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继位。

此时的大唐帝国已经变成了一具陌生的躯体。这个躯体曾经属于一个中央皇朝，而现在则四分五裂，缺乏统一的指挥。

“安史之乱”前，（藩镇）节度使只存在于边境地区，是为防范外族入侵而设的。但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皇帝为了防止叛军占领更多的地盘，在内地也创建藩镇，授予节度使军政全权。

内地的节度使最多时接近五十个，每个节度使都是一个不受节制的土皇帝。

“安史之乱”前，唐代的地方行政结构是这样的：地方分成州、县两个级别，州有刺史，县有县令，他们是负责地方行政工作的主要官员。而州县的下属官员主要由中央政府任命（在汉代是由郡县长官任命下属官吏，这是唐代和汉代的区别，也向进一步集权迈出了一步），以防止州县长官拥有过大的权力。

后来，政府又设立了十到十五个道，每个道设置一个观察使，但这个观察使并非行政官员，也不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而是监视州县官员有没有违法乱纪。

政府在各地还有一定的驻军，归都督府管辖（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都督府可以协调周围的州县资源，但不得干涉地方事务。

而藩镇节度使就相当于兼有观察使的监察职能、都督府的军事职能，同时还有管辖几个州的行政权。有的节度使还拥有任命下属州县官吏的权力。当军事、行政和监察权都集中于一人，这个人还拥有任命官吏的权力时，他就等同于一个小规模的皇帝了。

这些藩镇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各有不同。东北地区（今河北、北京一带）的几个藩镇的节度使都曾经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将领，唐军将领仆固怀恩在扑灭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允许他们投降朝廷。但事后，给他们保留了节度使的职务。

这几个节度使由此获得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政大权，几乎完全独立于朝廷，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江南地区的藩镇节度使则更加拥护中央，但前提是：中央必须默许他们有很大的财政自由度，可以截留大笔税收。

另外，各个藩镇招募了大量的军队，军费开支成为藩镇和中央政府财政的重头戏。

唐代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是：从西北的甘肃，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再到河南南部，结束于江南、岭南一带，呈一个长条形。而河北、山东、北京的大片地区，以及淮西地区则游离于中央之外，甚至形成了节度使的世袭制。

这种结构对中央政府最大的打击在于财政方面。虽然皇帝规定了更加高昂的税额，但这些税大都到不了中央政府的手中。当时的税收一部分需要留在州政府，也就是州刺史收税后，提留下来用于本州的行政花费；一部分则交给节度使，供他养兵之用；最后一部分才上缴中央。经过层层盘剥之后，中央政府所能利用的资金就很有限了。

除了经费不足之外，中央政府手中的军队也不足，除了有一支比较精良的神策军之外，其余的部队几乎都不能打仗。如果有征伐，必须依靠其他藩镇贡献军队。如果中央政府徵调了藩镇的军队，还必须提供军事补贴（出界粮），每个士兵的花费相当于平常的三倍，代价高昂。

为了节省财政，皇帝甚至连好衣服都舍不得穿，一件衣服要洗染好几次。即便如此，皇帝的财政收入仍然无法满足一次大规模的军事需要。

总结起来，唐代宗留给儿子的财政遗产是：

第一，管理财政的官僚系统出现了更迭。以前的财政机构主要归属于户部，而现在户部已经靠边站了，整个中央财政控制在两个名称古怪的使职手中。东都洛阳以及整个帝国的东南部地区归转运使管辖，而西京长安以及整个帝国的西部地区由度支使掌管。担任这两个使职的就是刘晏和第五琦。两个人通过发现任何赚钱的机会，帮助中央政府创造收入。

而财政系统中，唐初的租庸调税已经萎缩，战争中形成的盐业、酒业专卖正在扩大，加上唐代宗逐渐摸索的地税和户税，构成了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

第二，中央政府虽然收不到钱，但人民缴的税并不低。由于藩镇割据，加上地方的州县吏治恶化，这些机构截留了太多的税收，民间被压榨得很厉害，但中央政府并不了解民间经济的苦楚。

第三，藩镇虽然不愿将正规的税收交给中央，却又乐意为中央政府提供额外的“上贡”。这就像老板不愿意给职工涨薪水，却喜欢时不时发奖金一样。各种名目的月供、年供源源不断地送往长安。“上贡”对于藩镇是有好处的，因为每上一笔贡，藩镇都会以此为借口向民间进行一次额外的摊派，多一个名目收钱，最终民间要承受几倍的代价。

虽然皇帝知道财政走到这一步，既无法维持，也代价庞大，却又因为离不了地方的贡品，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不知道。

通过这种弊病丛生的税收系统，在代宗离世时，中央政府达到了暂时的税收平衡。但是，每个人都清楚，这种状况不会维持长久，势必改变，不是向好，就是向坏。

公元780年，新皇帝登基时，大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他的祖父肃宗保住了唐王朝的国祚，而父亲代宗则完成了平叛，并初步恢复了稳定，到了德宗，会将这种趋势继续下去，贯彻中央集权，达到永久的平衡，恢复大唐的稳定和繁荣。

但是，德宗皇帝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