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由于教育的发展，使得秦汉时期的医学理论得到长足发展。同时各种战争、瘟疫、流行病，给医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的临床机会。在婚姻一章中，我们曾指出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平均寿命一般不高，所以，封建统治者在追求长生过程中，除了信奉道教方术外，也比较注重医疗保健，这就使这个时期的医务制度也比以前更加完善。长足发展的医学理论、不断丰富的临床经验、比较完善的医务制度，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三个特点，反映了此时期医学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为中国医学理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医学家。东汉时，张仲景曾撰《伤寒杂病论》，至魏晋时，名医王叔和又对此书进行了加工和整理。他将这部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将传染病的辨证施治与一般杂病的脉因诊治分而述之，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从而使这部医学著作对当时医疗实践起到了更好的指导作用，受到当时医家的推崇。王叔和不但在整理前人的医学著作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还亲自撰写了《脉经》、《脉诀》、《脉赋》等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他所撰写的《脉经》，将人体脉搏跳动的各种细微差别加以区分，概括总结为24种脉象，并论述了各种脉象与所反映的病症之间的关系。《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它奠定了中医诊断学的理论基础。魏晋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医学家皇甫谧，他在多年的医学研究、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写了许多医学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帝针灸甲乙经》。在这部书中，皇甫谧系统地总结了前代的针灸学成就，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并纠正了前人记述穴位的错误之处，从而将祖国中医针灸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许多医药学、方剂学方面的著作。两晋时期，葛洪曾撰《金匮药方》100卷，此书又称《玉函方》。在编写《玉函方》之后，他见到一些称为备急之方的书，既不能“穷诸病状”，又“兼多珍贵之药”，起不到备急之用，便又在《玉函方》的基础上，又编成《肘后备急方》。此书简明扼要，仅三卷，且书中所载，“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成为名副其实的“备急方”。南朝人陶弘景，在医学方面也有很多著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本草经集注》。在这部书中，他对《神农本草经》所录的365味药进行了整理和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又将药物品种增到730味。在药物分类上，这部书把730种药分成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无用等七大类。这种分类方法比《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分类的方法更加科学。此外，这部书中还在药物产地、采集时间、形态鉴别、炮制加工、贮存方法及临床应用等方面补充了许多新内容。《隋书·经籍志》中收录了医书256部，4510卷，其中医药方剂书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所作。这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
东晋王丹虎墓 出土丹丸及化学分析报告（南京药学院）
医学理论的发展，必然给医疗临床实践以有力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的内科外科治疗都出现许多名医，他们在医疗实践中许多成功的事例，被人们广为称誉。
东汉三国时，华佗是有名的医生。有两个人，一个叫儿寻，一个叫李延，两个人都是头痛身热的病症，他们让华佗诊治。华佗认为二人症状虽同，病因却异，因而用不同的药，让儿寻下泄，让李延发汗，结果二人全都病愈。南朝萧齐时，褚澄任吴郡太守。他擅长医术，有一次，萧道成的儿子得了病，便召褚澄前来诊治。褚澄手到病除。南朝刘宋时，徐道度擅长医术，他有脚疾，行路不便，“宋文帝令乘小舆入殿，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被宋文帝称为“天下五绝”之一。徐道度子徐文伯，承其父医业，医术甚高。宋孝武帝路太后有病，一般医生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徐文伯看过后，说：“此石博小肠耳。”便配一水剂消石汤，路太后喝下祛病就好了。所谓石博小肠，即今天所说肠结石。徐文伯不仅能诊断出其病，并能配制化石之药，可见其内科医术的高明。北魏时，徐謇的医术也很有名。他是徐文伯的弟弟，后被掠入北方。北魏献文帝听说他的医术，欲加以验证，便把一个病人放在帐中，让徐謇隔帐诊断。徐謇用脉诊之法，“深得病形，兼知色侯”。清河（治今河北清河）东武城人崔彧，少年时曾随僧人学医，“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彧针之，抽针即愈”。王显亦为北魏名医，他医不好的病却被崔彧用针扎好，可见其医术的高明。
魏晋南北朝时中医不仅能医治各种内科疾病，还被用于妇产科。《南史·张邵附徐文伯传》记载：有一次，宋后废帝出游，半路碰见一个孕妇。后废帝也懂医道，他为孕妇诊断，说她怀的是女孩。徐文伯诊后说：“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于女。”后废帝荒淫且残酷，想让人立刻将孕妇剖开验证。徐文伯说：“如果用刀斧劈开，恐怕将有变异，请让我用针为其催产。”胎儿应针而落，果然与徐文伯所说一模一样。徐文伯为救孕妇，不得已用针使其早产。这件事又表明中医用针为孕妇助产，这对于医治难产是有帮助的。《魏书·术艺·王显传》也记载：文昭皇后初怀宣武帝时，常感到心里不舒服。文明太后令徐謇、王显为皇后诊脉。徐謇认为是微风侵入内脏，应用汤药加针剂进行治疗。王显说：“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事实证明王显这次诊断正确。可见王显妇产科的临床经验比名医徐謇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成就最突出的要属中医外科医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麻沸散的出现，以及对人体生理结构认识的提高，推动了中医外科医术的发达，使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惊人的外科医术病例，这些病例包括：
大型胸腹部手术两例。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注引《华佗别传》记载，有一个病人上腹切痛，十余日鬓眉脱落。经华佗诊断，认为是脾脏腐坏，便让病人饮药麻醉，将其腹部剖开，发现病人的脾果半腐坏。华佗将其腐坏部分切除后，“以膏傅疮”，饮之以药，一百日病愈。同书《华佗传》又载：有一士大夫得病，华佗诊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但不能根治，十年后病复法，将不能治。与其破腹痛苦，不如注意调养，也能活十余年。”士大夫难以忍受疾病折磨，坚决要求动手术。经华佗剖腹治疗，病人好转，但十年后果然旧病复发而死。
上肢大手术三例。三国蜀将关羽曾为流矢射中，左臂受伤。后来伤口虽好，但每遇阴雨天，常觉骨痛。医生诊断说是由于“矢镞有毒，毒入于骨”所致，“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关羽伸臂让医生动手术，血流盈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西晋初年，卢钦的儿子卢浮手上长毒疮，医生认为毒疮难治，必须“截手”以全性命。经截肢手术后，卢浮果然安然无恙。北魏末年，长孙道生的曾孙长孙子彦，年少时“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医生“开肉锯骨，流血数升。子彦言戏自若，时以为逾于关羽”。
眼科大手术一例。据《晋书·景帝纪》载：“初，帝（即景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当平文钦之乱时，文钦之子文鸯勇冠三军，率骁骑突阵，“军中惊扰”。司马师惊急，“所病目突出”。他惧军心不安，用被蒙眼，痛甚，齿咬被破。司马师早年割去眼瘤，而视力不损，还能带兵打仗，可见这种极为精细复杂的手术在当时是成功的。
其他外科手术四例。据《晋书·魏咏之传》载：东晋魏咏之“生而兔缺”，即俗称豁嘴。他18岁时，听说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有医生能治此病，便去就医。医生告诉他：“可割而补之，但须百口进粥，不得语笑。”经医生进行割肉补缺的手术后，魏咏之又经过了“闭口不语，唯食薄粥”的一百天，终于被治好。这例外科手术，不仅医术很高，而且表明在1600多年前，我国已经有了整形外科。又据《晋书·温峤传》载：东晋温峤先有齿疾，请医生拔之，因中风而死。所谓中风，可能是消毒不严，形成细菌感染所致，也可能是病人未遵医嘱所造成的事故，不得而知。这个病例表明，当时已能进行较复杂的拔牙外科手术。刘宋末年，陈显达讨桂阳王刘休范，“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一位姓潘的女医，“善禁，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禁”指巫术禁呪，带有迷信色彩。其实可能是以手术取出眼中的箭头。北齐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皆不能治。徐之才为他解剖肿处，治疗后病愈。
各种疮症四例。公元328年，刘曜在洛阳大败，“被创十余，通中者三”。胸腹部有三处被刺穿，其伤势之重可以想见。石勒令金疮医李永给予治疗，很快便好转。宋武帝刘裕早年手上生疮，多年不愈。有一沙门医生给予黄色药面一包，并说：“此疮难治，非此药不能疗也。”刘裕用药面敷疮即愈。以后“征伐屡被伤，通中者数矣”，用此药治疗，“无不立愈”。南齐有一老妇患疔疮，周身疼痛，皮肤上有
黑无数。名医徐嗣伯给她服药后，老妇“痛势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北齐杨愔“背肿痛甚”，名医马嗣明特制药面和醋敷之，迅即愈。据称，马嗣明每以此药“治肿无不愈”。
治毒蛇、狂犬类咬伤三例。东汉末年，彭城夫人夜上厕所，被蝎子咬螫伤手，“呻吟无赖”。华佗以温汤浸泡其手，“数易汤，常令暖，其旦即愈”。这是最早记载用热水浸泡散毒治毒虫咬伤的方法。大概汤中还加有消毒药，所以一夜即治愈。北齐末年，一女子被毒蛇咬伤，先手臂肿痛，“渐及半身，肢节俱肿，痛不可忍，呻吟尽夜不绝”。马嗣明医生为其处方，前后服汤剂十服，散剂一服，此女子半身肿消，手臂康复。南朝刘宋时，张牧被疯狗咬伤，医生说：“宜食蛤蟆脍（即癞蛤蟆肉），牧甚难之。”其兄张畅含笑先尝，牧“因此乃食，疮亦即愈”。癞蛤蟆本属五毒动物之一，但其肉无毒，中医用以治疗狂犬咬伤，或许有其他克毒中药在内。
上述十多例中医外科病例，除拔牙一人死亡原因存疑外，其余全部成功，其中有些外科手术即使用今天的标准看，也是难度较大的。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医术的发达。
医疗的主要作用是治病救人，改善人们体质，使人身体健康。而这种作用的发挥，是通过社会一定的医务制度实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形成了皇族、贵族、平民三级医务制度，使得医疗的上述作用在社会各阶层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两汉时期，皇室的医政主要由太医令管理。三国曹魏、孙吴都有太医令。西晋时太医令隶属宗正，东晋时改属门下省。宋、齐、梁、陈、北魏、北齐都置此官。太医令下有太医丞，药丞等。南北朝时，北魏置侍御师专门负责给皇帝及皇后看病。此外，还置尚药典御之官，总管皇家药物。北齐设尚药局，由尚药典御、尚药丞负责，总管皇家御药。下设侍御师、尚药监等官。西魏设太医司，隶属天官府。北周沿袭西魏。太医司由太医下大夫负责，掌医药之政令，多在禁中供职，负责诊治皇帝、皇后及大臣们的病患。太医下大夫下有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医正上士、疡医上士、主药下士等官。这些医官全都由精通医道的名医担任。中央皇族医务系统的扩大，说明统治者对医药需求的扩大，也说明最高统治者医疗条件的优越。
《脉经》（西晋 王叔和撰）
贵族阶层的医疗条件也相当优越，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庄园，各种药物自给自足。他们又有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随时可以医治各种疾病。谢灵运《山居赋》中，多次出现与贵族医疗有关的记述。如，“《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参核六根，五华九实。二冬并称而殊性，三建异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兰近雪而扬猗。卷栢万代而不殒，茯苓千岁而方知。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既住年而增灵，亦驱妖而斥疵”。这里所说的参核、六根、五花、九实、二冬、三建、水香、林兰、卷栢、茯苓，都是谢灵运庄园中产的药材。《山居赋》又载：“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富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这说明庄园主人吃饭、穿衣、医药都能自给自足。《山居赋》中还记载了采药的情景：“寻名山之奇药，越灵波而憩辕。采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门。摭曾岭之细辛，拔幽涧之溪荪。访钟乳于洞穴，讯丹阳于红泉。”士族高门有如此丰富的药物资源，的确使一般庶民百姓望尘莫及。士家大族们不仅占有丰富的药物资源，而且把一批医术高明的医生聚集在自己身边，真是医药不愁。最典型的例子是殷仲堪。陈郡殷氏是当时大族，殷仲堪任晋陵（治今江苏镇江）太守时，因其父多年生病，他便“躬学医术，究其精妙”。他不但通医术，还在府中聚集了一批医术高超的医生。他任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时，魏咏之的兔缺之病，就是他帐下的医生治好的。可见殷仲堪出任地方官有私人医生跟随。
庶民百姓的医疗条件与皇族、贵族不同。庶民的概念，包括贵族以外的寒门地主。这部分人的医疗条件也很不错，他们有病，可以光顾私人开设的医院。《晋书·孝友·颜含传》载：颜含之兄颜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同书《卫耴传》又载：贾后派人将卫耴逮捕杀害，卫耴的两个孙子卫璪、卫玠，“时在医家得免”。这里的“医家”，当指私人开设的医院。卫耴为大族，且在西晋政权中任要职，应属贵族。贵族有时也去“医家”就医，可见能去医家治病也算不错的医疗条件了。《魏书·术艺·李修传》载，李修的父亲李亮，少学医术，以后又从沙门僧坦学医，“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亮大为厅事以舍病人，停车舆于下，时有死者，则就而棺殡，亲往吊视”。李亮行医，以救恤为任，前来就医者也不是士族高门。但他们也不是身无分文的赤贫者，他们起码要能支付得起廉价的医药费和食宿费用，否则，李亮作为一个普通医者，是无法担负得起这么多人的费用的。至于更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的医疗条件大抵有以下三个：一个是按照《肘后备急方》之类的简便药方或是民间偏方，利用贱价草石和易得之药治病。千百年来，《肘后备急方》不断地被增补、流传，说明这类方剂书深受大众欢迎。第二是一些富于爱心和同情心的医生和仁者。三国时华佗所诊治的病人很多，其中有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和妇女。《梁书·儒林·严植之传》载：严植之“少尝山行，见一患者，植之问其姓名，不能答，载与俱归，为营医药，六日而死。植之为棺殓殡之，卒不知何许人也”。但是像华佗、严植之这样的人毕竟不多，而且即使他们终生行善，所救之人依然有限。这对广大贫苦患者连杯水车薪都谈不上，简直是滴水车薪。第三是朝廷的救济。在一些大灾发生过后，封建朝廷也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五月，京师疾疫，朝廷“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器”。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六月，京邑疫疠，朝廷“使郡县及营署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四月，京邑疾邑，“遣使按行，赐给医药。”大明四年（460年）四月，孝武帝下诏：“都邑节气未调，疫疠犹众，言念民瘼，情有矜伤。可遣使存问，并给医药；其死亡者，随宜恤赡。”北魏皇兴四年（470年）三月，献文帝下诏说：“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明发不寐，疚心疾首。是以广集良医，远采石药，欲以救护兆民。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延昌三年（514年）四月，宣武帝下诏：“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需之药，就治之。”朝廷救济对缺医少药的灾民固然是件好事，但是第一，救济的次数毕竟不多；第二，救济的地区毕竟有限，所以并不能使百姓的医疗条件有多大的改善。从总的看，魏晋南北朝的医务制度，使皇族和贵族享有这个时期发达的医学成果，具有优越的医疗条件；寒门庶族地主次之；最痛苦的仍是广大的平民百姓。所以说，它仍是贵族地主的医疗制度。
《三国志·魏书》卷1，《武帝纪》。
《三国志·魏书》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三国志·吴书》卷2，《吴主传》。
《三国志·吴书》卷3，《三嗣主传》。
《宋书》卷14，《礼志》一。
《晋书》卷24，《职官志》。
《南齐书》卷9，《礼志》上。
《晋书》卷6，《元帝纪》。
《晋书》卷7，《成帝纪》。
《宋书》卷14，《礼志》一。
同上。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宋书》卷55，《傅隆传》论。
《南齐书》卷9，《礼志》上。
《南齐书》卷3，《武帝纪》。
《南齐书》卷9，《礼志》上。
同上。
《梁书》卷2，《武帝纪》中。
《陈书》卷1，《高祖纪》。
《陈书》卷33，《儒林·沈不害传》。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
《晋书》卷126，《秃发利鹿孤载记》。
《晋书》卷121，《李雄载记》。
《晋书》卷121，《李班载记》。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同上。
同上。
《晋书》卷86，《张轨传》。
《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同上。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同上。
《魏书》卷7，《高祖纪》。
《魏书》卷8，《世宗纪》。
《魏书》卷48，《高允传》。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魏书》卷78，《孙绍传》。
《北史》卷81，《儒林传序》。
《北齐书》卷4，《文宣帝序》。
《北史》卷81，《儒林传记》。
《周书》卷38，《李昶传》。
《周书》卷45，《儒林·乐逊传》。
《周书》卷45，《儒林传序》。
《三国志·魏书》卷24，《高柔传》。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及注引《魏略》。
《三国志·魏书》卷23，《杨俊传》。
《三国志·蜀书》卷12，《谯周传》。
《晋书》卷82，《虞溥传》。
《晋书》卷42，《唐彬传》。
《晋书》卷46，《李重传》。
《晋书》卷75，《范汪传》。
《晋书》卷75，《范汪附范宁传》。
同上。
《宋书》卷14，《礼志》一。
《宋书》卷66，《何尚之传》。
《魏书》卷46，《李矩传》。
《魏书》卷48，《高允传》。
《魏书》卷6，《显祖纪》。
《魏书》卷33，《贾彝附贾
传》。
《魏书》卷57，《高祐传》。
《魏书》卷57，《崔挺附崔孝
传》。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同上。
《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
同上。
《晋书》卷91，《儒林·范宣传》。
同上。
《南齐书》卷39，《刘
传》。
《北史》卷81，《儒林·徐遵明传》。
《晋书》卷94，《隐逸·杨轲传》。
《梁书》卷48，《儒林·伏曼容传》。
《南史》卷76，《隐逸·沈麟士、臧荣绪传》。
同上。
《高僧传》卷5，《竺僧朗传》。
《宋书》卷71，《徐湛之传》。
《陈书》卷9，《吴明
传》。
《魏书》卷91，《术艺·殷绍传》。
《魏书》卷91，《术艺·崔彧传》。
《南齐书》卷39，《刘 传》。
《魏书》卷84，《儒林·刁冲传》。
《晋书》卷94，《隐逸·霍原、郭瑀传》。
同上。
《南史》卷76，《隐逸·沈麟士传》。
《三国志·魏书》卷11，《管宁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魏书》卷16，《杜畿传》注引《魏略》。
《三国志·吴书》卷8，《阚泽传》。
《三国志·吴书》卷12，《虞翻传》。
《晋书》卷91，《儒林·刘兆、杜夷传》。
同上。
《晋书》卷94，《隐逸·祈嘉、宋纤传》。
同上。
《北史》卷81，《儒林·张吾贵、李铉传》上。
同上。
《北史》卷82，《儒林·包恺、房晖远传》下。
同上。
《南史》卷71，《儒林·伏曼容、崔灵恩、沈德威传》。
同上。
同上。
《梁书》卷41，《王规附王褒传》。
《宋书》卷60，《王准之传》。
《魏书》卷47，《卢玄传》。
《三国志·魏书》卷27，《王昶传》。
《南史》卷30，《何尚之传》。
《南史》卷30，《何尚之传》。
《宋书》卷16，《礼志》三。
《宋书》卷66，《何尚之传》。
《南史》卷20，《谢弘微传及附传》。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同上。
《陈书》卷21，《孔奂传》。
《晋书》卷80，《王羲之传》。
《宋书》卷62，《王微传》。
《三国志·魏书》卷3，《明帝纪》。
《水经注》卷16，《
水注》。
《三国志·蜀书》卷12，《许慈传》。
《晋书》卷91，《儒林传序》。
《文献通考》卷43，《学校考》。
《晋书》卷83，《车胤传》。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南齐书》卷22，《王俭传》；卷39，《陆澄传》。
《梁书》卷27，《明山宾传》；《南史》卷71，《严植之传》。
《魏书》卷4，《世祖纪》下。
《魏书》卷7，《高祖纪》。
《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
《周书》卷35，《薛慎传》。
《三国志·魏书》卷13，《王肃传》注引《魏略》。
《晋书》卷91，《儒林·刘兆传》。
《南史》卷71，《儒林·伏曼容传》。
《南史》卷71，《儒林·司马筠传》。
《南史》卷62，《贺
传》。
《宋书》卷93，《隐逸·雷次宗传》。
《梁书》卷3，《武帝纪》下。
《全三国文》卷50。
《全晋文》卷72。
《弘明集》卷8，《灭惑论》。
《广弘明集》卷9，《辩惑篇》第二之五《笑道论》。
《高僧传》卷4，《义解·康僧渊传》。
《陈书》卷33，《儒林·张讥传》。
《北史》卷81，《儒林·孙灵晖传》。
《北史》卷81，《儒林·李业兴传》。
《魏书》卷53，《李孝伯传》。
《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祥传》。
中书学即国子学前身。详见本章第一节。
《魏书》卷53，《李孝伯附李安世传》。
《抱朴子·外篇》卷15，《自叙》。
《晋书》卷72，《葛洪传》。
同上。
同上。
《南史》卷57，《范云附范缜传》。
《三国志·魏书》卷2，《文帝纪》。
《三国志·魏书》卷19，《陈思王曹植传》。倩，请。
《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篇》。
宇文通：《庾信集序》，《全后周文》卷4。
《南史》卷72，《文学·祖冲之附祖皓传》。
同上。
《礼记·曲礼下》。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北史》卷90，《艺术·徐蹇传》。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北史》卷90，《艺术·徐蹇传》。
徐文伯的另一个弟弟徐嗣伯也是医生，见《南史》卷32，《张邵附徐嗣伯传》。
《北史》卷81，《儒林·徐遵明传》。
晋人皇甫谧说：“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见其著作《黄帝针灸甲乙经序》。
《全晋文》卷116，引葛洪《肘后备急方序》。
同上。
《三国志·魏书》卷29，《方技·华佗传》。
《南齐书》卷23，《褚渊附褚澄传》。
《南史》卷32，《张邵附徐道度传》。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谓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
同上。
《南史》卷32，《张邵附徐文伯传》。
《魏书》卷91，《术艺·徐謇传、崔彧传》。
同上。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医外科，朱大谓《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医术》一文有详尽论述，见《文史哲》1990年第4期。本节外科部分主要依据此文。
《三国志·蜀书》卷36，《关羽传》。
《晋书》卷44，《卢钦附子浮传》。
《魏书》卷25，《长孙道生附曾孙子彦传》。
《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
《北史》卷90，《徐謇附徐之才传》。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宋书》卷27，《符瑞志》上。
《南史》卷32，《张邵附徐嗣伯传》。
《北史》卷90，《艺术·马嗣明传》。
《太平御览》卷742，《疾病部》引《魏略》。
《北史》卷90，《艺术·马嗣明传》。
《宋书》卷59，《张畅传》。按同书卷46《张邵附张畅传》，牧作枚。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同上。
《宋书》卷67，《谢灵运传》。
《晋书》卷84，《殷仲堪传》。
《宋书》卷5，《文帝纪》。
同上。
《宋书》卷6，《孝武帝纪》。
同上。
《魏书》卷6，《显祖纪》。
《魏书》卷8，《世宗纪》。
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羯、氐、羌、鲜卑（即所谓“五胡”）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近四百年间，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历了由激烈冲突到逐渐融合的复杂过程。各个少数民族将本民族的服饰饮食、语言习俗带入内地，对于隋唐统一国家多民族文化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长期接触先进的汉族文化，相继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并最终与汉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本章分述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前后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意在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观察魏晋南北朝的历史面貌。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zgls/wjfd/252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