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化对北宋朝廷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为什么最后还是失败了？

随着新法细节的确定，朝廷内部开始产生分裂。程颢和苏辙甩手不干了，退出了制置三司条例司。濮议时的死对头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时也步调一致，要求皇帝罢免王安石。连当初给神宗推荐王安石的吕公著也对新法持批判态度。这些人笼统被称作旧法党，但是这个称呼仅仅是后世为了方便把反对新法党的所有人一股脑总称的。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政策，也没有结成什么党派。

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王安石拉下马”。这里有种种政治力学在起作用。王安石找出各种借口和理由，把他们一个个都排挤出政治中枢。有些大人物不好太露骨排挤，就给一个名誉职务让其养老或者任命成地方大城市长官。监管道教设施的道观监督，就是这个时候王安石为此目的新设的。于是这般，朝廷的重要职位，都被王安石一党垄断。

在政治上失败的抵抗势力，开始转向言论战。如果放在现在的话应该就是争取舆论支持，但是当时争取天意的支持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中国自古就有天人感应的思想。一旦朝廷实行弊政，上天就会用天体的异常现象或者异常气象表示警告。熙宁六年（1073）久旱不雨，批判派说这是上天的警告，要求立刻停止新法。甚至有官僚发誓说：“如果把王安石罢免后十天之内不下雨，我就是被处刑也在所不惜！”针对这些批判，王安石对神宗上奏说：“只要我们推行善政，就没有什么对不住上天的。天变不足畏。”这种似乎对天不敬的说法，也是后世诟病王安石的一个原因。

其时，成寻在开封，他的日记记载的事情虽然在宋朝的史料中找不到旁证，但是通过神宗亲自来看他祈雨的记载，可以看出神宗当时的焦虑心情和对他祈雨的期待。当时如果再不下雨，就算是改革推进派的神宗，也将直面不得不罢免王安石的难题。不过，王安石不愧是“天变不足畏”的发言者，在他本人没有出现的地方，更显示了他的存在感。王安石对上天持有敬畏之心，但是并不相信一个从外国来的祈祷师祈雨。

也许成寻祈祷有效，果然天降大雨，王安石暂时还继续稳坐宰相交椅。但是翌年，他终于受不了反对派的批判，请辞宰相。熙宁八年（1075）虽然再拜宰相，可是第二年又请辞归乡。从此，王安石回到故乡江宁养老，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再也没有踏上开封的土地。

王安石虽然引退，但是他开始的新法却被继续执行。吕惠卿、蔡确、章惇等王安石提拔的人才，在神宗的指导下实行集体领导。王安石这个伟大的改革设计师虽然走了，但是他设计的新法都得到施行。这些实务官僚的任务就是如何完善这些新法。

继续了十年的熙宁年号，这一年改为“元丰”。新年号体现了神宗新法已经走入正轨，国家再建在望的自信。抵抗新法的旧法党，因为失去了王安石这个攻击目标，或者是因为无奈，甚或是因为内心对新法的效果不得不承认，总之熙宁年间那样激烈的批判几乎销声匿迹。表面看来，宋朝社会似乎将按王安石设计的路线顺利向前迈进。

但是，悲剧重演。全面信赖和支持新法的神宗，在位仅十八年突然驾崩。时为元丰八年（1085），神宗年方三十八岁。历史没有“如果”，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这么想。如果神宗能寿终正寝的话，那么后来的中国文明将肯定大变，历史将被重写。

北宋末期长达四十年的党争，因神宗的早死拉开帷幕。主持国葬的是元丰年间推行新法的宰相王珪，就是“濮议”时作为翰林学士上奏称“皇伯”的那个人物。他因为在任途中突然死去，所以没有被卷入党争中。因此旧法党史家对他的评价也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