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杭州

在生活于华北平原的汉人看来，东南部浙江的临安（杭州）是坐落在“帝国被人遗忘的角落”，这不是一个重要地域，立足在那的王朝无法参与到中原之“气”流中。 893年，官府征召了20多万人对杭州城进行了扩张，并加固了城墙，使其长度达到35公里。10世纪时是吴越国的短暂统治时期，杭州第一次成为京城（地图4）。

1127年，开封陷落于女真人之手后，宋高宗在1129年决定把临安作为“行在”。那些随着宋廷南迁的正统学者认为，把杭州当作京城是不可接受的。这不仅是因为杭州的街道狭窄、拥挤和吵闹，城中满是商贩和工匠，更重要的是，其城市规划根本无法和中国传统的长方形或正方形的都城布局相比。杭州在地理条件上是适合的，因为在战乱时期，杭州在战略上拥有天然的江、湖、水田及山川等屏障确保其安全，女真入侵者很难攻到城下。尽管遭到士大夫的反对，宋高宗还是在1138年宣布改杭州为“临安”。这个名称反映了宋朝希望有一天能收复华北失地，重返开封京城。在形式上，杭州直至1277年12月11日（距1279年3月19日彻底灭亡还有15个月）仍然是南宋帝国的首都。

地图4

1085年，杭州入籍的户数为20余万户，至少有100万人。一位见证者观察到：“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由于居住条件很狭窄，两层式的楼房成为标准建筑。杭州的这种建筑样式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那些城市的天际线一般都比较低。

主要街道和中心城区如此拥挤，商业活动又如此繁忙，以至于城中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可以修建皇宫、官府衙署或数以千计的官员宅第。皇帝搬到了凤凰山下北边几幢位置很适中的房子里。其后，皇城以及有限的几座官府建筑也搬到了这里。皇宫的宫殿就在树木茂盛的山脚下修建起来了。

皇帝居住在城南其实是很不明智的。当皇帝要接见群臣或履行皇帝职责时，礼仪规则要求他必须面朝南方，而在杭州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是背对着城市。宋人试图对这个不大便利的城市规划进行掩饰，他们所画的杭州地图中，把整个城市用街道、河流和城坊弄成矩形形状，并很荒唐地把皇宫画成方形，与南边城墙平行（实际上该城墙曲曲折折）。其用意是暗示京城的布局在几何图形上是完美的，尽管在实际上远非如此。

御街是京城的中轴，把北边城墙的余杭门与皇城的主门和宁门连接起来。但和开封的御街不一样的是，杭州城在南北方向上不是很直。城市被御街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西部的两倍。御街延伸到城墙西北角与运河码头交会，这里的商业十分繁盛。城市地图的绘制其实是一种虚构，目的是给后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南宋时期存在着一个理想化的京城。

“Quinsai（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认为，“在这里有许多娱乐活动，以至于人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到了天堂。”他对杭州的赞美证实了中国人常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城市生活充满了生命力，因此被誉为“世界之舟”（the naval of the world），吴自牧在1241年至1275年间进行了热情的描述：“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

中国历史上，商人被视为不可或缺但又名声不佳的人，他们的家庭还不得不忍受种种社会的约束。孔子曾经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044年，欧阳修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性质是依据于人的阶级差异来确定的。他在《朋党论》中宣称：“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根据这个观点，一个不义之人，按市场实践行事，追求利益和财富，这种人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上必然是虚伪、不诚实、不忠的。

如果按这种理论，宋代社会中商人的地位几乎不比从前的朝代好。但实际上商人们积极地参与到开封特别是杭州的城市与文化生活的构建中。通过与士大夫家庭联姻，他们的家庭地位得到了提高，甚至一些有影响的商人在某些方面还被士大夫所羡慕。1187年陆游写了一首诗，讲述杭州商人地位的上升以及城市士大夫的失落心情。此处引用几句：

倡楼呼卢掷百万，旗亭买酒价十千。

公卿姓氏不曾问，安知孰秉中书权。

……

自看赋命如纸薄，始知估客人间乐。

南方京城的每个早晨，当和尚们打钟、敲木鱼宣告新的一天开始，并公告当天的天气时，所有官民都准备出门，开始一天的劳作。为了帮助早起者开始一天的生活，路边的商贩会供应一种汤剂或药丸。根据他们的说法，它们可以提气或降气，这得根据饮用者个人身心平衡的需要而选择服用。官员们的生活关注的重心是其仕途的升迁，而平民百姓则希望尽可能多地赚钱。

官民们都得解决基本的问题，即今天吃什么，在哪里吃？在杭州的一些有名的地方可以提供精美的饮食：杂货场前甘豆汤、戈家蜜枣儿、官巷口光家羹、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职家羊饭、张家元子、猫儿桥魏大刀熟肉、五间楼前周五郎蜜煎等。晚饭时分，白天的市场已经关门了，而那些不知疲倦又尚未知足的人们，又聚集在一起，前往供应各种特别食物的夜市，开始了他们喧闹的夜生活。

市场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京城，特别是在御街的两旁。商贸的繁荣几乎是不受限制的。直到北宋末年，杭州只是大运河的一个终点，但在南宋它成了运河南端的起点。通过这条水路，周边广阔的内地农产品和其他商品被运到了杭州。各地的造船工场给运河提供了船只，使运河成为高效的船运系统。城市北部的运河沿岸分布着许多巨大的仓库，存储着建筑材料、木材、柴火、木炭、煤、纺织品、铁以及大量的各类食品，包括稻米、猪肉、海鲜、家禽、腌制的鱼肉、蔬菜、水果、糖和酒。宋朝的户部对商业活动非常关注，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赋税，特别是对垄断性的商品如盐、酒和茶征收的高额税金。

杭州城的作坊、市场和家庭企业的发展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遇坊巷桥门及隐僻去处，俱有铺席买卖。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或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但除了这些日用必需品外，还有专门性的陶瓷窑炉、漆器作坊、制革工场、织席铺和蜡烛作坊服务于奢侈客户，他们已经习惯于在生活各方面使用豪华用品。对书籍的巨大需求以及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有高质量的纸张和墨。

行会在杭州城也兴盛起来。宋代的行会制度起源于唐代，那时售卖或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商人和工匠在本行业一个特定的地方聚集起来。行会的首领通过确定价格和在国家与行会之间充当中间人，来维护本行业的职业利益和经济利益。行会的名称与官府对特定产品的课税类别相对应。在这个南方京城，泥路上有青果团（行会），后市街有柑子团，浑水闸有鲞团。甚至占卜者、普通的劳工和拾荒者都有归属的行会。还有专为干鱼贩、鲜鱼贩、蟹贩、猪贩、鸡鹅贩、蔬菜零售者、荸荠贩和酒商而设的行会。有些行会只是因为有生产和销售奢侈品如梳子、珠宝、精制衣服和帽子等行当而存在。售卖七宝——金、银、翡翠、水晶、红宝石、琥珀（或珊瑚或钻石）和玛瑙——的商人联合起来组成所谓的古董行。专门用线穿珍珠的自称为散儿行，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

和欧洲12世纪工匠艺人为了组成行会而联合起来相反，中国的匠人经常被更为专门化的作坊征召而去服劳役。这些作坊征召的工匠包括做象牙梳的、裁缝、做带子的、金匠和银匠、玉器打磨匠、装裱匠、做油纸和丧葬用纸制品的、绳匠、木匠、砖瓦匠、凿石匠、竹艺师、油坊主、打铁钉和铁链的铁匠、桶匠、织垫席和篮子的、做肥皂的以及其他更多的工匠。

这些家族经营的商铺、作坊和餐馆——为整个帝国出售产品和服务——构成了杭州商业生活的主干。在靠近市坊西边的地方有陈家和张家的金银铺，从事金银信用业务；而刘家、吕家和陈家的店铺则售卖各种颜色的丝织品；平津桥附近的店铺多卖麻、苎麻和棉制衣服。市西坊的北边牛家出售各种颜色的丝织品，清和坊的顾家也经营同样的商品。要买时尚衣裳，女性们会去宣家，而最好的男式衣服店铺则是徐家和翟家的店。

在市南坊，沈家专门裁制供无品级的平民穿着的麻、苎麻和棉质的衣服，附近的钮家卖腰带。保佑坊前孔家头巾铺、沙皮巷孔八郎头巾铺都卖头巾。李家丝鞋铺专卖上好鞋子，彭家专卖油靴。中瓦子前徐茂之家扇子铺。喜欢时尚的顾客会往周家选购折扇；至于要买画团扇，陈家的店铺是个更好的选择。

还有许多家庭经营的店铺售卖珍珠、项链、花型的珠宝以及漂亮的翠鸟羽毛。太庙前的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的面具可以防风护肤，而张古老专于卖胭脂和其他化妆品。官巷内飞家牙梳铺专卖象牙梳子。染红王家胭脂铺几乎人人皆知。顾四在候潮门专卖笛子，大瓦子的邱家专供筚篥。舒家、徐家的纸扎铺售卖供丧葬用的纸扎用品，童家桕烛铺专门用乌桕为原料制作蜡烛。吴家、夏家、马家香烛裹头铺供应各种香、烛和帽子。

张家的铁器铺很有名，而游家漆铺的产品很受欢迎。清湖桥下戚家的产品做得像犀牛皮，而彭家专卖温州漆器。李博士桥附近的邓家开了家金银铺，而汪家开的是金纸铺。其他的店铺售卖青白瓷器、篮子、纸和其他许多百姓日用品以及模仿杭州上层阶级奢华生活的制品。除了帝国各地来的土特产外，也有不少价格昂贵的外国进口商品（象牙、香料、草药、木材），有钱人都可以买得到。还有许多专门性的药店售卖各种药材。

吴自牧1275年断言，在京城什么需求都有，什么需求都能满足。他书中罗列了大量家庭经营的店铺和比较高级的手工作坊和商行，这些为他的论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人们对商品的需求正逐渐超越生存和温饱的需要，与其同步发展的城市风尚也在急剧变化，二者使京城的消费市场大大地扩大，远远超出官府所能控制的范围。城市空间的扩展以及其向贸易中心的转型改变了这个南方京城的居民生活。杭州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按吴自牧的评论，京城是“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