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纸币

现金货币在两宋时期的商业、借贷、赋税和外交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01年，唐代士大夫杜佑（735—812）提出使用金属货币的主张，他认为金属货币形式的现金能更好地适应商业需要，充当物品的交换媒介。诸如谷物、丝绸这样的物品，通货形式太大，不利于携带，因此不适合作为物品交换媒介，而金银较为稀少，价值又高。根据这个理论，一枚金属钱币的价值应该与其本身的金属价值相当。

秦汉时期，人们将1000枚圆形方孔铜钱用线串起来，于是1000钱就被当作现金货币的一个整数单位（贯）。宋朝甫一平定各地割据政权，皇帝就废除了先前各个政权发行的各种流通货币，并以本朝钱币取代。宋朝的钱币上刻有“宋元通宝”（宋朝主要的流通财富）字样。983年后钱币铸造时则刻上当时的年号。

820年铜钱的铸造量为15万贯，每贯有1000枚铜钱。铜钱铸造量到1007年的时候已经上升到了约183万贯。1080年，在遭遇到数十年的“钱荒”后，铸造量达到了空前的500万贯。同年，80万贯的铁钱也进入了货币流通领域。有17个铸币工场生产铜钱（铜钱含65%的铜、25%的铅和10%的锡），9个铸币工场生产铁钱。当铜的供应量不足时，工场就会添加更多的铅来替代铜，因此钱币的价值越来越低。南宋时，实际使用的钱币中铅含量已经高达60%了。

1077年至1088年间，在宋帝国的中部地区，标准的1贯铜钱只相当于770枚铜钱，重量为4.5斤（2.85公斤）。铁钱1贯有1020至1100枚，可以兑换1贯铜钱。从10世纪末一直到11世纪的最后10年，钱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非常明显地表明了，对于宋朝自身而言，货币对于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越来越明显。752年，平均每个人拥有的流通钱币仅约有6钱；到了995年左右增加到了17钱，1080年则是212钱。整个北宋时期流通的钱币估计为2亿贯，合计1450亿钱。此后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再也没有达到这样规模的钱币供应量。

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具有货币功能的东西就是货币。根据这个定义，不仅是现金货币——“流通中的财富”——而且广泛使用着的各种纸币也是货币，尽管宋代学者拒绝接受这个现实。宋代的纸币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在一国国民经济中使用的纸质货币币制。蒙古人在灭宋近20年后也采用了宋人的纸币制度，1260年他们发行的“丝币”，以丝绢为本位；这种纸币甚至流通到了高丽（1296年）和波斯（1294年）。1334年日本人也创立了自己的纸币体系，越南在1396年采用纸币。在西方国家，纸币是个相当晚近的事物，瑞典在1661年，美国在1690年，法国在1720年，俄国在1768年，英国在1797年，德国在1806年才开始使用纸币。

纸币在在宋代的使用是因为有几个先决条件：首先，宋代经济的繁荣使许多行业的产品生产对铜和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纸币的使用可以有助于把更多的金属投入到制造业中。其次，纸钞的印制技术已经很成熟，使得货币可以印制得很精良（制作伪钞很难），而且在纸钞上能印制出面值较大的数字。第三，宋代关注货币制度的学者很清楚货币具有支付和交换的功能，他们知道，货币不是按照自己本身的价值，而是根据金或银的价值来确定自身价值的。如叶适（1150—1223）所说：“然钱货至神之物，无留藏积蓄之道，惟通融流转，方见其功用。”按他的看法，货币的功能就是便捷地流通，而纸币比硬币能更好地履行这个功能。

但纸币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可能与宋代外交政策有关。政府经常担心市场流通的含铜量高的铜钱以及他们铸造的面值低于实际金属价值的钱会退出流通领域，特别是被北方和西方邻国下令终止流通。当敌国强大时，现钱短缺的结果会对国家经济造成破坏。辽国经济的稳定严重依赖于从宋输入的现钱。为了控制金属的外流，确保货币稳定，宋政府在边境地区建立了隔离式的货币区。 1040年，铁钱的使用范围被扩大到与辽、西夏接壤的各路，铜钱在此范围被禁止使用。12世纪中叶，金国也为了确保其货币体系而禁止在边境地区使用铜钱，特别是在富裕的淮南地区。边界两边的低值货币区不仅使该地区的百姓生活更加困难，而且也造成了全国性的商业活动和赋税管理的复杂化。

994年是有资料记载的私人发行“交子”的最早年份。交子类似今天的期票或汇票，这是一种私人间达成的契约，我们最早见到文献中提及交子的是在有关“李顺起义”的史料里。“李顺起义”是由四川工匠、手艺人和农民发动并参与的一次时间不长的起义，其领袖即李顺。起义者反对用较重的铁钱来取代使用了30多年的小铜钱。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为回应动乱，政府于1023年在今成都设立了交子务，发行官方的汇票——这对货物和服务的买卖来说，是一个明智的、高效的、有利可图的和方便的发明。

拥有这张印制的纸片的人在向交子务的任何一个分支机构提交这份汇票（交子）时，他可以领取与票子上印制的钱数相等的现钱。起初，一张交子值钱1贯，且只能在三年内有效。后来，交子上印制的面值可以在1到10贯之间变动，而1贯可换的钱数通常不高于770钱。对于需要携带大量现钱去购买商品的商人来说，纸币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资金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流转。人们不必携带数额巨大而又笨重的铁钱穿越危险的山路了。商人和官员看到了这种票据在解决与商品流通和支付有关的许多问题上具有的重要价值。不久之后交子就传到了北方。

纸币用楮树皮制作，因此它也被称为“楮币”。由政府印制、发行纸币，并从印制用的原材料开始一直到纸币的分配，都对纸币进行控制。为了防止伪造，原材料里还要混入丝和其他纤维。南方和北方的交子都有精心绘制和难以复制的图案，同时交子上还有许多技术数据（日期、发行序列、编号、与现钱的兑换价值、流通时限、印章等等）以确保所印制的纸币的真实性。对伪造纸币的惩罚也印在票子上：“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举报者）钱壹阡贯。” 1068年在成都设立了官办的抄纸院，12世纪末期杭州的户部还雇用了204名工匠印制纸钞。一张纸钞的大小为11厘米宽，19厘米长。交子——以及后来的钱引——都是用多版多色印刷的。

为了对纸币的使用和分配进行更好的控制，政府为此制定了专门的法令，并限定交子的发行和流通的条件。从1023年直到1107年，宋政府发行了43批纸币，每次发行的流通期（在1069年前是三年）内限定纸币总值为1256340贯。每个流通期内有36万贯（约为流通量的28%）的流动性货币回笼，可确保货币体系免于破产的危险。三年后旧的纸币要被新纸币取代或被直接兑现。每贯的兑现及换新的手续费是30钱。

流动性货币资金的回笼对纸币早期的成功和后来的失败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11世纪末之前，有些学者坚持所有的流动性货币都要回笼，而其他人错误地认为要解决纸币的兑换问题可以通过设立固定的“纸币∶现钱（及现钱∶纸币）”兑换率来解决。有些学者坚持政府应该为货币回笼储备一定的现钱。宋神宗认为，回笼纸币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的收入和支出会促使他们信任货币的价值。他所持的观点显然很现代：国家经济实力足以支撑纸币系统。但他的辅佐大臣不赞成这样的看法。

1071年，王安石的财政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后，对纸币的需求增加了一倍。很快纸币的流通期被改为六年，而当1093年发行流通的纸币价值达到相当于1330万贯流通现钱时，整个货币系统失控了。1105年进行的一项改革用钱引取代了交子，管理机构也相应改名（钱引务）。改革的效果在1107年进行的第44批纸币发行时取得了成效。

北宋末的1127年，流通中的旧纸币总数可能有7000万贯。当宋人南迁时，纸币的信贷限额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了。钱引的总价值已经提高了30%，达到1886340贯现钱。1141年发行了第60批纸币，数额达到了通货膨胀性的5886340贯。1145年，在宋金签订和约，北方边界的政治安全使国家财政的紧张状态得到缓和后，政府削减了钱引的发行量，使之降到1127年的水平。

然而这个水平并没有持续多久，1161年，金人进攻南宋，钱引的发行量猛涨到2300万贯，其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有时略多有时略少，一直保持到12世纪末。13世纪，流通期被延长到了4年、6年、9年，最后达到10年，发行的数量也增加了。第99批也是最后一批纸币的发行是在1234年，该年蒙古入侵者灭金。

除了交子和钱引外，宋代商人还向政府购买信用票据，并用来交换如盐、茶、明矾和香料等垄断性商品。信用票据的持有人可在特定的地方获得规定数量和品质的垄断物品。这种性质的票据含有长途旅行、大宗货物运输的特性，商人也愿意冒此风险。但要从中获益必须要到京城和其他贸易地方的指定商铺，在那儿票据持有人要和人进行买卖谈判，确定垄断货品的价差。因利润大，冒险是值得的。商人为了以更低的风险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在指定地方进行票据和货品的买卖。为了确保对票据交易和商业活动的控制，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榷货务。票据制度对保障军供和向北方边境的军队提供军粮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