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私学

历史大观园魏晋风度 2020-07-15 00:29:59 0

每个时代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必然产生渴望受教育的要求。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分裂，官学时断时续，就整体而言处于衰落时期，从而给私学的发展和兴盛以有利条件。这个时期私学的发展和兴盛有以下特点：

第一，私学的老师学问渊博，水平很高。许多私学的教师都是当代的著名学者。如三国曹魏的学者隗禧，既明经学又善天文。他曾说：“欲知幽微莫若《易》，人伦之纪莫若《礼》，多识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诗》，《左氏》直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这种对经书的独到见解，反映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之深。他在80岁告老还乡后，在家乡开学授徒，“就之学者甚多”。西晋时刘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数十年不出门庭，朝廷三征五辟皆不就位。整理《春秋》，训注《周易》，“凡所赞述百余万言”。因其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东晋时范宣，博综众书，尤喜《三礼》。当别人问他“何以太儒”时，他回答说：“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在这里，范宣以孔子的一句话，表示自己不追随世风的治学态度。但他虽然承认自己“太儒”，并引为自豪，却也不排斥《老》《庄》，当有客人问“人生与忧俱生”这句话的出处时，范宣随口便说出于《庄子·至乐篇》，可见范宣学识之渊博。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不应官府的屡次征召，在家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南齐学者刘，“少笃学，博通《五经》”。自刘宋至萧齐，他多次辞去官府的征召，始终收徒讲学。北朝大儒徐遵明，17岁时便寻师求学，先后师从于王聪、张吾贵、孙买德等人，终成一代大学者。史载他“教授门徒，每临讲坐，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海内莫不宗仰”。这样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的治学精神、教授方法、教学形式，对社会上以继承学术文化为目的的求学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一点我们从王裒送门生从役之事中可以看出。《晋书·王裒传》载，王裒的门生被县衙征为劳役，请求王裒为其至县令处讲情。王裒说：“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草，送服役门生至县衙，“门徒随从者千余人”。从这件事中可知，私学的学生在社会上无特权可言，他们也要应征服役。但即使如此，王裒的门徒竟达千余人，可见他们是慕其学识而从之的。

第二，私学的覆盖面广。与官学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在教学内容、生徒来源、涉及的地域等方面都显出覆盖面广的特点。

儒学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前述许多私学教师，都在儒学方面造诣很深，有的被称为当世“儒宗”。儒学之外，私学的教学还包括其他的内容。如西晋时，杨轲“少好《易》”，史称他“学业精微，养徒数百”，“教授不绝”。南朝的伏曼容，善《老》、《易》，聚徒教授以自业，“生徒常数十百人”。南朝沈麟士隐居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之士上百人。沈麟士非常看重陆机的文学作品《连珠》，“每为诸生讲之”。南朝臧荣绪，“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十六国时僧人竺僧朗于昆仑山立精舍，“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南朝刘宋徐湛之，史称其“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南朝陈将吴明彻也曾向汝南周弘正学习天文知识。北魏殷绍在给文成帝的表文中叙述了自己学习《九章算术》的过程，文中说：“臣以姚氏之世，行学伊川，时遇游遁大儒成公兴，从求《九章》要术。兴字广明，自云胶东人也。山居隐迹，希在人间。兴时将臣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释昙影间。兴即北还，臣独留住，依止影所，求请《九章》。影复将臣向长广东山见道人法穆。法穆时共影为臣开述《九章》数家杂要，披释章次意况大旨。”北魏时，清河人崔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他成名医后，又“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可见崔彧不仅学艺于私学，又以私学形式传授医术医德。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私学的教学内容，包括了儒学、道学、佛学、文学、音乐、天文、数学、医学等。这不但对官学作了重要补充，而且又为祖国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

私学在招收生徒方面，不像官学那样严格地限制出身门第，而是继承了古代“有教无类”的优秀传统，招收范围极其广泛。私学的生徒有贵族子弟，如南齐刘“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贵族富家子弟师从私学，其学习态度也比官学中的贵族子弟刻苦。如北魏时，渤海人刁冲，“虽家世贵达，乃从师于外，自同诸生。于时学制，诸生悉日直监厨，冲虽有仆隶，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师受之际，发情精专，不舍昼夜，殆忘寒暑”。私学学生除贵族子弟外，还有许多寒门庶族。《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原十一而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遂就书。”邴原家贫，应属寒庶，但私学教师感其有志，免资收录，反映了这位私学先生传学育人的远大眼光。这种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体现。如司马筠、沈峻、张武、刘献之、刘兰等人都是家世贫寒而经私学而成就学业的。

私学的覆盖面广，还表现在地域上。三国时期，北方的黄河流域私学发达，西南的益州，南方的荆、扬地区都有私学的记载。十六国时西北的凉州地区私学也很发达。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北至辽宁，南至交州，东至齐、鲁、江、浙，西至河西凉州，都有私人教学活动。私学所至，不仅是大都会、州郡县，而且伸向人迹罕至的林壑幽谷。如西晋霍原，18岁曾至太学学礼，后归乡里，“山居积年，门徒百数”。敦煌（治今甘肃敦煌西）人郭瑀，精通经义，雅辩谈论，曾“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南朝刘宋沈麟士“无所营求，以笃学为务”，他不愿为官，“隐居余不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私学教师学问渊博，治学严谨，讲究方法，这些招致了门徒影从，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因此私学在覆盖面上比官学具有明显的优势。

第三，私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始终具有一定的规模。三国时，北方经济、政治发展程度较高，亦为文化中心所在，因此私学规模明显大于南方。如建安初年，“长安有宿儒栾文博者，门徒数千”。曹魏正始中，乐详“以年老罢归于舍，本国宗族归之，门徒数千人”。吴蜀两国虽不及曹魏，却也有一定规模。孙吴唐固，“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注，讲授常数十人”。虞翻被流徙交州（治今广东广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西晋十六国时，私学规模更有扩大之势。济南（治今山东历城东）人刘兆，“博学洽闻，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庐江（治今安徽舒城）人杜夷，“年四十余，始还乡里，闭门教授，生徒千人”。敦煌人郭瑀，隐居深山，也有弟子千余人。酒泉（治今甘肃酒泉）人祈嘉，任张重华儒林祭酒，同时又从事私学，史载：“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敦煌人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南北朝时，北方的私学仍保持着西晋的规模。如张吾贵从郦诠学《礼》，牛天祐学《易》之后，便“别构户牖，世人竞归之”。他“曾在夏学，聚徒千数”。李铉“教授乡里。生徒恒数百人，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包恺讲《汉书》，“聚徒教授者数千人”。房晖远“恒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南朝私学的规模虽不如北朝，但数百生徒的规模并不少见。如前述隐居吴差山的沈麟士的生徒有数百人。刘宋中散大夫伏曼容于家“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崔灵恩虽在官学任职，却仍然“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沈德威任陈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