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宋四家”

“宋四家”中“蔡”氏中国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说法，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自然不存在问题，问题是最后之“蔡”，其指蔡襄还是蔡京，人说不同，历来就有争议。

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严，而标举优美抒情的书风，讲求书家的散怀舒意，强调书法的风神天姿。书法成为文人寄情达意的形态艺术，书家的精神风韵与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绝好的抒发。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书法风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诞生，他们也成为宋代文化精神某方面的代表。

苏东坡的书法风格，用笔丰腴跌宕，常能自创新意，得天真烂漫之趣，时凝练端庄，或豪放不羁，或风神萧散。黄庭坚的书法风格，用笔纵横拗崛，努力自成一家，尽奇藏郁拔之能，时气势磅礴，或意趣自然，也姿态多变。米芾的书法风格，用笔俊迈豪放，提倡天真率意，走沉着痛快之路，时癫狂不俗，或风流倜傥，也清旷恬淡。各人书风自成一格，时人后人都推崇备至，列于宋四家之中，向无异议。

惟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时有争议。一般认为应指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天圣进士，历知福州、开封、杭州等地，入为翰林学士，迁三司使，为官有能名，卒谥忠惠。他在书法上可称五代之后卓然为宋朝领先的大家，他力挽狂澜改变了宋初书坛的靡弱风气，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宋朝书派的主潮。他用笔委婉秀劲，讲究晋唐古意，得法度精神之气，时锋利流畅，或简约含蓄，也清灵拔俗。楷、行、草诸体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如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帖富于变化。总之，功底深厚，技巧全面，精妙得体，自成一格。

欧阳修对其书法曾称赞不已，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文集》)。苏轼也认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东坡题跋》)。邓肃曾评论道，“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跋蔡忠惠书》)。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宋史·蔡襄传》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曾诏命制诸贵族碑文。可见其书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及文豪们的赞赏，甚至“为当时第一”，那么，将蔡襄列于“宋四家”之中，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明清以来有学者提出：四家之末的“蔡”原本应指蔡京。如明代孙犷在《书画跋》中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清代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也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确实存在先后辈份的问题，苏轼比蔡襄小二十五岁，黄庭坚比蔡襄小三十三岁，米芾比蔡襄小三十九岁，将蔡襄排于其后，真是辈分倒置了，更何况蔡襄又可称是宋朝书法开派之大家。而蔡京比苏轼小十岁，比黄庭坚小两岁，只比米芾大四岁，将蔡京排在最后，这方面问题应不大。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就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们讹误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颇有市场。

蔡京(1047～1126)，字元长，与蔡襄同乡，熙宁进士，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坏事做绝，为“六贼”之首。然而平心而论，蔡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成就的，据说徽宗之所以看中蔡京，主要是其书法的魅力。其用笔简捷飘灵，显得自然流畅，无犹豫雕琢之痕，时秀劲潇落，或婉约柔美，也带几分矜持。一般以为书法是人生的艺术，由书而论人，或由人而论书，人品与书品往往相辅相成。然而在蔡京身上，我们却看到人品与书品极不和谐的一幕：其人品是如此阴暗龌龊、狡诈可恶，其书品却常常清秀明快，境界颇妙。可见书法作品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不能和人品混为一谈，但中国历史传统却常常因人废书，或以人评书。由此，史料中评述蔡京书法活动的有关资料很少，其留给后人的作品也不多。

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有关蔡京书法较为客观的评论。如《宣和书谱·蔡京》评其《十八学士图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姿媚豪健的蔡京书法，与较含古法的蔡襄书法相比，似乎也更富有新意，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时代情趣。所以安世凤《墨林快事》就认为：蔡京胜过蔡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近人《中国书法大观·蔡京的书法艺术》也评价道：“蔡京《跋唐玄宗鹊钨颂》在纵笔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平心而论，此幅作品已可追蔡襄了。此跋较其他作品显得圆活，清劲姿媚……可谓已入唐人行书的风范，结字也迫近唐代柳公权，内紧外松，主笔舒展清健，灵运独到，浑然天成。通篇作品能在经意之中表达出一种随意的风流藉蕴，确为不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甚得晋唐人神韵。”

另外，蔡襄书法虽在前期被推为“当时第一”，但自北宋中期书法新貌形成之后，人们对蔡襄的字渐有微词。苏轼在《东坡题跋》中就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这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主要是蔡襄的作品有时过于纤弱柔媚，如米芾曰：“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宝晋英光集·补遗》)黄庭坚也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豫章先生遗文》卷十)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风流韵趣的同时，没有把握好阴柔与阳刚二者之间的尺度，过于阴柔而缺阳刚之气。可见，到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初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苏轼)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黄庭坚)瘦硬通神，襄阳(米芾)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蔡襄)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其中已明确提出“四家”之说，且“蔡”是为蔡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黄、米，普遍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是因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的，与四大家的年龄辈分高下并无关系。

另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作品以全面著称，楷、行、草诸体都能有所成就，而其许多非行非草的作品，随意纵逸，更具魅力。同时，他还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奠基人，重振了宋初靡弱的书坛。因此，从总体上看，其书法成就显然是要超过蔡京的。而蔡京的作品，与其他诸家比较起来，不免有单薄的感觉，用笔不太周到厚重，尤其是笔法的不丰富，显得不够熟练和老辣，所以米芾说“蔡京不得笔”(《海岳名言》)。蔡京以复古为新，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艺术品味的局限很大，他所继承的晋唐风范实质上已是被“歪曲”了的晋唐，没有了神韵的洒落，其作品仅是优雅的“案头小品”罢了。所以蔡京比蔡襄略逊一筹，难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相提并论，在宋四大家排列中，应是蔡襄的地位更牢固。

看来，“蔡襄说”颇有道理，“蔡京说”也非无稽之谈。而从蔡京是个大奸臣，且做了如此多的祸国殃民之事的历史来说，人们从感情上自然要倾向于蔡襄说。不过，如从纯粹艺术上讲，二蔡之争看来很难会有最后的定论。薄命的红颜争妓李师师传说李师师北宋名妓李师师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不但与亡国君主宋徽宗有过一段浪漫恋情，并且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风流雅士关系密切，据说太词人周邦彦还在皇帝与名妓之间插上一脚，使恋情故事演绎得更为有滋有味。历麓史上的李师师真有如此魅力吗?

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宋徽宗道君皇帝微行到歌妓李师师的家中。刚巧，大词人周邦彦已先到那里，听说皇上驾到，慌忙躲到床底下。徽宗不知情，拿着一只新橙进到房中，得意洋洋地说，此是江南才进贡来的，很是新鲜，便和李师师亲昵地说起私房话。不料其中隐私全被床下的听去，周邦彦后来写了一首词《少年游》影射此事：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此后，李师师非常喜欢此词，并在徽宗面前唱起了这首曲子。徽宗听得若有所悟，便问是谁所作?师师答云：“周邦彦词。”徽宗勃然大怒，一拂袖而去。第二天上朝，徽宗对宰相蔡京说：“开封府有个监税官叫周邦彦，听说他负责的税额没有完成，你们怎么不抓他来审办。”蔡京听得莫名其妙，也只得唯唯诺诺地回答：“容臣退朝后招呼开封府尹审办。然后再禀报惩处结果。”蔡京把开封府尹喊来，将皇帝谕旨告之，开封府尹说：“本府周邦彦超额完成了征税定额。”蔡京说：“皇帝要惩办他，只得照办。”于是，以渎职罪名罢黜了周邦彦的官位，并派人押送出京城。

过了几天，徽宗又来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其家人，知道是去送周邦彦了。徽宗暗暗高兴，总算将此人送走了，但等了很久，李师师才愁眉苦脸地回来。徽宗看着师师那憔悴的样子，生气道：“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师师回答：“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被押出京城，所以去和他道别，不知皇上驾到。”徽宗赶忙问：“有没有作词赠别?”师师说：“有一首《兰陵王》词。”徽宗道：“唱一遍听听。”师师强作笑脸，奉上一杯酒说：“臣妾歌此词为皇上贺寿。”曲终，徽宗听得入迷，赞赏不已，便高兴地下了诏书：复召周邦彦回京，并委任以大晟乐正的官职。

此外，南宋周密的《浩然斋雅谈》、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及陈鹄的《耆旧续闻》诸书，也都有些相似的记载。只是周密说周邦彦作《少年游》一词得徽宗赏识而得官，自此出名并跻身仕途。上述都属于南宋较有影响的文人笔记，作者熟谙宋代的掌故，因此长期以来该故事总为人们津津乐道，并添油加醋地述说着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以及大词人周邦彦也加入其间的这段三角恋情。

据说，李师师是京城一位穷染匠的女儿，本姓王，自幼父母早亡，后为隶属娼籍的李姥收养，才改姓李，艺名师师。经过拜师学艺和悉心调教，师师成长为一名风姿绰约、文才出众、色艺双绝的歌妓。其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招来许多文人雅士的追捧，遂与汴京名士来往频繁，如她和当时著名文人周邦彦、晁冲之等人都有诗词相赠。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词属于音乐文学，它必须通过歌唱才能充分为人们所欣赏，才能广泛传播。唱词，宋代叫做“小唱”，歌妓便是主要从事这种特殊伎艺的。最后，徽宗这位风流皇帝也慕名上门，与之吟诗唱曲，并演绎了一段浪漫恋情。

宋代宫廷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言官们对皇帝的私生活也时有规谏，而宋徽宗居然能够经常微服私访歌妓之家，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宋史·曹辅传》说：“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据说，宋徽宗怕别人发现自己狎妓之事，于是以给禁卫军建造宿舍之名，从宫苑侧门到李家的镇安坊修起一道三里多长的夹墙，使之成为一个皇帝嫖娼的安全保密的通道。这就更让人感到惊讶了，宋代皇帝能做出如此出格的事吗?况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嫖妓在当年的东京开封城中早已为一大新闻，徽宗有必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到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这段皇帝、词人与名妓的三角风流恋情提出异议。他在《清真先生遗事》一文中指出有三个疑点：一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周邦彦)已五十六岁”，应该不会再有章台游冶之事了，说他与李师师有私情，并能够在床下呆一晚，这是不合情理的。二是周邦彦当时官至卫尉宗正少卿，品位颇高，不可能兼任开封府监税这样的小官，也不可能发生以“课额不登”为由被罢官并驱逐出京城的事情。三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大晟乐正这一官职。因此，王国维先生断定《贵耳集》中的故事纯属杜撰，著名词人周邦彦与李师师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风流韵事。

周邦彦生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卒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徽宗即位时，他四十五岁。其实，唐宋时官员五十岁以上狎妓者，大有人在，并不稀奇。《贵耳集》也没说他在床下呆了一晚，当然“遂匿床下”之描写本来就有些夸张，不必这么认真。开封府监税的官职，周邦彦是没有担任过，被罢官驱逐出京城也是杜撰，他担任的是国子主簿、秘书监、徽猷阁待制诸职。然而徽宗时，周邦彦确实做过“提举大晟乐府”之职。这和“大晟乐正正”一职应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这个故事的关键问题是：当时周邦彦和宋徽宗能否喜欢同一名妓。宋徽宗比周邦彦小二十六岁，即位时十九岁。这样如在崇宁大观年间一位二十几岁的皇帝与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官员，同时喜欢上一位名妓，我们觉得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周密的《浩然斋雅谈》说：“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这种说法失于考证而几近荒唐，宣和初，周邦彦已六十四岁，怎么可能是太学生。此时，他正出知真定府，改顺昌府，次年归居睦州，宣和三年经扬州西上，卒于商丘鸿庆宫。就是说，宣和中，周邦彦不但年纪老迈，也根本不在京都，不会再与皇帝去为一位名妓争风吃醋。

后又有香港大学罗忼烈先生发表文章《谈李师师》，对其生平作了考证。认为北宋词人张先(字子野)熙宁末年(1077)最早在《师师令》中提及李师师，称当时李师师只有十五六岁。这样算起来，她约比周邦彦小六岁，而比宋徽宗就要大二十岁，所以李师师与周邦彦产生私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与宋徽宗之间应该是不会产生什么风流韵事的，或者说这位风流皇帝是不会去“幸”这位“妈妈级”美女的。同时指出，周邦彦的《少年游》为元丰年间初入太学时的少年艳词，和作《兰陵王》一词相隔大约有四十年，而《贵耳集》却把它们凑在一起，可见其牵强附会。

有人注意到，张先的《师师令》中只提到“师师”之名，而未提及此人之姓。这样，或许北宋曾有两个“师师”，一个与周邦彦有私情，另一个与宋徽宗交欢，因为都叫师师，所以后来的文人骚客将两人混为一谈，由是杜撰了一出“忘年”的三角恋情。

不同意张子野《师师令》与徽宗时的李师师有关联的看法，早在清代就已有人提出。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张子野《师师令》相传为赠李师师作，按子野熙宁十年，年八十九卒。自子野之卒，距政和、重和、宣和年间又三十余年，是子野不及见师师，何由而为是乎?调名《师师令》，非因李师师也。”就是说《师师令》为流行曲调名，而非为李师师而作，直接否定了张子野《师师令》是赠徽宗时李师师的说法。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也说：“子野系仁宗时人，少游(秦观)于哲宗初贬死滕州，均去徽宗时甚远，岂宋有两个师师耶?”秦观、晏几道等人的词咏中也有赠“师师”的作品，秦观卒于哲宗末年(1100)，晏几道虽晚几年去世，但微宗即位时已有七十高龄，其所咏赠的都不应是徽宗时的李师师。其实，由于宋代民俗，歌妓名“师师”者甚多。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在北宋中期至少有一个出名的歌妓“师师”，有别于北宋末徽宗时的李师师。

而徽宗时的李师师，《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小唱李师师……诚其角者。”《墨庄漫录》卷八说：“政和间，李师师与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浩然斋雅谈》又说：“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有学者估计，自崇宁迄宣和的二十余年间是李师师活跃歌坛的出名时期，如以崇宁元年师师为十六岁计，到宣和六年她便是三十八岁。而周邦彦从哲宗绍圣四年(1097)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都在京城为官，尤其是政和六年至七年(1116～1117)，正是他提举大晟府之时，李师师既是汴京角妓，其所居镇安坊又和大晟府互为邻近，所以两人的交游完全可能，且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周邦彦、晁冲之等官员都可召师师来官府，以了解民间新曲和小唱艺术，或将新词以之试歌，当然也不排除周、晁之辈可径至师师家采风。宋人记述师师与周邦彦的关系虽有传讹的可能，但确有根据，只是在流传过程中给人们添油加醋，则是免不了的。

《宋史》载，“自政和后，帝多微行”，其实政和以前，徽宗也已偶有微服出幸之事。《李师师外传》记徽宗初幸师师家是在大观三年(1109)，这年师师约二十三岁，二幸、三幸在大观四年，四幸于宣和二年(1120)，五幸于宣和四年。这与正史中徽宗“多微行”的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当然其幸师师家的次数当不止于此。徽宗本是个昏庸荒淫的皇帝，李师师“色艺绝伦”之民间歌妓的特殊风韵，引起徽宗的强烈兴趣，从各方面条件分析，《贵耳集》中描写的皇帝、官员与名妓的三角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至于它是否是历史事实，则就难说了。今人所作的《宋词通论》，就相信这三角恋情是历史真实的故事，说：“堂堂之尊的宋徽宗，竟不惜迂尊降贵，常微服夜幸其(师师)家，后来因感不便，竟从内宫通了一个潜道到她家里……我们若读了周邦彦的《少年游》……一首清清小调，我们可以想见一个风流自赏的天子和一个浪漫少检的词人，演出一段三角恋爱喜剧的韵事。”

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一段浪漫的恋情故事呢?由于徽宗的穷奢极欲，败坏了江山社稷，北宋为金兵所灭，宋徽宗被俘后，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据说，徽宗这时犹提笔为李师师立传，恐佳人事迹湮没，其痴情若此，你相信吗?

李师师的凄凉归宿李师师是北宋末年冠盖满京华的名妓，她的事迹虽不见于正史纪传，但在笔记野史里却也够热闹的，成为徽宗时期的一个风流人物。那么，北宋亡国后，这位风尘女子的下落如何呢?笔记野史中也众说纷纭，其遭际悲凉透心。

一位名妓与天子搞上关系，其地位之腾起就不言而喻了。《瓮天脞语》载有：“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李师师”等语。连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为了招安都要找李师师帮忙，可见她当时在东京的风光程度了。加上其风姿绰约、慷慨大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人称“飞将军”。甚至有人说，后来宋徽宗干脆把她召进后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查风流天子徽宗的嫔妃，确要比其他皇帝多，在政和年间就“册妃至六七人”，如政和六年(1116)仅贵妃就有四名，为两名王氏和乔氏、崔氏，其中并不见有“李明妃”。不知是史载有漏，还是后人故意锦上乱添花。不过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师师深受宫廷宠信，社会地位日隆，生活条件优裕，且积累有相当私有财产，这在歌妓中是少有的。

然而好景不长。徽宗慑于金兵的淫威，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慌忙南逃，后又躲进太乙宫，号称道君教主，不理天下政务，李师师失去靠山。据《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初(1126)钦宗为搜括金银财宝以向金人乞和，居然下旨籍没了李师师等“娼优之家”的家产。也有记载说她自知难逃抄家之灾，时值金兵侵扰河北，“乃集前后所赐之钱，呈牒开封府，愿入官，助河北饷”，并自乞为女道士。(《李师师外传》)无论是抄家籍没家产，还是自愿缴纳入官，经过这次浩劫，李师师几乎一贫如洗，地位自然也一落千丈，真所谓从天上落到人间。而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她更为凄惨的命运还在后面。

《李师师外传》这样描写：金兵攻破北宋都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金兵主帅还点名索要李师师，声称金国君主也听说了她的名声，一定要得到活人，以进献金主。然而追查了几天，都还没有线索。奸臣张邦昌为讨好金兵，帮助搜寻李师师的踪迹，终于将她献到金营。金营摆出宴席为师师接风，而师师对张邦昌骂道：“你们得到高官厚禄，朝廷哪点对不起你们，为什么事事帮敌人来危害国家?我蒙皇帝眷宠，宁愿一死，别无他图。”乃脱下金簪刺喉自杀，没有马上咽气，又折断金簪吞下，才气绝身亡。此结局，李师师不甘凌辱，颇有侠士风度，得到后世通俗小说和一些文人的称道。一些史学家却持有异议，如邓广铭《东京梦华录注》称“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但其描写的历史背景却是真实的。如《靖康纪闻》载：那些被官府搜捕到，并送往金营的各色妇女，对着这些卖国的官吏斥骂道：“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当然，李师师的这个结局是否真实，已不可考，但写作这篇传奇小说的作者，至少是在借李师师之死来鞭挞奸臣之罪恶，抒发亡国之感慨。

有人或说，她被金兵俘获后，押解北上，一路上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容颜憔悴，求死不得，只能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士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清人的《续金瓶梅》等书皆宗其说，这一说法有没有根据呢?汴京失陷后，金人除大肆掳掠外，还乘机要挟，大量索取金银、宫女、乐工，乃至妓女。而开封府官员竟也可耻地追捕宫女、妓女，捕至教坊选择后押送往金营，络绎不绝，哭声遍野，惨不忍闻。《靖康要录》卷十五记：金人“胁帝传旨取……教坊乐工四百人……”又取内人、街巷子弟、女童及权贵戚里家细人……凡千余人，选端丽者。府尹悉捕诸娼于教坊中，以俟采择，里巷为之一空……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观者莫不嘘欷陨涕。”最后，金兵在汴京掠走成千上万名各色俘虏。在这种情况下，金人或会指名追索李师师，官府也会帮助搜索，然而她是否被官府捕着，却很难下结论。许多人认为她应该没有被官府捕着，也未被押往金营。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师师在被抄家后，其自身的地位与国家的势态均已非常不妙，这时李师师惟一的出路只有藏匿于民间，大多会随着难民离开京城，从而开始了她历尽艰辛的南方流浪生涯。

中州词人朱敦儒也是逃难到了南方，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听到师师的歌声，激动而感慨地写下了这首《鹧鸪天》：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有李夫人。

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底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

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伫杯泪满巾。

其“李夫人”就是对师师的尊称，同在异乡为异客，“忽听当时曲”，怎不令人“泪满巾”呢。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靖康间，李师师与同辈赵元奴诸人，流落到浙江，“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宋人评话《宣和遗事》是说，师师南下流落到湖湘，嫁作商人妇，过起寂寞无闻的日子。宋刘子翚《汴京纪事诗》也有“辇毂繁华事可纷，师师垂老过湖湘。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的诗句。所以明代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说，“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清人陈忱《水浒后传》记述了师师来到临安(今杭州)，仍操旧业的故事。都沿袭上述说法而来，应该说师师晚年在南方的说法较为合乎情理。

当然，富于传奇色彩的李师师，由于其身世不记于正统史籍之中，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传闻难免有讹传和臆测之处，因此她的晚境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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