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蔡京　童贯

蔡　京（1047—1126）　字元长，兴化军仙游（福建仙游）人，登熙宁三年（1070）进士第。弟名卞，王安石女婿。兄弟二人在神宗朝以支持新法，拜中书舍人，同掌起草诏命之事，“朝廷荣之”。京后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

元丰末，哲宗立，宣仁高太后听政，起用司马光，恢复差役法，以五天为期，群臣都认为时间过于紧迫。由于政治形势的突变，蔡京为表现自己，下令开封府在五天内一律改雇为差，无一敢违抗者。他到政事堂报告给司马光，光大喜，说：“如使人人都能像你这样奉法，那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但是，旧党官僚们对他成见很深，一再进行弹劾，结果被赶出京城，像走马灯一样，在外地迁来迁去做地方官。

哲宗绍圣初，新派执政，章惇为相，把他调入开封任户部尚书。章惇要恢复雇役法，设置讲议司，事情久议不决。蔡京对惇言：“取熙宁成法施行算啦，何必讲那么多！”雇役就这样定下来。

徽宗刚即位时，蔡京又受到旧党攻击，被夺官职，出居杭州。恰值宦官童贯奉命到三吴地区寻访书画奇巧之物，在杭州逗留月余，而蔡京以书法见长，不分昼夜，与童贯交游玩赏，通过这层关系，使蔡京得以东山再起。

崇宁元年（1102），宰相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图引荐蔡京相助，复用京为翰林学士承旨。当时徽宗有意复修熙宁、元丰政事，遂决意起用蔡京。及韩忠彦罢相，乃拜京为尚书左丞，接着又代曾布为右仆射。宋廷任命的制书下达时，徽宗特意给蔡京赐座延和殿，说：“神宗创法立制，先帝（指哲宗）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想上述父兄之志，卿有何见教？”蔡京叩头感谢，表示愿尽死力。二年正月，进左仆射，独揽朝政。

蔡京以“绍述”为名，用条例司故事，在都省设置讲议司，自为提举，以其党吴居厚、王汉之等十余人为僚属，取政事中的大问题，如有关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事由三个人主管，怎样办理，都由讲议司决定。罢废科举法，下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进行考选，并在城南建辟雍，作为太学的外学，四方之士初来京师，可入辟雍学习。其他如再次推行方田法，实行江淮七路榷茶法，更改盐钞法等等，甚至用给王安石、蔡确封王的办法，来表明他们是新法事业的继承者，而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事是合乎熙宁新法精神的。

事实证明，徽宗与蔡京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结合，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敌。一方面，他们既要追述神宗、哲宗政事，当然就要打击当时反对新法的那些人。蔡京竭力支持徽宗御书党人姓名，将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刻石立于各地监司长吏厅。另一方面，对于章惇、王珪这些本不是旧党之人，则以“为臣不忠”之罪，别立一籍，也依照元祐奸党的办法施行，以后人数屡增，得三百九十人。像曾布、章惇这类新法人物，蔡京把他们看作可能威胁自己相位的人，而徽宗则更没有忘记章惇曾反对他继承皇位。经过他们精心安排的所谓元祐、元符党人名单，就是要排除一切政敌，最后使官员们一个个都箝口不敢言，乖乖地接受他们的摆布。

经过政治上的一番大折腾之后，无人再敢随意议论朝政了，于是蔡京进一步提出“丰亨豫大”之说，要徽宗尽情享受，挥霍浪费，视官爵财物如粪土。他迎合徽宗，扩大皇宫，修建艮岳，在全国范围内兴建道观，对外战争等等，把累代的储备物资耗得精光。蔡京与童贯、梁师成等为了中饱私囊，公开卖官鬻爵。当时民谣：“三千索（串、贯），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各级官僚利欲泛滥，贿赂成风，乘机大发横财。蔡京本人在开封有东、西两座宅园，豪华无比，又在杭州建大第，“极为雄丽”，内藏金银财宝莫知其数，仅在海盐（浙江海盐）一族人家寄存的金银宝货即达四十担。

蔡京家的生活可与皇宫匹敌，他享用侈靡，喜食鹌鹑，吃一次羹汤即杀数百。一次召集僚属宴饮，作蟹黄馒头，仅这一味花钱一千三百余贯。江西官吏送的黄雀肫，一次竟用十瓶，库中尚有八十余瓶。家库中黄雀肫自地积高至房梁，整整装满三间大屋。其他山珍海味不计其数。

他是一个爱官爱财如命的人，曾多次受到弹劾，当宰相四上四下，每次下去之后，总能看准机会，讨得徽宗欢心，重新上台，直到老聩昏耄，眼已看不清东西，仍不肯退位，而由其小儿子蔡絛来裁决政事。结果搞得民怨沸腾，农民揭竿而起，被太学生视为国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成了当时百姓的共同呼声。

北宋末，金兵围汴京，蔡京被太学生宣布为“六贼”之首，贬窜岭南，中途死于长沙，数天无人敢收尸，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童　贯（1054—1126）　字道辅，开封人。性巧媚，少出宦官权臣李宪之门，自为宦官，即善于揣摩皇帝意向所在，事先顺承，受到徽宗的赏识。

徽宗置明金局于杭州，命童贯以供奉官领其事，专门搜求书画和奇巧之物，在那里结识蔡京，日夜交游，把搜求之物不停地运到京师。蔡京再次入京做官，童贯出了大力，因此，蔡为宰相后，又力赞攻取青唐（青海西宁），使童贯为监军，两人狼狈为奸。

当宋朝大军至湟川时，徽宗因禁中大火，下手诏令童贯勿再进兵。可是，童贯看诏后装入靴筒，主帅王厚问故，他竟诡称：“上（皇帝）催促进兵成功哩！”大军继续出动，崇宁二年（1103）收复湟川（青海乐都），次年又尽复鄯（青海西宁）、廓（青海尖札北）等州，宋改鄯州为西宁州，西去青海湖约二百里，是北宋一代向西开边最远的地区。童贯因之擢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不久，他又为熙河兰湟经略安抚制置使，迁武康军节度使，成为一方边帅，并获取了武将的高级头衔。讨溪哥臧征，复积石军（青海贵德）、洮州（甘肃临潭），加官检校司空。童贯自恃功高，选置将吏，皆走捷径，由徽宗直接下旨，不再通过蔡京的宰相府。由是二人始生嫌隙。当徽宗给童贯开府仪同三司时，蔡京立即问道：“使相岂应授宦官？”不奉诏书。崇宁五年（1106）二月蔡京第一次罢相，公开的罪名很多，但与童贯的矛盾不无关系。

由于童贯在河湟地区用兵暂时取得一些胜利，在对夏斗争中也居于有利地位，就以为辽国可图，主动请求出使辽国，侦察情况。政和元年（1111）九月，宋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充贺辽生辰使，童贯为副。当时有官僚提出疑问：“以宦官为使，国家就没有人吗？”徽宗回答：“辽人听说童贯大破羌人，所以想见见他。因此，他出使辽国进行侦察，实是上策。”童贯至辽，辽国君臣指着笑道：“南朝（宋）人才如此！”当时，辽国皇帝纵欲无度，贪得无厌，童贯所带皆珍奇之物，其中包括两浙制造的精美漆器，博得辽主欢心，辽主回赠给童贯的物品亦大体相等。

童贯使辽，遇到燕人马植，马自言有灭燕之策，使他非常惊奇，乃携归宋朝，改名李良嗣，荐之于朝。李良嗣向朝廷献策，以为辽国天祚皇帝荒淫无道，东北女真人对其恨之入骨，若宋朝派使从登（山东蓬莱）、莱（山东莱州）过海，结好女真，相约攻辽，则辽国必亡，宋即可收复燕云旧疆。徽宗听后，喜不自胜，赐姓赵，遂为赵良嗣。取燕的图谋从此开始。

使辽回国以后的童贯，向徽宗表示要大展宏图，用事专权，朝廷的军事大权基本控制在手，自领六路边事，进筑夏国横山要塞，以太尉兼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开府仪同三司，签书枢密院河西、河北两房公事。不到三年时间，遂领枢密院事，地位与宰相同。接着，领武信、武宁、护国、河东、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九镇节度使，封泾国公。当时，蔡京以三公而再任相，时人称为公相，而称童贯为媪相。

正当童贯准备出兵伐辽的时候，宣和二年（1120），江南爆发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徽宗急命他率秦、晋禁旅十五万人，残酷地把起义镇压下去。宣和四年（1122），童贯以十五万大军与金夹攻辽国，结果反被辽军击败，未能按约攻取燕京，不得已乃求助于金兵。当金兵取燕后，宋向金索取土地，答应把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四十万转交给金国，另外每年向金交纳一百万燕京代税钱，换取燕京地区六州。宋军接收时，六州之金帛、子女、职官、民力已为金军席卷而去，所得者六座空城而已。不论战争还是外交，童贯都搞得一塌糊涂，损兵折将，丧权辱国，财物损失以数百万计，但他仍然上表告功，去掉节度使，加官真太师。宣和七年（1125），徽宗还下诏，“用神宗遗训，能复全燕之境者胙本邦”，封童为广阳郡王。

这位宦官王爷本以军功自夸，可是当金兵攻宋时，他正在太原，见到金使，待以厚礼，说：“如此大事，为什么不先来告诉我？”金使劝童贯速割两河之地以谢罪，他垂头丧气不知如何是好，想一逃了之。太原守臣张孝纯讥诮说：“金人破坏盟约，王（指童贯）当令天下兵都来枝梧。如今交给别人而去，是放弃河东给敌兵。河东一入敌手，河北怎么办？”童贯大怒，斥责说：“童受命宣抚，并非来此守土，你想留童在此，设置帅臣干什么？”张孝纯叹息说：“童太师平生作多少威福，及至临事乃畏缩不前，抱头鼠窜，有何面目去见天子？”童贯弃边防大事于不顾，奔回开封。时钦宗即位，下诏亲征，命他为东京留守，他不接受诏命，跟随太上皇徽宗南去。在太学生讨六贼的声浪中，先被贬官，后被杀于南雄（广东南雄）。

评：蔡京、童贯均为六贼首恶分子，败坏纲纪，腐化堕落，使统治集团利欲膨胀泛滥，是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蔡京虽曾支持过熙宁、元丰间的新法活动，但徽宗期间，他只是打着新法旗号，加紧盘剥百姓，实无意更新政局，二者之间有着根本不同，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