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吕惠卿　曾布　章惇

吕惠卿（1032—1111）　字吉甫，泉州晋江（福建泉州）人，出身于小官僚家庭。其父吕历任县令、州通判、府司录等职，关心民瘼，不畏权贵，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下级官吏，对吕惠卿的政治活动有着一定影响。

吕惠卿在仁宗朝中进士，为真州（江苏仪征）推官，任满入京，受到许多正直官僚的赏识。嘉祐间，欧阳修、沈遘等称赞他“材识明敏，文艺优通”，“修身高材，好学不倦，其议论文章，皆足过人”，是个既有学问又有政治才干的人。欧阳修还专门向王安石介绍吕惠卿，王、吕二人在京都相见时，“论经义，意多合”，定交为好友。后来，参知政事曾公亮推荐他任集贤校勘，开始在京任职。

熙宁初，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王立即向神宗建言说吕惠卿是位贤人，不特今人不能比，就是前世儒者也未必能及。认为“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制置三司条例司设立后，吕被任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都与他谋划，凡所建议请求的奏章，大都出自他的手笔。不久，吕惠卿被提为崇政殿说书、集贤校理、判司农寺，一面做皇帝的老师，一面掌管司农寺，具体进行财政变法工作，成为神宗与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

在变法还是不变的大论战中，吕惠卿无疑是支持新法的急先锋，一些重大争论都是由他出面同守旧派论战的，最著名的一次是他同司马光之间的“萧曹划一之辩”。

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司马光向神宗进读《资治通鉴》有关汉初一段历史时，特别强调所谓“萧规曹随”，认为曹参不变萧何制定的法令，“得守成之道”，所以孝惠、高祖吕后时，“天下晏然”，丰衣足食。神宗问道：“汉朝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竟回答：“何独汉朝，若使夏、商、周三代的国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直到今朝也是可以的。……由此看来，祖宗之法是千万不可变的。”司马光以历史见长，但这里哪是在讲什么历史，而是在反对变法。

当司马光进讲之后的某天，吕惠卿以崇政殿说书的身份，针对司马光之言，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认为古代先王之法很多，如历法有一岁一变的，刑法有数年一变的，礼乐、税法、教育等都在不断变化，不断修改。他又具体分析汉法说：“萧何入关时定约法三章，其后增为九章，说明萧何本人已不能自守前法。惠帝时废除挟书律、三族令，文帝时又废除诽谤、妖言等法，这本是萧何法中原有的东西，而惠帝、文帝都加以废除了。至景帝又因袭惠、文之法，说明并不是守萧何之法而达到天下大治的。”吕惠卿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各种法都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的，尤其对汉初法律的变化分析得格外清楚，证明“文景之治”的出现，并非守萧何之法的结果。司马光对于吕惠卿的这番辩驳，除在某些细节上强词夺理外，基本上是默然认输的，这对守旧派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是变法派在理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宋神宗对于吕惠卿的这次经筵讲辩非常满意，所以当司马光因恼羞成怒攻击惠卿“憸巧”“奸邪”时，不为所动，明确向他表示：“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在青苗等法的争辩中，吕惠卿总是舌战群儒，勇往直前，为推行新法鸣锣开道。

熙宁二年以后，正是青苗、助役、均输、水利诸法颁布推行的时候，向宋廷奏请都由惠卿来发言，许多新法的条文也由他亲手拟就。神宗曾向王安石称赞说：“吕惠卿所说司农寺的事情甚好，然而尚未了一半，若司农事了，那么天下事就大定了。”

吕惠卿主管过军器监的工作，在他以前，军器制造属于三司胄案，长期缺乏管理，所造器用低劣，不能作为武备之用。经他一番整顿，规定了全国各地制造刀枪的标准样式，使刀枪制造有了统一的质量要求。他还自编《弓式》一书，作为制造弓弩的参考。熙宁七年（1074）时，军器监所制武器“皆精利”，各地的作院也都依照标准造出武器式样，大大改善了宋军的装备。他与王安石共同提举国子监经义局，在编修《三经新义》时也有不少贡献。

由于吕惠卿在新法推行中的诸多作用，所以在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推荐他为参知政事以维护新法，被称为“护法善神”。但他在新法方面并不完全与王安石一致，此时他曾试图实行“以田募役”，即招人服役给一定数量土地作补偿，以替代免役法。另外，也试图实行“手实法”，在定立户等时先要户主自己登记财产，然后官府派人审查，不实者有罪，用以打击隐瞒财产的人户。这些办法都受到了王安石的批评，而并未真正推行起来。但是，背后就有人制造舆论，指责他有野心，不愿让王安石二次作相等。及至王安石二次入相，一些人又千方百计挑拨王、吕关系，制造矛盾，其中也包括已经得了精神病的王雱，一度使王、吕关系极为紧张。

熙宁八年（1075）十月，吕惠卿在御史中丞邓绾、御史蔡承禧的攻击下，罢去参知政事，出知陈州（河南淮阳）。为了澄清攻击他的那些诬蔑不实之词，他先后十四次上章自辩，终于弄清了事实：他并没干过什么“欺君”“欺朝廷”的事，也没有干过出卖好友王安石的事。元丰三年（1080），他主动写信给王安石进行和解，经过一番努力，二人终于消除了误会。其后，吕惠卿在地方任职多年，颇有政绩，直到政和元年（1111）去世，终年八十岁。

章　惇（1035—1105）　字子厚，祖籍建州浦城（福建浦城），其父章俞迁居苏州。他青少年时英俊豪迈，博学善文，登进士甲科，先出任地方官。

熙宁初王安石秉政，章惇因有才干，被命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加集贤校理、中书检正，是新法的积极支持者。在判军器监时，三司火灾，他率役兵奋勇扑救，深受神宗赏识，命为三司使。当吕惠卿去位时，御史中丞邓绾别有用心，诬其与吕同党，出知湖州（浙江吴兴）。后入朝拜翰林学士。元丰三年（1080）为参知政事，官制改革，换太中大夫，是王、吕之后坚持推进新法的主要人物之一。

哲宗即位，章惇知枢密院，与门下侍郎司马光同在中央政府。是时，哲宗年幼，宣仁太后（英宗高后）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急于罢废新法，于是在役法上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司马光曾两次上章，提出了罢废免役法的理由和办法，前后言论互相矛盾一概不管，务求从速。本来，枢密院并不管民事，然而此时却要章惇对司马光的上奏进行表态，显而易见，意在压章屈服。

章惇并不在乎当时形势对他的巨大压力，上章力辩，他反驳说，司马光初三日的札子内说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可十七日的札子内却言免役钱使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旬日之间，所言上户利害正好相反。他质问道：“不知道为什么违戾如此？”他又连揭带批地说，司马光所言臣民“上封事”（密封上书）者都说“免役不便”一事并不是事实，经他详细察看，言不便者固然很多，然而言便者“亦自不少”，司马光显系一面之词，从而指出司马光“变法之术全疏，苟在速行，无所措置”，将来百姓必然受害。司马光要求全国“免役钱一切并罢”，按照熙宁元年旧的差役人数定差等意见，章惇认为“全然不可施行”。他指出，熙宁元年的役人数目，后来经过裁减，三分去一，怎么可以依旧数定差？况且政事变化极大，差役事关其他条贯，怎么可以单用差役一门？至于司马光要求全国限定五日之内改募为差一事，他认为“如此更张草草，反更为害”。章惇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各县以五日为限，施行犹恐来不及，怎能根据利害向上级陈述？这样的结果，各州凭什么作出处理？转运司想据利害而定，又何以为凭？这一连串的反驳，说明了司马光“措置无方，施行无绪”，将朝廷的良法美意都抛弃了。

宋廷在守旧派把持下，全然不顾章惇指出的这些事实，也不听苏轼、苏辙兄弟关于免役法是否可罢的意见，将免役法全盘罢废，并于元祐元年（1086）八月罢去章惇枢密使一职，外出知汝州（河南临汝）。此后的七八年间，他屡遭旧派迫害打击，直到哲宗亲政，才被起用为宰相。

章惇再次执政，遵照哲宗恢复熙宁、元丰新法的意向，提出了“绍述”的主张，即继承和效法神宗变法的意思，把蔡卞、林希等大批支持新法的人物安排在重要职位上。新法派对“元祐更化”时期所遭到的残酷迫害记忆犹新，他们也依此来对待旧派人物，新旧党争进一步加剧，而新法实际上仅能维持而无法向前推进。但作为章惇本人来讲，他执政期间，不肯以官爵私自授给亲属，四个儿子均靠科举入仕，按照正常途径授官，均在州县，而不是由他宰相安排的。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卒，在议论皇位继承人的重大问题上，斗争又进入一个转折关头。当时，神宗的向皇后身为皇太后暂时听政，她是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的追随者，因其父向经在新法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被揭露，对新派耿耿于怀。按照成规应立的几位亲王，都被她一一否定，硬要立端王为帝。章惇一针见血地指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下又惹恼了皇太后，端王为帝，即宋徽宗。事实证明，章惇在立端王时说了一句实话，颇有见地，但却遭到贬斥而卒。

曾　布（1036—1107）　字子宣，南丰（江西南丰）人，与兄曾巩同登嘉祐二年进士。

熙宁二年（1069），开封知府韩维聘其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王安石、韩维推荐，被神宗召见，论事合意，乃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定青苗、助役、农田、保甲之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王安石常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惠卿与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多反复无常。”不久，步步升迁为翰林学士兼三司使。

当韩琦上奏反对青苗法时，神宗动摇，曾布为王安石进行分析，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

熙宁七年（1074），守旧派大力反对市易免行法，神宗在宫廷后族及皇室、外戚等压力下，试图妥协退让，乃以曾布去追究市易违法敛钱等事。曾布听从神宗旨意，上言主管开封市易的吕嘉问多收利息以图奖赏，并认为市易法是“挟官府而事兼并之事”，把市易说得一塌糊涂。这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要求吕惠卿与曾布共同调查，结果布言不实，出知饶州（江西波阳）。

元丰末，复官翰林学士，再迁户部尚书。司马光执政，令其改役法，曾布拒绝，说：“免役一事，法令悉出己手，若令马上改易，义不可为。”结果又被调外地任职。

哲宗亲政后，在章惇引荐下，任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惇“绍述”之议。哲宗卒，在端王继位问题上，与章惇持异议，附和宣仁太后。徽宗立，与韩忠彦分任左、右仆射。韩忠彦虽居上位，但性情柔弱，大事多取决于曾布。

徽宗即位后，当时舆论方面认为元祐、绍圣之政，均有失误，朝廷应处以大公的态度，消除新旧朋党之争，乃改元建中靖国。曾布又进“绍述”之说，排斥韩忠彦出朝，独揽朝政。徽宗改元崇宁，复引蔡京入朝，与曾布不合，布廷争不胜，出知润州（江苏镇江）。此后一再降官，大观元年（1107）卒，年七十二。

评：吕惠卿、章惇、曾布皆神宗时变法的重要人物，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当其团结一致时，新法轰轰烈烈，颇有成效。但后来各存己见，不能同舟共济，遂使新派内部不断分裂，力量大大削弱。章惇、曾布在新旧党争期间，既不能正确对人，又不能正确对己，以牙还牙，打击旧党，痛快一时，贻害无穷，足为鉴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