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服饰

一 匈奴（附羯）

《史记·匈奴列传》载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王国维先生《胡服考》一文谓胡服之入中国肇始于此。而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又据文物资料推测，所谓“胡服”实际上是三代时中原服式辗转流入胡域者。不过无论如何，赵武灵王所改胡服，为当时匈奴流行的服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王国维先生谓胡服为上褶下绔之式，即上身类似于袍，其长度大者至膝，小者较膝为短；下身类似于套裤，为左右两条裤筒。《释名》：“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说文》“绔”字段注：“今所谓套绔也。左右各一，分衣两胫。”王说不为无据。

但是，蒙古诺颜山第6号匈奴墓葬出土的一件刺绣上，绣着一个骑白马的人，看上去显然穿的是裤子；该墓葬还出土了一条棕色毛织品制成的裤子，与骑白马者的裤子样式相同。蒙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在《北匈奴》（蒙古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61年版）一书中介绍了上述情况，他认为6号墓葬出土的裤子式样与现代蒙古人穿的并无区别，只是裤腿稍瘦。可知汉代匈奴人所穿裤子中，又有连裆的。陕西长安县客省庄匈奴墓葬出土一透雕铜饰，为两人摔交游戏的场面。有的学者认为，图中两个匈奴人穿的就是合裆的裤子，他们进而提出胡服的“绔”均为合裆，汉服的“绔”才是类似于套裤的开裆裤。这种说法，似乎还有待于文献及出土材料进一步的证实。

《急就篇》颜师古注称褶为左衽，然而近年出土文件中又有右衽的胡人形象；颜注复谓褶为宽袖，近年出土文物中亦见大袖衣衫的胡人形象，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论及此事，谓胡人之褶本为左衽、窄袖，传入汉地后始易为右衽、宽袖，其说可以信从。

《汉书·匈奴传》载其“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又载汉文帝时，匈奴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为劝阻单于，“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绔皆裂弊，以视不如旃裘坚善也。”《淮南子》卷13《泛论训》“绻领”条高诱注曰：“皮衣屈而之，如今胡家韦裘反褶以为领也。”证明两汉时匈奴仍以绔褶为服，而其用于缝制绔褶的材料是旃裘或韦，即野兽的皮毛。

《汉书》、《后汉书》均有匈奴人致歉时脱帽的记载，可见两汉时期匈奴人有戴帽的习惯。据蒙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一书介绍：蒙古诺颜山匈奴墓葬出土了三顶匈奴人的帽子，两顶见于第6号墓葬，其中一顶的帽顶用薄毡制成，其外边是毛织品，里边是深蓝色的丝织品。帽子的前檐满覆貂皮，后沿外边是红色的毛织品，里边也是深蓝色的丝织品。帽子两边有护耳，用貂皮贴边，里外都是杏红色的缎子。帽顶有扣绊，护耳有绿色绸带。

另一顶形状类似于现在蒙古人戴的尖顶帽。帽子是将两块红色的缎子缝在一起，帽顶也是用薄毡制成，里面絮有棉花一类东西，帽里是丝织品，上有扣绊和飘带。

第三顶见于第12号墓葬，为杏红色缎子所做，帽顶为椭圆形，帽檐有黑色缎子贴边，与现在蒙古人戴的便帽颇为相近。这三顶帽子尤其是尖顶的一种，应该就是汉代匈奴人帽子的一般式样。

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石刻中，可见几名高鼻深目的胡族骑兵形象，他们各戴尖顶毡帽，身穿齐膝短衣，一手持剑，一手挽盾。他们所戴毡帽，大约与上述诺颜山匈奴墓葬出土的薄毡尖顶帽实物相似。另据史籍所载：魏晋迄于隋唐，受胡风影响的尖顶毡帽即所谓“浑脱帽”，流行于中原地区。此事由出土材料亦可得到印证。我们推测，魏晋时期入塞的匈奴人，依然采取这种帽子的式样，大概是不会错的。

匈奴人经常使用腰带，腰带又以带钩及带扣括结。《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曰：“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带钩、带扣的实物，在汉、晋匈奴墓葬中均有出土。

匈奴人又有穿靴的习惯，《广韵》八戈引《释名》曰：“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诺颜山6号墓葬出土物品中，有一双缎制的长统靴，与现在蒙古人穿的靴子式样别无二致。此靴大约为帐内所用，匈奴人在野外行走、骑马时穿的靴子，应该是皮制的。

又《太平御览》卷698引《邺中记》谓“石虎皇后出，女骑千人，皆着五彩织成靴”。其样式不详，可能与上述诺颜山6号墓所出长统靴类似，为匈奴传统服饰。

二 氐、羌

据史籍记载，氐人的织品汉代即已传至内地。《说文·糸部》：“，氐人殊缕也”；“，氐人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谓汉武帝元鼎六年（111年），立白马氐所居之广汉西部为武都郡，“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由氐人“有麻田”的情节，可知他们的织品中应包括麻布。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谓氐人“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云云。三国时，氐人以善于织布而闻名，可知他们的纺织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魏略》又说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如果鱼氏的推测不误，则所谓“衣服尚青绛”之氐，可能就是“青氐”；而“白氐”之属，恐怕未必是“衣服尚青绛”的。

《魏略》谓氐族之“妇人嫁时着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衽露样式不详，扬雄《方言》云：“褛谓之衽。”《说文·衣部》云：“褛，衽也。”马长寿先生怀疑谓褛与露音同，衽露似为同义复词。《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曰：“袍，衣前襟也。”马长寿先生怀疑衽露指衣襟，大概是据此立说。然而，《急就篇》二“袍襦表里曲领群”，颜师古注曰：“长衣曰袍，下至足跗。”则鱼豢所谓“有似中国袍”的衽露，也可能指一种“下至足跗”的长衣。

《南史·夷貊传》谓氐人“种桑麻，出绢布漆蜡椒等”。种桑是用于养蚕，进而缫丝制作绢；种麻则可能是为了制作麻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氐人“有麻田”，《南史·夷貊传》复谓氐人“种桑麻”，其中的变化在于氐人学会了种桑、养蚕、制作绢帛。而从汉代的“”、“纰”，到南北朝时的“绢布”，氐人的纺织工艺正是不断发展、一脉相承的。

羌人服装有所谓“括领”，见于《淮南子·齐俗篇》，其制不详。另由上引《魏略》氐族妇女出嫁时所穿衽露“缘饰之制有似羌”一语，可知羌人的衣服是多有缘饰的。

《魏略》复谓氐族妇女“皆编发”。“编发”即结发为辫。而据《后汉书·西羌传》，早期的羌人是披发的。《梁书·西北诸戎传》称：吐谷浑统治之下的河南王国，“女子披发为辫”。马长寿先生据此推测：羌人从披发改为辫发，可能就在鲜卑吐谷浑统治诸羌的时期。

三 鲜卑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载鲜卑山一带，“又有貂、豽、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貂、豽、子皮毛既为“天下名裘”，鲜卑人亦取之以为衣服原料，应是不言而喻的。

据《魏书》卷一《序纪》载：晋武帝咸宁三年（277年），鲜卑东部拓跋大酋长力微之子沙漠汗，在滞留晋地十余年后返回拓跋部，诸部大人迎之于阴馆（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可见其时鲜卑拓跋部服饰与汉人尚有明显差异，而且鲜卑上层人物对于汉族服饰，普遍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序纪》复谓代王什翼犍时“国中少缯帛”，当时拓跋部制作衣服的材料，可能主要还是野兽的皮毛。

《资治通鉴》卷125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欲还阴山以避宋师，言于群臣曰：“国人本着羊皮绔，何用绵帛。”唐长孺先生认为：此时拓跋焘决不会作退入阴山的打算，上述敌国的传闻之辞未必可信。不过，由此事可知，当时的拓跋鲜卑人，仍然习惯于羊皮绔一类胡服，而不愿选择绵帛所制的汉服。

《魏书·胡叟传》谓叟于北凉灭后随沮渠牧犍归魏，“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牛，弊韦绔褶而已”。叟于高允馆中见中书侍郎赵郡李璨，“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遂谓之曰：“老子今若相许，脱体上绔褶衣帽，君欲作何计也。”“韦绔褶”就是皮制的绔褶。魏太武帝拓跋焘谓“国人本着羊皮绔”，“羊皮绔”当然也是“韦绔”的一种。胡叟遭人耻笑，并不是由于他身着“韦绔褶”，而是由于他穿的绔褶过于破旧。由孝文帝太和中禁用绔褶为朝服一事推测：此前数十年间，绔褶乃拓跋鲜卑包括其贵族在社交乃至官方场合常穿的服装，但那些地位显赫的人物，所穿绔褶用料大约颇为讲究，有的也许已改用取自中原的丝织品。另据胡叟“脱体上绔褶衣帽”一句，鲜卑人穿用绔褶时，似乎又经常戴帽，这显然是一种适应于北方寒冷气候的装束。

鲜卑人的服装也使用腰带，《魏书·杨播附弟杨椿传》载杨椿曰：“国家初，丈夫好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椿曾祖珍，魏道武帝时拜上谷太守）时事，然记清河翁（椿祖真，曾任清河太守）时服饰，恒见翁着布衣韦带”，云云。所谓“韦带”，即皮制的腰带。杨真时“韦带”在鲜卑贵族之中，似乎已不流行。不过，这显然是拓跋鲜卑的一种传统服饰。鲜卑人的腰带上又配有带钩、带扣，这由鲜卑墓葬的出土物品，也可以得到证明。

据《魏书·礼志一》载：早在北魏道武帝建国之初，即“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就是按照汉族儒家的标准，确定北魏官员的朝服。然而，该志又载天兴六年（403年），道武帝“诏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所谓“多失古礼”，指与中原古制相去甚远。可见道武帝时期的“正服色”、“制冠服”，远远未达到彻底改胡服为汉服的目标。

《魏书·礼志》叙服饰改革事又曰：“世祖经营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为事，取于便习而已。”所谓“取于便习”，实际上就是保留拓跋鲜卑的传统服饰。“至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孝文帝在其汉化改革中，“革衣服之制”取得明显成效。拓跋鲜卑世代相袭的服装样式，大约从此发生显著变化。

《南齐书·魏虏传》载孝文帝太和十五年（491年）诏曰：“冬季朝贺，典无成文，以绔褶事非礼敬之谓，若置寒朝服，徒成烦浊，自今罢小岁贺，岁初一贺。”又《通鉴》卷137齐武帝永明九年（491年）十一月：“魏旧制，群臣冬季朝贺，服绔褶行事，谓之小岁；丙戌，诏罢之。”由此可知，孝文帝亲政以前，北魏冬季朝贺，官员例以绔褶为服。

另据《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年（486年）正月，孝文帝始服兖冕飨万国；同年四月，始置五等公服。然而，五年之后小岁贺时，百官仍无朝服。王国维先生《胡服考》推断：这大概是由于北魏本以绔褶为朝服，相沿已旧，难于立即改变。我们由此而知，太和十五年以前拓跋鲜卑服装的基本式样，依旧还是所谓“绔褶”。王国维先生提出：褶为大、小袖子的衫或袄；绔为大、小口膝部加缚的裤。沈从文先生进而以河北邓县彩绘画像砖墓门壁画、景县封氏墓陶俑等出土材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南伐还于洛阳，见城中妇女衣服或有为“夹领小袖”者，遂责怪在京的官员禁胡服不力。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自邺城返洛，“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又责问“尚书何为不察”?孝文帝所见“夹领小袖”、“冠帽而着小襦袄”，《通鉴》卷142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年）条胡三省认为乃“代北妇人之服”，显然都是孝文帝改革胡服之前鲜卑人的传统装束。

孝文帝变易胡服颇见成果，史家对此论述颇多。值得注意的是，《北史·王肃传》云：“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山。”又《南齐书·魏虏传》载太和末，王肃为孝文帝“制官司百品，皆如中国。”又《通鉴》卷139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年）十月条：“时魏主（即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自肃定。”

陈寅恪先生指出：王肃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遂“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王肃传》谓太和十七年王肃入魏之前，“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当时孝文帝难以直接获得南方汉族王朝文物制度发展最新情况的资料。太和前期的汉化改革，事实上并不彻底。尽管文明太后、孝文帝可以吸收残存的魏晋制度，但是包括服饰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必然也保留了许多拓跋鲜卑的传统风俗。至于“多自肃定”的“威仪文物”，自然也就有服饰方面的内容。

《魏书·礼志》又说：由于孝文帝“早世升遐”，其服制改革“犹未周洽”。我们据此推测，孝文帝在位乃至其身后的一段时期，胡服并未禁绝，而是形成一种以汉服为主、汉服胡服混用的局面。东魏、北齐时期，骤然出现胡化逆流，鲜卑服饰亦盛行一时，除去其最高统治者，如高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之外，鲜卑旧俗在北朝社会，特别是在并未迁洛的六镇军民中尚未绝迹，一有条件便易于复辟，也不能不说是相当重要的原因。

鲜卑拓跋氏长期“辫发”，即将头发编成辫子，垂于脑后。汉人因此鄙称其为“索虏”，不须赘述。这种习俗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中遭到禁止，但一些顽固的鲜卑贵族拒绝汉化。如据《南齐书·魏虏传》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太子元询“意不乐”，孝文帝制衣冠与之，“询窃毁之，解发为编服左衽”。元询是当时反对汉化的代表人物，其“解发”而为“编服”，“编服”即指辫发，此为拓跋鲜卑旧俗无疑。这种习俗至北齐高氏鼓吹胡化时，又再度兴起。如《北齐书·琅邪王俨传》载北齐后主曾“拔俨带刀环乱筑辫头”，可知后主同母弟高俨就是辫发的。

另据史载，北朝还流行顶部大体为方形、后侧“垂裙”的“突骑帽”，可能鲜卑人早期在“辫发”的同时，又冠以垂裙方帽。

鲜卑人又有袒裸之俗。《北史·魏孝文帝纪》：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甲子，诏罢袒裸。”这大概是拓跋鲜卑长期流传的一种习俗。而此俗相沿既久，即使是鲜卑皇室贵族，时或亦不免故态复萌。如《北齐书·王昕传》即谓魏孝武帝经常“袒露与近臣戏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