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北宋史学家）
司马光简介
司马光：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地区夏县）人，汉族。（但宋人袁说友著《成都文类》记，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任光山知县时，生于县衙官舍的，该观点已为当今主流，多数专家学者认同），字君实，号迂夫，晚年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生卒年：1019年～ 1086年
性格特点：温良谦恭、刚正不阿，老练稳健，少时聪明伶俐，思维活跃，知道变通，老来固执、僵硬。
历史功过：司马光与多数贤良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原因是新法被转变成为压榨百姓的工具，造成严重国内危机，实行新法不仅没有富国强兵，而且在连年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失利。要求废除新法是社会底层百姓和。上层地主阶级中开明人士的共识。司马光反对发动战争，为此建议皇帝不卷入西夏的内部争端并拒绝担任枢密副使，他的政治操守高尚，因此受到百姓的敬重，依然尊称他为“真宰相”，并且成为士大夫中的领袖。虽然司马光注重封建道德纲常，有唯心主义立场，但是依然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
名家评点：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
司马光传记
少年老成 思维活跃
司马光（ 1019 ～ 1086），字君实，号迁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故世称涑水先生。卒后谥号文正，爵温国公，因此又称温公。
据说涑水司马氏家族的先世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的奠基人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司马孚的孙子死葬陕州涑水乡，此后子孙便定居于此。降之晚唐五代，涑水司马氏早已经是仕宦陵夷，降在畎亩了。但司马氏家族累世聚居，靠农、畜致富，在当地属殷实之家，到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这一代，涑水司马氏已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了。
司马池（979 ～ 1041）景德二年进士及第，为人正派，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池喜获一子。此时司马池正在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知县任上，故他给这个儿子取名光。
司马光七岁的时候因为砸破了一口缸而名闻东西二京。在一次与一群小孩子在庭院中游戏时，一个小孩爬到一口盛满水的大瓮上，一不小心失足跌人瓮中，别的小孩见状都吓得逃走了。小司马光则镇定自若，他搬起一块大石头奋力砸向水缸，缸破水出，小孩得救了。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被画成“小儿击瓮图”，在首都东京和西都洛阳间流传。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小的时候聪明伶俐，思维活跃，知道变通，谁料到老来却变得那么的固执、僵硬。
司马光日后成为史学家的天赋也从小就显露出来。七岁时司马光听人讲《左传》，非常喜欢，回家后就为家人复述，并能讲明大义，而对经书却“虽诵之而不能知其义＂。那时候司马光的记忆力也不比别人好，但他自知不足，因而非常勤奋，在别人熟读成诵出去游玩的时候，司马光就独自用功，或在屋内，或在马上，经常读书至深夜，一直到能够背诵才罢休，结果因用力深，很多东西都是终身不忘。司马光如此手不释书，不知饥渴寒暑地读书，到15岁时已经是读书广博，无所不通了。
三十年后司马光在写给两个秀才和侄子的劝学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完。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得趣，自可忘寝餐。况今有道世，穀禄正可干。最哉二三子，及时张羽翰。力学致显位拖玉簪华冠。毋为玩博弈，趣取一笑欢。壮年不再来，急景如流丸。”正是司马光少年努力向学的写照。
在少年时期除了受到良好的教育外，司马光还受到父亲严格家教的熏陶。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司马光有一次吃核桃，可是核桃皮剥不开。后来Y环用开水烫了一下，就很容易地剥开了。姐姐问是怎么剥开的，司马光便谎称是自己的主意。司马池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司马光：“小孩子怎么能撒谎！”父亲的这一教训影响了司马光的一一生。诚，成为司马光非常非常看重的一项品质，后来刘安世师从司马光学习，司马光教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诚，不妄语。
司马光也承袭了父亲那里学来的俭朴的家风。司马池“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觳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司马光将这些都记录在晚年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训里，他告诫儿子：“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并要司马康以寇准的豪奢为戒。
少年时期的司马光在性格上已经比较成熟，能自制，并有意识的培养自己刚正的个性。19岁时，司马光作了《铁界方铭》：“质重精刚，端平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践道，是则是效。”赞扬其“端平直方”，并将之作为自已立身践道的准则。又作《勇箴》，以为“致诚则正，蹈正则勇”，培养自己诚意和正气。司马光自觉的养我浩然之气，自我锻炼成才，很早就养成端平直方、诚正、勇决的性格，这在他以后的仕宦生涯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个时期司马光还作有《剑铭》并序，其中写道：“或日：古者君子居常佩剑以备不虞，今也无之，仓卒何恃焉？应之日：君子恃道不恃剑，道不在焉，虽剑不去体，不能救其死，故苟得其道，则剑存可也，亡可也。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无足凭。估力弃常，匹夫以亡。败德阻兵，国家以倾。逆不敌顺，暴不犯仁。上以守国，下以全身。”在《剑铭》中，司马光表达了武力不足恃的观点，认为只要守住道义，则可以全身守国。从中我们分明看到司马光在神宗和哲宗时期主张和好西夏反对动武的认识渊源。
在《逸箴》中司马光写道：“百仞之木，生本秋毫。德隳于惰，名立于劳。宴安之娱，穷乎一昼。德著名成，亿年不朽。可贪非道，可爱非时。没世无称，君子耻之。”可以看到司马光立德立言成不朽名的志向。
总之，青少年时代的司马光已经是一个读书广博、意志坚定、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好青年，从少年司马光的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日后那个学行高洁。立朝刚正的司马温公的影子。正因如此，少年司马光也得到了两个重要人物的厚爱。一个是庞籍，司马池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对司马光训诲有加，爱如子弟，是日后在仕途上扶持他的人。嘉祐八年，庞籍去世的时候，司马光曾在祭文中深情地写道：“我能有今天，都是靠您提携啊。”另一个是张存，也是司马池的同僚和好友。张存以恪守家法知名，曾有名言日：“兄弟如手足，不可分离。妻妾乃外人，为何因外人而断手足。”张存对司马光一见钟情，当即决定将自己的第三女许配给司马光，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跟司马光交谈一语。
嘉祐四友 变成政敌
按照宋朝的规定，司马光很早就有了通过荫补得官的机会，不过他把这样的机会让给了他的两个堂兄。到了十五岁那一年以任子人仕，补为郊社斋郎。但平流进取，坐得功名，实在非司马光所愿。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年） ，20岁的司马光一举成名，中进士甲科第六名，从此踏上自已近半个世纪的仕途生涯。
司马光在中进士后不久与张三小姐完婚。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在人生最重要的婚、宦两件大事上，司马光都是一帆风顺。 司马光还缺少什么呢？就等着奉献自己的一。腔忠诚了。据说在最初的华州任上，闲居时司马光在卧室里经常忽然站起，穿好官服，手持笏板，然后正襟危坐。没有人知道司马光为何要这样做。后来跟他一块修《通鉴》的范祖禹很好奇地问及此事，司马光回答道：“我当时忽然想起国家大事了。”可见司马光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的读书人，从人仕之初，司马光就已经进入角色，要以天下为己任了。
司马光中第的宝元元年（ 1038）正是李元昊称帝的时候，宋对夏作战失利，在北方增添弓手，加强防守。距离前线较远的两浙也准备添置弓手。司马光代作为知杭州的父亲起草了《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立意在于不能扰民。清朝人顾栋高称赞说：“后日太平宰相规模，肇于此矣。”后来在英宗治平年间，司马光与宰相韩琦争刺陕西义勇之事，其主张实际上早已经萌发于此。
然而就在司马光在政坛初试锋芒的时候，他的母亲与父亲先后去世。庆历三年十一月服丧毕，司马光投奔延州庞籍，不久又任职滑州韦城。庆历五年，韦城连续数月无雨，司马光率领官民去龙王庙求雨，并亲自撰写了《祈雨文》。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历史记忆里印象深刻，25年后司马光重过韦城，想起当时情景，慨然有感，写诗云：“二十五年南北走，遗爱寂然民记否？昔日婴儿今壮夫，昔日壮夫今老叟。”虽然求雨对于一个地方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对于我们的主人公来讲这却是不多的地方官经历之一。 司马光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希望自已能被历史记住。
庆历年间也是司马光政治思想和历史观逐渐定型的时期。
在庆历三年作的《贾生论》中，司马光批评贾谊以诸侯太强、匈奴未服为当前急务是不知大体，是“悖本末之统，谬缓急之序”。司马光认为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礼义更重要的了，“礼义不张，虽复四夷宾服，强场不耸，当如内忧何？”这充分体现了司马光“守内虚外＂的思想。所以司马光认为贾谊虽然有才，但学问不纯正，“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恶之”。在《十哲论》和《才德论》中，司马光提出，如果一个人才、德不能两全，那么宁舍才而取德。“国者，苗也；才，来耜也；德，膏泽也。”
庆历五年，司马光作《廉颇论》，批评了蔺相如。他认为蔺相如的做法其实有可能惹恼秦国，是非常不明智的表现，只有国治兵强，敌有可亡之势的情况下才可能灭亡敌国，这表现出他的外事主张，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他同王安石的不能相容，因为两人的思想本是对立的。同年作的《邴吉论》则表现出司马光对庙堂政治、君子小人进退的关注。
以上这几篇文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治国理念外事主张和人才标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和对政敌的不宽容。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有悖于司马光一贯的政治理念，王安石所用的人才在司马光看来多是阴险小人，偶有有才者也是“道不正者”，君子恶之，难与并立。也正是如此，当司马光掌政的时候，也就无法做到“参用熙、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绝异时之祸＂，因为在他看来君子、小人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
庆历五年六月司马光奉调赴京，实任掌司法的大理评事。幕僚生活结束，“际日浮空涨海流，虫沙龙蜃各优游，津涯浩荡虽难测，不见惊澜曾覆舟”，司马光对到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充满信心。
然而到任之后，司马光才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美好。大理评事一 职，事物繁杂。“朝讯狱中囚，暮省案前文。虽有八尺床，初无偃息痕。比归踅鮮带，日没轩窗昏。援枕未及就，扑面愁飞蚊。未能习律令，何暇窥皇坟”《和钱君倚藤床十二韵》。专业不熟练，事物又繁，日夜不得休息，“坐曹据案心目疲”，这岂是司马光想象中的生活？“勉强逾半岁，终非性所好”，“不知有青春，倏忽已改燧＂ ，看到青春易逝，司马光不禁忧从中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此职，像鸟脱樊笼，“适意高飞腾”呢？
不任繁剧，不乐吏事，喜欢议论朝政，谈论比较重大的事物，大约是当时很多初人仕的土人的特点，非独司马光如此。司马光的诗友梅尧臣深知司马光的想法，他写诗给司马光，劝司马光当忠于大理评事的职务，“愿言保兢慎，且勿厌此役”。
庆历八年庞籍升副宰相，推荐司马光召试馆职，通过后授予馆阁校勘一职。馆阁为“储才之地”，校勘级别虽低，却属于天子侍从，“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对于司马光来说，这真是“倏去蓬蒿，颉颃霄汉。荣耀过分，不寒而栗＂。他对举荐自己的庞籍感激涕零，认为这是对自己“爱加振拔，俾出泥涂＂ ，“大恩固已无量矣＂。
司马光在任馆职期间学业精进，声誉日广，不久又出外做了两任通判，政治经历和经验也更加丰富。嘉祐二年，司马光奉调回京，六年六月，由于韩琦的推荐，司马光升迁为同知谏院。在以后的五年谏院生涯中，司马光共上奏议170多道，年均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成为著名的诤臣。期间王安石在嘉祐四年进京为官，两人成为同僚。
嘉祐四年司马光判度支勾院，此前不久王安石从江东提刑人京为度支判官，两人互相仰慕，现在又成为同僚，因而很快便成为朋友。司马光在为自己的堂兄司马沂写的《行状》里称赞王安石是“今之德行文辞为人信者”，“四方士大夫素所推服＂，自己仅“及安石一二”，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推重之极。
在此期间，作为诗友，两人在诗歌上还多有唱和。如《和王介甫巫山高》。《和王介甫明妃曲》等。嘉祐四年王安石写成著名的《明妃曲》二首后，在东京的朋友司马光和欧阳修。梅尧臣等都相继写了和诗。司马光还写过一首《和王介甫烘虱》戏谑了王安石的生性疏懒、不拘细行的坏习惯，最后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能够互相以对方的缺点开玩笑，不是很好的朋友是做不到的。
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同样是非常推重。嘉柘五年九月司马光的堂兄司马沂的夫人去世，十一月合葬于司马沂之墓。司马光请了当时已名重天下的王安石写墓表。
司马沂早在景德三年就去世了，其人其家当然与王安石毫无关系。王安石写这个墓表完全是因为朋友的情分。他说道，司马沂夫妻的品行本来就是他所愿意表彰的，况且以司马光之贤而有所请求，而且两人还曾经是同僚。嘉祐六年七月始王安石任了一年多的知制诰。在此期间他曾写过四篇司马光加官的诏书。
一篇是《起居舍人直秘阁同修起居注司马光知制诰制》，文中称司马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庶乎能以所学施于训辞。”一篇是《起居舍人直秘阁同修起居注司马光改天章阁待制制》，称司马光“文学行治，有称于时”。一篇是《天章阁待制司马光（加官）制》，赞扬司马光：“政事艺文操行之美，有闻于世。”
一篇是《待制司马光可礼部郎中制》，称司马光：“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从这些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对司马光的道德、政事、文学、经术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嘉祐八年，司马光同范镇、王安石共同考试到礼部应举的进士。王安石有一首诗（夜读试卷呈君实待制景仁内翰》，诗中写道：“篝灯时见语惊人，更觉挥毫捷有神。学问比来多可喜，文章非特巧争新。蕉中得鹿初疑梦，牖下窥龙稍眩真。邂逅两贤时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王安石把司马光和范镇一起称为两贤。不过，王安石所推许的这两贤后来都成了反对自己最力的人。
在嘉祐年间，王、马二人可以说是意气相投，他们二人同吕公著。韩维同为近臣，“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 ，当时人称他们为“嘉祐四友”。一直到十几年后，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还自称畏友，王安石在回信中也说“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可见两人在嘉祐年间确实是交情非浅。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对朋友到了神宗行新法时，却成了“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语）的政敌。
反对新法 壮志难酬治平四年（ 1067年）正月，神宗即位。原先的嘉祐四友都得到神宗的重用。三月以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吕公著、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并为翰林学士。司马光连续上奏辞官。神宗问司马光：“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道：“我不会作四六文。”
神宗反问道：“卿能举进士高等而不能为四六，不会吧？”司马光给神宗问住了，赶紧退下，神宗遣内侍追上司马光，将任命诏书强塞在司马光怀中，司马光不得已接受了这个新任命。几天后神宗问身边的大臣王陶：“我以吕公著及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恰当吗？”王陶回答道：“这两个人我都曾经推荐过。用人如此，天下何忧不治！＂这个时候王安石则被起用为知江宁府，半年后人京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同御史中丞。三司使、知开封府一起被称作“四人头”，是宋代宰执升任的最重要途径，由此我们可见志在有为的宋神宗对王、马等人的倚重。
然而司马光不久便同神宗闹了矛盾，也使神宗改变了对司马光的看法。六月份北部边防要塞青涧城的知城种谔招纳到西夏横山地区一位酋长归附。陕西转运副使薛向是对西夏的主战派，薛向支持种谔的行动并向神宗提出进一步招纳势力更大的嵬名山部的计划，得到神宗的支持。神宗绕过宰相亲自下手诏指挥薛向经理此事。结果此事不知道怎么被改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知道了。
九月份，司马光连续上三疏，反对招纳横山之众。司马光认为征伐不如怀柔，只要西夏不侵犯边境就可以了，不必以征服为快，不应当诱其叛臣以兴边事，而且此时西夏称臣奉贡，招纳其众是丧失信义。神宗矢口否认：“此外人妄传耳。”神宗对于司马光的反对十分恼怒，他觉得司马光太“忿躁＂。神宗搞不懂这件事如此秘密司马光是如何得知的他怀疑是枢密使文彦博自己不想出面反对，于是故意透露给司马光，而司马光“淳儒少智，未必不为人阴使＂，果然被文彦博当枪使，上疏极力反对。
于是第二天神宗解除司马光御史中丞的职务，重新为翰林学士。吕公著反对此项任命。神宗对吕公著说道：“司马光方正耿直，可是也有点太迁腐了吧！”吕公著解释道：“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迁。”但不管怎么说，通过此事，神宗对司马光的印象发生变化，觉得司马光人品虽正，学术亦高，可以备顾问，但却不足以助自已成大事。
对于神宗的开边，司马光苏辙等都是一开始就不支持，所以从一开始就存在路线之争，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日后遭到反对其实是不奇怪的。
而在司马光与王安石两度同朝为官后，原先亲密友好的朋友之间在政事上也开始屡屡出现分歧。主要的争端一是阿云案，二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 1068年）在登州发生年轻女子阿云谋杀未婚夫致残的命案。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被许配给韦阿大。阿云嫌阿大貌丑，竟然趁阿大在田中熟睡的时候，砍了阿大十多刀，造成阿大重伤。事发后阿云如实招供。知州许遵以阿云坦白，以谋杀减二等定罪。案件。上报中央后，审刑院、大理寺、刑部等三法司定为编管。许遵不服，案件移交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翰林学士商议解决。结果王安石支持许遵，司马光则支持三法司的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此类案件是否可免去所因之罪。司马光认为如果可以免谋杀所因之罪，会导致坏人得志，好人受害。王安石则希望如此可开改恶从善之路，不致在犯罪的路上走得更远。最后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熙宁元年南郊祭祀后，根据惯例，配祀官员会得到若干赏赐。宰相曾公亮以今年河北水灾严重，请求裁此赐予。神宗将曾公亮的意见转达给翰林学士院，想听听学士们的意见。王安石认为赐予不多，免此赐予，不但无补于国家财政，而待大臣之礼过薄，却有损国体。司马光则认为赐予虽然不多，省掉这笔花费不足以救灾，也不足于富国，但希望能够以此为一个好的开端，减省掉以后不必要的开支，因而支持宰相辞免郊赐。几天后两人在殿上再次发生了争论。
司马光说：“现在国用不足，节省冗费应当从近臣做起，应当接受宰执们辞去赐予。”
王安石：“郊赐所费不多，如果不赐予，不足以富国，反而有伤大体。而且国用不足，是由于未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所谓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挖空心思敛取民财罢了。这样会导致百姓困苦，流离为盗，这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王安石：“你说的那种人不是真正善于理财的人。真正善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而国用富足。”
司马光：“这是桑弘羊欺汉武帝的话。天地所生万物有定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使国用富足，不取之于民，又能取自何处呢？武帝末年，民力疲惫，流为盗贼，桑弘羊的话怎能当真呢！”
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了很久，谁都不能说服对方。这时候，另一位翰林学士王理以其惯有的圆滑出来打圆场道：“司马光认为省费当从近臣始，司马光说得对。
王安石认为所费不多，省之有伤国体，王安石说得也对。请陛下裁决。”
王理的调解其实是避重就轻了，并没有触及两人争论的焦点问题。司马光以其历史学家的敏锐，根据历史的经验认为自来理财都是对百姓的一次聚敛。而王安石根据其多年的地方官的实际经验，认为“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的“天地所生万物有定数”的说法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但在当时，不是司马光太落后，而是王安石比同时人看得更远，理解不了王安石的不仅仅是司马光。司马光既然不能理解王安石，自然对于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新法也就难以赞同了。
熙宁二年十一月，司马光又与新法派的主将吕惠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那时候司马光与吕惠卿都是神宗的讲读官，司马光讲《资治通鉴》，吕惠卿讲《尚书》，很自然的，他们都要利用讲读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
十七日，司马光在讲到萧规曹随的时候，神宗问：“如果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道：“岂独是汉代，历代都是如此。祖宗之法，怎么可以废掉呢？治理天下在于得人，不在于变法。”神宗道：“人与法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司马光道：“如果任用得人，就不用担心法不够完善。如果任用非人，即使有善法，也不能很好地施行。应当急于求人，缓于立法。’
十九日，吕惠卿借着讲读的机会，进言道：“法不可不变。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有五年一变的，有一世一变的。也有百世不能变的，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类。司马光认为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则治，变之则乱，全然不符合史实。法有了弊端就要变，怎么能坐视其弊而不变呢？”
这次争论涉及到了祖宗之法的问题，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司马光认为条例司不当设，祖宗之法不必变，当务之急在于任人，而不是变法，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新法的立场。
次年春，司马光借“三不足＂之说再次向新法发难。这年的三月，翰林学士院对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司马光拟定了一则试题三代嗣王，未有不遵禹汤文武之法而能为政者……今之论者或日：“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邪？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邪？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这道试题先是提出了自己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点，然后引用了“三不足”之说并让考生辨析，其用意至为明显，就是引导考生对“三不足”之说加以批判，有哪位考生敢逆考官之意呢。正因为这道试题的意图过于直露，神宗在审阅试题时便叫人用纸贴了起来，指示另出题目考试。司马光借考试之机攻击新法，倾动王安石的策略没有能够实现，而“三不足”之说却流行天下了。
在此之前的二月份，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据说士大夫都交口相庆，认为得人。但司马光却坚决不肯就任，前后九次请求辞免。在请辞的奏疏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改变祖宗之法，借新法增设冗官，刻薄百姓，“恐怕十年之后，贫者既尽富者亦贫，不幸国家有边警，到时候连军费都无从索取了”。并表示如果神宗能够“昭然觉悟，采用臣言”，尽罢新法，自己就是当个小老百姓也愿意。神宗派人告诉司马光，枢密院是掌管军政之地，这与变法是两回事，不必因为变法的原因辞官。
但司马光固执不从。这时候三朝宰相韩琦也给司马光写信，认为既然君上如此看重，正好可以做些事，推行自己的主张，如果不行再退不迟，不须坚让。司马光仍然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是坏了名节。这样过了几天之后，王安石复出执政，他对神宗说道：“司马光好唱反调，但其才不足以危害新法。只是像司马光这样的人，会被别的新法反对者倚为靠山。如果擢任高位，就等于是为政见不同者树立旗帜。”
反对任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一个星期后，神宗下诏允许司马光辞去枢密副使的新命。然而这时候又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按照规定，诏书应当经过通进银台司行下。当时的主管官员是司马光的好友范镇，他封还了诏书。于是神宗召见司马光亲自动员司马光接受任命。司马光道：“陛下如果真的能听从我的话，任命不敢不受。如果不能，我必不敢接受。”
神宗只得再次下达允许司马光辞职的诏书，结果又被范镇封还。神宗只好绕过通进银台司，将诏书直接付给司马光。于是范镇愤然辞职。司马光坚决不同意接受新职，范镇又坚决不同意神宗允许司马光辞职，但范镇又不直接开导司马光，而非要与神宗过不去。双方既都如此坚决，不留余地，则置神宗于何地？两派的冲突日渐激化，与这种决不通融的政治作风不是没有关系。
司马光看到既然无法扭转神宗意志，转而考虑从王安石身上突破。因为神宗“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如果能够说服安石，就可以借安石之力，打消神宗变法的决心。而且在司马光看来，这并非不可能的。尽管两人有冲突，但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学识人品并不曾怀疑过，他只是觉得安石太执拗，又信任非人，重用了奸邪的吕惠卿，如果晓之以情，动之以理，那么转变王安石的观念是有希望的，于是在熙宁三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多字的长信。
在这封《与王介甫书》里，司马光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两人虽出处不同，但立身行道辅世养民的志向则是一样的。 在指出了王安石在新法措施和政治作风上的错误之后，司马光最后表明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尽了益友的本分，而取舍与否则在于介甫了。
三月初， 王安石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没有一一分辩。三日，司马光又写了第二信。收到司马光的第二信后，王安石又复一短信，即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在这封信里，王安石对司马光所指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指责做了简短的答复。在信的最后王安石说道：“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正像王安石所说的“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在这种情况下“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然而分裂的不仅仅是道术，还有友情。在司马光的第一封信里，司马光引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之说，指出尽管两人政事议论不能相合，但毕竟十多年的同僚，相知甚深，仍不失为直友。谅友、益友。
王安石在复信里也说自己“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互相视对方为朋友，但在司马光写下《与王介甫第三书》之后，双方彻底决裂。两人的信件往来显示双方之间的政治分歧实在是无法弥合。
七月，当司马光再次被提名为枢密副使时，王安石认为如果司马光做了枢密副使，等于使流俗有了宗主，这对新法的顺利推行显然不利，因此坚决反对。司马光无法撼动王安石，知道形势无可挽回，又不愿意与政敌并列朝廷，于是在八月份向神宗提出出外的申请，希望能到许州（今河南许昌）或者西京洛阳为官。
十月份司马光终于获准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十一月份司马光离开生活了十四年的东京，前往陕西。几个月后司马光又两度申请退为闲官。他对神宗说“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海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知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
纯仁与颗与安石素厚，安石超处清要，及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议，极言其短。轼上书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忌。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镇不胜愤懑，抗章极言，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又批评神宗“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
熙宁四年四月十八日，司马光西京留司御史台的请求获准。在行前司马光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句云：“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在这个时候，司马光颇有壮志难酬之感，自己才53岁，距离退休的年龄还早，难道自已的政治生命就要如此终结？怀着这种落寞之感，司马光前往洛阳，自此绝口不复论新法。
四患未除 死不瞑目司马光居洛十五年，自号“迁叟”，隐居独乐园，“我以著书为职业”，“自放于丰草长林之间”，似乎有终老之意。他还曾做过《放鹦鹉二首》，其中有“虽知主恩厚，何日肯重来”之句，好像再也无意于政治，一心做他的名山事业了。然而实际上司马光从来也无法忘怀世事。只不过是换了战场，以笔为剑，在写史。立传、做碑铭中表达自已对当政者的愤慨，抒发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主张。
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一度准备重新起用司马光，由于新党的反对而失败。就在同一年司马光的妻子张氏又去世了。独乐园中的迁叟越发孤独，“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那堪衰病意，更作独游人”。秋天到了，司马光忽感语言艰涩怀疑自己中风，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司马光写好《遗表》，从容安排了后事。但最后司马光还是安然度过一一劫， 而两年多以后，元丰八年三月，正当盛年的宋神宗却因病去世了。神宗去世，不到十岁的太子赵音即位，是为哲宗。
皇帝年幼，于是哲宗的奶奶、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自己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取得了学术上的巨大成功之后，自己竟然还有机会再登政坛，并主导了此后宋代政治的走向。
在洛阳得知了神宗去世的消息后，司马光想入京哭灵，因为没有得到诏书又有点犹豫。后来他听说同为闲官的观文殿学士孙固、资政殿学士韩维都去了，加上他的朋友程颢也劝他去，于是司马光就收拾了一下赶赴东京。
司马光一到了汴梁，受到了首都人民意想不到的欢迎。大家都争着迎接司马光，看到司马光的都感到很荣幸：“这就是司马相公啊！”老百姓簇拥着司马光，以至于司马光的坐骑都无法前行了。司马光去拜见宰相，很多老百姓就爬到了树上，骑在屋顶上看。相府的人出来阻止，有人就说道：“我们不是来看你们家的宰相，只是想一睹司马相公的风采罢了。”
即使呵斥也不退下，结果竟然引起了骚乱，屋顶上的瓦给踩碎了，连树枝也给折断了。大家都不愿意司马光再回洛阳，他们拉着司马光的马缰绳喊道：“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司马光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居洛十五年，天下人竟然还皆期之为宰相。看到这种阵势，司马光不免有些担忧了，要知道现时的宰辅集团还是变法派为主的，而自己只是一个被闲置了十五年的旧臣。于是在辞谢之后，司马光没有在汴梁住下就直接赶回洛阳去了。
但临朝听政的太皇太后并没有忘记这位被疏远已久的老臣，她先是派了使者向司马光咨询对时政的看法，不久就重新起用了司马光作陈州知州，还没有赴任就召回京城出任参知政事，主持大局了。
从元丰八年五月复出，到元祐元年九月去世，司马光共主持政局15个月。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司马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内“拨乱反正”，废罢新法，对外改善同西夏的关系。
高氏本来就是新法的反对者，在垂帘听政以后，就已经开始部分地废罢新法。
为了维护新法，新法派提出了“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理论，认为神宗陵土未干，即变更新法，是为不孝。在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年代，这自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何突破“祖宗之法＂的限制，成为摆在反变法派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在这个时候，司马光在四月二十七日给皇上，其实也就是给太皇太后上了《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奏疏里，司马光抒发了自己一腔孤忠不得施展于先帝的苦闷，感谢太皇太后、皇上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涕，不知所从”。他很策略地将神宗与新法派划清界限，盛赞神宗皇帝聪明睿智，励精求治，思用贤辅，以致太平，是不世出之英主，旷千载而难逢。不幸委任非人，轻改旧章，谓之新法。
然后他批评了新法的诸项措施以及熙丰时期的开边进取的方针，指出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忧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并指出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有害无益，首先革除此三法是当今之急务。
针对“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理论，司马光指出现在民有倒悬之急，国家危如累卵，明知新法有害，又怎能等到三年之后再改呢！而且，司马光胸有成竹地说道：“现在的军国之事，是太皇太后说了算，这样就是以母改子之政，不是以子改父之道，有什么可担忧的而不去改作呢！＂如果说以子改父为不孝，那高氏以母改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正是在“以母改子”的旗帜下，司马光执政以后，依靠太皇太后的支持全面废罢新法。
司马光的一些同道，有记载说是苏轼等人，曾密言于司马光：“熙丰旧臣多是阴险狡诈的小人，他日如果他们中有人以父子之义离间圣上，就大祸临头了。”应该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患。这时候司马光起立，拱手仰视，厉声说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
我们现在当然想不出司马光的这个解释怎么会令人释然，他的解释跟他的废罢新法一样，付诸于情感而不是理智。司马光“以母改子”的确造成后患无穷，它既含有对先帝的不忠，也是对小皇帝的漠视。很奇怪，司马光难道就没有想到小皇帝总要长大，太皇太后不可能比哲宗皇帝活得更长在敦促太皇太后高氏下定决心，对新法痛加厘革的同时，司马光时刻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清除朝廷中的新法派势力。
尽管最高领导人高氏是反对新法的，但此时新法派的力量仍旧很大，神宗留下辅政的宰辅集团全是新法派人物。五月司马光和吕公著被任命为执政，但在八名宰执中，新党就占有六名，在高层中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使得司马光寝食难安，正如他在一封信件中所表达的：“如一黄叶在烈风中，几何其不危坠也。”在高层新党人物难以撼动的情况下，司马光充分利用了台谏。他推荐了以刘挚等为首的一大批反对新法的官员作为台谏官和侍从官。
这些台谏官也果然不负所望，不久他们就接连上疏弹幼新党领袖、掌管军政事务的章惇，并将章惇连同宰相蔡确、韩缜称为“三奸＂ ，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驱逐“三奸＂的不懈努力。在相持的状态下，司马光连上两章，请太皇太后不要顾虑，要作威作福，明白地表示自己的好恶。元祐元年春，高氏终于打消顾虑，改组了高层领导集团，章惇等三人被罢免，司马光被升为宰相，新法的反对者吕大防、文彦博等也都进入了宰执集团，从而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为废罢新法铺平道路。
从元丰八年五月司马光复出到次年正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司马光先后上了《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元丰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乞罢保甲状》（元丰八年四月上） 。《请更张新法札子》（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上） 。《乞罢保甲札子》（元丰八年七月三日上）《乞罢免役钱状》（元丰八年上）、《乞罢将官状》（元丰八年上）、《请革弊札子》（元丰八年十二月四日上） 。《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等奏疏，主张彻底废新法。
但司马光的激进主张即使在反变法派内部也没能达成一致。四月提出的罢保甲，不但太皇太后未采纳，他的同道吕公著、范纯仁等也不同意。实际上，吕、范等人属于反变法派中的稳健派，他们主张对于新法不能一概而论，有弊端的应该废除，而有益于民者就应当保存。这就不免与坚决废除新法的司马光发生了矛盾。
除了保甲法外，对于免役法的废罢问题双方也发生了冲突。司马光上台之后急于推翻免役法而恢复差役旧法，但他对于这新旧二法的优劣利病却又不能明确举述出来。在他先后上的几个奏疏中甚至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在前一疏中司马光说免役法对上户不利，“上户以差役为便，以出免役钱为害”。而在十几天后的另一疏里，又说“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
前后矛盾若此，类似未得审实、率尔而言的地方还多，结果被章惇一挑出 ，驳得哑口无言。其实司马光关于役法改革的思路与自己在嘉祐七年（ 1062年）上的《论财利疏》一致，而这已经距离现在23年了。20年间，实际情况早已发生大变，而司马光又远离政治15年，对于地方工作和财政工作又无多少实际经验，又怎么可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主张呢在废罢新法的同时，司马光又着手改变神宗和变法派推行的战争政策，力主和戎。司马光是向来主张维护同辽、夏的和好局面，轻易不能考虑动武。
而神宗推行征伐政策，结果两遭大败，损失惨重，同时更加重了百姓负担。司马光在元丰八年十二月上《请革弊札子》，将那些迎合神宗开边和为了支持战争而聚敛的官员们称作“边鄙武夫、白面书生、聚敛之臣”，严厉批评了开边政策。不久司马光又上《论西夏札子》直接批评了神宗，认为战争期间夺取西夏米脂、浮图等六个堡寨是不讲道义的，而且夺此六寨于宋无益，反而激化宋夏矛盾，提出返其侵疆，归还六寨，才是“道大体正，万全无失＂之策。他告诫其他大臣“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安枕”。
当初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新法派还推行了将兵法，赋予将官较大的自主权。司马光因为在对外政策上反对开边，主张守内虚外，所以在主张对西夏和解的同时，也就坚决主张取消将兵法。他指出因为将官专制军权，导致州县无权，万一有了饥馑，盗贼群起，则“国家可忧！”
司马光归还六寨和废除将兵法的两项主张遭到了不少大臣的反对，在当时的环境下也确实难以实行，因而只是被有限度的接受。这成了司马光的一块心病。
元祐元年正月，在复出半年后，拖着赢弱之躯的司马光由于事必躬亲，终于病倒了，而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的废罢还在争论纷纭，同西夏和解也没有能够达成，司马光称之为“四患”，他长叹道：“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啊。”
他的同僚，也是好友吕公著为人比较谨慎，对于新法的态度远没有司马光那样激烈。司马光担心自己一病不起，就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司马光说道：“我自从生病以来，以身付医，家事付（司马）康，只有国事未有所付，现在就要嘱托与晦叔（吕公著的字）您了！”然后他批评吕公著道：“晦叔品行端方忠厚，天下人都佩服。到老了才得以秉持国政，平生所学不施展于今日，又要等待何时呢？近来大家都议论您过于谨慎，如果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不能挺身而出，立场坚定，则大势去矣。
愿慎哉！慎哉！＂而在此之前，司马光又特别请出了退休多年、已经八十多岁的老朽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为的就是能够掌控权力，掌握住对朝政的领导权，保证废罢新法政策的连续性。
怀抱着四患未除的遗憾，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马光病卒。临终时，床上仍有《役书一卷》。
身后是非 备极哀荣据说在司马光做宰相的这一段时间里，不但赢得了百姓的爱戴，也赢得了敌人的尊敬。辽人、夏人遣使入朝或者宋的使者人辽、夏，他们都会很关心地问起司马光的情况。辽政府还特地警告其边境官吏：“中国已经拥司马光做宰相了，一定不要惹是生非，再开边隙。”
司马光死后举国悲恸，开封的市民都自发罢市去吊唁他。司马光的画像也被刻版印售，家置一本，每当饮食必祷告一番。画像畅销京师，京师画工有因此而致富者。太皇太后和哲宗也都亲自临奠志哀，为之辍视朝，赠太师、温国公，谥曰文正。对于一个臣子来讲，这都是罕见的礼遇了。单是“文正”这个谥号，司马光之前也只有前朝名臣王曾、范仲淹两人获得过。为了给司马光办理丧事，朝廷赠其家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并赐龙脑、水银以敛。又派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丧归葬夏县。据记载当时从全国各地赶来会葬的有数万人，大家都痛哭流涕，就像自己的爹娘去世了一样。此外，朝廷还特别恩赐司马光亲族十人做官，第二年哲宗又为苏轼撰写的司马光神道碑亲自篆书题写了碑额“忠清粹德之碑”。
在司马光去世以后，旧法派又制造了一起文字狱，陷害了已经罢免的宰相蔡确，新法派的势力被彻底清除。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诸贤 当道的“好人政府”却并没有将政治引上正轨，在清除了新法派之后，旧法派内部却又起党争。就这样争来夺去没有几年，随着太皇太后的去世，政局突变，新旧两党风云再起，而这一次却是较以前来得更加猛烈。
元祐八年（ 1093年）九月，反变法派的靠山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已经长大成人的哲宗开始亲政。哲宗早已经厌恶了太后的垂帘，愤恨着元佑大臣的漠视。元祐大臣们在奏事的时候经常是只冲着高太后，而不把年轻的哲宗放在眼里。哲宗后来曾对大臣们说道：“我当时只看见他们的屁股！”现在哲宗终于可以一抒多年来的胸中积怨了。他重新起用了原新党领袖章惇，变法派重新上台，打着继承神宗遗志的旗帜对元祐大臣们展开了反攻倒算。
章惇在召回为宰相，道过山阳时，曾邀请了一个叫陈瓘的小官登舟，共载而行。
章惇访陈罐以当世之务：“计将安出？”陈瓘回答道：“就以乘舟为喻，如果有一头偏重，能够前行吗？或左或右，也都是偏，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章惇沉默不语。陈瓘反问道：“不知道您将来施政的次序如何？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何事当缓，何事当急？谁为君子，谁为小人？想必您早就有所考虑，愿闻其略。”章惇又沉思了一会后说道：“司马光奸邪，这时最应该首先辨明的，无急于此。”陈瓘大声道：“相公大误！这就好像是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
果真这样做，将有负天下之所望。”章惇注视着陈瓘，声色俱厉地说道：“司马光辅佐母后，独握政柄，不能继承先帝遗志，却肆意妄为，改作成宪，误国如此，不是奸邪又是什么？！＂陈灌道：“如果将司马光看作奸邪，大改其已行之政，那么就越发误国了。”于是陈瓘极力开导章惇，认为惟今之计，惟有杜绝臣僚们的个人恩怨，消除朋党，秉持中正之道，这样才可以挽救时弊。当时章惇也说了要“兼取元祐＂的话，两人共饭而别。
但章惇到京上台之后，还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正像一个叫张商英的大臣所告诫的：“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报复元祐大臣成了积憾已久的新法旧臣连同哲宗的共同心愿。结果元祐大臣相继被贬往南方远恶军州，后来有很多人就死在了那里。而元祐大臣的领袖司马光虽然已卒，仍难逃厄运。他所有国家给与的荣誉和增典包括哲宗亲书的碑额都被收回，碑文被磨去，碑身也被砸毁。得志便猖狂的部分新法党人甚至提出要掘墓暴尸
到了绍圣末年，元祐学术受到压制，有人还提出要销毁《资治通鉴》的刻版。陈瓘借着考试的机会，特地引神宗所做的序文，《资治通鉴》才得以逃过一劫。
哲宗去世后，宋徽宗上台，重用了奸臣蔡京，蔡京假借恢复新法为名，党同伐异，大搞党禁，在全国各地树立起“元祐党籍碑＂，元祐党人再遭禁锢，遭到了变本加厉的迫害。在树党籍碑的时候，一名叫常安民的石匠拒绝刻碑：“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正直，现在怎么成了奸邪？我不忍镌刻。”后来受迫不过，安民又道：“非刻不可，请不要在碑上刻“安民＇二字，恐后人指责！＂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兵临城下，在李纲的主持下终于为司马光恢复名誉，恢复赠典，解除了元祐党禁和学术之禁。
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司马光得以从祀孔庙，获得了与72贤等同的地位。
与王安石的身后冷落、骂名千载的遭遇相比，司马光卒后备极哀荣，虽遭党禁时，但毕竟很快就得到平反，从祀孔庙，享誉千秋。从这一。方面看，司马光比王安石幸运多了。然而如果从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奋斗的事业来看，却没有人成功，是非成败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从好友到政敌，从党派纷争到国家倾覆，于王于马，这都是一个悲剧。
学术一流 政见有限
曾有人将熙宁时期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政争称作是最纯洁的党争。即使在两人最为对立的时候，也没有互相攻击过对方的道德人品和学问。王安石去世的时候，司马光特地给吕公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因此司马光建议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没有人怀疑，王与马都是道德高尚的真君子，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新法，他们都怀抱着一个高尚的目的，而不是汲汲于个人私利。
就像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中所说的，他们立身行道辅世养民的志向，此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国富民强，鞭挞四夷，司马光力主和戎，其出发点还不都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在他们身后仅仅四十年，国家即走向末路。有人攻击王安石变法是祸乱之源，有人攻击司马光是党争恶化的罪魁。王、马二人即使在地下恐怕也只有锥心泣血恸哭相向了。
从司马光的角度看，悲剧的造成有诸多的原因，熙宁之初不能只是怨神宗之不用，也不能只是怨恨王安石的排挤。元祐之初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政治作风也是所来有自。从司马光的个性特征以及司马光从青少年起就秉承的政治主张来看，这出悲剧的上演实在是无可阻止。宿命地讲，早已是命中注定。
司马光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或者说是稳健派，他与新法派的无法调和从他最初的个性和政治主张中可见端倪。
司马光在20岁的时候进士及第，在闻喜宴上众新进士中惟有司马光不愿意戴花。有同年劝告说，这是皇帝所赐，君命不可违。司马光这才别上了一枝花。后人谈起司马光的这件轶事，总是充满崇敬，大概认为这是司马光不喜奢华的表现吧。
其实进士簪花自唐已然，又有什么不可呢？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羞赧吧，是不是觉得戴花太扎眼呢？这一点我们在司马光的家训《训俭示康》里可以得到验证，司马光亲口说起过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华丽的衣服，“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辙羞赧弃去之＂。司马光是作为自己俭朴的示范说给儿子听的，但从这里我们大略可以看到司马光的性格是偏向内向，保守，对新鲜事物保持距离。
在司马光居洛的时候游过嵩山，曾题字云：“登山有道：徐行而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同样是游山，如果将这个题字与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
相比较，这完全反映的是绝对不同的理念。也是在此期间，司马光有一次问素来敬佩的邵康节：“我司马光是一个怎样的人？”邵雍回答道：“君实是脚踏实地的人”，接着又说道：“君实是九分人。”司马光认为邵雍很了解自己，他对自己也有过一个评价：“光视地然后敢行，顿足然后敢立。”
司马光的谨慎在他的书法中也有所体现，他的字总是写得很方正，绝不潦草，即使长篇如《资治通鉴》中也是如此。南宋朱嘉曾注意到这一一点，并比较了王。马两人的书法不同和个性差异，深有感触。
从这些朋友以及自我的评价当中，司马光小心翼翼、保守、稳重的性格如在目前。同王安石的理想中的瑰奇之境不同，司马光更加注重眼前，不会为了略显遥远的目标而冒险。
司马光又是一个极其方正、诚实的人。他曾经说道：“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对人不可言者尔。”司马光有一次让老兵卖马，在行前特意叮嘱道：“马有肺病，卖时一定要向买主讲明。”苏轼在写司马光的神道碑的时候，总结了司马光的品德，就是突出了一个“诚＂字。
司马光自号迁叟，实际生活中也确实有时候稍显迁腐。当初年轻的宋神宗在即位不久就给司马光下了一个评语：“司马光方正，奈迁阔何？”司马光通古礼，因而在洛阳的时候就按照古书的记载制作了一整套的深衣礼服，每次出去的时候，就穿着朝服，将深衣用皮匣装着带在身边，到了独乐园就换上深衣。有一次司马光对邵雍说道：“先生也穿这种深衣吧。”邵雍谢绝道：“康节为现代人，当穿现代人的衣服。”算是对司马光的迂阔做了间接的批评。
司马光极端的方正、诚实到近乎迂阔，因此在好多时候又不免执拗。司马光的坚持己见、执意不回在变法之前就已经如此，但由于不当政，因而这一性格上的弱点对政治的影响不大，反而赢得了诤臣的名声。而司马光执政以后，这一特点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这尤其表现在关于免役法改革的争论中。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主张遭到了章惇尖锐的抨击，同时也遭到了范纯仁苏轼的反对。
苏轼并不赞成司马光全面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他认为免役法较之于差役法有很多优点，其弊端在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如果能够量出为人，无多取民钱，则免役法对老百姓还是非常有利的。他觉得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因此就到相府找到司马光争论，结果搞得司马光很不高兴。苏轼就说道：“当年韩魏公（琦）要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这件事是您亲自告诉我的，为什么现在您做了宰相，就不许苏轼畅所欲言了呢？”司马光怒气未休，两人不欢而散。回家之后，苏轼也是余怒不消，气愤地喊道“司马牛！司马牛！”
范纯仁认为：“法令难免有不便之处，然也有不可尽革的地方，施政之道在于去其太甚者罢了。”于是就上言于司马光，请求暂缓全面废罢，先在一州搞试点，看看利弊所在，然后渐渐推行，这样就不至于骚扰百姓，法令也可以持久。但司马光听不进去。范纯仁叹息道：“这又是一个王介甫啊。”他再次给司马光写信：“此法如果缓行并深思熟虑则不至于扰民，如果急行且考虑不周就会扰民。现在您宁肯扰民，也要将考虑不周的法令让不负责任的官吏急速推行，那就越发扰民，其危害更在您意料之外。”
南宋时大儒朱熹对司马光推崇备至，但对于司马光在役法冲突中的表现却多有批评。他曾对自己的学生说道：“温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晓。如争役法，七八年间直是争此一事。他只说不合令民出钱，其实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舍命争！”关于章惇与司马光争役法之事，朱熹评论道：“章子厚与温公争役法，虽子厚悖慢无礼，诸公争排之，然据子厚说底却是。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
范纯仁、苏轼都是司马光最信得过的人，然而对于他们的批评意见司马光竟是丝毫听不进去，就像苏轼所说，“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其执拗、拒谏、师心自用的程度又岂在他们素所反对的王安石之下？而奸臣蔡京当时知开封府，迎合司马光的意思，在五8限令之内尽复旧法，得到司马光的高度评价：“使人人如蔡京，何患法之不行。”当不久范纯仁对司马光废青苗法表示异议时，司马光竟然以“奸邪＂目之，直把范纯仁吓得连退数步，不敢再言语。司马光此前曾屡婴强调用人以德，抨击王安石所用非人，而自己在晚年却不用忠信，信用蔡京，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苏轼称自己尊敬的司马光为“司马牛”，足见司马光之执拗，不过当时之人少有明言这一点的。再则，司马光的执拗通常是与见识不足相随。朱熹即认为“温公力行处甚笃，只是见得浅”。高太后的听政，司马光获得了同熙宁时期的王安石一样的地位和权力，也有了充分施展自已政治主张的机会。然而这实在是一个错误，因为司马光除了性格上的弱点之外，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实不堪为相。这一点当时人就已经看得很透。
神宗去世，高太后初垂帘，几乎人人都认定司马光当出任宰相。程颢在汝州，韩宗师问程颢：“朝廷之中的政治动向如何？”程颢回答道：“司马君实、吕晦叔将要做宰相了。”韩宗师道：“二公如果做了宰相，当如何施政？”程颢道：“当与元丰大臣同，如果先分党羽，他日可忧。”韩宗师：“有何忧？”程颢：“元丰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当时也有人问韩琦：“司马光和吕公著都是身负天下重望的人，他日如果能够得到大用会怎么样？”韩琦的回答是：“才偏规模小。”苏辙对司马光的评价则是：“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
实际上司马光自已起初也不乏清醒的认识。他曾说过自己就像人参甘草，病还不很严重的时候尚可用，一旦病重，则非所能及了。然而一旦处于高位，则身不由己了。
朱襄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诸贤政治见识也有过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元祐诸贤，多是闭着门说道理底”。他们“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其堕于因循。既有个天下，兵须用练，弊须用革，事须用整顿。如何一切不为得！”
从这些批评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本非救时宰相，徒以德高，富有人望而入相。
司马光去世以后，有人曾对司马光的高足刘安世说道：“三代以下，宰相。学术，司马文正一人而已。”刘安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道：“学术固然如此，宰相之才则不敢以为第一，因为元祐大臣大都是道德有余而才智不足。”他接着又说道：“司马公能格君心之非，如果用为御史大夫或者谏议大夫，执法殿中，或者作为帝师劝讲经幄，那是真的前无古人啊。”这真是非常有见识的评论。
司马光为人方正，道德高尚，学术文章皆属一流，然而却有他政治家的局限，在有些职位上，他可以做到完美，其过强的个性甚至可以助成他的完美，而一旦越过此种局限，他甚至不如常人，其个性反成弱点。1086 年，北宋选择了司马光做宰相，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用了一个错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