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程颐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他是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哥哥一起在周敦颐门下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太学读书。当时胡瑗在太学任教，有一次他用“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当他看到程颐的试卷后，大加赞赏，立即召见他，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学职，不久程颐就名声大振。嘉祐四年(1059)，程颐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落榜，从此致力于钻研学问，兴办教育，不再应考。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年间，吕公著等大臣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他都以学问不够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神宗熙宁五年(1072)，哥哥程颐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就在家乡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颐讲学庄重有体，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时。由于他们教育得法，培养了大批门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洛学。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人再次推荐程颐，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皇帝加以重用；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被召进京后，王岩叟又上奏称赞他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每次进讲，都要反复推明儒家经义，又常常对哲宗进行劝谏，议论时政，无所顾忌回避。后来他与翰林学士苏轼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为首的两派互相攻击，苏轼一派的孔文仲极力诋毁程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说他是“五鬼”之首。于是在元祐二年八月，他回到洛阳继续从事教育。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后，把他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在那里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程颐被赦免，于大观元年(1107)在家去世，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

程颐和程颢的哲学观点虽然小有差异，但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程颐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完成的著作《伊川易传》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这部书也是宋代理学的经典作品。他强调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是世界上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后人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实际上，程颢的主要贡献，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而程颐比程颢晚去世二十多年，在程颢之后，他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奠定了理学的基础。

横渠先生为什么成为“关中士人宗师”

横渠先生是士人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尊称。张载(1020～1078)，字子厚，今陕西眉县人。

横渠张载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二十一岁那年他去拜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要邀集豪士，夺回西夏侵占的国土。范仲淹看他很有才华，就劝他说：“儒士还是应该从名教中寻找乐趣，怎么能只谈军事呢?”张载受到启发，开始读范仲淹向他推荐的《中庸》，读完之后并不满足，又研读道家佛教的书，但没有收获，于是他又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

张载在京师时曾经坐在虎皮垫上讲《易》，听讲的士人特别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兄弟来和他讨论《易》，第二天他就对人说：“见到二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在《易》上的造诣不及他们。”于是就停止讲学了。但在和二程深入地探讨道学的精义之后，他又不无自信地说：“我的学问能自成一体，还用得着到别人那里去求道吗?”

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建立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房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真德秀为何被“内外交颂”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去世，同郡的杨圭见他器宇不凡，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还把女儿嫁了给他。

真德秀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他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指出对金唯唯诺诺，每年献上“岁币”，只会使金国日益富强而宋朝日益衰败。

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任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xúyí，今江苏盱眙)边城时金国发生了内乱，不能过界。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年初，但还是无法到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好返回京师。他一再上奏陈述宋金形势，但宋朝偏安江南，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同时，史弥远专权擅国，笼络天下名士，真德秀悲愤地说：“我一定要离开朝廷，让权臣知道这世上还有不阿附权贵的人!”于是极力要求外调。

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时，江东地区正在闹旱灾蝗害，他到任后奏罢贪官，并在自己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安徽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开仓赈灾，政绩卓著。赈灾结束后，数千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并指着路旁的荒坟说：“这里埋的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要是没有您，我们也早就进坟墓了。”以前都司胡槻(guī)、薛拯常常讥诮真德秀过于迂腐，没有实际才干，从江东赈灾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才逐渐显著起来。

真德秀又被调任知泉州(今福建泉州)。泉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但外商苦于苛税繁重，一年只有三四艘商船进港。真德秀上任后，宽待外商，并组织民兵剿灭海盗，进港的外国商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六艘。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史弥远扶植理宗即位。理宗下诏已经成为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入朝，并在真德秀还未到位以前连续为他升官。真德秀对史弥远废立国君非常不满，坚持不任直学士院，只任礼部侍郎，并多次为济王赵竑(hóng)辩白。赵竑原本是皇位继承人，被史弥远害死，当时朝廷内外没人敢公开为他申冤，真德秀的这一行为大大触怒了史弥远。正好王堲(jì)、盛章、莫泽、朱端常先后弹劾真德秀，真德秀被罢。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请求把他加以贬窜，但理宗没有这样做。史弥远被诛后，真德秀重新得到了重用，但他已经疾病缠身，不久就逝世了。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当时名望非常高的理学家，虽然遭到奸相嫉恨而不被任用，但他的名声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在朝内任官不到十年，却写了数十万字的奏疏，直指朝政，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因此被“内外交颂”。

魏了翁去世，理宗为何“有用才不尽之恨”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qióng)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他年龄很小时就和哥哥们一起读书，悟性极高，过目不忘，被乡里人视为神童。十五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韩愈论》，抑扬顿挫，已经和成熟的文风相去不远了。庆元五年(1199)他以第三名中了进士。

开禧元年(1205)，魏了翁被召试学士院。当时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中很多大臣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北伐失败，损耗国力，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于是，魏了翁在策论中指出“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而“金地广势强”，如果不顾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贸然出兵，那就只会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魏了翁的策论一出，朝内一片哗然。

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秘密害死了韩侂胄。他为了改善形象，开始起用名士，崇奉理学，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但魏了翁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专断国事，于是极力推辞。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辞官守丧，在白鹤山(在今四川蒲江县北)下建成了鹤山书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积极宣扬理学，土子们争着从各地赶来求学。

后来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他礼遇老者，提拔才士，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宫讲学，推行礼仪教化，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当地习俗为之一变。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被召入朝。史弥远想把他收为己用，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嘉定十七年，宁宗逝世，理宗不太光彩地登上了皇位。国事的突然变易使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请求担任闲职，但没有得到批准。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来的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hóng)被史弥远害死，魏了翁对此极为不满，多次请求为济王平反。史弥远见他始终不向自己低头，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以欺世盗名、结党诽谤国事的罪名降了他的官职，贬往靖州(今湖南靖州)居住。

史弥远被诛后，魏了翁表面上得到了重用，但他在各方力量的牵制下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他一再请求辞官，但直到去世朝廷也没有下达诏书。死后他累赠至秦国公，谥文靖。

魏了翁是著名的理学家，和真德秀齐名。他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请谥，并建立书院讲学，为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朝内后，理宗十分悲伤，“叹息有用才不尽之恨”。

为什么说刘克庄是南宋末年文坛宗主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曾经拜理学大师真德秀为师，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虽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政治业绩，但在文坛上，他是南宋后期的“江湖诗人”中官位最高、年寿最长、阅历也最为丰富的作家，在当时就被看作是文坛的宗主，是继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

刘克庄学问渊博，在诗、词、骈文、散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诗词的成就尤其突出。他早年的诗就很受大儒叶适的赏识。刘克庄今存诗约有四千五百首左右，数量之多在南宋仅次于陆游，刘克庄生活的年代，南宋王朝正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苦苦挣扎。他感时伤怀，写了许多慷慨悲壮、笔力雄健的佳作；有对中原未复、时无英雄的悲愤(如《有感》)；有对当权者昏庸、苟安的强烈抨击(如《戊辰即事》)；还有对忠勇之士的赞颂和悼念(如《梦豊宅之》)，都表现出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刘克庄也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现有词二百四十六首。他对辛弃疾非常仰慕，因此在创作中有意识的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表现出豪迈奔放、雄健疏宕的主导风格，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伤时的情怀。他虽然没有辛弃疾在金占领区生活二十多年的切肤之痛，但是悲愤中原的沦陷、渴望国家的统一却是与辛弃疾相通的。在《贺新郎》《九日》中他写道：“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表现了对中原未复的凄凉、萧瑟之情。在反映抗战的另一首《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他忧心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朋友投笔从戎，挽救国难，“闻说北面吹风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超柱”。感情激越，语重心长。充分显示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满腔报国热情。

除了诗词创作成就突出外，刘克庄还是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诗论家，著有兼论诗词的《后村诗话》，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对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词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推广辛词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人认为《后村诗话》“论诗则具有条理”，“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李穆为什么赞叹徐铉、徐锴之文“二陆不能及也”?

徐铉(917～992)，字鼎臣，徐锴(901～974)，字楚金，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们是兄弟俩，都以文才扬名于当时。

徐铉十岁就会写文章，与韩熙载齐名，江南的士人把他们合称为“韩徐”。他刚开始在南唐做官，宋军包围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李后主想派他出使宋营，正好都将朱令赞(yūn)带领十余万士兵从长江上游赶来救援，后主为了确保徐铉的安全，想下令朱令赞暂时不要东下，徐铉却说：“现在要先为社稷考虑，不要担心我。”南唐投降后，徐铉入宋，曾经从征太原，他起草的书檄诏令辞理精当，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徐铉恬淡寡欲，坦率正直，不喜欢佛教而爱好神怪故事，写有《稽神录》。他做诗学习李白和白居易，风格平淡自然。同时，他还精通小学，受诏校对过《说文解字》。由于他曾在北宋担任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现存作品有《骑省集》三十卷。

徐锴小的时候，母亲忙着教哥哥读书识字，顾不着管他，他就自己主动去学习。后来李璟(南唐中主)见到了他的文章，称赏不已，就让他做了秘书省正字。徐铉奉命出使宋营时，他忧虑而死。徐锴也精于小学，作有《说文解字韵谱》。除诗文以外，他还写过《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

徐铉兄弟在宋初享有很高的声誉，李穆出使江南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感慨地说：“二陆不能及也!”意思是说，连西晋的著名作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比不上他们，可见他们的确才华横溢。

为什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约980～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柳永兄弟三人都以擅长文学著称，号称“柳氏三绝”。青壮年时期，柳永主要生活在汴京，因为他长得舒朗俊逸、仙风道骨又风流多情、善于作词，所以深得歌妓舞女的青睐，终日流连于秦楼楚馆，为歌儿舞女填词，过着纨绔子弟、风流才子式的浪荡生活。虽然他文才出众，然而却屡试不中，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鹤冲天》词，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其中有“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这首词盛传一时，仁宗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因此柳永当再次应举并通过考试时，仁宗在放榜前把他黜落，理由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皇帝眼中，他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文人。尽管后来又有爱才的人向皇帝推荐他，但是仁宗还是一句：“且去填词!”科举功名上的失意，使他更加放浪形骸，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还多次外出漫游。在经历多年坎坷之后，他终于在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但是长年沉沦下僚，无法升迁。皇祐中，他好不容易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就因为《醉蓬莱》一词再次触怒了仁宗，从此“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柳永以词成名，也以词受累，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在柳永之前，词坛上占优势的是小令，慢词的数量很少。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这种文体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更加丰富。于是在他的词中，出现了繁华富庶的都市(如《望海潮》)，飘泊四方的羁旅行役情怀(如《八声甘州》)，以及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如《雨霖铃》)。因为他长年生活在市井之中，与下层市民有着较多的接触，所以他能够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客观真实地描写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以及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这些都适应了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方面，柳永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词铺叙委婉、描述精细，尤其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柳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俗”。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多是反映世俗生活，也表现在它的语言多采用民间的俚俗之语，通俗易懂，形象鲜明，有的词(如《爪茉莉》)几乎全篇都是用口语写成的。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前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这也是柳永的词能够风靡一时，广泛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重要原因。

梅尧臣诗歌成就如何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是宋初著名的诗人。

梅尧臣出身于农家，所以虽然他的诗写得很好，却一直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后来他凭借叔父梅询的门荫担任了河南主簿，才在西京洛阳得到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赏识。钱惟演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并和他互相酬唱，以帮助他提高声誉。不久，欧阳修也到了洛阳，他和梅尧臣一见如故，二人开始共同倡导诗文革新。

梅尧臣屡试不中，仕途很不得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诗歌创作上，成了宋初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之一。他关心百姓疾苦，写了许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诗歌。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知襄城县事，当时朝廷正在和西夏作战，人力、物力缺乏，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梅尧臣目睹百姓的惨状，愤懑之下写了《田家语》等诗。

梅尧臣不但擅长写《田家语》之类的古体诗，而且近体律诗也写得得心应手。《鲁山山行》描写山行经过之处的景物，出语乎淡而情趣盎然：“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他的名句有“野凫(fú)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闲居》)等。

梅尧臣的诗简古平淡，“平淡”是他一向的艺术追求。所谓平淡，不是平庸浅俗。他曾经对别人说：“好诗要写得有新意，要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能把难写的景物写得跟它就在眼前一样，能让人读完以后觉得诗中还有话外之音，这样的诗才是最好的诗。”梅尧臣有明确的艺术追求，并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达到了平淡有味的境界。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却声称自己的诗不如梅尧臣写得好。有人得到一件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面竟然绣有梅尧臣的诗。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梅尧臣的诗名是很高的。

“贺梅子”谓谁“贺梅子”指的是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广为流传，其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几句特别著名，于是人们称他为“贺梅子”。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他身长七尺，面黑如铁，眉目耸拔，长相十分奇伟。他喜欢谈论时事，即使是权贵显要，只要稍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也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曾和一个权贵子弟同事，那人骄傲不倨，贺铸看不惯他，就拿来盗贼偷东西时用的工具，屏退左右后把他关进了密室里，然后拿棍子指着他说：“你过来!你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作为某用，你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带回家，是不是?”那人一听，吓得连忙说：“是是是”。贺铸又一下子把他的衣服撕开，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他好几下，那人疼得呼爹喊娘，连连叩头求饶。贺铸见他已经被制服了，就哈哈大笑，把他放了。当时，江淮一带有米芾以魁伟傲岸出名，贺铸和他不相上下，两人每次碰见都怒目相视，互相辩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人们都说贺铸有侠士之风，但他却擅长写缠绵悱恻的词作，前面提到的《青玉案》就属于这类作品。又如他在妻子死后写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曦，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淮复挑灯夜补衣。”这首悼亡词和苏轼写的同一主题的《江城子》一样，打动过无数痛失爱侣的人。贺铸善于化用别人的句子填词，他曾经说过：“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句常常为我所用。”他的《石州引》“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就是李商隐《代赠》中的名句。

贺铸是个个性奇特的人，他曾把自己的词作编为《东山乐府》，请好友程俱作序。程俱在序文中生动地描绘了他既有豪侠之气又具儿女之情的形象。这种个性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就是风格有时柔婉缠绵，有时豪放激越。但是，从总体来看，“贺梅子”的词作仍以婉约为主。

为什么说苏洵文章成就最高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人们把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称为二苏，把他称为老苏，也以他的号称他为苏老泉。

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他早年也读过书、学过诗，但都没有下过苦功，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在妻子程氏的支持下谢绝交游，发愤苦读，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器晚成的文学家。

苏洵不擅长声律对偶，因此多次在科举中落榜，这使他在古文上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也最高。苏洵的文章主要是议论，书翰和杂文，其中《几策》、《衡论》论政，《权书》论兵，《六经论》谈经，都是自成系统的专著。

苏洵的文章往往针对现实展开议论，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六国论》批评六国贿赂秦国，就一针见血地直指宋朝怯敌退让的政策。又如研究敌情的《几策·审敌》对敌我态势作出了具体分析，也能鞭辟入里，切中实际。

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笔老辣，析理精微，常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管仲历来被认为是一代贤相，苏洵却在《管仲论》中批评他临死前没能识拔和举荐人才，导致了后来的权臣乱国，因此应该对齐国大乱负责。这是一篇翻案文章，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懈可击，充分体现了苏文笔锋犀利的特点。

苏洵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不是以诗词而是以散文见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