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东晋政治制度

西晋末年，中原丧乱，司马睿渡江南下，在南渡的侨姓世族和江东大族的支持下，建立了偏安江东的东晋政权。从司马氏仍是皇族的意义上说，东晋是西晋的延续。但东晋时司马氏皇权衰弱，无力控制政局，政权内部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尖锐。东晋初建，就存在着侨姓世族与江南大族的矛盾，以后又发生了门阀世族与寒门庶族的冲突，还有门阀世族内部不同家族集团间的斗争。这些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贯穿了东晋王朝的始终。

门阀制度是东晋政治斗争的基本动因。东晋承袭西晋，严格区分世族与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以维护高门贵族特权的等级制度。由于偏安江南，辖地缩小，遂使东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

东晋时期门阀制度的特点有二：一是门阀的地域性与宗法性结合的加强，形成了少数家族垄断政治权力的寡头政治；二是门阀寡头政治间在权力分配上的排他性，即少数门阀家族既排斥一般世族和中小地主的利益，也排斥皇权。东晋一朝因此表现出“主弱臣强”、“政出多门”的现象。

东晋建立伊始，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反映了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琅邪王氏，是与司马氏共同垄断东晋朝政的门阀家族。此后，颍川的庾氏（以庾亮为首）、谯国的桓氏（以桓温为首）和陈郡的谢氏（以谢安为首），又相继轮流登场，成为垄断权力的门阀家族。王、庾、桓、谢这四大家族，在实际上掌握了东晋一代的政治权力。东晋政权既始终在门阀世族的控制下，自然竭力维护和满足门阀世族的利益。

门阀世族继续通过九品中正制来把持和操纵官吏选举，垄断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要职。东晋的官职有清、浊之分，一些地位高、待遇好、优闲而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如秘书省官属、太子东宫的官属都由世族担任，他们大抵从秘书郎、著作郎起家，一般升迁很快，可以直升至吏部尚书、尚书仆射、尚书令、中书监、中书令等职务。而办理实际事务的官职，即低级的浊官，则照例由庶族寒门担任。

除了由中正评定品级，吏部根据门第高低授予相应官职的用人法外，东晋也实行州郡察举秀才和孝廉的制度，规定扬州每年举秀才二人，其他诸州每年举一人，或三年举一人。对于州郡察举的人选，东晋初建立时不实行策试，到京即可授官。但当各项制度逐渐完备以后，晋元帝便下令实行策试，而且规定如有应试不中者，察举的刺史、太守要被免官。严厉的措施吓得秀才、孝廉们不敢应命，纷纷托疾推辞。策试之法在执行中时断时续，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这些被选送赴京的秀才、孝廉大多出身庶族寒门，仕进艰难，世家大族的子弟则无须经过这一途径当官。

此外，东晋一朝曾设置各类学校，也是培养、选拔人才的一条措施。晋元帝太兴初年，议立学校，设置博士，因适逢王敦起兵而未曾实行。成帝咸康三年（337），才设立国子学，征集学生。但到穆帝永和八年（352），又因殷浩兴兵西征，征集的学生全部被遣散回家。至升平元年（357），又一度于秦淮河北的中堂设立过太学。淝水之战以后，孝武帝接受谢石的意见，于太元九年（384）在中堂设立了太学和国子学，选拔公卿二千石的子弟为学生。有司奏请学生规模为一百二十人，其中太学生六十人，国子生六十人。尽管学生均为官宦子弟，但毕竟还是品第不一，因而遭到世家大族的抵制。所以东晋虽然设立太学和国子学，但兴废无常，并未起到多少作用。

东晋的法律，也公开偏袒门阀世族。东晋初年，石头仓的官米被抢劫、偷盗，损失一百万斛，经查，均系豪门大族所为，朝廷却只处死了管仓库的小吏来敷衍塞责，致使当时出现了“廷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歌谣。江南的万顷江湖尽被世家大族霸占，小民百姓无缘前去捕鱼，违者不仅渔具被抢夺，而且还要抓人，交纳赎金后才获释。东晋政府对此却丝毫不加干涉。显然，“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便是东晋政法上的基本方针。

东晋一朝，以扬州和荆州的地位最为重要。扬州是京畿所在，为立国的根本，也是国家赋役的主要依靠；荆州位居上游，驻有重兵，防卫北方少数族南下。从东晋初年的王敦开始，镇守长江上游的将领多为出身门阀世族的权臣。把持东晋朝政的王、庾、桓、谢四大家族，除谢氏没有直接控制荆州之外，其余三家都曾先后控制长江上游。这一格局，既曾使当权的门阀世族分据内外，相抗相维，使东晋一朝长江上下游势力对峙的局面长期因循；也造成了手握重兵的上游将领如王敦、桓温、桓玄之流威逼建康的结果。

永嘉以后，北方的世家大族大批南下，他们虽然离乡背土，仍然互相标榜门阀。加之侨姓世族又是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东晋政府不能不卫护他们的利益。同时，中原地区人民大量南徙，必须加强控制，因此，东晋朝廷实行了侨置州郡的政策。从晋元帝司马睿开始，为了安置北方南下的世族和侨民，根据他们原来所属的州郡，相继在南方设立了同名的州郡。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北）境内侨立琅邪郡，为了区别北方原有的琅邪郡，称南琅邪郡。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于是南琅邪郡领地内也侨立临沂县。这是侨置郡县的开始。此后，侨置纷繁，长江下游一带，就先后设立了南徐州、南兖州、南青州、南豫州及一大批侨郡、侨县。北方人口集中居住在侨州郡县，州郡官吏仍由北方士人担任，侨人不入当地户籍，而且享有免除赋役的优待。这一政策对于处置南来侨民，维护东晋的稳定与巩固，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北方人民，增加东晋控制的人口。但侨置郡县也引起各种矛盾，所以以后便有“土断”政策的施行。

与西晋相比，东晋的兵制也有不小的变化。西晋时期，士兵多由世执兵役的士家征调而来。至东晋，士兵的来源开始向招募转变。东晋一朝征调士兵的情况虽仍然存在，如晋元帝时为防范王敦，曾调发扬州地区的僮客为兵；庾翼为了北伐，征发长江中游各州的奴僮充实军队；东晋末年，司马元显也曾调发三吴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但被征调的对象已经不是西晋时的士家。不仅如此，谢安执政时，为了对付北方前秦的威胁，命谢玄组织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北府兵。北府兵的将领和士卒，都是招募来的，已经带有职业军队的性质。这种由征兵向募兵的转变，是导致北府兵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