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开封，都市典范的变化

当五代的皇帝们掌控了华北那些在唐代曾经辉煌如今却已满目疮痍的城市时，他们把这些地方当作巩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要塞。开封位于黄河边上，曾作为五代时四个朝代的京城，后梁、后晋、后汉与后周都定都于此（当时称“东都”或“东京”，北宋时称“汴梁”），只有后唐（923—937）定都在洛阳。为了给都市地区注入新的生活元素，这些统治者鼓励私人创业和投资，以吸引人们到他们占据的城市定居，重建城市。坊市制度在理论上还是存在着的，厢（这是一个借自军事组织的术语）被引入行政管理中，作为一个城坊之上的行政管理单位。但在实际中，城市内部中的土地占有状态和地产的界限可能是很混乱的。

在城里把房地产当作商品进行买卖的新权利，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的传统观念。房地产价格的高低依据于地块的用途和商业吸引力。商业回报导致了城市闹市区的出现；在一个特定地方进行贸易和商业活动才叫市场的旧规矩（已经行之有效了1000年）已经失效了。

对开封城墙的修复直到951年都还没有进行。而此时，旧城里的人已越来越多，街道狭窄拥挤，人们忍受着闷热和潮湿。后周世宗说：“千门万户，靡存安逸之心。”他在955年下令：“将便公私，须广都邑。”根据传说，周世宗命赵匡胤（后来的宋朝建立者）从朱雀门疾驰一直往南骑，直至马精疲力竭为止。这个马停止的地点，离老城有2公里远，就是开封城新的周边的一个确定点。皇帝下令征召10多万人修建27公里长的新城墙。新城墙有21个门，包括9个建在河流和运河上的门（地图3，示意图）。城墙的外墙涂为白色，墙高达12米多。城墙上面还有防卫用的塔。城的四周挖有护城河，被称为“护龙河”，其宽度达30米。11世纪80年代初期，又挖了一条宽度为前一条2倍的护城河。这条河边排列着柳树的护城河宽度达到了78.6米，深4.6米。

地图3

朝廷规划将新城扩建为原来的4倍，朝廷不仅要把新城转变为一个巨大的都市型的防卫城堡，而且新城还要把原先生活、劳作在老城之外的郊区人口纳入新城。在规划设计里，土地如何使用是朝廷及其官僚机构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但与早期的王朝不一样的是，此后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员、商人、贸易者、工匠、手艺人，都能在城里自由定居，在他们买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晚唐到五代初期民政管理受到的损坏反而有利于城市规划，规划比之前更加开放。有人居住的街巷和开设有商铺的街道取代了之前有墙的城坊。甚至在新城门之外，越来越商业化的郊区也繁荣起来。因此用郝若贝的话来说，开封“成为一个多功能的都市中心，很可能在19世纪前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城市超越”。在这个地方有权势的人、富人、有教养的人、追求时尚的人以及四处谋生的流浪者都混居在一起，成为都市人；在这个地方，金钱、房产和经济上的成功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地方，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或失去财富。如伊懋可（Mark Elvin）所总结的：“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开封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新型都城，它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它位于中国的心脏地带，由道路、河流和运河与各地相连接。这使肥沃的南方、东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商品可以很容易地运到京城。但作为京城，开封有几个不利之处，宋太祖和他的臣僚们也都明白这点。首先，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王朝敢在开阔的华北平原上选择城市定为京城，因为这样会受到黄河洪水的威胁，还易受北方游牧部落的军事攻击，而且难以防御。

其次，京城在布局上缺少对称性，没有适当的南北向的轴线，也没有由城墙来严格确定的边界。开封一直在向外扩展，从老城到新建了城墙的新城，最终越过新城墙到达郊区的乡村。从附近的望牛岗俯视，开封的形状与其说是个正方形，还不如说是像一头“卧牛”。这种形状很难让抱有传统观念的人满意，从宇宙论上来说它显然缺少象征祥瑞的符号。作为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反击，在968年扩修了外城墙的宋太祖对京城形状的不规则性予以肯定。结果，街道不再是从前的网格状结构。这也表明它与唐代京城长安完全不一样了。

街道布局不规则，门朝大街而开的各种形状的房子被街巷连接起来，这些都不再适合建城坊了。宋初，由于内城城墙倒塌，以及市场规模和体系的不断扩大，开封已经发展成了一只蜂箱，许多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延到凌晨1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宵禁在100年后完全取消，这就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全天24小时营业。这时，都市人都认为日夜繁忙是很正常的事了。小型商业的繁荣导致了新的城市房地产评估业的产生，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商业建筑的价格超过私人住宅的价格。

976年至984年之间，整个开封府的居住人口达到了约89万人，而1103年时已经达到了约130万人。如果这些数字是精确的，北宋时期的开封就是直到19世纪为止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建筑物的高度也在增长，餐馆的高楼和寺庙的宝塔成了地标建筑。城墙内的京城约有49平方公里——几乎是1292年中世纪巴黎的13倍，但和唐代长安城的84平方公里相比，其规模比较适中。

宋代的皇城不仅能容纳下所有的官僚机构和官员，而且还包含了整个皇宫（被称为“大内”）。尽管962年皇城的城墙周长增加了3.3公里，其面积也增加了约0.7平方公里，它还是无法和长安的皇城（它的面积是宋代皇城的7倍）的宏大相媲美。唐朝皇帝的宫城是与皇城相隔开的，而宋朝皇帝的住地则被挤压到了老城的西北部。当宋徽宗把皇城规模扩大2倍后，处在拥挤逼仄的条件下的宫廷和政府处境终于有了改善。

9世纪后期的老城和新城东部人口密集。老城东北部厢坊给7.95万居民提供了住房，而新城东部的厢坊则是13.4多万居民的家。每1000平方米有50或更多的人一户挨一户地居住，这还不包括未登记的住户。巴黎在1292年时3.78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居住着5.92万人（每1000平方米有16人），与之相比，宋代京城的人口密度是巴黎的2到3倍。

在京城每个厢坊的中心聚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在街巷、店铺中的活动使空气中充满了嘈杂声以及各种异样的味道。与我们从著名的长卷《清明上河图》所得到的印象（在画作中男人占据了各个街道的景象）相反，尽管儒家的道德家们试图把女性限制在生养孩子、服侍公婆、照看家庭等事务之中，与上层阶级的男性在其家训和家规中自愿做出的让步相比，大城市中的许多女性的生活还是显得更为丰富多彩和更有自主性。已婚女性已不再是丈夫的财产，理论上女性不参与家庭之外的事务，但实际上她们经营小食摊点、餐馆、客栈和美容店铺，以及专向女士售卖纺织品、衣服、鞋子的店铺。

女性们也管理着其城市家庭的财务，而她们读书的丈夫则集中精力于自我修养、学问、政事和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女性们进行土地买卖的谈判，监督房屋的修造，对租金的收取和赋税的缴纳，并对其进行记账，此外还需要处理家庭之外的大量的财务和商业事务。懂得如何管钱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们的嫁妆通常包括大量的土地，而寡妇也有权全部继承她们丈夫的财产。人们也认可她们作为家庭的账房来负责家庭财产的保值和增值，因此善于持家是女性的美德之一。

13世纪之前，女性们要出门办事时可以不用交通工具就自由穿行在城里，而之后她们就不能随意出门了。即使是苛刻的儒家学者司马光也只是要求离开家宅的女人出门时要用面纱罩住自己的脸。拥有私密性和安静成了极少数人的特权和奢侈，而平民大众一天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喧闹的街巷中。但是，城市对所有人都充满了吸引力，它给人们带来了谋生的希望。餐饮业、娱乐业、生活服务设施和商业活动等繁荣起来，充满活力的男男女女都能挣到大把的钱，经济上获益的希望极大地弥补了城市生活带来的拥挤问题。

京城和东南地区日益繁盛的城市吸引了来自农村的人们，而在开封，价格适中的住房和工作用房屋的短缺不久就扩展到了新老城墙之间的新城。只能在新城墙之外给城内官员提供住房，以及安置从偏远地区涌入京城的乡野之民——手工艺店铺、客栈和各种食品摊和市场也都涌至城外。这些已经习惯了乡村生活的外来者在城外的生活完全没有在城内那样的安全感，但如果在城外有供得起的住房他们也只能在城外生活。《清明上河图》，12世纪末由供职于翰林图画院的张择端所画。从画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的场景，有用茅草覆盖屋顶的房屋和村舍、长势良好的庄稼以及灌溉水渠，这些都融合进了开封城墙外的郊区中。远处宁静的风景四季不停地演奏着生命的律动，与郊区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靠近城门的繁华郊区熙熙攘攘，到处是仓库、酒馆、商铺和娱乐场所（图14）。

从经济角度看，郊区的生活利大于弊；而从管理的观点来看人口密集的市镇，不论在新城之内还是之外，一切都不是很令人满意。从一开始政府就担心京城可能受到奸商的控制，除了商人和房地产主，那些有野心但曾受到限制的士大夫阶层的成员，都热衷于从事各种行业的买卖。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获利机会，冒险在房地产方面进行超常的投资。在挂名的代理人的帮助下，他们以出租房地产、经营客栈和开设商行获利。

这些发生在受教育阶层的人身上的个人行为、伦理认识和商业活动上的变化显然表明传统的等级差别已经有所软化，而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形成。977年，宋太祖试图通过发布法令禁止官员通过代理人从事商业活动，希望以此恢复旧有的秩序，但效果甚微。原因是宫廷本身就是京城最大的地主，它也深深地涉入到房产交易和出租行业中，这一点我们从楼店务的存在便能很清楚地明白——它负责政府在房产方面的投资。租金每天一付，以免债务累积，而政府又经常把这笔收入胡乱花掉。例如，989年，每天花在皇宫女性身上的化妆品开销就达到10万钱。

图14 城门、街道生活和上等的酒馆（11世纪晚期。选自《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太宗于995年下令他的参知政事张洎（934—997），以更加理性、和谐的方式对新城老城的80个零乱城坊进行改名，以此严厉措施来重建朝廷的行政管理理念。以老城南北向的御街为界，开封被分成了两个大都市中心区：东边的称为开封；西边的名为浚仪（1008年之后改为祥符）。显然，这个都市结构已经不再适应朝廷控制城市的需要了，特别是在保障赋税征收、保持公共秩序、确保防火安全等方面。张洎决定把整个京城分为8个厢、121个城坊。老城有4个规模不一的厢，城坊数量46个。新城也被分为4个厢，但有75个城坊。这种对京城正式而严格的划分在行政管理上，至少在理论上，比起之前的混乱要好得多。

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因而进行有效的赋税征收也变得更加复杂了，特别是在新城墙之外的外城范围扩展之后。1009年1月，宋真宗将这一行政架构扩展至外城的8个厢。1021年又增加了一个厢，成为9厢14坊。理论上，新的行政区应该简化治安管理，改善社会秩序和安全，但实际上行政体系已经不能与没有内城城墙的城市发展相适应了。唐代城坊的墙很长，它把贵族和平民隔离开来。现在这些城坊墙已经被狭窄的巷道、运河、沟渠、桥梁、小房子、宅邸和高耸的门坊所取代。街道现在被城市各个阶层的居民所共享；城坊的墙已被拆除，它由几个靠近街道、河渠、桥梁和门坊的街区，一座佛寺或庙宇，或沿着街道相邻而集中的街区所组成。因此城坊的布局、分布难以做到规则、整齐。1021年进行了一项行政改革，由各坊官员共172人联合起来［每个坊一到两位官员（不包括外城）］组成一个机构，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

在开封城东部的新城坊中，地处汴河边，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清明坊，号称天下第一坊。开挖过的汴河把京城和淮河及南方的大运河连接起来，并沟通了北方的黄河，这是开封最重要的水路。汴河通过东南的两个水门流入新城，然后穿过老城，这可能是穿过老城的唯一的宽阔河道。之后汴河分成两道通过外城西边的两个水门离开京城。到达这条水路的旅行者要在郊区上岸，然后再雇一条小船进入城中心。白天他要通过水门进城，而晚上水门铁闸关闭，他得从运河岸边邻近的城门进城。

汴河是京城的生命线，它构成了一个循环系统，通过数以万计的大驳船和小船使大量的商品运进城里，同时也把城里数量巨大的垃圾和废弃物运出城外（图15）。由于水位因季节不同而变化，大多数的货物只能储存在仓库里或将货物转由小型的平底船运进城里。为了保持河流的通航，需要对河道定期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约为2米。1079年，汴河与洛河相连（而不是汇入危险的黄河），使汴河的通航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御街，也称天街，是新城和老城南北方向的中轴线。它把外城的南薰门和内城的朱雀门连接起来，街长4公里。中间一段专供皇帝使用的街道经常被用来演习马队和士兵的阵容，皇帝坐着观看这些五彩斑斓的壮观游行场景。御街两旁分布着各式店铺、官员的府第和密集的平民居住区。士兵们相隔450米驻扎在御街上，日夜在周围巡逻。

御街的东边是熟药惠民南局、国子监、太学。附近的惠民渠是一条穿过新城中南部厢坊的河流弯道，较为宽阔。龙津桥位于朱雀门之南，是河上的13座桥之一。跨过龙津桥，通过朱雀门就可以进入老城——朱雀门色彩斑斓，气势恢弘，有150米宽，在该门的城墙上面还有一座城楼——行人会发现这里是御街最为繁华的地方。许多食肆和餐馆都开到了州桥附近。州桥也称天河桥，是一座石质的标志性桥梁。它有17米长，30米宽，横跨在横贯城东西的15米宽的汴河上。州桥和其东边的采取类似建造方式的相国桥的桥身结构相当低，仅能容平底船通过。京城最有名的佛寺相国寺就在相国桥附近。

在御街北行几百米，旅行者会经过几座官府建筑物，包括东边的太常寺和教坊，以及西边专为接待外宾的都亭驿。跨过旁边的一条街就通向鸿胪寺，它在西边稍远，靠近朝廷祭祀天地的祭台。不久行人就可以到达宣德门前的大广场。宣德门是大内南边的主要入口。城楼上的有5扇门，涂着朱红色漆，装饰着金色大门钉。

图15 宋代开封郊外汴河上庞大而笨重的运输驳船（11世纪后期。《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宋代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期，宣德门装饰着300米漂亮釉砖。城楼上的门厅装饰豪华壮观，每年新年之时皇帝会登临于此，可以远眺城外。这时会用盖有玉玺的大幅的黄色丝绸披挂在城门上，早晨时分，皇帝穿着绛纱亲临此处做公开的、仪式性的露面。伴随着音乐响起，他沿台阶登上城门，于几案之后就座，两旁随从陪坐。勋贵大臣伺坐于两旁挂帘的包厢中，而平民百姓站在城楼下的城门前，观看着这个盛大场景。当门楼上的红色丝灯升到空中，人们就知道皇帝要回宫了。不久传来一阵阵噼啪的鞭子声，所有的灯同时熄灭。

城里有适合各种客人口味的餐馆。州桥的西南是著名的张家油饼铺。往西一点是清风楼酒店，夏天客人喜欢聚集于此放松、乘凉。有72家上等的酒店，因其装饰奢华而吸引了许多客人，招待客人的店堂都有好几层楼。有些酒店拥有的单独包厢甚至多达110间，客人可以在此饮宴或召妓几个时辰甚至几天。靠近麦梨巷的太学往北，有一家被称为“台上”的酒店，边上还有几家妓院，是有钱的读书人爱去的场所。那些较小的不是很时尚的酒馆店门外都张挂着写有“酒”字的彩幡，或门口挂着扫帚，以招引客人。有些地方在客人入店餐饮前还提供客人一碗水和一条毛巾给他们擦汗。

杀猪巷上新桥的南边是每日杀猪数千头的屠宰场。很奇妙的是，屠宰场的附近就有好几家妓院。许多购物的地方都有不少专售衣服、装饰品、珠宝、漆器、金银器、香药的作坊和店铺。在其他街道上可以买到纺织作坊的产品，也能享受到医疗服务。有68个市场可以雇用、购买女仆、女奴。多数作坊、店铺聘用了各类工匠和伙计。许多地方夜晚照常做生意，像州桥以南地方的夜市因其猪肉、野味、禽肉及其他美味佳肴而闻名。 11世纪著名的诗人苏轼对龙津桥夜市的灿烂灯火印象深刻。

京城长年无休。娱乐场所被称作“瓦子”，它包括戏院、酒馆、餐厅和妓院，其服务范围广，价格高低不一。在城中最繁华地区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家市场土市子，以售卖各种不同类型的竹竿而出名。在其东边的路口，有多家茶坊。而“鬼市”则是点灯交易衣服、图画、花环、领抹等货品的场所，直至拂晓，市场中的人们才会逐渐散去。著名的餐馆中山正店就在鬼市附近。

孟元老描述了宋代京城的娱乐：

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在这些瓦子里，经常只有男人光顾；粉黛的欢笑，欣赏文雅的演唱，浪漫以及性服务，在此都可以买到。草药贩子、卜卦算命者、旧衣贩、小吃和饮料贩子、裁纸贩子以及各种卖唱的都利用顾客的悠闲从容来赚钱谋生。“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开封城那无尽的和平岁月——其间充斥着活力与繁荣、福利与贸易、奢华与时尚、娱乐与颓废，延续了166年。1127年1月9日，女真军队入侵了这座城市之后，开封马上失去了它的魅力，这个在整个帝国的文化与商业发展上起到带头作用的城市中心，几乎很快就只存在于人们的日记和其他文学史料中了。女真人占领开封后，他们习惯居住于帐篷中，并不需要城市，也不理解其功能。这个从前的东京成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一潭死水。尽管12世纪时金朝治下的汉人人口有所恢复，但这个城市再也没能恢复其往日的繁荣。

与汉人的京城不一样的是，契丹帝国（之后被女真取代）的京城制度是为其季节性的居留而服务的。下面的话指出了游牧的契丹和农耕的汉人之间的差异：“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918年至1044年间，契丹人设立了5个京城。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918年设立的上京，由汉人康默记和韩延徽在辽国的建立者阿保机的指令下主持修建。这座京城的布局遵循着中国人的京城必有城墙的观念，但东西向的城墙被巴彦河分为两部分，河的北边居住着契丹人，河的南边较小，是汉人和其他非契丹民族的居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和汉人臣民分离开来。这种把城市进行分割的做法，一直被蛮夷王朝所效法直至1912年清朝覆灭。5个京城都拥有位于城北的皇城及大量的行政和宗教建筑，但契丹人自己还是住在帐篷里。辽国的京城和金朝的京城一样，都没法和宋代的城市相比，他们都只是适应游牧社会管理需求的城市复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