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宗教

一 匈奴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云：“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可知匈奴人在塞外时，祭祀的只是他们本族的神灵和祖先。《南匈奴传》又载：“南单于既内附，兼祠汉帝。”入塞的匈奴“兼祠汉帝”，表明他们是奉中原汉族王朝为正统的。

匈奴部落中长期活跃着一批以占卜为业的巫觋。如《晋书·刘元海载记》：曹魏嘉平中，匈奴左部帅刘豹（故左贤王，即刘渊父）妻呼延氏至龙门祈子，见到一条头生双角的大鱼，“巫觋皆异之”，以为嘉祥。可见魏晋时男女巫师在匈奴生活里，仍然扮演了传达神灵意志的重要角色。

上引《晋书·艺术·佛图澄传》谓羯主石虎拒绝禁佛时，自云“出自边戎”，“飨祀应从本俗”。此处所言羯人之“本俗”，亦当包括他们传统的祭祀诸神及祭祀仪式。可惜其内容已不见记载。

二 氐羌

《晋书·姚兴载记》称后秦主姚兴曾下书禁百姓“淫祀”，这所谓“淫祀”之中，大约包含了羌族民间传统的祭祀内容。

三 鲜卑

《三国志·乌桓鲜卑传》注引王沈《魏书》谓乌丸“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鲜卑之俗既同于乌丸，可知其早年也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诸神及祖先的。这种习俗持续到北魏太和初年，《魏书·高祖纪》记太和四年（480年）二月癸巳诏云：“今东作方兴，庶类萌动，品物资生，膏雨不降，岁一不登，百姓饥乏，朕甚惧焉。其敕天下，祀山川群神及能兴云雨者，修饰祠堂，荐以牲璧。”诏书所谓“山川群神”，与王沈所言汉魏之际乌丸、鲜卑所祠山川之神，应该是有密切关联的。

在鲜卑人的原始崇拜中，天神居于特殊的尊贵地位。《魏书·礼志》：“太祖初，有两彗星见，刘后使占者占之，曰：祈之则当扫荡天下。后从之，故立其祀。又立□□神十二，岁一祭……又立王神四，岁二祭……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岁二祭。”献明即拓跋什翼犍之子，拓跋珪之父。此例表明，拓跋部早年祭祀的天神多为其大人随事而立，而且是与汉族崇拜的天神截然不同的一些胡天神。

另据《晋书·艺术·佛图澄传》，石虎著作郎王度称佛为“外国之神”，建议石虎禁之。虎下书则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少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可知魏晋时胡人在观念上已有戎神（胡神）、汉神之别，后赵主石虎虽已君临诸夏，仍以“边戎”自视，祭祀则又以兼奉其“本俗”之戎神为得，五胡入主中原之前尊崇胡神的态度，于此略见一斑。鲜卑拓跋部在这一方面，当然也是不会例外的。

自拓跋珪定都平城之后，鲜卑拓跋部汉化的步伐明显加速，表现于祭祀方面，如《魏书·礼志》载道武帝天兴元年称帝，“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二年，“冬至祭上帝于圆丘，夏至祭地于方泽”。不过，据上引《魏书·礼志》道武帝、刘后屡立新神及恢复先帝“所立天神四十所”之事，可知道武帝时祭祀的天神，实际上是胡汉混杂（类似于上引羯主石虎祭祀兼事戎、汉之例）；至于其所标榜取法“周典”的“祭天之礼”，更是往往与汉地通行的仪式迥然而异。《南齐书·魏虏传》记平城“西有祠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常以四月四日杀牛马祭祀，盛陈卤簿，边坛奔驰奏伎为乐”。《魏书·礼志》又载道武帝天赐中西郊祭天之仪，由“女巫升坛摇鼓”，皇族子弟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诸事。即为明显的证据。

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罢西郊祭天”，才开始转而崇拜汉族的天神，并改用中原王朝的祭祀仪式。不过，北魏明帝时皇太后胡氏宣布“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说明孝文帝以后，拓跋部仍长期保留了“胡天神”的尊崇地位。在鲜卑人的宗教活动中，祭祀汉天神与“胡天神”，大约是并行不悖的。

《魏书·高祖纪》云：太和十五年（491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癸酉，有司奏祈百神”。八月丁巳，“仍省杂祀”。另据同书《礼志》记同月戊午诏曰：“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及城北星神，……悉可罢之。”孝文帝八月戊午诏书涉及的“水火之神四十余名”，与此前有司所谓“百神”有无关系，尚不清楚。但有司以“不雨”而祈神，所祈诸神之中当有山川水火之神无疑。是年八月以“杂祀”之名减省的四十余神，其中部分甚至全部皆在“百神”之中，也是不无可能的，所罢者应即拓跋鲜卑传统祭祀诸神。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魏正光三年（523年）冯邕妻元氏墓志，刻有18种带翼的兽头人身神像，并注其名为“拓远”、“拓神”、“长舌”、“掣电”、“霹电”、“迥光”等。近来已有学者提出，这些正是孝文帝禁罢的鲜卑早期所祭诸神的一部分。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看法。

孝文帝以前，鲜卑人重要的政治、文化事务，大多可见巫觋的参与。如前引《魏书·礼志》所述道武帝西郊祭天之仪，“女巫升坛，摇鼓”，女巫在拓跋鲜卑最为重要的祭祀活动中，无疑是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另如该志所述道武帝初年，刘后因彗星出现而“使占者占之”，又依占者占卜之言立祀，这类专司卜筮之事的“占者”，可信亦多为巫觋。太和年间，巫觋们“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引起孝文帝的重视，遂于太和九年（485年）初下令，对于巫觋的活动，给予十分严厉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