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历史 > 魏晋风度

古代生活史——官学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15 00:29:57 0


官学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学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于邺城做泮宫。泮宫旧指诸侯之学,曹操建学史书用此名称,恐怕与他没有皇帝名义有关。但此时曹操已被封为魏王,早已具备了皇帝的权力和地位,因此曹操此举,实为建立国立学校太学的性质,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四月曹丕在首都洛阳正式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史载:“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魏明帝太和二年(288年)下诏:“遵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魏文帝此诏,对于加强太学的师资力量具有重要作用。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时,虽然大权旁落,徒有虚号,但他们对太学教育也十分关注。曹髦数次亲临太学,与博士辩论经义,让他们解答问题。可见曹魏诸帝对太学的关心是一贯的。蜀汉也立太学。史载:“先主定蜀,承乱历纪,学业颓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这个记载,说明重整教育是刘备治蜀的内容之一。许慈、尹默等人的后裔皆承其祖业被立为博士,说明蜀汉在立国后也建立了太学。在东吴,孙权在其称帝的第二年,“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显然都讲祭酒是皇家教师,此类教育的对象也仅限于皇子皇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太学。但孙权对教育的重视,在史籍中有明文记载。如他为孙登延揽名师,敦促吕蒙熟读经史。正是这种影响,孙吴在景帝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教育相对落后的江东地区,孙吴后期也建立起太学。

西晋司马氏为河南大族,又为儒学世家,所以西晋代魏,在教育制度上仍承袭魏制。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司马炎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并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泰始八年(272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武帝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这是对太学的一次大规模整顿,同时也说明晋初太学的仍然存在,而且规模较大。西晋统一全国后,在太学之上又立国子学。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二年(276年)立国子学。咸宁四年(278年)又明确规定,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关于国子学的性质,南齐领国子助教曹思文说:“晋初太学生三千人,既多猥杂,惠帝时欲辨其泾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国子学,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国学。天子去太学入国学,以行礼也。太子去太学入国学,以齿让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曹思文说西晋国子学始立于元康三年有误,但在西晋时期,国子学完成了与太学分离,成为高于太学之上的贵族学校的过程,这是可信的。国子学的出现,显然是适应士族制度形成后的时代产物。东晋偏安江左,外忧内患屡兴不已,门阀士族控制朝廷政局,受此影响,东晋的国家级教育呈两个特点:第一,太学、国子学几经兴废。建武元年(317年),元帝“置史官,立太学”,大兴二年(319年),又置博士员5人。成帝咸康三年(337年)“正月辛卯,立太学”。从此记载看,显然是成帝时重立太学,这大约是东晋初内乱太学被毁的缘故。《晋书·礼志》下载:“孝武时,以太学在水南悬远,有司议依升平元年,于中堂权立行太学。”升平是晋穆帝的年号,这里面有个问题,晋穆帝为什么把太学暂立于中堂呢?《宋书·礼志》一载,晋成帝咸康三年,国子祭酒袁瑰、太常冯怀上书请立国子学,“由是议立国学,征集生徒,而世尚庄、老,莫肯用心儒训。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军兴罢遣,由此遂废”。从字面上看,这里废的似乎只是国子学,但我们知道,太学与国子学均系成帝咸康三年重立,国子学“莫肯用心儒训”,太学也不会有多大起色,可能是于永和八年(352年)穆帝以西征军兴为由将太学、国子学一并遣散。至升平元年(357年),由于需要又将太学暂立于中堂,并为以后的孝武帝开了先例。第二,太学、国子学的教育成效极低。如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复立国子学,“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国子祭酒殷茂说:“自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就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混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造成这种情况,主要由于门阀当政,国学教育贵族化加强,因而无论是太学还是国子学,有资格入学受教育的几乎都是贵族公卿子弟。而在东晋门阀制度下,贵族子弟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他们的仕途与治学无涉,他们视读书为苦役,千方百计逃避学业。孝武帝欲躬亲释奠先圣先师礼于太学,需要国子生、太学生120人,而国子竟无生员一人,只得“国子生权铨大臣子孙六十人,事讫罢”。这样的国学教育成效可想而知。

南朝的国学教育以国子学为主,不过有两点是东晋时期所没有的。一是专科教育,二是贵族垄断的被打破。刘宋武帝登位后,曾作了一些建立国学的准备,但因他去世而未付诸实施。宋文帝元嘉二十年(443年),国子学正式建立,著名学者何承天“以本官领国子博士”。以后,宋文帝及其子多次亲临国子学释奠先圣、策试诸生、褒赏诸生。为使国学兴盛,只要有学问,即使是寒门出身也能被延请。《宋书·王僧达附苏宝传》载:“苏宝者,名宝生,本寒门,有文义之美。元嘉中立国子学,为《毛诗》助教。”此外,宋文帝还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以儒学监总诸生,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正因为文帝对教育的重视,使教育大兴,史称元嘉兴学为“一代之盛”。萧齐代宋后,建元四年(482年)正月,高帝萧道成“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以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但当年三月,萧道成死,九月,“以国哀故,罢国子学”。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正月,又下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以后,武帝多次至国子学讲学、策试,赏赐诸生。齐明帝即位之初,国学因内乱废止,至建武四年(497年)又下诏立学。永泰元年,东昏侯萧室卷即位,“尚书符依永明旧事废学”,直至萧齐被代。南朝梁武帝才学超人,又极重视教育。他即位之初,即筹办国子学,至天监七年(508年),国子学正式建立。国子学之外,梁武帝还立五馆,让深通儒家经典的人分别主持各馆。南朝梁的国学教育向贵族以外的寒人开放的特点更加突出。《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梁代“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509年),梁武帝下诏说:“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梁武帝在位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萧梁的教育呈一片兴旺景象。梁武帝末期,侯景之乱使社会的经济文化遭受极大破坏,梁元帝建都江陵,忙于剪除异己,巩固帝位,再加上受西魏的威胁,国家教育长期一蹶不振,这种情况直到陈朝建立才有改观。公元557年,陈霸先代梁,是为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陈武帝“诏依前代置西省博士”。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陈文帝马上下诏:“付外详议,依事施行。”陈朝的学官中有太学博士、国子博士,似太学、国子学并立。

在北方,十六国时期,前赵刘曜曾“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西”。后赵石勒曾于襄国(今河北邢台)立太学。前燕的学校有东庠、小学等名称,学官有国子祭酒、国子博士等。南燕慕容德即位后,“建立学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南凉秃发利鹿孤曾“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成汉李雄时,曾“兴学校,置史官”。其子李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李寿时又广太学,这说明成汉政权的国学教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十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前秦在教育方面成就颇为显著。苻坚以汉人王猛为辅佐,在其即位之初就兴学校,办太学。甘露四年(362年)苻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自此以后,他每月都亲临太学。苻坚不但重视太学教育,还重视对军队及后宫的教育,“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苻坚重视教育,和他本人汉化程度很深和汉族上层社会士人的影响分不开。苻坚对教育的重视,把十六国时期北方教育的发展推向一个高潮,封建史家在记载这段历史时说:“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凉州地区在汉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在十六国时期也处于领先地位。前凉张轨在任凉州刺史时就“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此后,张氏子孙将爱贤重教的传统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凉的建立者李嵩,“通涉经史,尤善文义”,他称王后,亦建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北朝的统治者,多为北方鲜卑少数民族,他们汉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对汉文化的认识也不相同,因此教育的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大体说来,北魏的教育逐渐发展兴盛,东魏北齐教育水平急剧下降,西魏北周则承袭了北魏注重教育的传统。道武帝初定中原,“虽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明元帝时,改国子学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拓跋焘又在城东另起太学,并征北方名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颍、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人为博士。如果说上述举措是由于北魏统治者初入中原,出于笼络汉族统治阶级的支持以求站稳脚跟的需要,那么魏孝文帝以后的兴学重教,则突出反映了拓跋鲜卑统治者倾慕汉族文化,进一步推进自身汉化程度,以适应民族融化的需要。孝文帝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迁都洛阳后,又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魏的皇宗学,它始建于孝文帝迁都以前,太和十六年(492年)孝文帝曾至皇宗学“亲问博士经义”,迁都洛阳后,又接受任城王元澄的奏请,复立皇宗学。皇宗学是为皇室子弟专设的学校,这反映了北魏统治者对汉化的自觉要求。魏孝文帝迁洛后,国学教育反而走入低谷。宣武帝延昌元年(512年)诏说:“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严敕有司,国子学孟冬使成,太学、四门明年暮春令就。”对宣武帝此诏,能不能理解为自迁都洛阳后国学始终未建立起来呢?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第一,孝文帝迁都至宣武帝延昌元年已有18年之久,在此期间偌大的洛阳城都已建立,国学校舍却未建似乎于理不通。第二,从“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二句看,显然是国子学(虎闱)、四门学皆已建立,所缺者只是其中的“唱演之音”与“讲诵之业”。第三,刘芳在孝文帝迁洛后任国子祭酒,宣武帝诏书中又说“博士端然,虚禄岁祀”,可见教学的师资与管理亦不成问题。既然如此,宣武帝为什么还要严令有司限期使国学开学呢?我们认为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学生来源问题。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录取学生的规定是:“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循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第。”但孝明帝神龟年间,“将立国学,诏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这两条规定表明,北魏的国学教育在迁都洛阳后完全贵族化了。之所以会有如此变化,是因为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重定姓族,将门阀世族制度化。孝文帝此举的特点,正如唐长孺先生所说:“它具有明确、具体的官爵标准和明确的四级区分,而这在两晋南朝至多是习惯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以朝廷的权威采取法律形式来制定门阀序列,北魏孝文帝定士族是第一次。”定士族不靠习惯而靠行政法律手段,这给国学生源带来三方面的影响:第一,以习惯区分士庶是个渐变过程,而靠行政定士族是个剧变过程,某些大族的地位会在法律前后突然发生变化,他们也许昨日还属清流,今日成为寒浊而被排斥于国学门外。第二,某些新贵族地位虽已提高,但其自身的文化素质却不能因此而急剧改变,他们的子弟也不愿进入国学。第三,靠行政手段定门阀序列,其结果只能是定而不定。宣武帝时,孙绍曾上表说:“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忘乱。”有钱有势可为士族,无钱失势降为寒庶,这种稳定性极差的情况,不能不影响进入国学受教育的生徒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宣武帝限期恢复国学的诏书发于延昌元年,而孙绍的上书也在延昌年间,二者的巧合大概也能说明定士族与生源缺的联系。孝明帝神龟中将立国学,“未及简置,仍复停废”,正光三年(522年),立国子学,学生仅36人,都说明生徒来源的不足。孝明帝以后,由于连年的战争和动乱,所谓国学教育几乎不复存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齐、北周时。在北齐,直到高洋天宝元年(550年)才“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此时虽有国学,但其规模及水平实在可怜,史载:“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唯国子一学,生徒数十人耳。”与北齐这种情况相比,北周的教育成就十分显著。北周太祖宇文泰,经常亲临太学。他发现李昶年幼有才,便“厚加资给,令入太学”。时宇文泰并未即帝位,说明西魏时太学已建。孝闵帝宇文觉时,乐逊“治太学博士”。武帝宇文邕保定三年(563年)“服兖冕,乘碧辂,陈文物,备礼容,清跸而临太学”。这说明国学在北周不但名实俱备,而且有连续性。太学之外,还建立了麟趾学、露门学,许多南北名士分别任麟趾学学士和露门博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除中央建立的太学、国子学及其他一些专科学校外,还包括地方政府建立的各种学校。

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曾令“郡县立教学之官”,表明曹魏统治者对地方教育的重视。一些地方的行政长官在本地区办起学校,如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太守杜畿,“开学馆,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并任命名儒乐详为文学祭酒,使河东成为曹魏地方教育发达的地区之一。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太守杨俊也在本地“宣德教,立学校”。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太守令狐邵由于本郡缺乏师资,便派人外出求学,然后返郡执教。文帝时,济阴(治今山东定陶附近)太守郑袤、陈留(治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刘劭、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南)太守王基、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太守颜裴,都在各自的地方办过学校。蜀汉掌管地方教育的学官有劝学从事、典学从事、怀友从事、典学校尉、儒林校尉、师友祭酒等名称,来敏就任过典学校尉,尹默任过劝学从事。谯周曾被蒋琬任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为益州教育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在孙吴,宗室孙瑜、豫章(治今江西南昌附近)太守顾邵等人都曾在地方上立学。

两晋时,一些地方行政官员对本地区的教育也很重视,对教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鄱阳(治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内史虞溥在任曾“大修庠序,广招学徒”。乌丸校尉唐彬在其任所“兼修学校,诲诱无倦,仁惠广被”。平原(治今山东平原南)太守李重在郡“修学校、表笃能、拔贤行”。东晋时,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太守范汪“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余杭(今浙江临安东)县令范宁,“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事莫不宗之”。范宁后出补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晋成帝咸和(326-334年)年间,征西大将军庾亮迁镇武昌,在武昌开置学官,建立校舍,让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论者任儒林祭酒,令参佐大将子弟及庾氏子弟入学。又批准了临川(治今江西抚州附近)、临贺(治今广西贺县南)二郡的建学要求。庾亮办学,重视教学质量,规定:“若非束修之流,礼教所不及,而欲阶缘免役者,不得为生。”从而杜绝了滥竽充数的学生,保证了生源的质量。

南朝的地方学校情况史籍记载不多。刘宋时丹阳尹何尚之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齐、梁、陈各朝,见于记载的地方学校的学官有儒林参军、文学祭酒、劝学从事等名称,可见地方学校的存在,但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

北魏献文帝天安(466年)时,李矩上书说:“臣愚欲仰先典,于州郡治所,各立学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业,庶必有成。”献文帝对此请很赞同,并诏高允议定学制。高允上书:“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献文帝当年即“初立乡学,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许多地方官对本地区的教育也很重视,如荆州(治今河南鲁山)刺史贾古代生活史——官学在郡“表置学官,选聪悟者以教之”。西兖州(治今山东单县西北)刺史高祐“以郡国虽有太学,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赵郡太守崔孝古代生活史——官学在郡历战乱之后,“招抚遗散,先恩后威,一周之后流民大至。兴立学校,亲加劝笃,百姓赖之”。东魏北齐教育水平低落,国学既无成效,地方更无建树。北周的教育水平高于北齐,但就其地方教育讲,也比不上北魏时期。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zgls/wjfd/25223.html

  • 手机访问

站点声明:

历史学习笔记,本站内容整理自网络,原作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

Copyright © http://www.historyho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号:粤ICP备20055648号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