地公有制，创建了一套过于复杂的财政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制度变得千疮百孔，让每一个皇帝都头疼不已。
北魏最早创建的土地公有制传统，跨越了朝代的界限，造就了唐代这个财政失控的中央帝国。一次“公有制”实验，将它的影响传到了数百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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