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制度——关于元朝“东诸侯”的几个考释



一　“东诸侯”中的“王及侯”

元代的“东诸侯”之名应有两指。其一指金末元初兴起在山东河北地区的诸多汉人世侯，他们中以严实最为著名。其二则指被分封在蒙古草原东部的一批诸王和贵族。中间势力最大的，属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后王一支。成吉思汗的其他诸弟合赤温、合撒儿和别里古台的份地都在蒙古草原东侧，与斡赤斤系份地相错。他们无疑也属于东诸侯之列。本文讨论的，是后一种含义的“东诸侯”。这样的用法可见于郝经《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等文献 ^[1] 。姚燧《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则把他们统称为“东诸侯王及侯” ^[2] ，包括斡赤斤系诸王，以及弘吉剌惕、亦乞列思、札剌亦儿、兀鲁和忙兀五部。

被概指为东诸侯的这些蒙古贵族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别是很大的。其中有“可兀惕”，有“古列格惕”，也有一般的万户、千户“那牙惕”。元代蒙语中的可兀惕（k?’üd，k?’ün的复数形式）、古列格惕（küreged，küregen的复数形式），作为普通名词分别译言儿子、女婿，惟当时亦分别用于专指黄金家族的男性直系后裔和黄金家族的门婿。所谓那牙惕（noyad，noyan的复数形式）在元代汉译作“官人”；他们本身既是黄金家族的“哈剌出”（qarachu，元译“下民”），又是为黄金家族成员管领普通哈剌出（“白身人”）的世袭长官。按照在蒙古草原实施分封的最初体例，只有可兀惕才具有被授予份地与份民的资格。东诸侯中属于可兀惕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后裔；弘吉剌惕和亦乞列思世世与黄金家族联姻，属于古列格惕部落；而札剌亦儿、忙兀、兀鲁三部长官的身份都是那牙惕。姚燧对东诸侯的不同身份有很明确的区别意识，因而在上引碑文中将他们分别为“王及侯”两类。这里的“王”是指可兀惕，而弘吉剌惕等五部则被合称为“五诸侯”。可见这些古列格惕和那牙惕的身份都是“侯”。

但是姚燧对“王”与“侯”的界定，与《元史·诸王表》的叙言不太符合。后者明确断言：“元兴，宗室驸马（按即古兀惕和古列格惕），通称诸王” ^[3]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按蒙古旧制本无“王”或“诸王”的概念。凡汗的直系男裔，均以可兀惕一词特指，汉语中用“大王”、“诸王”来对译。元室采纳汉式的封王制度后，先后被赐予印信与名位，或者仅赐印信而无国邑名号的“宗室驸马”，主要是忽必烈一支的后人及其门婿。此种赐封，显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遍及黄金家族的所有男性子孙或其女性后裔的夫婿们。尽管如此，对那些未尝特别赐封的可兀惕，汉语对译词“大王”、“诸王”依然是可以适用的 ^[4] 。但是古列格惕就不同了。

古列格惕在元代汉语中虽然可以用作为专指名词的“国婿”、“驸马”来对译 ^[5] ，惟其所指与古兀惕即大王、诸王完全是两种身份。古列格惕之被通称为诸王，只是元廷采纳汉式封王制度的结果，而且仅只限于那些获得特别赐封的驸马们。少数那牙惕之受封为王，与驸马通称诸王同理。

当蒙古人把他们传统的分封制度推行到被征服的农耕城居地区时，其形态与最初的草地体例相比自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无论是在汉地或者伊朗，当地社会中传统制度文化对于在那里实行的蒙古分封制度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此外，草地体例自身也在变化：即在蒙古本部以外，受封的范围不再限于可兀惕，而扩大到古列格惕和若干战功卓著的那牙惕。正因为这样，在元朝立国中原，先后定赐印之等，颁位号之称，建立汉式的封王制度的过程中，封授王位的对象也逐渐不止于可兀惕。古列格惕受封为王者固然大有其人，东诸侯的亦乞列思部有受封为昌王者，弘吉剌惕部有济宁王、鲁王、宁濮王等；兀鲁和忙兀则都有郡王之封。那牙惕中也有受封为王的例证，如月赤察儿封淇阳王、床兀儿封句容郡王等。

在姚燧记载博罗欢有关乃颜之乱的议论而述及东诸侯往事时，两驸马部似尚无人封王。但他关于东诸侯中“王及侯”的划分，实非仅只适用于两驸马部未曾封王的特殊场合而已。就表述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身份差别的更一般的意义而言，它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元代“国制”（即蒙古旧制）和汉式制度成分相互衔合而形成复式结构的方式不一，殊难一概而论。所谓“受份地而建王爵”的制度 ^[6] ，即对蒙古分封体例与中原王朝传统的封王制度兼纳并容的特殊形式，不过显示出元代对不同制度文化进行整合时所采取的途径之一而已 ^[7] 。

二　札剌亦儿部的漠南游牧地

1212年，成吉思汗大举攻金。至1214年夏，金主南迁。长城以外的漠南地完全被蒙古控制。因此同年夏秋，成吉思汗在调整左手诸王在漠北份地的时候，把札剌亦儿等五部安置到漠南草地。其中弘吉剌惕和亦乞列思的牧地范围，经前人研究已经很清楚了。另外三部中，忙兀部幕地之方望无考；札剌亦儿和兀鲁部先是游牧于日后的上都及其相邻地区 ^[8] ，忽必烈称汗后又被移牧于辽阳。关于二部的营幕地，惟札剌亦儿游牧地的中心尚得知悉。兹讨论如下。

关于札剌亦儿迁牧辽阳以前的幕地，文献留下两条十分珍贵的信息。其一指示出木华黎家族祖茔地所在。延祐四年（1317年），木华黎后人别里哥帖穆尔死在辽阳。“公先茔在兴和，辽阳道远，弗克以昭穆序葬，遂……奉柩葬檀州仁丰乡” ^[9] 。兴和治今河北张北，中统年间从开平（即后来的上都路）辖地划出置府，至元初又升为路。元代后来在这一地区建立行都，称中都，近有昂兀脑儿湖，当日是水草丰美的地段。

另一条史料则指出木华黎国王的大帐所在。1239年，他的孙子速浑察袭位为国王，遂“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 ^[10] 。那么这个阿儿查秃究竟在哪里呢？

查《华夷译语》（蒙古译语）卷上“草木门”，“柏，阿儿察”。是则阿儿查秀（archa-tu），“有柏树”之谓也。蒙语中另有mayilasu一词，也译言柏树 ^[11] 。archa则指柏科植物中杜松、刺柏而言 ^[12] 。据《宣镇图说》，洗马林口东北二十里有“桂柏山”，“土人名怪柏山” ^[13] 。桂柏即桧柏，其中之叶有剌形者，恰与阿儿察之谓刺柏相合。土人以怪柏名之，盖因“桧”字亦可读若“快”音然耳。顾祖禹说，洗马林堡“边外大谎堆、桂栢山，皆部长驻牧” ^[14] 。此桂柏山之所在，应即阿儿查秃之地。该地属兴和路境，紧靠今张家口边墙之外。是证札剌亦儿部的营幕地在上都路西南的兴和路地界，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东面，大约就是兀鲁部牧地。

札剌亦儿部大营之紧挨金边墙，或与木华黎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全面承担经略中原汉地的重任有关。他作为“太师、国王、都行省”，兼有征讨汉地的军事统帅以及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他将大营置于此地，对于兼顾游牧军队的惯常生活以及行使统治汉地的职权，显然是比较便利的。窝阔台汗以后，木华黎家族失去了统治中原的独尊地位；但他的后人仍然世世承袭国王的名位。所以直到迁牧辽阳为止，嗣国王大约总是依旧例置营于阿儿查秃之地。

札剌亦儿等部移往辽阳，当在中统年间 ^[15] 。嗣国王的大帐自然也随之东移。文宗时，木华黎后人朵儿只嗣国王，虞集有《送国王朵而只之辽东》诗描写其幕地的景象。其中有“塞云依碣石，冻雨洒辽东”之句 ^[16] 。此处的“辽东”，乃是等义于辽阳行省的泛指词。札剌亦儿的游牧地，实位于辽西。所以木华黎的玄孙硕德在世祖前期奉召从幕营地入朝值宿，碑传谓“自辽西召入宿卫” ^[17] 。

按明修《辽东志》卷首附“广宁左、中屯卫山川地理图”，锦州城东北有“国王碑”。同书记锦州自然及人文地理，载录“木华黎墓”一条，谓“在广宁左屯卫东北二十里。元翰林学士揭僎斯撰碑。又谓霸突鲁墓，以《一统志》作木华黎墓者误。未知孰是” ^[18] 。这段文字表明：《辽东志》的编者实际上没有见到“揭俱斯撰碑”的原文，而所谓“木华黎墓”，在当时也已无迹可寻。他们所作的只能是将以前志书上的有关文字过录备考而已。“木华黎墓”与“国王碑”极有可能是位于同一地点，因为前者已无法实地取证，所以逐渐发生一事两指之误。至于墓主其人，虽不能完全排除木华黎之孙霸突鲁，但恐怕更可能的还是元代中后期某个嗣国王位的木华黎后人。 ^[19]

虽然“木华黎墓”已难于征信，“国王碑”作为一个地名却一直保留在清代方志中。不过其读音已经讹为“葛王碑”了。清修《锦县志》记城关北乡的屯堡，有称为“葛王碑”的居民点；《锦州府志》记锦县关梁，有“葛王碑桥”，谓在“城北十八里” ^[20] 。这些以讹音形式保留下来的地名，极真切地披露出这里曾经存在过的、但随着岁月流逝已经湮没的遗迹 ^[21] 。国王碑出现在锦州城附近，说明札剌亦儿部东迁以后的营地，一定是在锦州以北大、小凌河所流经的山地。

三　乃颜的世系

斡赤斤后王乃颜，由于在至元后期举兵称叛，被元军击败处死。这一支东道诸王在元朝长期不显，致使乃颜的世系在东、西记载中显得相当混乱。

在韩伯诗对《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进行法文译注，以及伯希和对韩注再加以补注时，他们所能利用的《史集·成吉思汗纪》，还只能是贝勒津的刊本。韩书将贝刊本中载录的乃颜世系与另一部著名的波斯文史籍《贵显世系》所载并行列出，比较如下：

比较参看上引两个世系表，左表中塔察儿明显重出，而右表中则是只不干重出 ^[22] 。删去重出之后，乃颜在两表中均为斡赤斤玄孙。因此，伯希和在他的遗著《马可波罗注》中，为乃颜排定世次如下：

②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巴黎，1973年，页788。

是为目前元史学界所普遍采纳的乃颜世系。不过，它与1950年代出版的俄罗斯学者由汇校诸种波斯文写本而校译出来的《史集·成吉思汗纪》所载世系相比，仍有不同：

在失儿不海之下并附有原注曰：“失儿不海带着数千人逃到海都处去。他在途中走了一年。他所率领的军队到达那里时已不满千人，其余的人在路上走散了。现在他已老了，仍在那边驻牧营地上” ^[23] 。

这个失儿不海（即Shirbekī的异读）同样出现在世系表Ⅰ、Ⅱ之中，加上表Ⅳ中凿凿有辞的附注，此人无疑是存在的。关键是他在世系表中的位置究竟应当怎么排。可幸的是，利用我们现在已能见到的《史集》另外两种波斯文版本，即德黑兰刊本和伊斯坦布尔写本，再与《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比勘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是可以解决的。

德黑兰刊本关于乃颜世系的记载如下。

上表是完全按照刊本原有示意方式过录的。其中塔察儿与乃颜之间的传人缺名；阿术鲁没有被计入塔察儿的直系之内。 ^[24]

再看伊斯坦布尔写本载录的乃颜世系。

②　《史集》伊斯坦布尔本第122面。本文作者使用的是陈得芝教授所示该书复印件。

表Ⅵ与表V的最大不同，是阿术鲁现在被填入塔察儿的直系，去顶替表V中的缺名人；而表V中原为阿术鲁所占据的位置，在表Ⅵ中改属shirbeki，并把他也列为塔察儿的儿子一辈。

比较表V和表Ⅵ，至少可以弄清楚以下四点：第一，表V中的缺名人，显然应当是shirbeki。第二，若将表Ⅰ、Ⅱ删去重出，那么它们与表V、表Ⅵ一样，以斡赤斤为乃颜四世祖。可见这一点在《史集》各种写本及《贵显世系》中都是一致的。第三，这样看来，能够排入从乃颜上溯到斡赤斤之间的直系祖先的人，除去无可置疑的塔察儿和只不干二者外，就不可能再有阿术鲁和shirbeki两个人，而只能包括他们其中之一。第四，表Ⅵ将阿术鲁列为塔察儿之子、乃颜之父；在表V中，阿术鲁未被列入塔察儿直系后人，而该表所空缺的乃颜之父的位置则颇可以推定属于shirbeki。

拉施都丁书的不同抄本关于乃颜世系的相异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它们分别把乃颜列为阿术鲁或者shirbeki（亦即失儿不海）的儿子。其二则是对阿术鲁究竟是否属于塔察儿直系问题的不同答案。表Ⅵ把塔察儿、阿术鲁、乃颜列为祖孙三代，但表V非但用shirbeki顶替了表Ⅵ中阿术鲁的位置，而且根本就没有把阿术鲁划人塔察儿直系后裔。所以，如果我们有其他来源的材料能为阿术鲁是否塔察儿直系的问题提供旁证，那它也许就可能有助于解开乃颜生父究竟是谁的谜。

在这个问题上，《元史·宗室世系表》为我们提供了一项可以说是带决定意义的消息，虽然该表对于乃颜只字未提：

据此，阿术鲁非但不是塔察儿直系，而且实际上与塔察儿是平辈。在这一点上，德黑兰刊本似与《元史·宗室世系表》最为接近。排除阿术鲁为乃颜之父的可能性后，乃颜的真实世系也就只能是：斡赤斤——只不干——塔察儿——shirbeki（或失儿不海）——乃颜。这就是本文的结论。由是反观表Ⅳ，则俄译者所据汇校本，似乎是误将shirbeki与阿术鲁作为上、下两代一同列入塔察儿的后嗣，使乃颜成为斡赤斤的五世孙，遂与其他诸书俱不一致。

shirbeki和乃颜父子因为反元失败，一个逃亡，一个被杀。塔察儿国王的这一支后裔，遂失载于《元史·宗室世系表》。如果没有穆斯林史籍中所保留的珍贵记录，乃颜世系也许就会永远再难为我们所确知。

四　乃颜之乱史事补证

关于元廷平定乃颜之乱的战事，文献记载零碎而缺少连贯，过去已有不少考订。近日重读王恽的五言古诗《东征诗》 ^[25] ，发现它的写实性质极强，在很多方面可用以补证这段史事。

现在看来，忽必烈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五月亲征时，其军队主力是分两道北进的。忽必烈自率博罗欢的五部军和李庭所部汉军，以玉哇失统率的阿速军为前锋，由上都取道应昌北行。王恽诗曰：“寅年夏五月，海甸观其兵。凭轼望两际，其势非不勍”。海甸观兵，无疑是指忽必烈驻跸应昌时在答儿海子一带阅兵之事。该军在撒儿都鲁与乃颜部塔不台、金家奴所勒六万人相遭遇。时元军因久雨乏食，士气不高。忽必烈企图以大汗气势逼降叛军，遂乘象舆亲自麾军出战，却被叛军用乱矢射退。元军不得已而结阵不出，至夜深用火炮突袭敌阵，才将塔不台军击溃 ^[26] 。紧接着前引诗句，王恽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撒儿都鲁之役的经过。他写道：“横空云作阵，裹抱如长城。嚣纷任使前，万矢飞搀枪。我师静而俟，衔枚听鼙声。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须短兵接，天地为震惊。前徒即倒戈，溃败如山崩”。元军起初受挫于塔不台的乱矢，在诗中用“衔枚”、“静俟”之类语词含混过去。除此而外，甚至在诸多细节描写上，这几句诗都写得十分真实可信。

“躬行天讨”的另一路军由玉昔帖木儿统领，他受元世祖之命总戎先行 ^[27] 。在撒儿都鲁之战后，他才与世祖所在的部队会合 ^[28] 。王恽在记述撒儿都鲁之役后接着写道：“臣牢最忾敌，奋击不留行。卯乌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长驱抵牙帐，巢穴已自倾。”这段叙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先说它提到的卯乌都之战。玉昔帖木儿的碑传中只有“僵尸复野”的笼统记载，证之以《东征诗》，我们才了解其所指无疑即卯乌嗢都这场血战。

“卯乌嗢都”即“卯温都儿”，都是蒙语ma'u ündür的音译，意谓“恶的高山”。这在早期蒙古史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贝勒津推测它位于今哈勒欣河与诺木尔根河近旁 ^[29] 。其方望与《元史·玉哇失传》内言及元军击溃乃颜十万主力军的不里古都伯塔哈（译言有鹰的山）几乎完全相同。则这两种史文所述，应是同一场战役。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卯嗢都儿或是异名同地，或是相离不远的两处山岭，因而被分别用于命名同一处战场。

假如以上勘同成立，那么王恽所说元军先与乃颜决战、再“长驱”捣毁其“巢穴”的描述就不大准确了。诗里所谓“牙帐”、“巢穴”，毫无问题是指位于大兴安岭西侧哈勒欣河流域斡赤斤份地内的“失剌斡儿朵”，它在当时由乃颜继承 ^[30] 。

关于乃颜之乱的结局，《东征诗》所记，有三点颇值得加以注意。诗云：“彼狡不自缚，鼠窜逃余生。太傅方穷追，适与叛卒迎。选锋不信宿，逆颈縻长缨。死弃木脔河，其妻同一泓。”据此我们知道：第一，乃颜是与他的妻子一起被处死的，而且死后被扔进河里。第二，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忽必烈不愿面见被擒获的乃颜，遂命令将他立即处死。如果乃颜是在被擒拿处就地处死的，那么他死后被丢进的“木脔河”，或许就是《元史·玉哇失传》提到的擒获乃颜的“失列门林”之地。因而“木脔”和“门林”就应该被视作同一蒙古语辞müren（译言“河”）的异译形式，尽管用当时尚以-m收声的侵母字“林”来写-ren的音节是不太准确的。至于失列门林（或曰木脔河）的具体地望，学者中有人以为就是潢河（今西拉木伦河）。惟今绰尔河上游有一条支流，康熙《皇舆全览图》注记为sele bira，乾隆《内府舆图》译作“色勒必拉” ^[31] 。满语bira译言河。是该河之名读为蒙语当即sele müren，似亦可用“失列门林”写其音。玉昔帖木儿俘获乃颜的失列门林，应当就是这条色勒必拉。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诗歌交待了元廷对乃颜之乱的善后措置：“彼狡何所惜，重念先王贞，择彼顺祝者，其归顺吾氓。万落胁罔治，无畏来尔宁。”忽必烈没有完全取缔斡赤斤的兀鲁思，而是“择彼顺祝者”，另封兀鲁思汗。这个“顺祝者”，就是乃颜的伯父、塔察儿长子乃蛮带。他大概没有参与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平定乃颜余党哈丹秃鲁干的行动。作为斡赤斤后王，他在武宗时被授予寿王名位。继承乃蛮带为斡赤斤兀鲁思汗者，是乃颜之子脱脱。延祐三年（1316年），脱脱受封为辽王 ^[32] 。乃蛮带的寿王之印，或许仍由他本人的直系子孙所袭受。《元史·文宗纪》有“寿王脱里出”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告饥的记载，事在至顺二年（1331年）。这个脱里出被《元史·宗室世系表》列为斡赤斤之子，即乃蛮带从祖。如宗室世系表所记不误，则即使脱里赤生于斡赤斤被处死前后，他到至顺二年也应八十多岁了。毋宁认为，脱里赤的世次，大概是被宗室世系表编者弄错了。

咏史之诗，绝大多数都是虚写的，颇难一一质实。但是王恽的《东征诗》却多以史实为据。就以诗证史的角度而言，这真是一篇难得珍贵的作品。

五　“按赤台”的蒙古原名

成吉思汗的同母次弟合赤温早死。他的宗支，长期由其子阿勒赤台掌管。所以成吉思汗对左手诸王分授份民份地时，合赤温系的份子由阿勒赤台出面领受。

阿勒赤台在汉文史料中也写作按只、按只带等。《南村辍耕录》卷一“大元宗室世系”条又作“按只吉歹”，《元史·宗室世系表》同。其中“吉”宇，系元代衍误 ^[33] 。按只一名，又可以是额勒只吉歹这个人名的异读。《黑鞑事略》里的“按只”，有的是指阿勒赤台，也有的是指额勒只吉歹。王国维在该书校注中已有辩说。

韩伯诗在《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里，把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原名拟构为前元音字elchitei。他解释这个字的来源说，该词的第二音节（-chi-）当是一个长音，即-chī-；而-chī-又是从最初的-chigi-经由-chi'i-变化而来的。按照这种意见，阿勒赤台的蒙古语原名就成了elchitei＜elchigitei。而elchigitei的汉字音译又作额勒只吉歹（或宴只吉歹）。据此，则阿勒赤台与额勒只吉歹乃成为同名异读。

对于韩伯诗的上述见解，伯希和在补注里写道，“按只”一类译写形式，事实上可能在两个不同的蒙古人名eljigidei和alchitai之间引起了混淆。前者来源于弘吉剌惕分部的名称elji-gin，而后者则源自塔塔儿的分支部名alchin。不过伯希和仍然没有明确地表示合赤温之子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形式究竟为何 ^[34] 。

按《元朝秘史》的汉字音写体例，“阿”字在大多数场合下用以转写后元音a。阿勒赤台应该是一个后元音的字。保留在《黄金史》里的秘史蒙文段落，更直接证实阿勒赤台蒙文作alchitai，确是后元音字。因此后来诸家在复元蒙古语秘史，或在秘史的各种译本中转写阿勒赤台一名时，多把它当作后元音字alchitai来处理。额勒只吉歹则完全是蒙语前元音字eljigidei的转写。eljigin译言“驴”。由于韩伯诗所述的喉音弱化规律，eljigidei很容易被读作eljidei。在用汉语转写时，它与阿勒赤台都可以采用“按只”形式。

所以，元代文献称“按只”或“按赤台”者，不但有一般意义上同名异人的情况，而且还有蒙古语人名本来完全不同、转写为汉字音译却变成同名的情况。

［本文原载《祝贺杨志玫教授八十寿辰中国史论集》，天津，1994年。收入本集时有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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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陵川集》卷38，《清河集》卷5。

(2) ?见《国朝文类》卷59。是为《元史》卷121《博罗欢传》的史源。

(3) ?《元史》卷108，《诸王表》。关于《元史·诸王表》，韩伯诗有颇为详瞻的译注补证，很值得参考。惟元制又有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郡伯、县子、县男等八等爵位，用于五品以上文官死后封赠，郡王和国公两等有时亦用于封拜在世文臣。韩书将属于封赠之制的“王”补入诸王表中，反而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和疑惑，不能不说是该书体例上的一个失误。参见《元史》卷91，《百官志》七。

(4) ?参阅李则芬：《元史新讲》，台北中华书局，1997年，第4册，页301。

(5) ?“国婿”之称见前引《廉希宪神道碑》。元刻《事林广纪》续集卷8，“蒙古译语·君臣门”：“库鲁干”（即küregen的别译）译言“驸马”。

(6) ?语见虞集：《月鲁哥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16。

(7) ?关于元朝诸王的王爵印章之制，李治安在其近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1992年）中已辟出专章，进行了很全面的讨论，提出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本文仅就李著所未曾涉及的一个细枝末节的方面，再做一些补充性的阐发而已。

(8) ?《元史》卷58，《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儿部、兀鲁郡王营幕地”。

(9) ?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5。

(10) ?《元史》卷119，《速浑察传》。

(11) ?《五体清文鉴》，北京，1957年，页4020。

(12) ?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重印本，页161。archa进入古代突厥语，它的意思也是杜松树。惟近代维吾尔语archa译言“松树”，柏树则作aqarcha。参见克劳逊；《13世纪前的突厥语辞源学辞典》，牛津，1972年，页200；《五体清文鉴》，页4018、4020。

(13) ?《口北三厅志》卷2，“山川”引。

(14)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8，“万全右卫·洗马林堡”。

(15) ?据危素说，元廷以札刺亦儿等列镇辽阳，“以为藩屏”，是在世祖“建都开平、大兴（指金大兴府，即元大都）”前后。见《送札剌尔国王诗序》，《危太朴集》续集卷1。

(16) ?见《道园学古录》卷2。

(17) ?见黄溍前引碑文。

(18) ?《辽东志》卷1，“地理·陵墓”。

(19) ?霸突鲁死于中统二年（1261年）。据前引黄溍碑文，直到迁牧半个多世纪之后，木华黎后人仍有死后序葬于兴和祖茔的习惯。是知将霸突鲁葬在新近移牧地区的可能性并不大。

(20) ?《锦县志》卷2，“建置志·屯堡”；《锦州府志》卷4，“建置志二·关梁”。

(21) ?十多年前，故贾敬颜教授曾向本文作者提及辽东方志中的“葛王碑”系“国王碑”之讹的问题。他似乎没有将这个意见正式发表出来。今依贾先生指示复按原书，加以揭发，并附识于兹，藉以表示对前辈的缅怀。

(22) ?韩伯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莱顿，1945年，页39—40。

(23) ?余大钧、周建奇汉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北京，1983年，页76后附表。

(24) ?《史集》卡里弥博士波斯文刊本，德黑兰，1959年，页217。

(25) ?见《秋涧集》卷5。下文凡引用此诗不复出注。

(26) ?参见《元史》卷14，《世祖本纪》十一；卷162，《李庭传》；卷121，《博罗欢传》；卷132，《玉哇失传》。撒儿都鲁之战时，李庭曾“调阿速军继进”。是知玉哇失为忽必烈一军前锋。关于元世祖驻跸应昌，撒儿都鲁的地望乃至他在撒儿都鲁御象督战等事，以及元军击溃乃颜的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理方望等问题，我已在《乃颜之乱杂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7）中予以讨论，此处不再重复。

(27) ?《元史》卷119，《玉昔帖木儿传》。

(28) ?《元史》卷121《博罗欢传》叙述传主在忽必烈军中参与撒儿都鲁之战时谓：“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之，斩其驸马忽伦。适太师月鲁那颜（按指玉昔帖未儿）大军来会，遂平乃颜，擒塔不带”。检阅此传史源，姚燧《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4）则曰：“二日身中三矢，擒塔布岱、斩和伦辈。后与伊罗勒（按指月鲁那颜，即玉昔帖木儿）合力，始诛之（按此指诛乃颜）”。关于塔不带之擒在玉昔帖木儿与世祖会师之前或之后，这两段史文所述不同。据元明善《伯颜碑》（《元文类》卷24），塔不带与金刚奴都曾参与撒儿都鲁之战。惟据黄溍《也速 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24），两人被“戡定”，在乃颜败亡之后。故知《元史·博罗欢传》所言是。姚燧碑文中“擒塔布岱”一语，应改为“败塔布岱”方是。然则世祖与玉昔帖木儿两军相会，实后于撒儿都鲁之役；其地或即在乃颜大帐失剌斡儿朵也。

(29) ?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日文译注》卷2，东京，1976年，页131。

(30) ?斡赤斤大营盘所在，据陈得芝老师考订，应在今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之东的辉河（元名回引河）畔，当从之。参见《中国地理学家评传》（河南，1991年）一书内，陈著“丘处机”篇。

(31) ?见康图2排2号；乾图7排东1。

(32) ?据本文第三节引录乃颜世谱可知，他有一个儿子名Togto'a。受封为辽王者，无疑就是此人。

(33) ?见《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校勘记14。

(34) ?韩伯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页29—30。按，在1954年出版的《元史·诸王表译注》里，韩伯诗已用alchitai来转写阿勒赤台一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