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盛世王朝的终结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徒，从他登基那一天起，就崇信一位叫作赵归真的道士，向他学习法术。此外，衡山道士刘玄靖、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人也在武宗的朝廷内当官，传授长生不老之术。

在道士们的影响下，武宗一直打压佛教，但在公元845年之前，所有的行动都是偶发性的，直到这一年，武宗决定发动一次全面的灭佛运动。

这年四月，武宗请管理僧道的祠部先进行了一次调查，查出全国已经有寺庙四千六百座，僧舍（兰若）四万处，和尚、尼姑共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全国人口占比约百分之零点五以上。

到了七月，皇帝正式下达了灭佛的法令。中书门下上奏，请求在每一个大州留一座寺庙，有的寺庙里有先皇、先贤的塑像，可以移入到这座保留的寺庙内。至于小州，则不需保留佛寺。东西两都各保留十座寺庙，每座寺庙十个和尚。

皇帝回答：大州如果有精美的寺庙，可以考虑保留一座，如果没有也不用保留。两都可以考虑各保留四所，每所三十名僧人。其中上都长安的左半部保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半部保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除了皇帝允许保留的几十所寺庙之外，其余的寺庙都予以毁弃，僧尼全部还俗。

在唐代一直繁荣的佛教突然间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除了佛教之外，全国当时还有从中亚传来的基督教（景教）和波斯的祅教。这两个教派约有三千名僧人。武宗决定连这两个教派也不保留，三千僧人一起转业。

然而，三个月后，新的麻烦又来了。佛教除了是一种信仰，还是一套慈善机构。在唐代，佛寺负责赡养老弱病残人士，佛寺关了门之后，这些人没有着落，大部分贫病交加，濒临死亡。灭佛成了人们批评皇帝的把柄。

唐武宗只得命令京城和各州的政府拨出一定的土地，利用土地的地租来赡养这些人，将原本由佛寺主持的慈善机构变成公办。当然，这个机构效率不会高，却可以堵住批评者的嘴巴。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唐武宗第二年就遭到了“报应”：他崇信的道士们让他不停地吃丹药，这些丹药的毒性太大，最终中毒而死。

新登基的唐宣宗随即废除了武宗的灭佛措施。那时，由于老皇帝死去，许多僧人又偷偷地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寺庙之中。宣宗下令，僧人回流，政府不得干涉。

佛教徒只是从教义和因果报应的角度去看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给他们惹祸的其实不是信仰，而是财富。

“三武一宗”灭佛的理由只有一个：财政。他们在意的不是佛经对错，而是三样东西：

一是佛寺的人力资源。每个寺庙都充斥着年轻力壮的和尚，但他们不仅不劳动，还不纳税和服劳役，政府早就想打他们的主意。

二是佛寺的土地。根据传统，佛寺的土地都是免税的。当政府的征税过于严苛时，人们甚至把土地先送给寺庙，再变成寺庙土地的租户，得到的收入反而比拥有土地更划算。但政府却因此少了许多收入。

三是佛寺的铜像。在唐代后期，由于政府垄断经营铸币，既缺乏铜也缺乏钱，而佛寺里有大量的铜像可以用来铸钱。

在唐武宗之前，政府已经考虑过采取限制寺庙的做法。比如，和尚也要服兵役，寺院土地也要纳税，而寺院必须用土、石、木头来做塑像，只准在纽扣、饰物上用一点铜来装饰。但这些方法受到了太多的抵制，无法推行。

唐武宗的灭佛彻底解决了问题，可谓硕果累累。根据他的总结报告，中央政府获得的收入不菲：二十六万僧尼还俗，变成了两税户；同时，佛寺雇佣的十五万奴婢也变成了两税户；另外，政府新增土地数千万顷，都是最优质的土地。

至于佛像，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估计。但是，当皇帝下令把佛像铸成铜币，政府的铸币机关竟然没有办法把这么多铜像熔化。当大量的铜币涌入市场之后，全国的物价立即出现混乱。到了宣宗时期，政府把一部分钱币重新铸成铜像，减少货币投放量。

宣宗恢复佛教后，并没有将相关的土地资源重新划给佛寺，他享用了武宗灭佛带来的好处，却避免了灭佛的恶名，可谓一举两得。

武宗的灭佛也可以被看作是国家逐渐瓦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安史之乱”后，唐代虽然已经孱弱，却仍挣扎着，一时间恢复，一时间衰落，直到一百多年后才最终解体。

唐德宗用一生聚敛财富。虽然制度性的败坏已经深入骨髓，但从表面上看，德宗积累的财富又足以让他的孙子宪宗进行再一次集权的努力。宪宗也因此被称为“中兴皇帝”。

唐宪宗对唐代藩镇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改革，并在其统治的十五年间，让大部分藩镇重新听命于中央。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唐宪宗针对地方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在改革之前，地方向中央上缴财税，州政府征税后，留一部分给自己，剩下的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留够了自己的，剩下的才会上缴（或者进贡）给中央。

唐宪宗试图限制藩镇的征税权。由于每一个藩镇都下辖几个州，而节度使选择其中的一个州作为驻扎地（直辖州）。皇帝规定，直辖州的征税权完全交给节度使，但是对于其他的非直辖州，其财政收入则完全上缴中央，不再经过节度使。

中央政府这种自断一臂，保全身体的做法，其实减少了节度使的权限。之前的节度使可以全面插手下辖的几个州的财政，现在只能管辖一个州，相当于将节度使的财政权降到了和州同样的级别，这自然引起了节度使的不满。

但由于宪宗时期的财政状况比德宗时期有所好转，他坚持不懈，依靠着灵活的合纵连横的策略，加上武力胁迫，将这项政策逐渐贯彻下去，让大部分藩镇遵从了这个新的规则。

十年后，到了唐宪宗执政的末期，当财政重整规则见效、藩镇的财政权受到遏制后，皇帝再次推出了另一项改革：针对藩镇的军事制度，采用与财政制度类似的规则。节度使直辖州的军事完全归节度使统辖，而非直辖州的军事权则授予州的刺史，州刺史所辖军队也不再听从节度使的调遣。

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军事权交给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加强了地方分权，但由于削弱了节度使的军事权力，藩镇对抗中央政府的能力大幅削弱。

在这两次改革中间，唐宪宗也逐渐利用军事行动，将当年侮辱他祖父的东北诸侯一一纳入控制之中。

而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除了东北诸藩镇，还有淮西。这个藩镇地处运河要道，威胁着唐朝中央政府的漕运安全。在唐宪宗的支持下，名将李诉率领中央军，雪夜奔袭，拿下淮西藩镇的中心蔡州，拔掉了这枚钉子。

根据统计，宪宗初期，每年都上缴赋税的有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个道，一共有一百四十四万户，只有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而政府财政需要养活的士兵却达八十三万，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平均每两户就要养一个士兵。京西北和河北地区由于军队太多，将赋税全部减免。而到宪宗统治结束时，全国户数已经达到三百三十五万，士兵人数九十九万，大约三户养一兵，比起当年已经有了好转。

唐宪宗的削藩和集权措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人们将他视为中唐以后最强大的君主。但人们忽视了其中一点，任何一次削藩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宪宗时期的财政虽然经过重整，但远称不上健康。而当宪宗诉诸武力时，那条左右了德宗的财政规律再次起作用了。

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东北藩镇又不服从中央的领导了，而帝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采取一次宪宗时代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经过几代懦弱的皇帝和宦官专权之后，皇位传到了唐武宗，财政收入再次出现困难。武宗必须依靠武力来平定泽潞节度使的反叛，这次平叛虽然成功，却留下了巨大的财政窟窿，皇帝必须依靠灭佛来筹钱。

税务整顿促成了唐代最后一个安定时期。武宗与宣宗时代，唐代户口恢复到了四百九十五万户。

只是，这时的所谓“安定”，与财政匮乏始终是相伴而行的。唐宣宗时期，全国两税、盐酒茶的专卖收入每年有九百二十二万缗，但每年的开支却要多出三百多万缗，而其中的财政缺口只能靠寅吃卯粮、提前收税来解决。末世的气象初现，民间的反抗已经不可避免。

宣宗还在世时，浙东的裘甫叛乱已经爆发。政府为了镇压反抗，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军费。而更多的税收意味着对民间更大的压迫，这又会带来更大的反抗。所以，一旦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很容易就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之中，再也挣脱不出来。

各地反抗频发时，唐宪宗改革的另一个弊端也显现了出来。唐宪宗为了削藩，不惜降低整个政府的行政效率。比如，在藩镇统兵时期，藩镇为了自身的生存，会加强士兵的训练。但唐宪宗削弱了藩镇的力量，将兵权分散在各个州刺史的手中，不仅兵力分散，而且州刺史没有动力维持军队的训练，当财政不足时，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军饷，减少军事开支。

咸通六年（公元865年），越南北部出现叛乱时，中央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可军事开支的缩减再次造成了庞勋兵变，政府进一步失控。随着藩镇制度的衰落，唐代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来防范全国性的反抗了。

最后的一击来自于唐代的重臣高骈。黄巢叛乱时，身处江淮最富裕地带的高骈按兵不动，放走了黄巢。中央政府失去了江淮这块最富庶的土地，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财政来源。

此时距离唐朝的灭亡仅仅是一步之遥。当官制无法保证统一，财政也无法养活这个庞大的官僚结构时，帝国分崩离析。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