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财政密码——疯狂地卖爵，乱套的货币

当战争这枚多米诺骨牌倒下时，汉武帝就已经失去了退路。为了应付巨额的开支，汉武帝启动了他的特别筹款之法。

对于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大一统王朝而言，这两项的常规税收是有限的。在汉初，帝国主要依靠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两种税收。土地税的税率是三十分之一，土地的规模是固定的，所以土地税的总额也可以计算出来。人头税（成年人称为算赋，一年一百二十钱，未成年人称为口赋，一年二十钱）针对人口征收，也可以相应计算。两项收入相加，折算成钱，一年大约在四十亿钱。

一旦战争出现，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不能迅速增加，税率也不能大幅度提高，而人力被从农业抽调进入军队，生产力还会受到影响。综合起来，税收不仅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

武帝之前的汉代政府是一个消极型政府，除了收税和最基本的养官、司法、行政和一定的公共工程之外，不负责与具体经济有关的职责。政府由于过于简洁，在税收上更显无力。所以，一旦政府开支膨胀，常规渠道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资金的需要。

在汉匈关系还没有完全恶化时，汉武帝就已经考虑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战争需求。但由于商业税的征收需要创建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在这套班子没创建起来之前，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而当前税收的额度也满足不了政府的战争需求。

汉武帝也尝试过出卖爵位甚至官位，但汉代卖爵的鼻祖并不是武帝。文帝时期的汉代虽然与匈奴维持着和平，但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却创建了防御阵地。为了保住阵地，需要向边关输送粮食，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沿用了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度：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合六户人家一年的产量），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不过，汉初的功爵位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爵位制度来自于秦国的商鞅变法。为了鼓励百姓征战，秦国法令规定，对享有战功的人封爵，相当于荣誉称号，一共设有二十个等级。在汉初，拥有高等爵位的人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不需要再出人头税和服役了，但是仍然需要缴纳土地税。

景帝时期，上郡以西遭遇灾荒时，也曾有短暂的卖爵令，罪行较轻的犯人还可以交粮食抵罪。

武帝时，为了大规模卖爵，政府模仿秦代的爵级制度，另起炉灶，共设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武功爵的售价是十七万钱。公元前123年的一次战役之后，政府的一次卖爵收入就高达三十余万斤黄金。

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轻罪可以减免，重罪可以减轻惩罚。另外，武功爵的拥有者还可以担任吏。在古代，官和吏是分开的，吏的地位比官低，不让武功爵当官而只让当吏，也算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保护。但是，到了最需要钱的时候，皇帝将这个隔离层也去掉了，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

武功爵出台后，西汉政府虽然暂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从长期来看，是丧失了帝国的常规税收。而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这是杀鸡取卵的办法。

当卖爵还是不能带来足够的财政收入时，汉武帝将目光瞄准了另一端：货币。

在武帝之前，汉代的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推出的四铢钱，钱币六枚重一两，它的面值和所含铜的价值相近。汉政府甚至允许民间铸造货币，只要铸币达到政府规定的规格，都可以进入市场流通。

汉武帝采纳了酷吏张汤的意见，依靠政权的力量创造了两种新型的货币：皮币和白金。这两种货币的面值与真实价值严重不符，皇帝借助它们从民间抽取了大量的“铸币税”。

所谓皮币，基本材料就是一块白鹿皮，一方尺的白鹿皮饰上紫色的花纹，可以充当四十万钱，也就是四十斤黄金。

由于兑换率不合理，近乎明目张胆的抢劫，市场拒绝接纳皮币。要推行皮币，必须依靠政权的强制性力量。依照汉代的礼仪，诸侯朝觐、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汉武帝就看上了这块市场，他规定诸侯在贡献玉璧的场合，都必须用皮币作垫子，衬在玉璧下面。一个玉璧有时只值几千钱，而它的垫子却要四十万钱，等于让诸侯花大价钱购买一块不值钱的皮子。

如果说皮币是为了搜刮诸侯的钱，那么白金则是为了直接从民间搜钱。所谓白金是银锡合金。汉代的法定货币是黄金和铜币，银并不属于法定货币。皇帝决定把它利用起来。

汉武帝制作的白金货币有三种：一种重八两，圆形，上面有龙形图案，叫作白选，一枚价值三千钱；另一种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马的图案，价值五百钱；第三种更小，椭圆形，龟形图案，价值三百钱。

由于民间本来不使用银和锡做货币，加上白金的价格被严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三分之二，出现了巨大的暴利空间。

民间社会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这类货币，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偷铸钱币、使用假币的行列。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一方面，政府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官僚阶层也因此变得更加庞大。这件事导致日后政府深度介入金融业，将整个金融业收归国有。另一方面，政府的法律机器也开动了。按照法律规定，那些偷铸货币的人会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这个行业可以牟取暴利，在严刑重法之下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当所有的人都参与犯罪，法律就好像是概率决定的射击游戏，谁被打中了谁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打中的继续犯罪。但是，没有被打中的总是大多数。

对于白金持有异议的官员也遭到了排挤甚至杀害。历史上有名的“腹诽之罪”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这位倒霉的官员是掌管财政的大司农，名叫颜异。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创造皮币时，派人征求颜异的看法，主管财政的颜异表示不赞同，说道：“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几千钱，而现在规定玉璧必须垫上皮币，这个皮币的价值却值四十万钱，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武帝听了不高兴。张汤乘机找人告发颜异，说他有意见不好好提，心怀不满，肚子里瞎嘀咕，犯了腹诽之罪，应当将其处死。

颜异之死向百官指明了方向，他们再也不敢表示哪怕一点点的不赞成。武帝开始变本加厉地用张汤的标准惩罚那些不听话的人。

在官员的推波助澜下，武帝的政策已经被执行到荒谬的程度。在高峰时期，西汉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五个人因偷铸货币而犯死罪。在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偷铸犯被抓，剩下的继续逍遥法外。

五年后，汉武帝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政府不能靠灭绝人民来推行政策。他推行挽救措施，签署赦免令，赦免了几十万偷铸犯的死刑。由于政府保证犯人自首就可以获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万人自首，而没有自首的人至少还有一半。

到最后，白金币终于支撑不下去，被废止了。

这次货币改革不仅没有满足皇帝的胃口，反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如果要解决财政危机，必须从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这时，国家垄断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汉武帝最终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获得无限制的收入，就必须把政府变成一家庞大的企业，这家企业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政府创造利润，政府想要多少，就供应多少。这就是官营垄断之源。这个办法也终于影响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国的经济和财政的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