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汉文的口语化倾向，准共同语的变化

汉语方块字的优点是统一了文字，方块字不至于像拼音文字那样，会因地方方言语音的差别，而分裂成多种文字。但是，由于各地方言的语音差别很大，宋人也追求一个标准语音。因政治中心的关系，自东汉迄宋，洛阳语作为标准语，语言学家称之为准共同语。因为宋朝建都开封，故北宋人往往以开封和洛阳方言作为当时的标准语音。人称“乡音是处不同，惟京师，天朝得其正”。陆游说：“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但是，他又认为即使是洛阳方言的读音亦并非纯正，如洛阳语“谓弦为玄，谓玄为弦，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北宋前朝，大臣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惟读书人然后为正。”宋时读书人与洛阳语之间的差别，类似于现在普通话与北京土话之间的差别。南宋初，大批中原人聚居在作为政治中心的临安，时至今日，杭州官话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北方语音。

宋代的汉人到底有多少种方言，目今缺乏较完整的记录。但从某些片断的记载，也可看出一些方言的特色。陆游说：“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点字，则一韵皆开口。”周密说：“浙之东言语，黄王不辨，自昔而然。”现今的一些江浙方言也同样是黄王不辨。“荆楚人以南为难。”

各地的方言中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词汇。如开封方言“谓不循理为乖角”，“作事无据者为没雕当”，“淮人谓岁饥为年岁揽减，越人以婴儿为呕鸦”。“闽人谓子为囝，谓父为郎罢”。“岭南风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如“韦庶女名睡娘，即呼韦庶作父睡，妻作婶睡”。

任何时代总有一些秽言和詈语。例如宋时“谓贱丈夫曰汉子”，秦桧学生时代，人称“长脚汉”，秦桧惧内，即使升任高官，其妻仍称他“老汉”。施全行刺秦桧不成，有人讥他为“不了事汉”，但“好汉”和“丈夫汉”当时仍是褒词。

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关系，自然是源和流的关系，但两者又各有其继承性。宋代的书面语言，仍大致沿用秦汉以降的古文和后来的骈体文。自春秋、战国时出现汉语史上第一次白话文运动以后，经历了千余年的演变，秦汉古文与口头语言的差别愈来愈大。

《说郛》卷7《轩渠录》记载，北宋开封“有营妇，其夫出戍”，其子名窟赖儿，她“托一教学秀才写书寄夫云：窟赖儿娘传语窟赖儿爷，窟赖儿自爷去后，直是忔憎儿，每日根特特地笑，勃腾腾地跳。天色汪囊，不要吃温吞蠖托底物事”。那个秀才无法捉笔，只能退回她数十钱。书面语言表达口语固然困难，而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往往不易听懂书面语言，更不论自己作文了。因此，就出现了书面语言的白话文倾向。

宋代不少民间语言逐渐渗透到书面语言之中。例如宋代的“勾当”、“管勾”等词，就是常用口语，意为管理之类。当时的官名有管勾卖盐官、勾当御药院、管勾文字、勾当公事、管勾帐司等。又如“诡名”一词，也属民间口语，指假冒姓名之类。此词在宋代官方文献中使用也非常普遍，如诡名挟户、诡名挟佃、诡名子户、诡名隐寄、诡名走寄、诡名冒请等，都是指假冒姓名立户，分户，伪称佃户，隐瞒田产，请佃官田之类。

今存宋人文献中，保留了不少使用民间口语的谈话记录。北宋时，登州妇人阿云“用刀斫伤”丈夫韦阿大，“县尉令弓手勾到阿云，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宋金通使时，宋人记录金人译语，也间或用白话文。如金将完颜粘罕对马扩说：“见皇帝说：射得煞好，南使射中，我心上快活。”金人萧褐禄问宋使魏良臣等人说：“秦中丞（桧）安乐么？此人元在自家军中，煞是好人。”在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震惊千古的冤狱中，最初是由其部将王俊的一纸诬告状为借口。王俊诬告岳飞的爱将张宪企图谋反，其状词全用白话文。这反映了王俊本人的文化水平，他显然没有能力写标准古文式的书面语言，故文士们称其“甚为鄙俚之言”。如“自家懑都出岳相公门下”，“他懑有事，都不能管得”，“大段烦恼”之类，都是宋时常用的口语。“懑”相当于现今的“们”。“大段”意为大大地，战场上立功，可称“大段立功”。在这次冤狱中，秦桧蛮横无理地回答韩世忠“莫须有”三字是很有名的，这也是宋时的口语，意为“岂不须有”。

民间口语虽有鄙俚不雅之词，但也不乏生动的语言。如“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南宋初的谚语说：“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说：“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又说：“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这些谚语辛辣地讽刺了时政。

一些民间口语也被文士们吸收到诗词之中。如苏轼诗说：“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就是吸取了“谚语”。“巧媳妇做不得没面馎饦”，“远井不救近渴”，“瓦罐终须井上破”等谚语，也被陈师道改为七言诗，“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留渴须远井”，“瓶悬穋间终一碎”。

词是宋时的歌曲，吸收口语的成分更多。例如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声声慢》词，“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宋理宗时，福建兴化人陈彦章“往参大学，时方新娶”，其妻作《沁园春》词，“记得爷爷，说与奴奴，陈郎俊哉”！“那孤灯只砚，郎群珍重，离愁别恨，奴自推排”，“早归则个，免待相催”。南宋太学生“有采俗语作耍”说：“湖女艳，莫娇他，平日为人吃拿，乌龟犹自可，虔婆似那吒。早晨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冬要绫罗夏要纱。君不见，湖州张八仔，卖了良田千万顷，而今却去钓虾蟆，两片骨臀不奈遮。”这些全属当时的口语。

洪迈《夷坚志》是一部神鬼怪异小说，用文言书写，但其中也有口语。如《夷坚丁志》卷10《建康头陀》记载一个“头陀道人”见到建康一批学生，便说：“异事！异事！八坐贵人都著一屋关了，两府直如许多，便没兴不唧溜底，也是从官。”学生范同轻薄绰号为“秦长脚”的秦桧，说：“这长脚汉也会做两府？”即是一例。如前所述，“长脚汉”也是蔑称。

《朱子语类》是著名大思想家朱熹的谈话记录，经后人编次成书，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使用白话的原貌。这表明即使像他那样的大学者，平日言谈，甚至讲授儒家经典，也只能使用当时的口语，而无法使用古语。因此，此书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重要著作，也保存了十分丰富的宋代白话文资料。这里不妨摘录两段。此书卷3说：“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此书卷10说：“莫说道见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见得又别；看一万遍，看得又别。须是无这册子时，许多节目次第都恁地历历落落，在自家肚里，方好。”

从上引的一些实例看，宋时的口语与现代口语有很大的差别，故今人读《朱子语类》等白话文，反而比读宋时的标准古文更加困难。降及元代，汉文中的白话成分更大。明清时又出现逆转，惟有小说之类使用白话。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方实现了汉语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

大致自金代开始，汉族的标准语，即准共同语，开始了由洛阳语转变为北京语的缓慢进程。如金朝完颜合周“语鄙俚”，其所写榜文有“雀无翅儿不飞，蛇无头儿不行”之语。现代北京语带“儿”字，是一大特点，可推知标准语演变之端倪。这当然与自金朝以降，今北京成为政治中心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