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史官为何以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正定)人。曹彬曾在后汉、后周为将，赵匡胤掌握禁军时，见曹彬为人中立不倚，不是公事，曹彬决不会登门造访，至于社交宴游，更是很少参与，因此对他很器重。宋太祖即位后，曾对曹彬说：“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你为何却老是疏远我呢?”曹彬说：“我为前朝旧臣，又是前朝近亲，忠于职守，常恐自己一不小心就获罪，哪里还敢随便结交呢?”随即，太祖升迁他为官省使，与王全斌、郭进率领骑兵进攻河东乐平县，招降了敌方将领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多人，并且俘虏了敌方一千多人。不久敌方又派遣考进等率兵接战，曹彬率部连续三次击败了对方。乾德初(963)，辽州刚刚平定，河东召请契丹六万骑兵前来攻取平晋，曹彬与李继勋等率领将士严阵以待，大获全胜。

曹彬乾德二年(964)冬天，讨伐蜀国，曹彬为都监。当地郡县被攻克后，将领们都打算用屠城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有曹彬下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因此曹彬所到之处，民众都心悦诚服。太祖得知后，下诏褒奖了他。两川平定后，其他将领昼夜宴饮，纪律松散，部下士卒到处抢夺，蜀人为此特别苦垴。于是顷刻之间，蜀人在全师雄的率领下，拥兵十万，与宋王朝的军队对峙。曹彬与刘光毅率部在新繁击败了对方，蜀地最终才平定下来。战争结束后，许多将领大都夺取美女及金银珠宝，只有曹彬的车厢中全是书籍。等到返回京师，太祖认为曹彬廉洁谨慎，于是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太祖，辞让说：“征伐蜀地的将士都违法犯纪了，唯独我受到奖赏，恐怕不能服众。”太祖说：“你有大功，而不夸功，应当受到奖赏，不应该辞让。”

开宝八年(975)，太祖派曹彬与南唐后主李煜作战。曹彬每每延缓进军的速度，希望李煜归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告谕李煜说：“形势发展到今天，所该珍惜的应该是全城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您能归顺宋王朝，这才是上策。”等到城快要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所有的将领前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并不是药物可以治好的，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发誓，等到攻克城池的那天，不要滥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都焚香为誓，许下了诺言。城池攻陷后，李煜率领他的臣属一百多人请罪，曹彬用宾客之礼加以款待，然后请李煜人宫改换衣装。左右的人悄悄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后倘若有什么不测，怎么办?”曹彬答道：“李煜素来优柔寡断，既然已经投降了，肯定不会自杀。”李煜及其群臣，也因此得到保全。等到凯旋归来，入见太祖时，只称自己是“奉敕江南干事回”。当初，曹彬统兵攻伐李煜时，太祖许下诺言说等到攻克了李煜，定当封他为使相。副帅潘美庆贺，曹彬说：“不会如此，行军打仗，依靠的是天子的威望，遵循的是祖先的功德，才能成事，我有什么功劳呢?更何况使相是官位的极品!”潘美说：“这怎么说呢?”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及平定李煜还朝后，太祖果然说：“本来应该封你为使相，但太原尚未平定，你稍微等待一下。”

太宗即位后，升曹彬为同平章事。太宗决议要征伐太原，召见曹彬问道：“后周世宗与太祖都亲往前线征战，为什么不能攻克?”曹彬回答道：“世宗时，史彦超在石岭关吃了败仗，军情动摇，因此只能班师回朝；太祖把军队驻扎在草原，刚好碰上多雨，士兵大多生病，所以只好中止。”太宗又说：“我打算征讨太原，您的意见如何?”曹彬答道：“以国家现在的实力，攻打太原这样一座孤城，就像摧枯拉朽一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宗于是拿定了主意。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彬随从太宗征伐太原，因有功又加封了侍中的职务。太平兴国八年曹彬，被弥德超诬陷，罢为太平军节度使。十多天后，太宗发觉这是诬陷，所以进封曹彬为鲁国公，对待他更加信用。

咸平二年(999)，曹彬病重，太宗亲往探询，赏赐白金一万两。并问曹彬打算怎样安排后事，曹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颇有将才，如果我能举荐的话，他们两人都堪当将领。”太宗又问谁更有才干，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这年六月，曹彬逝世。八月，太宗下诏让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以示殊荣。

所以史官评价道：“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

“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潘美有何功绩潘美(921～987)，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潘美年轻时曾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将亡，天下有改朝换代的征兆。大丈夫不在这个时候取得功名，获得富贵，碌碌无为与普通人同生死，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开宝三年(970)，太祖征伐岭南，任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进攻富州，刘鋹长派遣将领率兵一万多人前来支援，与潘美相战，潘美大获全胜，乘胜攻克了贺州。这年十月，潘美率部又连续攻克昭、桂、连三州，而西江的各州也先后投降了宋王朝。于是接着进攻韶州。韶州是广州的北门，敌方在此聚集了十多万兵马。潘美挥兵进军，攻占韶州，消灭了敌人几万人。刘钱迫于形势，只好派遣他的大臣王珪前来请求和好，又派遣他的左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上表求降。潘美把太祖的旨意告诉了敌人：如果敌方能战，就和他们战到最后；如果不能战，就让他们把守；不能把守，就劝他们投降；不愿投降，就让他们死；他们不死，就让他们逃亡，如果不符合这五个条件，就不要接受敌人其他的请求。

刘鋹只得派遣他的弟弟刘保兴率领士卒抵抗宋王朝的军队，潘美当即率部前往，来到距离广州城一百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刘鋹拥兵十五万，环绕山谷，坚壁以待。潘美视察军情后，对其他将领说：“敌方使用竹木为栅栏，如果用火攻，对方必然溃乱，然后用精兵左右夹击，肯定会大获全胜。”因此潘美分别派兵几千人，每人手持两把火炬，秘密潜伏在栅栏旁边。等到天黑，一齐点火，火借风势，燃烧得特别旺盛，潘美挥兵急攻，刘鋹长大败，被斩几万人。于是潘美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广州，并擒获刘铱，随即送往京师。

开宝七年(974)，太祖商议征讨江南。九月，太祖派遣潘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又令潘美与曹彬同行，向秦淮方向进军。当时舟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潘美就下令说：“我接受诏令，率领几万强将精兵，旗开必胜，怎能被秦淮河水隔而停滞不前呢?”于是挥兵渡河，大败了南唐的军队。接着进逼金陵，李煜在金陵城中布防水、陆兵共计十万，潘美率兵袭击，大败对方。国主李煜感到非常危急，只好派遣徐铉前来请求不要急于攻城，太祖不答应，仍然诏令各方将领进攻，以促使李煜归附朝廷。李煜优柔寡断，潘美和大将曹彬日夜攻城并进，最终平定了南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派遣将领征讨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平定并州后，接着征伐范阳，任命潘美为幽州行府事。等到班师回朝，太宗又任他兼领三交都部署，留守捍卫北部边境。三交在西北三百里之外，地名叫固军，这里地势险阻，是北部边境的咽喉。潘美派兵偷袭，因此据为宋有。又积粮屯兵于此，从此北部边境得以安宁。

为什么说李沆是“圣相”

李沆(hǎng)(947～1004)，字太初，沼州肥乡(今河北肥乡)人。李沆年少好学，器度宏远，他的父亲李炳曾对人说：“我的这个儿子他日必定能够当上宰相。”太平兴国五年(980)，李沆考中进士甲科，由此走上仕途。

淳化二年(991)，李沆判吏部铨，某日陪侍太宗游宴，太宗对其熟视许久，说：“李沆风度端庄高雅，真有贵人之相!”第二年，便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后因事被罢。真宗即位，又迁其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并于咸平初年(998)，升任宰相。当时契丹侵犯边境，真宗赴边督战，命李沆留守京都，京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真宗曾询问治理国家的关键，李沆回答说：“不要任用浮薄新进、喜欢生事邀功的人，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真宗又问具体指的是那些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就是。”

一个傍晚，真宗派使节持手诏告谕李沆，打算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当使者的面把手诏烧掉，并让使者附带上奏说：“就说微臣李沆以为这件事行不通。”真宗最终取消了立刘氏为贵妃的念头。时间长了，真宗对李沆从来就没有密奏感到特别奇怪，便问李沆：“朝中大臣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我是宰相，公家的事就以公开讲，哪里用得上密奏?况且作为臣子而有密奏，不是谗臣就是佞臣，我特别憎恶这些人，怎么还能效法他们呢?”

当时，李继迁叛逆已久，实力日渐强大，企图谋取朔方。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是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丧失，则周围的郡县都不能保全。真宗很疑惑，于是垂询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一天不死，则灵州一天不能回归朝廷。倒不如给当地州将发密诏，让军民迁入内地，这样，李继迁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由于议论各异，真宗没有采纳其策，没过多久灵州就陷没了，真宗于是对李沆更加信重。

李沆为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西北边境战事非常频繁，王旦感叹道：“我们如何才能等到太平，享受优游无事的快乐呢?”李沆说：“稍微有点忧患，可以引起警戒。以后如果四方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了。”后来契丹主动请求和亲，王旦问他怎么样?李沆说：“好是好，然而边患没有了，恐怕皇上的奢侈之心就会产生了。”王旦以为不会如此。李沆又以境内四方的水旱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琐细小事不应当烦劳皇上。李沆正色说：“皇上年少，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要不然，血气方刚，不是留意于声色犬马，就是沉溺于土木、甲兵、祷祠之事。我老了，已看不到这个结局了，但这正是您日后之忧啊。”等到李沆死后，真宗以为契丹已和，西夏献纳款项，于是日渐骄奢，大搞封禅，大营宫殿，而且还起用佞臣王钦若、丁渭等。王旦方才大悟李沆的先见之明，于是叹道：“李沆真是贤圣之人啊!”当时的人也称李沆为“圣相”。

为什么说沈伦为官“清介醇谨”

沈伦(909～987)，字顺宜，开封太康(今河南开封)人。太祖即位，沈伦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旨出使吴越，上奏了十多件与民有利的事情，太祖均听纳了。归朝，道经扬、泗两州，恰逢饥荒，郡中长吏对沈伦说：“郡中的军用储粮尚有百多万斛，如果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回收新粮，这样，公私都受利，不过，这件事只有由您上奏才行。”入朝，沈伦便把这件事悉数奏上。朝廷官员反对说：“现在以军粮赈济饥民，如果到时候回收不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沈伦回答道：“朝廷以军粮济民，必当招来祥瑞之气，导致五谷丰收，哪里还有什么水灾旱灾呢?这件事应当取决于皇上。”太祖当即命令发放军粮，以赈济百姓。

建隆四年(963)，宋王朝征伐蜀国，沈伦被任为随军水陆转运使。蜀平后，大将王全斌、崔彦远进入成都，巧取强夺民家的玉帛子女，沈伦却独居佛寺，只吃素食，有人把珍异奇巧的宝物进献给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还朝，沈伦囊中所有，仅仅是几卷图书而已。太祖知道后，于是贬斥了王全斌等，以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起初，沈伦居第简陋，但他淡然处之。当时的权贵大多违犯禁市，买来秦、陇间采伐的高大树木，营造自己的私人住宅，筹事情败露后，才向太祖启奏。沈伦因为母亲的缘故，也曾买了这样的木材营建佛寺，于是也向太祖上奏。太祖笑着说：“你哪儿犯禁令了?”又知道沈伦没有营造私第，便派遣中使按照指示，给沈伦营建私宅。沈伦又私下对使者说，但愿规模狭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也就依从了沈伦的意见。

沈伦为官“清介醇谨”，还表现在他担任宰相的时候，如果遇到饥荒岁月，乡闾邻居向他借粮的，都会借给他们，累计超过了千斛，一年后，沈伦却把所有的借券都给焚烧了。

宋太宗为什么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成绩登第。不久，即升迁为都官郎中，人为翰林学士，又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着他讥讽说：“这就是参知政事吗?”蒙正假装没有听到，便走了过去。同僚为蒙正抱不平，于是诘问那位朝士的姓名，蒙正急忙阻止他们说：“假如一旦知道他的姓名，那么终身都不能忘怀，倒不如不知道更好。”当时的人由此都非常佩服他的度量。

李肪罢相，吕蒙正得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蒙正为人平和宽简，名望很高，以正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讨论时政时，他认为有不妥处，会坚决地宣称不可以，太宗于是赞赏他没有隐讳。赵普作为开国元勋，而蒙正只是后进，二人共同担任相位，赵普也对蒙正颇为推许。

太宗曾经设宴，蒙正侍候左右，太宗对他说：“五代以来，生灵涂炭，当时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太平日子了。而我鞠躬尽瘁，日理万机，达到今天这样的繁盛，于是知道兴衰治乱乃在于人事。”蒙正从席位上站起来说：“皇上所在的地方，各色人马都聚集在这里，因此特别繁盛。但我曾看到都城外不出几里的地方，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的人，实在不少，所以，并不是全国都这么繁盛。还望皇上更多地体察民情，这才是苍生的大幸。”太宗神色忽变，沉默了下来。蒙正却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席位，同僚都赞叹他直率。

有一次，太宗打算派遣使节出使契丹，诏谕中书挑选人才，吕蒙正推荐了一人，太宗不许。过了几天，太宗连续问了蒙正三次，蒙正三次都以这个人作答。太宗说：“您为什么这样偏执呢?”蒙正回答说：“我并不是偏执，大概是皇上您没有理解我。”接下来吕蒙正又说：“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的人都不及他。我不想用谄媚之道，随便依从皇上您的意愿而耽误国家大事。”同僚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于是用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契丹，果然十分称职。

为什么说温仲舒与寇准并称“温寇”

温仲舒(944～1010)，字秉阳，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温仲舒进士及第。端拱三年(989)，被拜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院。这年秋天，出现彗星，太宗以为不详，于是在别殿召见群臣商议。温仲舒上言，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平定太原以来，战祸连年，黄河以北农桑废弃，而赋税却不断增加，因此民生凋敝，户口锐减。所以温仲舒劝谏太宗推恩保民。太宗深为赞赏，下令罢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赋税。

淳化四年(993)，温仲舒出知秦州。秦州人口杂居，有羌、戎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渭河以南。当时的大洛、小洛门寨出产木质优良的木材，都被这些少数民族所占据。朝廷每年派兵卒到此采伐树木供给京师，都必须先向这些少数民族献纳钱财，即便如此，还是经常遭到抢夺，甚至杀掠，因此成了大患。温仲舒到任后，马上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关键部位部署兵力，并以恩威诚信告谕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许多部落纷纷献地，归附朝廷。不久，温仲舒又把他们的部落迁移到了渭河以北，并且建立军事基地，以限制他们的扩展。当地的民众很感激他的恩惠，把他绘成画像加以祭祀。

温仲舒为人敏于应酬。少年时与吕蒙正相交很厚，又是同年登第。温仲舒开始时仕途不畅，废弃多年，吕蒙正位居中书，极力引荐他。等到温仲舒被任用后，反而攻击吕蒙正，因此被人鄙薄。又因为温仲舒自从被拜右正言开始，到两度出任枢密使止，都与寇准同进，所以被当时的人并称为“温寇”。

为什么说陈恕是“宋人能吏之首”

陈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洪州。陈恕以洪州为自己家乡推辞。改任澧州。澧州自从唐末以来，都为节度藩镇共同管辖，当地官吏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混乱，而大多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陈恕到任后，除掉了这积淀已久的种种弊端，郡中的人都称他英明果决，因此以吏才闻于当时。后被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太宗问他有关农战的情况，陈恕回答道：“古代的士兵都出自农民，没有敌人就耕田，有敌人来了就作战。现在的士兵都来自于招募，衣食供给都来自官府，如果让他们既要抵抗敌人，又要耕种田地，万一有什么变化，那就后悔莫及了。”太宗于是打消了让士兵耕作的念头。不久，陈恕知代州，入判吏部选事，拜盐铁使。陈恕很有计谋，将以前的弊病统统去掉，太宗非常器重他，在宫殿的柱壁亲笔题词“真盐铁陈恕”。随即被迁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几个月以后，太宗与陈恕谈论，提到了户部使樊知古玩忽职守，不能完成本职工作。陈恕与樊知古交好，因此在聊天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樊知古，想让其严格履行他的职责。樊知古却向太宗陈诉，太宗知道是陈恕泄露了机密，盛怒之下，罢免了陈恕的官职，并出贬江陵府。在江陵府，陈恕大力揭发当地贪官污吏，而且流放、罢免了气节相当恶劣者，江陵府因此得到大治。

淳化四年(933)，太宗听从魏羽、段惟一的请求，把三司分为十道，召陈恕为工部侍郎，充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所有事务都令陈恕参预。陈恕认为这些部门过于庞杂，政令不能统一，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因此极力上言太宗。实践一年多后，果然证明陈恕的看法是正确的，太宗只好停罢了把三司分为十道的做法。真宗即位，加封陈恕户部侍郎，命他尽快把府库中有关钱物的数目呈交上去，陈恕却久不进献，真宗多次催促他，陈恕才加以进献，并对真宗解释说：“皇上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担心会让您产生奢侈之心，我因此不敢进献。”真宗听后，对陈恕颇为嘉赏。

陈恕精通历史，颇识典故，精于吏治，并且为政深刻，别人不敢私下求他帮忙。他前后掌管国家的经济权柄十多年，忠于职守，强力干事，同僚畏服，有称职的美誉，因此被前史官人评为“宋人能吏之首”。

“杨无敌”说的是谁杨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年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欢打猎，所获猎物常常是同伴的数倍。他曾经对同伴说：“我将来为将用兵，也会像老鹰、猎犬追击兔子、野鸡一样。”二十岁时事奉刘崇，被任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于当时。被升迁为建雄军节度使，又屡立战功，所向披靡，因此被称为“无敌”。

宋太宗征伐太原，很早就听说他的威名，打算用高价聘求他。不久，太原陷入危险境地，杨业劝谏他的主帅继元投降，以免生灵涂炭。继元投降后，太宗立即派人召见杨业。入见后，太宗特别高兴，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太宗以杨业素来熟悉边境事务，因此又迁升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有一次，契丹派兵侵入雁门关，杨业带领几千骑兵从西陉出发，沿着小路来到雁门关北边的关口，从背后猛击契丹兵卒，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杨业因为战功又被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从此以后，契丹只要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会主动引退。戍边的主要将领大多忌妒他，有的甚至暗地里向太宗上疏指斥杨业的不是，太宗看后都不予理睬，把它们封好后一同交付给杨业本人。

雍熙三年(986)，宋王朝大举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潘美的副将，又以王侁、刘文裕率兵加以接济。各路军马相继攻下了云、应、寰、朔四州。不久，太宗下诏让四州的民众内迁，并令潘美等用军队护送。当时，契丹的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率兵十多万，再次攻陷了寰州。杨业于是对主帅潘美等说：“现在辽军气势很盛，应该避其锋锐。朝廷只是命令争取这几个州郡的民众，只要领兵从大石路出来，先派人秘密地告诉云州、朔州的守将，等到大军离开代州的时候，让云州的民众先出来。然后我们的军队进驻应州，契丹肯定会来阻挡，这样便可让朔州的民众出城。之后我们的军队直奔石碣谷，并派遣一千多名弓箭手守住谷口，用骑兵从中路支援，这样，三州的民众，便可万无一失了。”王优当即反对说：“率领几万精兵而如此惧怕敌人，肯定会遭人笑话，倒不如从雁门关的北川直接向敌方发动进攻。”刘文裕对王侁的意见表示赞同。杨业坚持认为这样不可以。王优便挑衅地说：“您向来被称为无敌，现在看见敌人气势嚣张，您却逗留不战，是不是有反叛之心呢?”杨业迫不得已，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将要出征的时候，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会不利，不过既然各位将领都以为我是贪生怕死而避让敌人，那么我就请求担任先锋，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忠心。”接着又指着陈家谷口说：“您和各位将领应当在那个地方部署步兵和弓箭手，作为支援，等到我转战到这个地方，您就下令夹击敌人而营救我们，否则，我方将会全军覆没。”

潘美和王优于是率领士兵部署在陈家谷口。过了几个时辰，王倪派人登上托逻台瞭望，契丹佯装败走，王优想争战功，随即率领部下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于是也令部队沿着灰河的西南方向行进了二十里。顷刻，王倪听说杨业战败，马上又挥兵逃遁。杨业孤军奋战，从中午战到傍晚，果然来到陈家谷口。杨业一看谷口空荡无人，抚膺大哭。只好率领部下再次全力出击，在自己身上有几十处伤口，士卒将尽的情况下，杨业还亲手杀了百来个敌人。后来，因为战马遭受重伤，不能前进而被敌人俘获，杨业的儿子延玉也英勇战死。杨业于是叹息说：“我为奸臣所追，以致战败，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因此绝食三天而死。杨业死后，太宗深为痛惜，并下诏褒奖。王优、刘文裕则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杨业为将忠烈武勇，颇有智谋，又能和士卒同甘苦，所以深受部下的爱戴。朔州战败后，他的部下还残存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和我一同战死也于事无补，倒不如各自逃命去吧。”部下泪流沾襟，却没有一个肯离去，因此没有一个生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