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语言文字

一 匈奴（附羯）

两汉时匈奴大致处在有语言而无文字的阶段，《汉书·匈奴传》谓汉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识其人众畜牧”，学习汉文的只有匈奴单于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不过，由于南匈奴入塞后逐渐向南迁徙，与汉人的交往日益增多，接受汉文化的匈奴部众势必也愈加普遍。

到魏晋政府分南匈奴为五部，五部匈奴大批改用汉姓，标志着汉语已通行于匈奴各部。至于五部的上层人物，更是具备了较深的汉文化造诣，如据《晋书》有关《载记》：刘渊“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宣（渊从祖）“好《毛诗》、《左氏传》”，又喜读《汉书》；刘和（渊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刘聪（渊子）“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渊族子）广览群书，尤好兵家，“略皆暗诵”，“善属文，工草隶”。

十六国时期，羯人仍保留着本族的语言。《晋书·艺术·佛图澄传》载前赵主刘曜攻洛阳，后赵主石勒问于名僧佛图澄，澄答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之，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澄之所言虽系附会之辞，然而他为羯人石勒引述的“羯语”，正是石勒所熟悉的本族的语言，应该是毫无问题的。

同书《石勒载记上》谓勒“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羯人在魏晋时长期保留了其部落组织，而部落中“部率”与“部胡”之间，以及“群胡”之间，大概都是讲“羯语”的，至少我们可以确信，“羯语”此时并没有消亡。

不过，魏晋时期羯人与汉人杂居，同汉人贸易，又受汉人役使，可以想见，他们已经普遍掌握了汉语，否则是难于同汉人交流的。

二 氐羌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记氐人事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史家对这一段文字的解释分歧颇大，或以为“及”字乃“与”字之误，指氐人的语言仅与汉人不同，而与羌杂胡相同；或以为前一“同”字系衍文，指氐人的语言与汉人及羌杂胡，皆不相同。然而不论怎样，氐人有自己的语言是可以肯定的。不过《魏略》又说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中国指汉人，中国语指汉语。氐人与汉人交往，一般使用汉语，回到自己部落，则讲本民族的语言。

氐人在与汉人长期杂居，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最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多知中国语”。魏晋时氐人已普遍使用与汉人相同的单姓，如史籍中常见的苻（前秦主苻坚一族）、姜、杨、梁、窦、吕（后凉主吕光一族）、强、樊、单、苟等，极有可能就是他们接触了“中国语”之后，在文化上发生的重大变化。《晋书·苻洪载记》：“父怀归，部落小帅。”氐人怀归之子苻洪改用汉姓，苻洪成为酋豪的时期，正是其氐族部落汉化的关键时期，这个部落“多知中国语”，即广泛接受汉文化影响，大约就是从苻洪一辈开始的。鲜卑拓跋诸部南北朝以后始改汉姓，相形之下，氐人的汉化程度无疑要高得多了。

十六国时期，氐人曾被大批强制徙往内地，如上引《晋书·石勒载记》：“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季龙（石虎）克上邽……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内迁的氐人直接地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是不言而喻的。在语言方面，熟悉、掌握汉语的氐人势必会大量增加。氐族的上层人物，一般则已具有较高的汉文化造诣，如苻坚“博学多才艺”；苻融（坚弟）“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即释道安，东晋十六国时名僧，通内、外之学）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赡，世咸珍之”；苻丕（坚庶长子）“博综经史”；苻朗（坚从兄子）“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西”。

《后汉书·西羌传》载东汉建武九年（33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说明两汉之际入塞的羌人，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他们虽与汉人杂居，彼此却由于语言、习俗等的阻碍，难于融洽相处。

东汉中后期，由于政府对羌人政策失误，造成羌汉之间的剧烈冲突。东汉对羌人耗资巨大、旷日持久的战争，虽使“羌患”暂告弭平，但羌人大规模徙居塞内的局面却已无从改变。西晋江统在其著名的《徙戎论》中指出：“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江氏所谓“戎狄”，主要指的是氐人与羌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入塞羌人在与汉人的频繁接触中，受到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羌汉之间习俗、语言的差异日益缩小。汉末董卓进入羌人聚居之地，与羌族酋豪密切交往，已不存在“言语不通”的隔阂，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十六国时与氐人一同被迁入中原地区的羌人，数量亦颇为可观，这由上文引述的《晋书·石勒载记》等资料，可以得到证实。另如同书《姚弋仲载记》谓“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羌人内徙之后，自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汉族的语言、习俗，即使他们后来再度返回关陇，也不可能逆转汉化的趋势。汉魏时期，羌人的汉化水平低于氐人；不过到了两晋之际，羌人特别是其上层人物，往往已具有较高的汉文化造诣。如姚襄（弋仲子）“好学博通，雅善谈论”；姚兴（襄弟苌子）则每于听政之暇，与耆儒姜龛等人“讲论道艺，错综名理”，显示出他们在儒学乃至玄学方面的素养。

不过，羌族的语言十六国时并未消亡。后秦姚氏大将多有以“都”为名者，“都”字又可与“王”字互见。周一良先生推测“都”为羌语，其意为“王”，当是美称，故羌将多取以为名。说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羌人以都为名”条。

三 鲜卑

王沈《魏书》记乌丸“无文字”，而鲜卑言语“与乌丸同”。可见鲜卑早期使用一种与乌丸相同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谓轲比能时，“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颇学文字”。此时鲜卑所学文字，应该就是亡归其地的汉人所熟悉的汉字，这是史籍所载鲜卑运用文字的开端。

不过，《鲜卑传》又载曹魏黄初五年（224年），轲比能与魏辅国将军鲜于辅书，谓“夷狄不识文字”云云，曹魏与鲜卑交往一般仍需译者。可知当时鲜卑人尚未普遍掌握汉字。

十六国时，鲜卑的汉化倾向更为显著，其最高统治者多具有较高的儒学素养，如据《晋书》载记，前燕慕容皝（廆子）“尚经学”，“雅好文籍，勤于讲授”；慕容翰（皝庶长子）亦“爱儒学”；慕容（子）“博观图书”；后燕慕容德“博观群书”。他们都十分注重贵族子弟的儒学教育，如慕容“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慕容“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至于一般鲜卑部众，尽管未必能够达到上层人物那样高的汉文化水平，但汉字在慕容鲜卑中业已得到普及，应是毋庸置疑的。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将朝廷用语由鲜卑语改为汉语。《魏书》卷21《咸阳王禧传》录孝文帝之语：“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又同书《太祖纪》载其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己亥诏书：“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孝文帝所谓“北语”、“北俗之语”，应该是指鲜卑部落中使用的传统语言；“正音”则是指中原地区通行的汉语。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于朝中禁断“北俗之语”，意在消除鲜卑族与汉族在文化方面的主要隔阂，以适应鲜卑入主中原的需要，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而由上引孝文帝之言又可以想见：拓跋鲜卑在平城，长期使用的是本民族的语言，即所谓“北俗之语”；不过到孝文帝南下前夕，鲜卑部众尤其是30岁以下的青年中，熟悉乃至掌握汉语的人大约为数不少。否则孝文帝入洛之初严令朝官迅速改用汉语，即所谓“正音”，是根本行不通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至少在孝文帝迁都之前的数十年里，拓跋鲜卑社会中已形成鲜卑语与汉语并存、混用的局面。甚至还有另外的可能，即孝文帝提及的“北俗之语”，已融入许多汉语成分，所以拓跋鲜卑才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革语言的艰巨任务。

孝文帝既然禁止使用鲜卑的语言，当然也要将鲜卑人根据本民族语言所造的姓名，改为符合汉语特点并且适应汉人习惯的姓名。太和中，孝文帝把北魏皇族九姓及所统一百一十八氏，全部加以改造。如改拓跋氏为元氏，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乌丸氏为桓氏，素和氏为和氏，步大汗氏为韩氏，纥豆陵氏为窦氏，乌洛兰氏为兰氏，等等。

由此可知，拓跋鲜卑迁洛之前姓氏皆为重复。《通鉴》卷140齐明帝建武三年（496年）载孝文帝改姓之诏，述拓跋姓氏之源：“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其言黄帝之后、以土德王，虽然是附会之辞，但“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又提示我们，鲜卑复姓在其民族语言中大多有特定的含义，“北人”之语即代北时期拓跋鲜卑的语言（《魏书·高祖纪》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诏禁用的所谓“北俗之语”），显然又是一种多缀语。

这里应该指出：孝文帝的改革尽管十分严厉，但鲜卑人的传统习俗，尤其是他们长期使用的本族语言，却不能立即消亡。事实上，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禁断“北语”之令，对于30岁以上的鲜卑人，限制就不严格。我们认为：即使在孝文帝死后，鲜卑人以及受鲜卑影响较深的汉人，在一些场合至少在鲜卑人之间的非官方场合，仍然使用着鲜卑语。

《北齐书·高昂传》云：“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即高欢）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语。”又同书卷2《神武帝纪下》载玉壁战后高欢“使斛律金《敕勒歌》”，欢“自和之，哀感流涕”。《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引《乐府广题》谓《敕勒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高欢、斛律金当时大约也是用鲜卑语唱和的。高欢掌权后频繁使用鲜卑语，可知东魏、北齐之交鲜卑语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鲜卑军队中颇为流行。而此前鲜卑语显然远未绝迹，否则高欢要迅速恢复使用鲜卑语，恐怕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