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苏轼

苏　轼（1036—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四川眉山）人，出身于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富裕家庭。父名洵，二十七岁始发愤读书，后考进士不第，立志学习，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

苏轼十岁时，父亲出门游学四方，母程氏亲自为其授业，有关古今成败之事，苏轼听后即能说出概要。年二十，已博通经史，作文日数千言。好读汉代贾谊、唐代陆贽的书，既而又读《庄子》，思想颇多暗合。

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1057），苏洵带轼、辙二子出川，到开封参加次年的科举考试。当时正值欧阳修任主考官，通过科举改革文风，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应试，使考官们惊喜不已。欧阳修本拟取为省试第一，但疑其为门人曾巩所作，恐招物议，抑为第二。殿试《春秋》，中乙科。欧阳修曾称赞苏轼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嘉祐二年，轼、辙兄弟双双及第，其父洵上所著书二十二篇于欧阳修，士大夫争相传阅，三苏之名遂轰动京师。

英宗时，曾想用轼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作为皇帝的侍从，而宰相韩琦认为“轼之才，远大器也”，要朝廷好好培养后才能大用，不可骤用以惹人反对。

神宗用王安石变法，开始对苏氏兄弟也颇为重视。熙宁二年（1069），苏轼判官告院，苏辙参与三司条例的编修。四年，王安石欲变科举，兴学校，推行新法，苏轼上书多论不便。神宗召见，征询建议，苏轼认为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请求神宗“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种消极等待思想，当然与变法不能相容，于是改为开封府推官。

苏轼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文人，他从开封推官，到通判杭州，后又知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江苏徐州）等，每到一地，均有善政。如在开封，奏罢上元节购买浙灯；在杭州日，浙西除推行新法青苗、免役、市易外，又实行水利盐法。尽管他不同意某些新法，但却能“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他在徐州时，黄河决曹村，泛滥于梁山泊，从南清河而下，水围徐州城。在这紧急关头，他竭力稳定人心，率领百姓冒雨筑堤，甚至住在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段防守，终使全城转危为安。

苏轼对时政不满，议论与牢骚很多，常常写诗对时事进行讥讽，本希望有补于国，但适得其反。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浙江吴兴）时，与友人游玩作诗，分韵得“月明星稀”四首，又与友人泛舟城西，分韵得“人皆苦炎”四首，以及其他作文所记内容，均犯忌讳。这年七月，他在到湖州上任的谢表中，又“以诗托讽”，结果遭到御史台李定、舒亶、何正臣等的弹劾，以为诽谤时政。朝廷下令逮苏轼入狱。当时驸马都尉王晋卿遣人密报在南京（河南商丘）的苏辙，苏辙又派人星夜兼程向其兄报信。朝廷派人到湖州时，苏轼正坐州衙，吏卒数人直入大厅，宣布：“御史中丞召”，顷刻之间，“拉一太守（知州）如驱犬鸡”一样，将他押赴上路，出城登舟时，湖州人得知，送者泣下如雨。

苏轼被押送到开封，进入御史台所设狱中，御史台别称乌台，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朝野为之震动。太皇太后高氏出面干涉，要求神宗在大赦时，放了苏轼，神宗始有宽贷之意。时为翰林学士的章惇，也从旁解劝，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为之讲情，这场看来要致苏轼死命的诗案长达四个多月，最后由神宗决定，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而了结。狱案牵连到的官员有王诜、苏辙、李清臣、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

宋代黄州（湖北黄冈）虽濒临长江，但在经济上并不富裕，苏轼在那里生活相当艰苦，甚至亲种稻田五十亩，东坡之号也由此得名。在这里他除耕种外，空闲多，思想变化很大，诗文大进，直到元丰七年才准许移往汝州（河南临汝）。途中路过金陵（江苏南京），与退居钟山的王安石叙旧，游玩累日，唱和甚多，感慨万千！

神宗卒，哲宗立，召苏轼为礼部郎中。时司马光为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二人不合，轼与二人为好友，从中排解。再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等职。元祐元年（1086）又为翰林学士。在此期间，与司马光发生了关于役法的争论，他认为免役与差役二者相比，利害各半，批评司马光只知免役之害，不知免役之利，反对罢废免役法。有一次，轼又陈役法于政事堂，引得司马光勃然大怒，竟斥责说：“是何奸邪阻挠罢废新法。”轼对于司马光的蛮不讲理，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过去韩魏公（琦）将陕西义勇刺字为兵，公（指司马光）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琦）不乐，你也不顾。我苏轼过去听（你）详细讲过，岂有（你）今日作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讲完吗？”他回到家里，仍然气愤难平，连呼：“司马牛！司马牛！”这番争论后，有人认为苏轼才高，要求将他升为执政，司马光却竭力加以阻止，认为：苏轼为翰林学士，官已到顶，不可再升。并说若以他为辅佐大臣，那就应当以王安石为戒。在司马光看来，不能以文章好坏作标准来判断可不可为执政，苏轼只能如此而已。

在“元祐更化”期间，新党人物纷纷落马，重要人物的贬官制词，大多是由苏轼执笔撰写的。他以大文学家的特有手笔，把制词写得非常尖刻而文字流畅，好像刽子手斩犯人一样，痛快淋漓，令旧派人物叫绝，但却与新派结下难解之怨。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罢相，旧派又以为未足，前后数次进行弹劾，经过多次贬逐，于次年二月安置于安州（湖北陆安），并制造了“车盖亭诗案”，说蔡确在安州写诗，诬谤宣仁高后，乃贬往岭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报复苏轼那桩“乌台诗案”。苏轼在杭州密疏，请求用皇帝诏敕将蔡确逮捕入狱问治，而以太皇太后手诏名义再行赦免，这样使皇帝与宣仁后仁孝两得。宣仁后虽以轼言为善而不能用。

旧派人物中，苏轼最尊重的是司马光，尽管有政见分歧，但却从未有不恭之举。其他人物，似都不被他看重，经常“恃才狎侮诸公卿”。所以在司马光死后，旧派人物之间互不服气，很快出现了蜀、朔、洛三党，其中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崇政殿说书程颐为首，朔党以刘挚等为首，相互攻讦，出言之不逊，并不亚于对新党的攻击。

苏轼对于旧党的分裂和党争感到厌烦，为摆脱朝廷那块是非之地，于元祐四年多次请求外调，乃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又改知颍州（安徽阜阳）。哲宗亲政，进行“绍述”，新党再起，不幸的命运再次落到苏轼身上。元祐八年（1093）以端明、侍读二学士知定州（河北定县），及至次年到任，落二学士之职，追一官，改派岭南，在惠州（广东惠州）数年，再贬到海南岛，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徽宗准其度岭北归，半道死于常州（江苏常州），次年葬于汝州郏县（河南郑县）。

苏轼在文学上是一位有着重大贡献的人物，他才气横溢，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词等，总字数在百万以上，宋神宗称其为“天下奇才”。

就散文而言，他是继欧阳修之后又一位古文运动的首领，作文务令华实相符。他认为作文必先有“意”，经史才能为我所用。由于政治上的磨难，“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他说：“平生没有感到快意的事情，只有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在他看来，世间的乐事，没有超过他写文章的。通过作文，可以把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痛快淋漓地发泄出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成了他一种有效的宣泄方式。

苏轼的文章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自称作文之时，如有滔滔不竭的泉源，不择地而出，遇平地则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触山石则曲曲弯弯，可随物而变，大略如“行云流水”。不论是政论、史论，或是叙事游记，他都能“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有一种纵横捭阖的思辨能力，讲出他要讲的东西，所以在北宋古文运动中被誉为“文章之宗”，雄视百代而不可企及。

他的文赋写得非常好，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讲出人生哲理，令人深思。平生所作八赋，在海南贬所，凭着记忆能重写一遍，没有一字脱误，可见赋在他心中的特有分量。

诗作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他主张诗应“有为而作”，重视诗歌的作用，见有不便于民的事，总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尤其乌台诗案后，苏轼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俸禄微薄，还要靠耕田作补充才能度日。生活有了新的体验，诗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自己很有感慨地说：“恶衣恶食诗愈好，恰是霜松啭春鸟。”他吸取了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创造了自己诗的特点：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明快、奇警等，以抒发自己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及山水风光的优美、亲友的深厚情谊等。他还写了不少史诗，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如定州红瓷、秧马歌行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欧阳修曾对苏轼说：“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人便不会再称道我了。”果然如此，徽宗崇宁、大观间，宋诗盛行海内外，苏诗愈禁而愈益流行，后辈不再有言欧阳修的。

至于词作，更是苏轼的拿手好戏。他以诗文革新的精神来填词，把柳永的歌者词变为文人词，打破了“词言情”的传统，开创豪放派的词风，表达更加广阔的社会内容。人称苏“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这是文学史上一个重大变化。《东坡乐府》中收录苏词三百多首，用来咏史、怀古、说理、谈禅、爱国、思乡等等，摆脱了音律的束缚，“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达到了曲律拴不住的程度。他写的《水调歌头》具有高情奇意，歌者袁绹唱时，东坡起舞，说“这便是神仙人物”，千载一时，后世是不可能达到的。

总之，北宋文学面貌到了苏轼的时期，焕然一新，标志着第二次古文革新运动胜利完成。

苏轼在书法绘画方面亦有杰出成就。北宋晚期，书法号称有苏、黄、米、蔡四家，得其真迹者，视如珠玉。他一改士大夫不重视绘画的旧习，大力鼓吹绘画的作用，亲自创作。他善作枯木、怪石，自成一体。他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把画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他对儒、庄、佛、道都有深入研究，既是文学家，又是学问家，在文化、思想等方面是一位少见的多才多艺的大师，无愧为一代文豪。

评：苏轼对北宋社会政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曾反对王安石新法，但对其中合理的东西又敢于坚持保留，这在当时是一种勇敢的行动，应当实事求是去评价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独步当世，贡献巨大，代表古文运动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