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东晋文化

在东晋一朝的文化发展中，宗教的发展演变格外引人注目。

东晋时，玄风依然很盛，王导、谢安等人既是一代名相，也是玄谈名士。但西晋的乱亡和司马氏的渡江，又使东晋不少士人对清谈放达的魏晋玄风特别愤恨，玄学已走上盛极而衰之路，出现了儒玄结合和佛玄合流的趋势，特别是佛玄合流，表现得更为突出。

本来，玄学并不是宗教，而是一种哲学思潮。玄学家不信鬼神，不崇拜权威，追求顺乎自然的精神境界和适情任性的生活方式。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尊奉佛祖释迦牟尼，将希望寄托于来世。两者间泾渭分明，各成系统。但在事实上，东晋有许多名士却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与玄学在相互靠拢。这因为玄学与佛教尽管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佛教讲“空无”，玄学讲“虚无”，在同一个“无”字上可以相互牵引比附，这就使玄佛二家有了契合的可能。玄学发展到东晋已达顶峰，别无新义可述，而佛学却以印度特有的思辨哲学，可以补充和丰富玄学的内容。此外，佛教在传入中原以后，为了减少乃至消除中原士大夫的排异心理，以士大夫盛行的玄学比附佛学，即所谓“格义”。于是，名僧与名士互相靠拢、互相结合，对促进东晋的佛玄合流起了重大作用。

佛玄合流使佛教羽翼渐丰，于是便开始摆脱玄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东晋皇权衰微，门阀世族轮番执政，矛盾尖锐，时局动荡，士大夫们忧虑恐惧，渴望解脱。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彼岸说等等教义满足了极需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解脱的人们的需要。加上西域僧人的频繁东来和中原取经者的西行，佛经更多的传入，加速了佛教的传播。东晋佛教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慧远、法显等高僧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和阐释，特别是慧远对佛教教义的改造，更加速了佛教的传播。慧远将佛教分为处俗弘教和出家修道，相对地解决了尊亲忠孝与事佛修道的矛盾，缓和了儒佛华夷之间的矛盾，为佛教在中国传播扫除了障碍。

佛教经过改造而向儒学靠拢，改变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东晋诸帝，如元帝、明帝、哀帝等，都信奉佛教。明帝崇佛，在当太子时，手画如来之容，口味三昧之旨。东晋一朝，先后共建立寺庙一千七百六十八座，僧尼有二万四千人。佛教的发展也曾引起东晋一些官吏的忧虑，庾冰、桓玄等大臣都曾主张沙门应该礼敬帝王，要求沙门向帝王行臣服之礼。但这些建议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现。

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东晋也有了新的发展。由古老的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谶纬迷信及黄老学说等思想杂糅而成的早期道教（太平道），由于被张角利用发动了黄巾起义，在曹魏时期遭到禁绝。但川陕一带的天师道（五斗米道）仍在民间流行，其势力迅速扩展至大江南北，依然成为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西晋末年李特、李流领导的流民起义，就与天师道有着密切关系。

进入东晋，道教徒众内部开始分化，一部分上层道教徒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期得到庇护；又因为政局动荡，统治阶级中的绝望情绪滋长，超脱人世、追求长生者日众，与道教教义相吻合，于是信奉道教的世族高门和士大夫人数骤增。东晋的葛洪、杨羲、葛巢甫等人先后对道教的教义和修炼方法进行了改造，使之更符合统治者的胃口，也使道教内部分化为尖锐对立的官方道教与民间道教。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事时交战双方均为道教信徒，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对立的情况。

东晋时期的文学，诗歌的发展较为突出，与玄学盛行相辅，游仙诗、玄学诗曾一度盛行。以后又兴起田园诗和山水诗。陶渊明更是此时诗歌创作的代表。陶渊明首创了田园诗这一形式新颖、内容朴实的诗体，风格清新自然，感情真切醇厚，技巧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陶渊明不仅作田园诗，又有讽刺愤世的抒情作品，透露了他的激烈的一面。

东晋时代的辞赋则从汉魏、西晋的大赋向抒情小赋的方向发展。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都写得很有特色，人们所熟知的《归去来辞》也是赋体杰作。他的《桃花源记》，则兼有抒情散文与虚构性质的小说的特点。

在小说性质的文体上，东晋也有所发展。志怪书日益繁荣，大抵为神仙故事和传闻逸事，以描写人事为主的短札也不少，前者如干宝所撰的《搜神记》以及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后者有葛洪的《西京杂记》和袁宏《名士传》等，均对以后小说的发展具有影响。

史学在东晋也颇活跃，这一时期，研习历史的史家之众，著作之多，体裁之杂，题材之广，是以往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不少史家不满意于《东观汉记》对东汉历史的记述，纷纷重新撰写东汉历史，较著名的如谢沈的《后汉书》122卷、袁宏的《后汉纪》30卷、袁山松的《后汉书》100卷，或史料翔实，或立论精当，为后来范晔博采众长写成《后汉书》奠定了基础。晋史的修撰也很活跃，西晋就已有人着手进行，东晋以后，著者更多。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晋人撰写的纪传体、编年体晋史有十家，其中撰于东晋的就占了九家，包括东晋初年王隐的《晋书》93卷，虞预的《晋书》44卷，干宝的《晋纪》23卷；东晋中叶以后，则有孙盛的《晋阳秋》32卷，习凿齿的《汉晋春秋》47卷，以及邓粲的《晋纪》11卷、曹嘉之的《晋纪》10卷，等等。

晋人写晋史，继承了司马迁修撰当代史的传统，重视对西晋亡国原因的探讨，敢于直陈己见。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斥责西晋官场“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尖锐地揭露了西晋吏治的腐败不堪，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孙盛的《晋阳秋》则“词直而理正”，秉笔直书桓温的枋头失利，虽然桓温加以威胁，孙盛仍坚决不改，表现了一个史学家的高尚史德。

地方志、人物传、谱牒学等不同形式和题材的史学著作，也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东晋成就最突出的地方志著述，是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此书记述西南地区历史、地理和人物传记，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它保存了不少西南地区社会和人文的珍贵资料，至今仍是研究西南地区史和魏晋史的宝贵资料。

与门阀制度的盛行相联系，谱牒学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在东晋时正式形成。东晋最著名的谱学著作，是贾氏之学。贾氏之学始于东晋的贾弼之，而后由子孙传其业，先后撰有《姓氏簿状》、《姓氏要状》、《姓氏美贤》、《百家谱》等谱学著作，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姓氏来源、世代系统、人物传记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佛教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与佛教相关的历史著作的撰述。东晋名僧法显的《佛国记》一书，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西域和南亚地区三十多国的地理、交通、历史和文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东晋时期，歌舞、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都有新的发展，其中，书法和绘画的成就尤为突出，代表了这一时期艺术的最高水平。

东晋有一大批精通书法的大家，成就最突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广泛吸取汉魏诸家精华，博采李斯、蔡邕、张芝、钟繇等人之长，精研各体书势，兼善隶、草、真、行，尤精隶书，自创真（隶、楷）草结合的“真草”，其成就为古今之冠。他的儿子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其笔法风格又有所创新，擅长狂草，笔势飞动，每一字往往一气呵成，称为“一笔书”。世称羲之为“书圣”，献之为“小圣”，父子合称“二王”。

东晋绘画，最享盛名的为顾恺之，他兼擅人物山水，人物画尤其精妙，留下了不少佳话。可惜他的画作大多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戴逵也是东晋时江南画坛名家。戴逵能鼓琴，工书画，山水画和人物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后人评论他的画“情韵连绵，风趣巧拔”，但他的画均已散佚不传。

东晋时期，南方虽然动乱频仍，但与北方相比，还算相对稳定。同时，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天文学、医学、化学等领域都有不少发明创造。

东晋初年，虞喜著《安天论》，对汉魏时流行的盖天说和浑天说提出质疑，认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体星球布列，各自运行，就像江海有潮汐，万物有行藏一样。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岁差”的概念。所谓“岁差”，是指由于日、月和行星对地球赤道突出部分的摄引，使地球自转轴的方向不断发生微小变化，造成冬至点在恒星间位置逐年西移的数值。前人一直认为每年冬至时太阳所在的位置不变，西汉末年刘歆开始觉察到冬至点位置的变化，但却未能放弃旧说。虞喜则根据历史记录和自己的观察研究，推演计算，提出了每五十年向西移动一度的岁差值。这一结论与现今科学推算的赤道岁差值虽有一定差距，但虞喜作为我国历史上探索并提出岁差的概念和数值的第一人，其精神和成果均是十分可贵的。

葛洪是道教信徒，又是思想家、文学家，还是著名的医药学家。他兼综术数，精通医药学，周游各地，广泛搜集，写成古代验方的汇编——《玉函方》一百卷。同时，他又针对以往的医书既不能完整地介绍各种病状，而且所开药方多为珍贵药剂的缺陷，撰成了《肘后卒急方》（后又称《肘后备急方》），所用药物大多价廉易得，并记述了简易的针灸法，便于实用。这些医方书籍，为历代医家所乐用。

葛洪炼丹数十年，在炼丹中观察到了不少化学反应现象。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中，记述了丹砂经加热而分离出水银的现象；也描述了白铅与黄丹（四氧化三铅）的相互转换；并有关于溶解黄金和人造黄金的记述。炼丹本是道家企求长生之举，但由此却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变化和化学反应的经验知识。与西方的炼丹术促进化学知识一样，葛洪也为科技进步作出了贡献。

除此之外，东晋时期还出现了各种各样模拟人形和动作的“木人”、“偶人”，堪称现代机器人的“始祖”。据孙盛所撰《晋阳秋》的记载，东晋太兴年间，衡阳人区纯曾经制造了一个木室，做了一个木偶的妇人居于其中。人用手叩击木室门户，木偶妇人会开门走出来，向叩门者礼拜，然后回到木室中关闭门户。区纯还制作了指南车和木奴，并且命令木奴舂米。其精巧奇绝，令人叹为观止。只可惜我们已无法了解区纯这位能工巧匠更多的情况。

东晋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当然远不止上述内容。但仅此已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的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