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唐德宗上台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一系列的改革。

德宗首先废除了皇室一系列的奢侈消费。代宗虽然生性节俭，但因为相信佛教，在宗教支出上从来不知节省，他又喜欢人们上供，许多人借着上供的名义来讨好他。

德宗在太极殿继位后的一个月内，下了至少七道圣旨，禁止了一系列的进贡。这些贡品五花八门，包括东北（新罗、渤海）的鹰鹞、山南的琵琶、江南的柑橘、剑南的春酒，以及各地的奴婢、其他的珍禽异兽，等等。他还撤销了皇宫里管理戏子的机构，戏子被解散，一百多名宫女被送回家，就连皇宫里的三十二只大象也送归了山林。

在他父亲任上，宦官已经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德宗对待宦官也毫不手软。他继位不久，宦官邵光超借着去淮西出差的机会，收了淮西节度使留后（即代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七百匹绸缎。德宗发现后，打了邵光超六十杖，并发配充军。从此以后，宦官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之后，德宗皇帝撤销了不必要的朝廷食客机构，削减宫廷开支，严令中央官僚不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废除酒类专卖。

此时，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形象已经浮现，如果这种势头继续下去，那么，人们可以期待又一次的中兴。毕竟，德宗时代距离玄宗盛世不过只有三四十年而已，人们太渴望社会的复兴了。

德宗皇帝并没有让人们失望，接下来的改革更加关键，也更加显示出皇帝的雄心。

在唐德宗上台的第二年，他采纳了宰相杨炎的提议，推出了影响深刻的两税法，对唐初的租庸调制进行了彻底改革。两税法，是指每年的税分夏天和秋天两次缴纳。

后世往往夸大了两税法的意义，认为这是政府税收从“对人收税”转变到“对土地收税”，也就是按人头收税变成按照土地额来收税。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两税法仍然要同时统计人口和土地。

两税法的实施，主要是因为先前的租庸调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实施，已经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无法清理了。

租庸调制包括三部分：地租（租）、劳役（庸）和家庭手工业品（调）。在缴纳时，是根据家庭来缴纳的。

每年，地方政府都会组织调查，给新生人口分一块土地，把已亡故之人的土地收回，统计一个家庭有多少亩需要纳税的土地，有几个可以服劳役的年轻人，要缴纳多少布或者帛。这些统计数据就成了纳税的依据。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政府已经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分配，而那些该缴回土地的家庭也不愿意上缴土地，土地数据失真。由于人们不愿服役，人口数据也出现了混乱。

唐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就是百姓分配土地的地方，如果此人移居别地，需要登记为客户。按照规定，主户需缴纳租庸调税，而客户不需要缴纳。于是，许多人把手里的土地卖掉，搬到了其他地区，就不需要再缴税，而购买土地的人也将土地隐藏起来，没有登记。这就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在杨炎的两税法中，不再区分主户和客户，也不再区分土地的性质。政府只确定人们现在的居住地和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此作为纳税的依据。当然，政府以后也不再承担分配土地的责任。

税种则分为户税和地税。所谓地税，就是按照每户拥有的土地数量缴税。所谓户税，是一种财产税，统计每户的财产多少，按照一定比例纳税。

在制定财政计划时，政府是以公元779年（也就是两税法前一年）的税收额度为参考基准的。中央政府根据这个额度制定财政计划，分摊给各个地方。

这就类似于包税制：地方负责征税交给中央。中央要求的额度是一定的，地方政府可以多征，把剩下的留给自己，只要中央额度得到了满足，皇帝就不管地方的行为。这种做法保障了中央政府每年的岁入。

按照分配，中央政府每年可以得到钱九百五十万缗、米一千六百万斛，地方政府可以得到钱二千零五十万缗、米四百万斛。

两税法的实施并没有让民间经济有根本性的好转。由于一系列折算的问题，加上地方层面的征税失控，农民的税收可能已经达到了初唐的十几倍。但两税法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由此得到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大大加强。

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那么唐德宗距离恢复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梦想，又更近一步了。

但就在这时，情况出现了逆转。过于心急的唐德宗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削藩。

唐德宗本应该等中央政府的财政更加巩固时，再着手对付地方的藩镇势力。

要削藩，必须做好武力准备。而政府要发动战争，必须给人民留下足够的休养生息时间，也必须等大家都适应了新的税收体制，让粮食和金钱塞满仓库。在曹魏和西晋决定南征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粮食储备问题。但在唐德宗时代，事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皇帝的控制。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两税法实施的第二年，成德（位于今河北和山东境内）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在河北一带，一共有四大节度使拥兵自重，都是“安史之乱”时期投降中央的叛乱将领，也是中央政府的大患，他们掌管的藩镇是成德、魏博、淄青和卢龙。德宗如果要削藩，首先就要对这四家下手。

按照代宗时期留下的惯例，对于这些地位显赫的节度使必须给予安抚，默认他们的世袭权力，当老节度使死去后，朝廷就任命他指定的接班人（一般是儿子）来担任新节度使。

但这一次，德宗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拒绝任命。

德宗的拒绝迫使成德与附近的魏博、淄青联合起来，向朝廷宣战，参加叛乱的还有远处的山南东道，一共四镇。

为了对付四镇叛乱，唐德宗动用的武力除了朝廷控制的神策军，还包括周边数个藩镇的军队。神策军需要军费，而藩镇武装等着补贴，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得花钱，这就变成了一场财政的消耗战。

然而，掌管财政支出的度支杜佑却给出了悲观的估计，认为当时朝廷的财政储备只够几个月的军费。

如果德宗能够等几年，等朝廷的府库更加充足，也许削藩的过程将更加顺利。可现在，一旦缺乏军费，皇帝必须重开敛财的门路。

杜佑认为，为了再多支撑半年，必须向长安的商人借五百万缗钱。于是朝廷命令户部侍郎赵赞筹措借钱，虽然约定战后归还借款，可是没有人相信。在朝廷官吏的巨大压力下，有的人受不了压榨而自杀。但就算这样，整个长安也只凑了八十万缗，距离目标数额还差很多。

为了继续搜刮，唐德宗开征货柜税以及粮食贸易税，最高税率达到四分之一，整个长安抗税罢市。市民们出动守住路口，拦住宰相哭诉。可政府仍然征收了二百万缗。

当首都宣布征税时，地方也行动了。最先加税的是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加税的幅度是百分之二十，德宗下诏全国推广。

除了直接从市场上抢钱之外，德宗又打起了常平仓的主意。常平仓就是官府调节粮价的仓库，丰年时低价收购粮食，歉年时加一点价平仓卖出，相当于赈济百姓。但这类的平准制度看上去很美好，实行起来却总是出现大量的粮耗子把常平仓偷盗一空，而最大的粮耗子不是别人，正是皇帝和政府。

在德宗之前，全国的常平仓已经被政府偷空过几次，到了德宗时要征收一些特别税来重建常平仓。现在由于打仗缺钱，正好把里面的粮食拿走吃掉。

再后来，赵赞又想出了新办法：除陌钱和间架税。除陌钱的税率，以前是每发生一千钱的交易额，就缴二十钱的税，而现在增加到了五十钱。所谓间架税，就是住屋税，官员挨家挨户去数房间，每个房间都要交税，上等间两千钱，中等间一千钱，下等间五百钱，隐匿一间打六十杖。

唐代的城市里有许多破落户，祖上发达时购买过许多房子，家境衰落后，所有的动产和现金已经没有了，但房子还在。政府征收间架税时，这些破落户首当其冲，成了受害者，他们其实已经很穷，但因为住屋众多，成了缴税大户。许多人为了完税被逼得自杀。

在社会被财税压垮的同时，皇帝的削藩过程却一波三折，越拖越长。

最初，皇帝的部队占了先机，几乎降服了叛乱的藩镇。然而皇帝错估了形势，没有及时收手。他没有意识到财政的脆弱，一旦和平无法维持，不仅社会受不了，中央也无处再征收更多的钱了。

皇帝的强硬让本来与中央政府联合的幽州节度使朱滔也担心了，他害怕皇帝胜利后会对付自己。于是幽州反转矛头，加入了叛乱的一方。幽州是东北方最强大的藩镇，它的转变不仅改变了实力对比，还让唐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

更使形势雪上加霜的是淮西藩镇。淮西地处运河要道，是中央政府获得南方粮食的枢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曾经帮助中央政府打败了反叛的襄阳，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这时终于也参加了叛乱。淮西的叛变让中央政府的江南粮食供应彻底中断。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围攻襄阳，唐德宗的兵马还在北方，只好命令泾原节度使率兵前去救援。由于中央政府已经没有钱进行补贴，泾原士兵发生了叛乱，攻克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

直到公元786年，整个叛乱才归于平静。

在战争中，除了皇帝感到精疲力竭之外，各个藩镇也已经力不从心了。

当叛乱的藩镇离开了自己的地盘时，突然也发现财政问题难以解决。在自己的地盘上，筹措粮食都是现成的，可一旦进军长安，就等于是实行远距离打击，后勤工作必须跟上，否则就会进入衰退期，直至被消灭。

中央政府无法消灭藩镇，而藩镇也无法消灭中央政府。两者是一种共存关系，剩下的只是如何认清形势，寻找一个平衡点。

当唐德宗认清形势，递出了赦免的橄榄枝时，藩镇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也发现要么接受这个台阶，要么慢慢地消耗直至灭亡。两相妥协，局势再次恢复了平静。只是，这次战争的代价实在太大。叛乱后中原遍地士兵，养兵费用失控，大量的人口逃籍，户口减少了三分之二，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

随着户口的减少，两税法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这个税法的成立，需要足够数量的人数来支撑。由于帝国征收的总税额是不变的，如果一个人逃走了，那么他的税额要由其他人平均承担。全国户口少掉三分之二，意味着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税负要增加三倍。

税负的加重让更多的人逃亡，而逃亡的人越多，剩下的人税负就更加沉重。这个恶性循环抑制着经济的发展。

关于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一清二楚。这些事也曾作为议题被多次讨论，但都因为财政的原因被束之高阁。

政府讲道理时只在它缺乏税收时，而讲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