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改革催生《资治通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怎样一部史书？

继承皇位的哲宗赵煦年幼无知，因此与仁宗即位当初一样，他的祖母高氏（即神宗母）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宣仁太后）。不幸的是，皇太后非常讨厌王安石，对新法也持批判态度。她立刻把引退洛阳的旧法党精神领袖司马光召还回朝。司马光在此一年前，刚完成呕心沥血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司马光年轻时就策划编纂历史典籍。但是那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是一个高级官僚业余所能完成的。退隐洛阳，使他有了充分的时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王安石的改革催生了《资治通鉴》。

这种“风大好卖桶”，把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两个事项相关联的论法，古来称之为“春秋笔法”。这个笔法就是，在寻找后来发生的某个现象的来龙去脉的过程中，发现该现象发生以前的某个现象为其原因之一，而且从道义上看，前边发生的现象才是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主要原因，所以把与实际行为主体不同的人物就像后来发生的现象的主体一样来描写。因为（被认为是）孔子修订的鲁国编年体《春秋》，就是用了这么一种写法（后世注释家如此解释）。所以说，如果没有政敌王安石，那么这部不朽名著很可能就不会完成。

司马光计划把《春秋》以后的历史用编年体方式编纂，经过几十年辛苦劳作，终于完成。将其命名为《资治通鉴》，意即“作为当今政治借鉴的通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是神宗皇帝。此书虽然有司马光和先人的一部分评语插入其中，但是基本上全是罗列事项。但是，如何选择取舍，如何排列，以及用什么文字表现，却都体现了司马光的历史观。那就是排除一切捏造，只收入编者认为属于历史事实的事项，并且在进行历史实证时，总结出大量供当时的统治者借鉴的经验教训。所以此书作为史书之鉴能在东亚地区被广泛阅读，实有首肯之由。如何记录、记忆过去的历史，这个问题与当今历史学研究最前沿的课题之间有一脉相承之处。

说起中国的历史书，与司马光同姓的司马迁的《史记》最为有名。司马光一族自称是司马迁的后裔，所以司马光很尊敬司马迁。但是，有关历史的记述方法，他们却完全不一样。《史记》开创了以帝王年代记和个人传记为主体的纪传体，而《资治通鉴》则继承了《春秋左氏传》的编年体，只有帝王年代记。

《史记》的个人传记采用了很多司马迁收集的民间传说等入史，加强了记述的故事性。因此，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人物传记中互相矛盾的记述并不少见。某个历史事实，为了反映传承该事件的众多人的视点和记忆的多样性，特意全部记载，这是《史记》的一个特征。比如可看作整个《史记》最高潮的项羽和刘邦争夺天下的大战，对项羽感情移入写成的《项羽本纪》与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写的《高祖本纪》，读起来感觉完全不一样。《项羽本纪》自古就被当作范文传诵。但是，夸张项羽英雄性的这种悲愤慷慨的笔法，并不是《史记》的代表性笔法。《高祖本纪》的主题，则是赞叹刘邦的坚实性和现实感觉以及对伟大王朝缔造者的敬意。这里并不判断笔法孰是孰非。与单纯地对善恶进行价值判断的笔法相异，《史记》具有一种把历史作为人生剧场看待的视角。

相对的，单一年代记的《资治通鉴》则是一个事件只用一条单线记述。他一贯的笔法是慎重比较各种历史史料，去除过剩的装饰修辞，只记录事件本质。这有他的追求，即所谓大义名分论。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在自己所在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应该如何行动，特别是仕官之人为国家尽忠，到底为何？与欧阳修《五代史记》共通的这个问题意识，是司马光执笔的动机。

在此意义上，《资治通鉴》虽然作为读物，其魅力远逊色于《史记》，但是对于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事情本质的读者来说，却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历史书。《资治通鉴》并不是单纯地罗列事实，其中反映了司马光敏锐的历史观和读史眼光。如果说《史记》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通俗读物，那么《资治通鉴》则可以说是适合成人阅读的高深读物。

我们把话头再返回到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1085）。

受皇太后之命回到开封的司马光，此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他可能早已决定在洛阳安度余生了。他肯定没有想到比自己小一辈的年轻皇帝会突然死去，自己还会有重新掌权的时候。当时洛阳集中了许多旧法党的遗老，与开封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具有一种文化沙龙的氛围。对于宣仁太后的突然指名，司马光犹豫不定。这时沙龙成员之一程珦的儿子、曾经任职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程颢鼓励他说：“除了您老，朝野上下没有一个人能废除现在的恶政。”程颢在送走司马光后不久辞世，享年五十四岁。

站在旧法党立场上写的历史书均记载救世主司马光入开封城的时候，数万民众夹道欢迎。司马光以年龄和健康为由，数度固辞要职，但是翌年，即“元祐”改元之年（1086），司马光终于就任宰相。如果从王安石上台以前的英宗时代司马光就已经是翰林学士这点来看，司马光的升进晚了二十年。由此，诞生了宣仁太后和司马光撤废新法的政权。世称“元祐更化”。但是，此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以及政府实务官僚几乎全都是新法党人，所以要撤废新法，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