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教育的社会作用

教育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显著。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私学、家学三位一体，互相补充，形成了这个时期教育的新格局。这种格局对继承前代的传统文化，发展当代的思想与学术以及培养人才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作用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儒家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三国时，曹魏明帝曾说：“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还专门派人用古、篆、隶三种字体刻了48枚石经碑，立于太学。在蜀汉，太学博士许勋，继承其父许慈的学业，用《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等儒家经典在太学讲学。孙吴统治的江东地区，教育相对落后，但孙权对儒家经典却非常熟悉，并常敦促太子及将领们学习。西晋司马氏为儒学世家，晋武帝整顿太学，兴办国子学，对太学生和教授国子学的博士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通经明典。所谓经典，即儒家的经书和典籍。两晋时，儒学受到很大冲击，史书上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在这种情况下，东晋统治者仍力图在玄学的狂风巨澜中保持儒学的正统地位。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皇太子到太学讲经，行释奠礼，以示对儒学的尊崇。南平人车胤，自幼勤学儒家经典，博学多通。晋孝武帝曾讲《孝经》，让谢安侍坐，陆纳侍讲，卞眈执读，谢石、袁宏执经，车胤与王混句，可见车胤经学造诣很深。后来，孝武帝又扩大太学规模，并让车胤领国子博士。这些反映了东晋统治者为弘扬儒学所作的努力。十六国前赵刘曜，建国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后赵主石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前燕主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日临观，考试优劣”，“其经通优异者，擢充近侍”。前秦苻坚，尊崇儒学。他常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史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后秦姚兴时，大办学校，广招儒生，给往来求学的儒者提供便利。在南朝国子学中任博士或助教的教师中，有很多是精通儒学的人。刘宋时，“儒史百家，莫不该览”的何承天领国子博士。南齐时，“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的王俭领国子祭酒，主张“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的陆澄，任国子博士。南梁时，精通《三礼》的贺磏被任命主持学馆，13岁就博通经传的明山宾，被送入首批博士，精解《丧服》、《孝经》、《论语》的严植之，被请入学馆中讲学，“博通《五经》，尤长《三礼》”的沈峻，兼任国子助教。在北朝，北魏办学，以经术为先。太武帝拓跋焘曾下令：王公以下至于卿士的子弟，都必须到太学去读书。孝文帝还建立了皇宗学，并亲自向博士请教经义。北齐文宣帝天宝七年（556年），文宣帝将朝臣中有文学修养的人和礼学官召集在一起，“令他们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西魏宇文泰曾于中央置学，让属官们“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的国学虽然时间各有长短，水平各有高低，且时兴时废，但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经验的总结，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以在国学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

私学也把儒学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建安年间（196-220年），“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一些儒学大家为使学问不绝，自觉地担当起授经传道的大任。被称为儒宗的隗禧在避乱荆州期间，“不以荒扰，担负经书，每以采稆余日，则诵习之”。最后达到不复执文，开口便说齐、韩、鲁、毛四家诗传之义的程度。他80多岁时，以老处家，“就之学者甚多”。西晋时，济南东平人刘兆，安贫乐道，潜心著述，长期钻研《春秋》、《周礼》、《周易》，所著之书，长达百余万言。他既博学洽闻，又温笃善诱，“从受业者数千人”。像这样的学者，这样的私学，在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都存在，本章第二节中已有详述，此不重说。

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遍布南北，大族重门第家世，所以家学十分发达，而儒学也是家学教育的内容之一。门第教育以儒学为宗，这在上一节已经谈到，这里再列举一些儒学世家以进一步证实这个特点。南朝人伏曼容，自幼好学，多技艺，他一生所著书籍有《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子》、《庄子》、《论语义》等，其中大部分为儒家经典。其子伏暅，幼传父业，梁武帝时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捨总知五礼事，以后又被征为国子博士。伏暅子伏挺，幼敏悟，七岁通《孝经》、《论语》。梁武帝天监初年，“居宅在潮沟，于宅讲《论语》，听者倾朝”。司马筠，自幼孤贫好学，长大后“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其子司马寿，“传父业，明《三礼》”。贺是晋司空贺循的玄孙，其家“世以儒术显”。其祖贺道力“善《三礼》，有盛名”，其父贺损“亦传家业”。贺磏“于《礼》尤精”，在梁武帝时曾被荐举修宾礼，武帝听他讲说礼义，大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贺子贺革，“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后来也通《三礼》，“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先后任太学博士、国子博士。贺的侄子贺琛，“幼孤，伯父磏授其经业”，后来也“尤精《三礼》”。可见贺氏家传儒学之深厚。

官学、私学、家学都把儒学作为自己的教育内容，这就使儒学在朝廷、在地方、在民间、在家族都有了赖以生存、传授、发展的依托。正因为这样，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虽受冲击，但未灭绝，而是调整了自己，牢固地自立于百家争鸣的文化之林。

第二，它为思想与学术的百家争鸣提供了前提。各种学术、各派思想同生共存是百家争鸣的前提，一家独尊是不会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官学、私学，还是家学，儒学都不是惟一的教学内容。官学中，儒学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总的看，官学处于衰落期，私学及家学十分兴盛活跃，所以儒学并不具有压倒的优势。即使在官学中，儒学地位很高，但从南朝刘宋以后，玄学佛学开始在官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再加上儒学，“凡四学并建”。南朝梁武帝崇信佛教，“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在宫中讲佛学，听讲者既有名僧还有硕学，可见这种佛学讲授方式，实际上也具有国学的性质。

私学及家学的教育内容要比官学广泛得多，除儒学之外，还包括了道学、佛学、文学、音乐、天文、数学、医学、书法、棋艺等等。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详述。私学及家学由于师资水平高、教育覆盖面广、始终具有一定规模、持续性强于国学等特点，因此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又使私学及家学所包含的各门类的教育内容与儒学共生共存，从而造成学术与思想百家争鸣的前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争鸣比比皆是。曹魏末，嵇康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说：“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讽诵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谈礼典则齿龋，于是兼而弃之，万万物为更始。则吾子虽好学不倦，犹将缺焉；则向之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也。”这种大胆抨击儒家仁义、六经、揖让、礼典的言论，若在儒学独尊的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向秀《难嵇叔夜养生论》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当求之以道义，在上以不骄无患，持满以损俭不溢。若此，何为其伤德邪!”向秀主张以道义求富贵，以不骄损俭来养德，所据仍属儒家学说。南朝萧齐时，有道士假托张融之名写的《三破论》，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其中指责佛教破家，说佛教僧徒“遗弃二亲，孝道顿绝”，“服属永弃，悖化犯顺”，“五逆不孝，不复过此”。在指责佛教破身时说，僧徒“一有毁伤之疾，二有头之苦，三有不孝之逆，四有绝种之罪，五有亡体从诫”。可见《三破论》对佛教的指责，多以儒家纲常理论为依据。北周甄鸾在《笑道论启》中说：“昔行父之为人也，见有礼于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养父母；见无礼于其君者，恶之如鹰耲之逐鸟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甄鸾对道教的抨击，也运用儒家的理论。这说明儒学虽受冲击，但仍作为一家学派立于学林。不仅儒道、儒佛之间互相争鸣，玄学与佛学之间也常常机锋相接。西域僧人康僧渊，在东晋时遇到殷浩。“浩始问佛经深远之理，却辩俗书性情之义，自昼至曛，浩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耶?’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曰：‘谁运圣人耶?’苟子不得答而去。”僧意与王苟子（即王修）的争论，还未涉及各自理论本身，仅仅是看问题的方法，已见玄佛之间的不同。各学派之间的争鸣如此，一个学派内部的争鸣也是如此。南朝陈时，张讥任国子助教。当时周弘正在国学讲《周易》，周弘正的第四弟周弘直也在座。张讥就《周易》与主讲周弘正争论起来。周弘正不能说服张讥，周弘直危坐厉声，帮助其兄申理。张讥便正色对周弘直说：“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周弘直说：“仆助君师，何为不可?”一时满堂大笑。北朝孙惠蔚孙子孙灵晖，“得惠蔚手录章疏，研精寻问，更求师友，《三礼》、《三传》，皆通宗旨。然始就鲍季详、熊安生质问疑滞，其所发明，熊、鲍无以异也。”上党人李业兴，从徐遵明受业于赵、魏之间。当时有个叫鲜于灵馥的人也聚徒讲学。徐遵明这时声誉还不高，李业兴便假装到鲜于灵馥处受学。鲜于灵馥嘲笑说：“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李业兴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在鲜于灵馥讲《左传》时，李业兴当众问了他几个问题，鲜于灵馥却一个也答不出来。学派与学派的争鸣，说明各学派的成熟；学派内部的争鸣，也是这个学派发展的表现。各学派的成熟和发展，与这个时期的教育分不开。

第三，它为这个时期的人才辈出提供了土壤。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私学、家学三种教育形式，为社会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等。

士族门阀特别重视家学，其门第家风主要靠家学造就的政治方面的人才来维系，因而在士族家学兴盛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东晋时的王导、谢安，北魏前期的崔浩等皆是。他们是靠家学培养出来的。如北魏时，赵郡人李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以教授为业”。李曾子李祥，“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合旨，除中书博士”。李祥之子李安世，自幼聪颖。北魏兴安二年（453年），文成帝召见侍郎、博士之子，准备从这些人中选一些突出者入中书学学习。当时李安世年仅11岁，也在被召入之列。文成帝见他幼小，特向他提些问题。李安世回答甚有条理，当即被选为中书学生。魏孝文帝时，李安世针对当时人民困饥流散、豪右占夺土地的情况，提出“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的建议，开了均田法之先声。李安世得家学之传，又受中书学之业，是家学与国学共同培养出来的政治家。

东晋葛洪，出身低级士族，其祖父葛系，“学无不涉，究测精微”。其父葛悌，“方册所载，罔不穷览”。葛洪自幼丧父，不及从其父亲受家学传授，但其“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这种好学的品质，不能说与家庭教育无关。后来他为“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葛洪的从祖葛玄，号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葛洪又从郑隐处学得其法。以后葛洪又以南海太守鲍玄为师，学习逆占将来的内学。史称葛洪“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是非，而才章富赡”。可见葛洪成长与家学和私学关系密切，他写的《抱朴子》，集中反应了他的政治及道教思想。葛洪是受家学影响并私学教育培养的亦儒亦道的思想家。南朝著名思想家范缜，未及弱冠之年，便师从沛国人刘。刘对他的好学及聪颖很欣赏，亲自为他行冠礼。范缜“在门下积年，恒芒布衣，徒行于路。门下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间，聊无耻愧。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范缜是私学培养出来的思想家，他不信神鬼，曾著《神灭论》，倡无神思想，在当时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也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在这些文学家和诗人中，有许多是同属一个家族。如曹操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大诗人。其子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曹丕的学业，显然是受曹操影响。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十几岁时便能诵读《诗》、《论》以及词赋，又善写文章。曹操曾把曹植的文章拿来看，不相信是他所作，便问他是否请人代写。曹植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当时铜雀台刚建好，曹操让诸子登台作赋，以检查他们的才华。可见曹丕、曹植等人的文才，都与其父曹操的影响督促有关。东晋谢安，常与儿女们一起讲论诗文。有一天下雪，谢安正和儿女们在一起，他见雪越下越大，便指着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其侄谢朗说：“撒盐空中差可拟。”其侄女说：“未若柳絮因风起。”由此可见谢氏家族家学教育的情况。谢氏家族文学俊秀辈出，谢道韫是著名才女，谢灵运、谢朏、谢朏、谢瞻、谢世基、谢晦、谢惠连、谢庄、谢举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有的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种情况，当与谢氏家学的影响传承有关。北朝大文学家庾信，出身于文学世家。其祖庾易，“宋终齐季，早擅英声”。父庾肩吾，“文宗学府，智囊义窟，鸿名重誉，独步江南。”其家世“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庾信的文学成就，不能说与其家学无关。

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不但注重文学，还世传一些高雅艺术，其中书法艺术尤为突出。这个时期，形成许多书法世家，王氏、卫氏尤为书法世家的佼佼者。王导之书，模仿三国时的钟繇，晋室南迁江左，王导随之过江，并随身携带钟繇手书《宣示表》，以为法帖，后练就一笔漂亮的行书、草书。与王导同辈的书法家有王敦、王廙等。王导的下一代书法家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羲之等。第三代人中，王珣、王、王凝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玄之、王献之等都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造诣最高。王氏一族，几代驰骋东晋书坛，当与其深厚家学有关。三国曹魏时，卫从邯郸淳学习书法，篆书、草书、隶书等字体都不逊于其师。卫之子卫耴，草书、篆书都很擅长，特别是他创造的柳叶篆体，字形细长，笔势遒劲，别具风格。卫耴之子卫恒，写字时特让笔中墨汁不足，使墨迹中因墨枯而留空白，加之字形似飞翔之势，号曰飞白，风格甚是独特。卫氏三代均出书法家，也当与其家学教育有关。

南朝人祖冲之是著名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祖冲之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祖暅之子祖皓，也“少传家业，善算历”。祖冲之三代从事科学研究，足见其家学渊源之深厚。家学为培养科学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的医学最讲究父子相传，世代行医。先秦时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因为行医是关系到人的生死的大事，所以人们对有丰富医疗经验的祖传世医更为信任是可以理解的。东海徐氏的家传医学最为典型。北朝名医徐之才，先祖徐熙，好黄老，懂医术，为海内名医。徐熙子徐秋夫，继承其父继续行医。徐秋夫之子徐道度，于其父业甚精。他有脚疾，行走不便，宋文帝令人将其抬入宫中，“为诸皇子疗疾，无不绝验”。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医术甚高，宋孝武帝路太后有病，众医生一筹莫展。徐文伯诊后说：“此石博小肠耳。”便做成水剂消食汤，路太后服用后病很快就好了。徐文伯的弟弟徐蹇，医术也很高明，北魏献文帝时被掳入北魏。献文帝“欲验其能，置病人于幕中，使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徐文伯的儿子徐雄，“亦传家业，尤工诊察”。徐之才是徐雄的儿子，北魏孝昌二年（526年）来到洛阳，因“药石多效，又窥涉经史，发言辩捷，朝贤竞相要引，为之延誉”。徐之才一族六世出了九个医生，足见家学对医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官学、私学、家学共存互补的格局，有利于这个时期教育的发展。在各种教育实践中，涌现出不少教育专家。如北朝大儒徐遵明，“教授门徒，每临讲座，先持经执疏，然后敷讲，学徒之至，浸以成俗”。徐遵明不但在教授方法上有所贡献，还培养出了像李业兴、李铉、乐逊等著名儒者。如果说徐遵明是私学教育家，颜之推就是家学教育家。他写的著名的著作《颜氏家训》，集中地反映了他一系列教育思想，成为千古流传的古代教育学名作。

教育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精神活动，它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它促成了一个时代思想和学术的发展，它为社会培养出各类人才。没有教育，便没有社会的健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教育的社会作用也证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