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饮食

一 匈奴

《史记·匈奴传》：“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又上引《汉书·匈奴传》谓其“自君王以下皆食畜肉”。可知两汉时期匈奴人主要是以野兽、牲畜之肉为食的，同时也饮其乳汁。

曹魏分南匈奴为五部，五部所居之地在“晋阳汾涧之滨”（今汾河中部流域）。这批匈奴人中有些受居住环境的制约，及邻近汉人的影响，开始从事农耕生活，后部陈元达躬耕以为生计，即明显的例证。在五部匈奴的饮食中，农产品可以肯定已占据重要位置。

不过，大部分匈奴人尚难于迅速放弃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那些新入塞的部落更是如此，《晋书》记载西晋时不断有塞外匈奴“归化”，而他们往往带了大批的牛、羊等牲畜。由此看来，牛、羊一类牲畜之肉，仍是入塞匈奴人的基本食物。

《魏书·太祖纪》及同书《铁弗刘虎传》：北魏道武帝登国六年（391年），攻灭匈奴刘卫辰（虎孙）部，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据此可知刘卫辰部仍过着游牧生活，而牲畜的肉、乳，自然也还是他们的主要食物。

二 氐、羌

前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谓汉代武都氐“出名马、牛、羊、漆、蜜”。可见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氐人无疑会以他们放牧的牲畜为食。另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氐人“善田种”，又“畜养豕牛马驴骡”。魏晋时期氐人的经济生活，看来是以“田种”为主，“畜养”为辅。《南史·夷貊传》复谓氐人苻、姜、梁诸氏所居，“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绢布漆蜡椒”。尽管我们尚不完全清楚“九谷”的名称，但可以肯定：汉魏以降氐人“田种”的种类颇多，而所谓“九谷”，无疑应包括氐人的基本食物。畜牧业在氐人的生产活动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直到晋宋之际仇池公杨盛上书，仍说氐人“养猪羊，牧牛马”。他们豢养的牲畜之中，牛、马、驴、骡可能被用于耕作和运输，也可能被食用；而猪、羊除了食用之外，应该说当时是没有其他用途的。

氐人所产之椒，有的学者认为是佐食之用，史籍所载以椒为食者，如《楚辞》屈原《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注引孟康：“椒糈，以椒香米也。”另据《初学记》卷4“椒觞”条引《四民月令》曰：“正月之朔，是谓正日，……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可见其作用并不限于佐食。至于汉世以椒为香料，和泥以涂皇后所居宫室之壁，遂有“椒房”美称，已为人所习知，更是与佐食无关了。

《三国志·曹爽传》：曹操正始五年（244年），曹爽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我们推测，氐人所运军粮，主要是由他们自己生产的。早在曹魏太和五年（231年），“蜀出卤城，是时陇右无谷，议欲关中大运”。魏雍州刺史郭淮，“以威恩抚循羌胡，家使出谷，平其输调，军食用足”。就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旁证。曹魏政权征调氐人的粮食，以应付对蜀战争之需要，其时氐人粮食收获，似已超出自给自足的水平。氐人生产的粮食，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他们自己食用。

羌人自战国时起，开始进入农耕和畜牧并重的生活。两汉时羌人在河湟地区开垦了大批农田，东汉时汉军进攻羌人所居大、小榆谷，一次即“收麦数万斛”，可见羌人种植的农作物数量颇丰，而这些农作物显然是他们的主要食品。

不过，畜牧业在羌人经济生活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东汉对羌人的战争，每每掠夺大批马、牛、羊，屡见于《后汉书·西羌传》，就是明显的证据。因此，羌人长期喜好肉食。《太平御览》卷475引《东观汉记》云：“羌胡见客，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之，血流指间，进之于（窦）固，固辄为啗，不秽贱之。”马长寿先生推测，《东观汉记》所言羌胡炙肉之法，可能即是《释名》所释之“貊炙”。《晋书·五行志》：“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晋代流行于中原之地的所谓“羌煮”之法，可能源于《齐民要术》卷8所载“羌煮”之法。

三国时期，羌人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上引同书《曹爽传》，正始五年（244年）氐羌转输以供魏军伐蜀，可知羌人的粮食产量也不低。另据《三国志·邓艾传》，邓艾谓蜀军可以兵出南安、陇西，“因食羌谷”。《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复谓蜀将姜维请求种麦沓中。又知魏晋时南安、陇西、沓中的羌人，普遍种植谷、麦。

总而言之，羌人及氐人的农业收成，在蜀、魏关陇之争中已具有重要的意义。

《魏书》及《北史·吐谷浑传》皆载：吐谷浑自西晋末年统治西北地区羌民，“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马长寿先生认为：以吐谷浑的国情言之，鲜卑以射猎为业，而羌人则致力于农耕畜牧，上述大麦、粟、豆之类，应该就是羌人所种。由此可知，直到北朝时期，一部分羌人的食品仍然是以牲畜、野兽的肉和奶为主，以粮食作物为辅。

羌人有饮酒的习惯，而且喜欢豪饮。《后汉书·西羌传》载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护羌校尉张纡大会羌豪，“施毒酒中，羌饮醉”，纡乘机杀羌豪八百余人。王子年《拾遗记》载西晋武帝时，有一位98岁羌叟，嗜酒如命，人称“渴羌”，又是魏晋时羌人纵酒的生动例子。

三 鲜卑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谓鲜卑习俗“与乌丸同”。又谓乌丸“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不难想见，鲜卑的饮食是与其畜牧、狩猎生活紧密相连的，他们的主要食物，乃是其所牧或所猎牲畜、野兽之肉、乳。《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曹魏黄初三年（222年）鲜卑大人轲比能等“驱牛马七万余口”与魏人交市，鲜卑部落放养的牲畜，想必数量甚大。这些牲畜当然也是鲜卑人的食物。

王沈《魏书》载鲜卑所居之地，野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端牛”。野马、原羊、端牛可能都属于鲜卑猎食的范围。另外，王沈《魏书》谓汉末“鲜卑众日多，由畜射猎，不足给食”，曾迫使“善捕鱼”的汗人，为其“捕鱼以助粮”。魏晋时鲜卑人是否捕鱼助粮，则不得而知。

王沈《魏书》又载，乌丸“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篷草，食如葵子，至十月熟”。同一时期的鲜卑人大概也耕种青穄、东墙一类作物。《资治通鉴》卷108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年）七月称：“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余万斛。”东晋后期拓跋鲜卑在五原一带大量种植的所谓穄，有的学者认为是小米一类的谷物，不过，魏晋时代鲜卑诸部大多仍以游牧为基本生活方式，加上他们早年种植的青穄、东墙等作物产量低下，显然还不能成为主要的食物。

王沈《魏书》谓乌丸“能作白酒，而不知作蘖，米常仰中国”。鲜卑当然也会酿造白酒，但他们可能也像乌丸人一样，尚未掌握制作酒曲的技术。由于乌丸、鲜卑居于低温、干旱的东北边陲，稻谷难以生长；同时由于乌丸、鲜卑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相当低下，所以他们仍需从中原地区获得制作酒曲的大米。

魏晋时期，鲜卑东、中、西三部逐渐向中原迁徙，并陆续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鲜卑人的饮食，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据《晋书·慕容廆载记》：中部慕容氏于西晋元康四年（294年）移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遂“教以农桑”。永宁元年（301年），“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可见慕容部每年收获、储藏大量的农产品，而这些农产品似已成为慕容鲜卑的重要食物。永嘉乱后，慕容皝建国于辽东，“流亡士庶襁负归之”。慕容鲜卑在汉族流民影响下，进一步接受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慕容皝称稼穑为立国之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拓跋部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较晚。《魏书·序纪》代王拓跋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东晋太元元年），代人为前秦军所败，“避于阴山之北”，此前依附拓跋的“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代国为前秦所灭，什翼犍答秦主苻坚之问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可见直到东晋后期，鲜卑拓跋部仍然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此时的食物可能还是以肉、奶为主的。

《晋书·苻坚载记上》谓苻坚散代人部落于汉鄣边故地“……课之治业营生，……优复三年无税租。”由苻秦减免税租的情节推测，这批拓跋鲜卑已进入农业（或以农业为主的）生活，而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等入秦的鲜卑酋豪，对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必然也会有更深切的体会。

据《魏书·太祖纪》载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复国，至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拓跋部变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的最早的措施。

又《魏书·官氏志》列举太祖时拓跋氏亲近的部落，以及乌丸等被征服的部落，称“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拓跋此举意在解散拓跋本部以及被征服的“四方诸部”的部落组织，使其部落之众与部落大人脱离征属关系，成为从事定居的农、牧业生活的国家编户。史家已多有论述。

《魏书·太祖纪》及《北史·魏秦王翰附子卫王仪传》皆载登国九年（394年），道武帝命元仪屯田于河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至棝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市东），“分农稼大得人心”。高敏提出：元仪于五原一代的屯田，实为太祖登国元年于盛乐“息众课农”的继续与发展。元仪所推行的屯田，属于民屯的性质。《魏书·太祖纪》又载次年（登国十年，395年）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宝来寇五原，造舟收谷”。后燕派军队抢夺的目标，大约就是元仪屯田收获的谷物，可见屯田的效果甚佳。

《北史·魏太祖道武帝纪》：天兴元年（398年）正月，拓跋珪“诏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授田。”另据《北史》卷80《外戚贺讷传》又载道武帝“平中原”之后，“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鲜卑人的不断迁移，出于其放牧生活寻觅水草的需要，无须赘言。拓跋珪屡次下令定居，可知拓跋鲜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并非易事。

唐长孺先生指出：“离散部落”可能不是一时之事，但大规模的执行必在破燕之后。离散的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事实上从事畜牧业的人民不可能此时突然一律变成定居的农民，因而在较小范围内的移动应该是允许的；不过这只是在指定的范围内移动，这样就把人民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面。道武帝限定拓跋诸部的“分土定居”，与其对被征服的“内徙新户”的“计口授田”，也许尚有差异。但是我们估计拓跋珪“分土定居”的做法，大致也是由国家按照一定的生产或生活单位，向鲜卑人分配土地，促使他们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转化。而随着农业逐渐取代畜牧业，成为鲜卑人主要的生产方式；随着农业技术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农产品势必也会取代畜牧产品（主要是肉类）成为鲜卑人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食物。

不过，鲜卑人仍喜欢肉及奶类食品。《洛阳伽蓝记》卷3“城南”：太元十八年（494年）王肃入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浆”。经数年之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云云。此例说明“羊肉”、“酪浆”为拓跋鲜卑传统食品，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依旧被鲜卑人视为朝廷宴会中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王肃久居江南，对于这类食品一时难于接受，是很正常的。但是，他为了尽快跻身鲜卑上流社会，在饮食习惯上亦努力向鲜卑人靠拢。不过由“高帝怪之”的情节，可知当时北魏政权之下的汉人，尤其是高门大族，尚未能普遍适应“羊肉”、“酪浆”一类鲜卑人喜欢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