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家学

家学也是私学，但与前述意义的私学相比，在生徒对象、单位教学规模、教学内容等方面二者都具有许多不同。前者的学生是自己的后代，后者的学生是社会上的莘莘学子；前者以家庭为基本教学单位，因而单位教学规模不会很大，后者则无此限制，生徒可以数十成百，甚至逾千。

两晋南北朝士家大族兴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特殊的地位，又使他们的门第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门第教育以儒学为宗。琅邪王氏王褒曾著《幼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一个“崇”字，说明儒学在王褒家世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琅邪王准之，其曾祖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继承家学的王准之，撰成《仪注》，至梁时仍被遵用，可见王氏青箱学的儒学内容。北魏大姓范阳卢氏，“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这说明家传儒学对于士家大族在社会上名重声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门第教育习染玄风。魏晋之时，玄学兴起，对士家大族影响颇深。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正说明魏晋时以儒教为宗的门第教育逐渐习染玄风。南朝何尚之家族的教育比较典型。何尚之之父何叔度，其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珍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简，流涕对之。”这种行为显然体现出儒家“孝”的精神。何尚之之子何偃在明帝泰始二年（466年）祭祀遇雨时议论说：“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可见何氏是精通儒学的。但何尚之却在宅中置玄学，“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何偃也“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可见南北朝时士家大族门第教育习染玄风之一斑。

第三，门第教育注重高雅之内容。士家大族是社会中的贵姓，他们不但经济政治地位特殊，在门第教育中也传授高雅的知识与技能。善长诗文在魏晋南北朝时被时流所重，所以文学教育亦为门第教育所重视。以陈郡谢弘微一族为例，谢弘微常与继叔父谢混、族兄弟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等“以文义赏会，常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谢弘微子谢庄，七岁便能属文。袁淑之文为一时之冠，曾作赋欲给谢庄看。当他见到谢庄赋后，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便未将己赋拿出。谢庄之子谢朏，十岁能写文章，被王景文称为“神童”。谢朏之侄谢览，梁天监中“受敕与侍中王暕为诗答赠”，其文甚工，被梁武帝誉为国之英华。谢览弟谢举“年十四，尝赠沈约诗，为约所赏”。谢氏之门，文学大家屡出，当与其门第中文学教育有关。书法亦被视为一种高雅技能，也是门第教育的重要内容。琅邪王氏为书法世家，著名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王献之均为琅邪王氏一族。在北朝，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也极重书法。崔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耴，而具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世不替业，故魏初重崔卢之书”。崔玄伯子崔浩书法也很著名。另一个儿子崔简，“少以善书知名”。可见崔氏书法家学渊源之远。魏晋南北朝时围棋盛行，士族中行此雅戏者大有人在。谢安在淝水之战前夕，会集亲朋与侄子谢玄围棋相赌，说明士族门第教育中围棋也是培养个人才趣的手段。音乐也是门第教育的内容之一，东晋南朝戴逵、戴颙父子的琴术就是家世传承的。文学、书法、棋艺、琴术这些高雅的知识和技艺，虽不为士族高门所垄断，但确为其门第教育的部分内容，通过这些可以显示自己的清高和风雅。

第四，门第教育重视家世门风。魏晋南北朝谱学发达。谱学即士族的族谱与家谱，它是家世的记录，是家世教育的教材。作为高门，不可不谙谱学，如会稽孔奂，“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谱牒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综合性的家谱，如《百家谱》、《百家集谱》、《百家谱集钞》等。再一类是专门性的族谱，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杨氏血脉谱》等。第三类是地方性的谱牒，如《益州谱》、《冀州姓族谱》、《洪州诸姓谱》、《扬州谱钞》等。门风教育也是士族所重视的内容，王羲之与谢万书中曾说：“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梁书·王志传》载：王志父王僧虔以来，“门风多宽恕，志尤惇厚。所历职，不以罪咎劾人。门下客尝盗脱志车卖之，志知而不问，待之如初。宾客游其门者，专覆其过而称其善。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蕃诸王为长者。”王微也说：“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士族门阀以淳厚谦让标榜自家门风，一方面表明自己思想文化素质很高，以便在社会上受到崇敬；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家族和睦、兴旺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