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政府如何对官制进行改革，新法对礼制进行了哪些修改

元丰政府把这些繁杂重叠的机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理，成功地削减了冗员，节约了冗费。他们并不像现在的某些标榜改革的、仅把几个本来职责相异的部门硬扯到一起，调整相关成员的既得利益，然后给起一个又臭又长的名字那种无能之辈。

元丰的官制改革

虽然已经是王安石引退后元丰年间的事了，但宋朝进行的大规模官僚制度改革也不能遗忘。

宋朝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历朝最复杂的。其理由是，既存续了盛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又继承了盛唐后国家体制变化以及藩镇体制的遗产，其结果是造成相当于日本的令外官机构的超级肥大状况。比如宰相的正式名称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是当时门下省已经有名无实，然而执掌政府最高权力的官僚还沿用这个名称。另外，三司只不过是把本来已有的户部、度支、盐铁三个不同的部门集中到一起而已，并没有任何崇高的设置理念。“三司”这个枯燥无味的名称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更令人费解的是“寄禄官”体制。这是从官僚的升进和俸禄的必要性上设置的没有实质职权的名目上的官名。比如“礼部尚书”，并不是负责仪礼的大臣，只是表示他在官界的身份和级别的一个符号。六部除户部划归三司以外，都有名无实了。当然相关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消灭。比如仪礼就是“太常寺”官府负责。顺便说一下，“寺”在汉代本来是表示官府的某一个部门，后来才被传来的佛教称呼自己的宗教设施。

他们在这里照例活用《周礼》为典范。本来唐朝的官制就是模仿《周礼》的官制，唐玄宗时期整理编纂成著名的行政法典《六典》。元丰的官制改革，也号称回归《六典》，但是他们根据国家性质已经转换为财政国家的现状，追加了相关的内容。从此以后，直到二十世纪初叶仿效西洋改编政府机构为止，元、明、清各朝基本上都继承了这个官制。在此意义上，这次官制改革，是一次放眼千年的行政改革。

比如说“工部”这个实质上只有一个字的名称，一目了然地表现了这个部门所负责的统管国营事业、培育新兴产业的职责。因为简洁，所以没有必要取每个词的第一个字做略称。尽管如此，其职能在财政国家中却是极为复杂的。《论语》中孔子说政治的关键“首先是正名”，这次改革成功实现了这个儒教传统。

在改革中央官制的同时，为了把握地方现状，宋朝编纂了一本《元丰九域志》。宋代还有其他具有国情总览效用的书籍，但是简明介绍新法党政权时期地方行政组织的则是这本元丰三年（1080）完成的书籍。该书列举了二十三路、四京府、十次府、二百四十二州、三十七军、四监、一千一百三十五县。

礼制改革

还有一个应该特别提到的与新法有关的改革，就是礼制改革。对于经济政策、科举和学校制度、官制改革等，迄今为止已有很多研究，也有很多普及性书籍都有提及。但是意外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法对礼制也动了相当大的修改。随便翻一下《长编》就能看出，在神宗在位的整个时期，有关礼制问题的议论占了很大篇幅。就是说，前辈研究者们都知道此事，但是一般都认为这没有什么介绍和研究的价值。这可能与看待濮议的视点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郊祀制度改革，就在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从视觉上演示皇权统治的正统性的仪礼，所以其方式必然定义国家形态。元丰三年（1080），经过激烈争论，得出的结论是天神和地神应该分别在不同的祭场和不同的日子祭祀。这个改革，涉及儒教教义中何为天帝这个基本命题。简单说，就是“从作为孝敬对象的有意志的神，变质成作为自然界法则的神”。这里所说的自然界，不是近代西洋文明中以与人间界分断为前提的自然，而是把人间社会作为本质的构成要素包容其中的意义上的自然，称作“环境”也许更为恰当。在这个论争中代表前者也就是旧观点发表意见的是苏轼，司马光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论争，但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如果仅从这两个人的观点来看，似乎可以用旧法党与新法党对立来解释，但是程颐（也是在论争终结后发表的意见）却明确表示支持改革，朱熹也同样表示赞同改革。也就是说，新法党与道学派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但是这个现象证明，旧法党在思想上绝不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