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初开皇之治三大政界人物：高颎、苏威、李德林，他们的结果如何？

隋代被其后唐代的光环所遮挡，因而历来往往不被重视。然而，正如秦与汉（西汉）的关系一样，隋代实际上奠定了唐代前半期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如此，开皇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准确把握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周密的设计而提出来的。作为行政改革以及策划制定新国家形象的一个尝试，隋代的各项政策成为后世的样板和镜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何以将隋代视为历史大转折点的这种见解。

隋朝奠定了统一国家体制的基础，而在此之前，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许多人摩拳擦掌力图打造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些人之中就有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高颎。高颎曾前后二十年担任开皇年间的宰相，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成功地推出了“开皇之治”。

高颎乃渤海郡蓨（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人，其父高宾不知什么缘故从北齐逃到了北周，成为独孤信的幕僚，并改姓为独孤。因此，当独孤信因谋反被处死时，高家也受到牵连而被贬黜。换言之，高家在北周完全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旁系位置，高颎本人也是从基层小官吏开始干起来的。这些不仅锻炼了高颎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能力，也培养了其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高颎比较体察民情且对人和蔼等也应该与他的上述经历有关。

作为一名中级官吏的高颎，之所以能被杨坚（隋文帝）看中，在其间穿针引线者恐怕是杨坚之妻、独孤信之女（七女）独孤氏（即文献皇后）。尽管如此，隋朝建立以后，在关陇系统占据政界主流的情况下，旁系出身的高颎的地位还是十分微妙。于是，高颎便采取了启用关陇系的正统人物，以寻求关陇集团支持的办法。高颎启用的这个人物就是苏威。

苏威出身于关中的汉族名门武功苏氏，其父乃负责起草西魏（北周）的大政方针《六条诏书》的苏绰，属于关陇系统的嫡系。苏威本人虽然很想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但他属于遇事小心谨慎、缺乏魄力、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为政界领袖的那一类人物，与高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高颎通过与苏威的联手而巩固了自己的根基，苏威则借此得以展现自己的实力，二者相得益彰。给予后世以很大影响的开皇前半期的新政，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合作之下推行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在周隋革命时期十分活跃的李德林。李德林出身于博陵安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李氏，他开始时效力于北齐，以山东贵族这一显赫的家世和广博的学识及文采而名重一时。北齐灭亡以后，他作为旧北齐系统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杨坚的重用。杨坚之所以将李德林纳入自己的阵营，除了欣赏他的学识之外，也是因为看到了他对于旧北齐势力所具有的影响力。但尽管如此，在杨坚发动政变成功并掌握政权以后，却并没有给予李德林多少表现自己的机会。其原因当是由于李德林的贵族习气极其自大，导致他未能融入抱团的北周及关陇集团之中的缘故。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北魏以来，作为社会基层组织来说，实行的是管理100户的三长制。到了隋代初年，在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之后，苏威提出了设置乡里制的提案。即为了加强对于村落的强有力的统治，在旧有的100户（里）之上，设置由500户（5里）构成的乡，各乡设乡正作为最高负责人。只有李德林一人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势必会导致旧北齐系贵族的既得权益受到威胁。但是，在平定陈朝以后的第二个月，即开皇九年（589）二月，乡里制方案还是被强制加以推行。其后，随着新设的乡正出现渎职问题，废除乡里制却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李德林当面对隋文帝说：“我以前反对过这个方案，当时不采纳我的意见，现在却又要废除，这是朝令夕改。”隋文帝听后大怒，遂将李德林贬黜到外地任官，李氏到死为止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高颎与苏威、李德林的阅历和资质各异，倘若三人能够很好地磨合，相信一定会给隋初的政治带来独特的气象，然而可惜他们的合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李德林因为参与了隋朝的建立过程，遂忘记了自己本来属于被征服的一方，因而孤芳自赏。高颎则未能将李德林拉拢过来。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开皇之治乃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所主导的结果，北齐系统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