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种师道　陈东

历史大观园宋元文明 2020-07-23 12:30:39 0

种师道（1051—1126）　字彝叔，初名建中，洛阳人。将家出身，祖孙三代皆驻守西北沿边，屡立战功。师道因对童贯伐辽持异议，被迫致仕（退休）。

宋金战争起，金人南下，朝廷急需战将，乃加种师道检校少保、靖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衔，允许便宜行事，率兵勤王。时师道居住在南山豹林谷（陕西长安南山麓），接到命令，急速东行，到洛阳时，得知金将斡离不已屯兵开封城下。有人劝说：“金兵势头正盛，愿驻兵汜水（河南荥阳境），谋求万全之策。”师道解释说：“我们兵少，假若迟迟不进兵，那就会情形败露，示弱与敌，只能是自取其辱。今应大张旗鼓前进，金军怎能测我方虚实？京师人知道我们来援，士气自振，何必惧怕敌兵？”于是沿路张贴榜文，说是种少保率领西方劲兵百万前来，一路声势浩大，遂抵开封城西，在汴水之南，紧逼敌营扎寨。金兵不测虚实，把军营向北稍移，收敛游骑，守牟驼冈（开封城北十五里），增垒自卫。

当时，师道年事已高，天下称其为“老种”。钦宗得知他率军前来，特别高兴，打开京城南边的安上门，命尚书右丞前去迎接慰劳。入见钦宗，时已与金议和，帝问：“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师道对答：“女真不知兵，哪有孤军深入别人国境而能顺利返回的？”钦宗认为既已讲和，不可再变了。师道说自己只知以军事听命于皇帝，其余不是他所应参与的。钦宗授他以少傅，同知枢密院事、京畿两河宣抚使，各地勤王兵归他指挥，而以姚平仲为都统制。

自京城被围，城门都封闭起来，市内缺乏柴薪和蔬菜。种师道请开城西、城南各门，像平常一样让百姓随便出入。和议期间，师道军与金军之间，插有界旗作为标帜，金兵有擅过者，斩其六人。金人来诉，师道交给他们界旗，要金兵自己约束，以后金兵再不敢越界。当时，师道从杀获的金兵身上，发现所食之物，无米而只有豆，断定金军缺粮。因此，请朝廷缓给金军所索金币，当其疲惫而归时，半途邀击，歼灭于黄河之上。当局以为不可行。

种氏、姚氏都是西方巨室大族，正在调兵入援，而姚平仲不愿功名独归种氏，乃以士兵“不得速战”为言，说动了钦宗。李纲支持姚平仲，令城下兵在缓急之际听姚指挥。那时，种师道年老有病，主张持重，可钦宗每天遣使督促出战，师道只是上奏，过春分以后再战。当时，种师道至京与敌相持才八天，钦宗认为用兵太缓，急不可耐，采用姚平仲夜劫金营之计，希求侥幸取胜。可是，由于议和派的破坏，他们把劫营的消息事前透给金军，姚平仲陷入一场灭顶之灾。

对于姚平仲劫营的失败，朝廷根本不去追查原因，宰相李邦彦反而借机中伤李纲。当时劫营损失并不很大，种师道事前也并不赞成，但既如此，他认为干脆将计就计，每天派兵作出劫营的样子，使金军防不胜防，直弄得他们精疲力尽，再进行决战。但是，钦宗对这次失败害怕了，不愿再听抗战之言，李邦彦等同意割河东、河北三镇予金人，种师道争之不得。当金人追究劫营责任时，朝廷迁怒于李纲，并连种师道一齐罢官。

李、种罢官，立即引起了京师以太学生陈东等为首的爱国请愿运动，数万军民不期而集于宫城宣德门外，要求朝廷恢复李、种职务，钦宗无奈，只得命李、种复职。金军看到李、种复职，宋廷抗战势力抬头，顿有孤军深入之感，不等宋廷交割金银数足，带着割三镇的诏书，急忙退兵河北。

金兵刚退，宋廷感到危机已过，即改种师道为中太一宫使，闲置起来。御史中丞许翰晋见钦宗，以为不宜罢去种师道兵权，钦宗说：“师道老了，难以再用，你见一见他就知道了。”并令他们在殿门外相见。师道不语，许翰说：“国家有急，诏书允许访问所疑大事，你不要以书生的缘故不肯谈论己见。”师道这才开始说话：“我众彼寡，只要分兵结营扎寨，控守要地，使金兵粮道不通，坐以持久，就可打败金兵。”许翰仔细品味师道言论，上奏钦宗，以为师道“智虑未衰”，仍然可用。于是加官检校少师，进太尉，镇洮军节度使，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屯兵滑州（河南滑县老城），实际上无兵自随。

师道请集中关中、两河之兵，屯驻沧（河北沧州东南）、卫（河南汲县）、孟（河南孟州市）、滑等处，防备金兵再至。但朝廷舆论被议和派控制，认为大敌刚退，不宜劳师动众，好像害怕敌人，因此，对师道的策略弃之勿论。既而种师中、姚古等所率西兵，在支援两河战斗中，或死或败，朝廷震恐，急召师道还京师。太原陷落后，又使师道过河巡边，至河阳（河南孟州市南）又召还，病卒，年七十六。金兵开始撤退时，种师道重申前议，劝钦宗要趁金兵渡河半济时而击之，钦宗不从。师道说：“异日必为国患。”及至京城失守，钦宗才后悔莫及，说：“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对于钦宗这样懦弱昏庸的国君，忠言是不起任何作用的，种师道只能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含恨以殁。

陈　东（1086—1127）　字少阳，镇江丹阳（江苏丹阳）人。徽宗时入太学，博学能文，声誉甚盛，慷慨有济世安民之态。

钦宗即位后，作出更新政局的姿态，下诏朝廷内外臣僚及庶民百姓言时政得失。陈东很有感慨地说：“太学是国家涵养贤士之地，岂能没人响应诏书！”于是乃率太学生数百人来到宫门前上书，论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开创边衅。应当杀掉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靖康元年（1126）正月，贬太傅致仕王黼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湖南零陵）；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抄家赐死；放宁远军节度使朱勔归田里。六贼之中初步惩治了三个，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执政官中他们的同伙还不少，千方百计从中营救，而陈东上书内容却没有马上公布。王黼在接替蔡京任相期间，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奢华可与宫廷相比。他还设置应奉局，自兼提领，乱用经费，竭全国之财力以供徽宗挥霍，凡四方水陆珍异之物，都是向百姓榨取而来，可是进奉皇帝者不到十分之一，其余全归己有。这个罪恶累累的腐败官僚，朝廷只是将他贬官，不敢明正典刑。在贬途中由开封府派人暗杀于雍丘（河南杞县）之辅固村，称作“盗杀”了事。

六贼中的童贯，掌握军权二十年，权倾一时，许多军政要人多出其门。他的家人、仆隶官至诸使者多至数百，为虎作伥，流毒四海。可是在陈东第一次上书后，竟因追随徽宗南逃，未作任何处置。为此，陈东单独上书，请求朝廷将他追回，按律正法。

六贼中的梁师成，是与童贯朋比为奸的另一个大宦官，这个善于逢迎徽宗的恶棍，竟然长期出入宫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他挑选一些书吏模仿徽宗手迹，杂在诏书中发出，外廷官吏不能辨别真假，经他手获得执政、侍从的比比皆是。王黼待他如父，蔡京父子也得巴结于他，京师人把他看成“隐相”，他自领职局多至数十到一百之间，莫知确数。钦宗立，六贼中其他人或贬或死，只有他留在京师，还以保护钦宗自居。于是，陈东及另一位布衣张炳分别上疏，揭其罪恶，将他比作唐代大宦官李辅国。陈东还说他“有异志”，攘夺立钦宗时的定策之功，请求朝廷按劾其罪，明正典刑。钦宗迫于“公议”，犹不忍逐去，可梁师成贼心胆虚，害怕有变，寝食都不离开钦宗。郑望之使金营还朝，钦宗命梁师成与郑望之携带宫中珠玉器玩再赴金营，可是他却私留归己。直到此时，钦宗才下诏暴露他的罪行，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令开封府吏护送至贬所。可是，由于他民愤太大，行到开封城西数十里的八角镇，有人暗中将他勒死，以突然暴卒上奏宋廷，这才抄籍其家。

靖康元年（1126）二月，李纲、种师道正率领京城军民抗金，而投降派官僚和钦宗却将他们罢官。国家安危，牵动着每个有良心人的心，陈东更是义愤填膺，连夜拟书，于二月初五日黎明，即率领在太学的数十名学生，奔向宣德门，向朝廷上书。但久久未见回音，他们就拼命敲打登闻鼓，高呼口号，要求留用李纲、种师道。京城军民闻风赶来，不期而集，有的说有数万人，有的说十余万人，甚至有说数十万人的，吓得宋廷君臣恐慌不安。愤怒的群众捣毁了宫阙门前的栏杆，把登闻鼓也给打破了。钦宗怕激起民变，不得已才派内侍去召李纲。宦官朱拱之一出宫门，群众从他身上搜出宣召李纲的诏书已经过时，立即把他打死。人们早对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宦官们恨透了，此时见到这些人，气不打一处来，一连打死三十多人。陈东想办法加以劝止，结果无用，群众乱哄哄的，无法统一领导。太学生有人怕事情闹大不可收拾，劝陈东赶快逃去，陈东笑着批评了这一错误想法，坚持留在现场，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甘愿为此而承担责任。在朝的李邦彦被人们称作“浪子宰相”，他刚刚退朝，一出宫门，“群指而大骂”，并且用石块抛打，他的随行者也无意保护他，卫士们排列在御街上，甚至拔刀相向，吓得他换上隶卒衣服，快马转头退回宫城，躲在枢密院里不敢出来。当时，开封知府王时雍带领打手赶到，指责太学生“胁迫天子”，企图进行镇压。太学生们理直气壮地回答：“以忠义胁天子，不比奸佞胁天子要好得多吗？”驳得王时雍哑口无言，狼狈而去。“忠义”可以胁天子，这是在反压迫中产生的一个新思想，从而显示出巨大的威力。钦宗在这种情况下，感到如不答应要求，很可能会危及他的统治，不得不宣布重新起用李纲、种师道。群众害怕上当受骗，直等到看见李、种亲自出面，才欢呼而去，请愿斗争暂告结束。

请愿运动无疑给抗金斗争注入新的活力，大大激发了爱国军民的抗金热情，金军迫于这种压力，不等宋廷交足犒赏金银，就匆忙退兵了。可是，议和派丝毫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请愿活动，反过来加紧迫害太学生。蔡懋、李棁加给陈东的罪名是“胁持君父”，责令太学开除他。王时雍也大肆攻击说：“政出布衣，不在朝廷。”就是诬蔑太学生无君无父，想篡夺政权。不论哪一条罪名，都可置陈东于死地。开封府伙同军队三衙公然在太学门口张贴榜文，胡说伏阙上书，意在作乱，如再发现，立即捉拿，“军法从事”。他们还造谣说，请愿的人中有李纲的朋友，故意煽动闹事，把自发的群众运动说成是李纲暗中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企图再次加害于李纲。

对于投降派的这些倒行逆施，太学生无不愤慨，全校学生都表示要“拂袖而去”，反对迫害陈东。宋廷不得已，由新任开封府尹聂山及国子祭酒杨时，带着钦宗的御笔诏书去请陈东复学。有人劝他说：“你可以走了。”陈东说：“我家贫寒，父老想让我求学取得科举登第。当今天子礼贤下士，我为何舍弃学校而走呢？”乃重新进入太学。宰相吴敏认为陈东入学不走，是想以闹求官，请求朝廷授陈东以太学录，赐给宅第等，先行收买，而后罢之。但是，陈东先后五次上书，坚决辞官不要，他表明自己有能力通过考试得官，这才光荣，不能把得官与请愿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陈东请愿完全是为了忧国忧民，而根本不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其间，使投降派的阴谋再次破产。他又请求诛杀“六贼”中的首恶蔡京，要把反“六贼”的斗争进行到底。后来蔡京被贬岭南，半道死于长沙，事情才算了结。可以说，“六贼”的全部覆灭，尽管其中原因很复杂，但与陈东等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是密不可分的，是历史上群众请愿的重大胜利。

建炎元年（1127）高宗即位后，表示要更新政局，召李纲入朝辅政，又召陈东至南京（河南商丘）。可是，陈东到后还没有获得皇帝召对，李纲就被新投降派黄潜善、汪伯彦排挤出朝。陈东多次上书，请求留下李纲，而罢去黄、汪；请求高宗亲征，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振作士气；车驾回銮京师开封，不能前往金陵；甚至要迎还徽、钦二帝，批评宋高宗不应即帝位等等，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接着又有布衣欧阳澈上书，议论政事之外，涉及宋高宗“宫禁宠乐”等事，黄潜善乘机激怒宋高宗，认为如果不加惩治，还会发生“伏阙”闹事。于是，宋高宗不顾祖训，下诏由知应天府孟庾杀害陈东、欧阳澈。府吏称召陈东议事，他已感到其中有诈，只要求吃罢饭，写好家书便走。临刑时，他神色不变，既死而面色如生。当时南京人见陈东冤死，识与不识，皆为之痛哭流涕。陈东一直到死，还未曾与李纲见过面，他要求复李纲官职，纯为国事而已。

评：北宋末奸臣当道，皇帝昏庸，但并不是国无人才，而是正不压邪。所谓“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开言路只是钦宗的一种工具，在于打击政敌，而不在于挽救危亡。一旦像金兵第一次攻城退走，言路随之封闭，政局根本不可能更新。因此，李纲、种师道不能用，陈东之言仅是合其意者用之，否则弃之，乃至亡国而不惜。高宗甚至用杀陈东的办法以杜塞言路，事后表示什么“痛悔”，无疑如鳄鱼之泪，于国事有何补益！但请愿毕竟表达了民族正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又能阻挡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