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六贼当道蔡京



六贼当道蔡京北宋末年，蔡京身居高位，操纵并控制朝政。这位所谓的变法派，却是一位极善投机钻营，惯用权术的奸佞之臣。他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元丰八年（1085），他投靠当时的变法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宋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随即又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5天的期限内，便将畿县已行的募役法改为差役法，司马光称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废止“元祐更化”，蔡京因“挟邪坏法”，遭台谏官弹劾，屡屡罢贬。然而他又很快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蔡京重返朝廷。适逢哲宗“绍述”熙宁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欲废役法，复行募役，为此他专门设置机构评议两法，但久议未决，蔡京则对章惇建议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蔡京乃以变法自居。蔡京反复无常，完全是为了谋取私欲，“十年间（蔡）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①。在绍圣年间，蔡京俨如一位坚定的变法派，对刘挚、梁焘、王岩叟等守旧派一再论诛弹贬，其目的是觊觎执政。但因与曾布有隙而未能如愿。哲宗去逝，向太后垂帘听政，再废新法，尽逐变法派官僚，蔡京于是再度受贬夺职。直至被赵佶再次起用，登上宰相之位。蔡京最后的上台，“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②。他极力发展和培植自己的势力，朝中遍布党羽。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蔡攸、蔡假、蔡惰、蔡行先后拉入朝中，官至大学士，等同执政，也对联姻亲家宋乔年、胡师文等人委以握兵之重，更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勖、李彦等人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并操纵朝迁军政大事，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时人称为“六贼”。

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俏、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予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勋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肘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佞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寸：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勖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动密取江浙——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动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勖“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勖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舢舳由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职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酌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动”。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⑩。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赵佶、蔡京一伙为保障自己的巨额消费，不惜将地方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对各路每年向朝廷上缴的钱谷数额重新制定，较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又增加十几倍。不仅如此，宋廷还借“支移折变”敲诈勒索百姓。宋初因对辽、西夏用兵或有其他变故，官府常以此为由强迫百姓将应交本地官府的赋税送交到他地，是为支移。交纳赋税原有周定之物，官府以种种借口，令百姓折成其他钱物上缴，以代原定赋税，是为折变。这二项正赋以外的附加税十分扰民，支移，路途遥远，往返耽误农时，不支移则交“地里脚钱”。折变，则加重农民负担，利于官吏、商贾从中牟利。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至赵佶时，又令一向不征收“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1斗粮竟加收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额。西蜀地区原定税钱300文，折变绢一匹，几经折变后，竟增至23贯，增加七八十倍之多。此外，更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如绢帛即有私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项，米谷又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私籴等各日。名为预买，却不付钱，名为私籴，低价购买。

朝廷如此敲诈勒索，胥吏更是敲骨吸髓，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众多的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们疾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⑩对赵佶及蔡京等“六贼”深恶痛绝，迫切盼望改变自身悲惨的境地。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③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政通鉴》卷一六。

④《宋史》卷四七○《朱动传》。

⑤《宋史》卷四七○《王黼传》。

⑥王傅《东都事略》卷一。

⑦《宋史》卷四七○《朱勋传》。

⑧方勺《青溪寇轨·容斋逸史》。

⑨《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附《李彦传》。

⑩《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

方腊起义方腊赵佶（宋徽宗）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等“六贼”，统治陷入极度的腐朽和黑暗之小。百姓倾家荡产，无以为生，他们对把持朝政的“六贼”“恨之如骨，欲食其肉”①。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两浙路一直是北宋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年提供数额巨大的财赋。赵佶即位后，先后于杭州（今属浙江）、苏州（今属江苏）设置造作局、应奉局，交由童贯、朱动等人主管，在他们大肆的搜刮、掠夺下，百姓的处境更加危难。宣和二年（11加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揭竿而起。

方腊（方十三）为青溪万年乡帮源洞地主、里正（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他有漆园，是为漆园主）。十月初九，他假托“得天符牒”，准备举兵。不料消息走露，被方有常发觉，派人报告官府。方腊得知后，立即率领农民冲入方有常家，杀死其家人40余口。他以帮源洞为据点，聚集附近的贫苦农民，号召举义旗，反抗宋朝的统治。随后，方腊召集百余人于漆园誓师，酒至数巡，他起身历数宋朝统治的罪恶，指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略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他告诉众人：“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②在方腊的号召下，远近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义军很快发展为上万人。

十一月初一，义军尊方腊为“圣公”，建元永乐，设置机构及官员，以方腊为相，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红巾及其他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建立起农民政权。

起义爆发后，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报朝廷，而宰相王黼不以为然，反而严厉斥责张苑“张皇生事”。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两浙路制置使张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统精兵5000进剿青溪。方腊据险坚守，诱做深入，二十二日，于息坑（今浙江淳安西）斩杀蔡遵、颜坦。青溪县知县陈光弃城而逃，义军猛攻县城，俘虏县尉翁开。占领青溪后，方腊率2万义军转攻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城防空虚，知州张徽言连夜逃遁。十二月初，方腊相继攻占睦州及所辖寿昌（今浙江建德西南）、分水（今浙江桐庐境内）、桐庐（今属浙江）、遂安（今浙江淳安境内）等县。“起义军以诛朱勖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③，所到之处，杀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

不久，方腊率义军西进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全歼宋东南第三将、“病关索”郭师中所部，杀郭师中，占领歙州及所辖诸县。歙州战役后，方腊兵分三赂：一路北上攻宁国（今安徽宁国西南）、宣城（今属安徽）、广德（今属安徽），一路南下攻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一路由方腊率领义军主力，直趋杭州。

杭州为两浙路首府，亦为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朱勖的造作局即设置于此，更聚集着大批官吏、富商、地主及其财富，因此也屯驻有重兵。赵佶见义军攻势迅猛，声势浩大，欲招安方腊，乃下诏称；“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予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④义军不为所动，兵临杭州城下。攻城开始后，义军将领身先士卒，妇女和儿童也上阵助威。知杭州府赵霆弃城而逃。经过5天激战，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杭州城，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于城内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坟墓，暴其骸骨。

义军连克重镇，诛杀贪官污吏，深得人心，也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温州永嘉俞道安，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人，纷纷率领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人领导当地摩尼教徒起兵响应，湖州（治今浙江吴兴）、常州（今属江苏）、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等地农民也聚集众人，准备攻打州县。一时间，反抗宋廷黑暗统治的浪潮迅猛高涨。

面对骤然壮大的农民起义军，赵佶一面下诏“罪己”，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罢免朱劢父子兄弟官职。一面令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禁军和驻淮东、荆湖北路的军队，以及陕西六路汉、蕃精兵，约20余万，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宣和三年正月，童贯、谭稹统兵出发。临行前，赵佶亲自为童贯饯行，嘱咐道：“东面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⑤童贯到达江南后，依赵佶事先的部置，派兵进驻金陵（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今属江苏）两大重镇，扼守江防。而后分兵两路：东路由谭稹、王禀等统领，欲经苏州、秀州，进攻杭州；一路由刘延庆、刘镇等统领，自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直进歙州。两路宋军约定合师于睦州。赵佶随后又派郭仲苟、姚仲平另统一军南下浙东，以为接应后援。

方腊占据杭州后，未采纳太学生吕将的建议，先进兵江宁（今江苏南京），抢占长江天险，阻止宋军过江增援，而是将主力调集到南面，进攻婺州、衙州。这一战略上的失误，给宋军的大举进剿提供了乘虚而人的有利时机，而义军自举兵以来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亦由此而丧失。正值童贯统兵南下之时，方腊也正分兵南征北伐。北伐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方七佛领8万义军，一举攻克崇德县，进围秀州，又派一支队伍进入湖州境内。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义军攻城不下。正在激战之时，王禀所率东路军亦进到秀州城下。方七佛腹背受敌，他仍指挥义军于秀州旷野上与数倍于己的宋军拼死厮杀，方七佛身负重伤，所部9000余人阵亡，最后突围退守杭州城。西路由八大王率领，由歙州向江宁进发。二月初，连克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西南）、旌德县，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宋西路军总指挥刘延庆令刘镇移军广德救援，令杨可世率兵进驻宣州，以阻止义军北上。八天王率义军阻击杨可世所部，终因寡不敌众，3000义军阵亡，旌德县复为宋军占据。随后义军又遭刘镇所部围击，战败，宁国县城亦为宋军占据。宋军随即缩小对杭州的包围圈。

在此之前，方腊率领义军主力南征，相继攻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及开化、江山、常山等县。郑魔王统领一支义军进攻衢州，守城将领韩起弃城出逃，知州彭汝方被斩，衢州为义军占领。另一支义军队伍由洪载率领，亦攻占处州（治今浙江丽水西）。正当起义军节节胜利之时，方腊得知宋军大举进攻杭州，急令义军回师救援。义军将领吕将认为南线兵力分散，大部主力未及撤回，建议暂时放弃杭州城，而发兵直进宋军后方的金陵，再寻机攻取杭州。方腊仍未采纳建议，却与方七佛等率领义军坚守城池。

二月，宋军在完成对杭州城酌包围和进攻的布置之后，开始发起猛攻。初七日，义军首先于城北的清河堰阻击宋军的进攻。宋军轮番攻击，双方激战六天六夜，义军伤亡惨重。城中粮尽，难以固守，义军只得突围转移。方七佛领2万义军留于城中掩护方腊及其他义军出城，他与宋军直杀至深夜，又下令焚烧城中的官府、道观、寺庙、学宫等，最后突围出城时，仅存千余人。宋军实际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起义军撤出杭州后，仍坚持在杭州以南地区抗击宋军。三月初，义军试图扭转局面，突然回师攻打杭州，但在宋军的反扑下，再度失利，方腊见久战未捷，遂转移睦州。三月中旬，宋军将领杨可世、刘镇各统所部合击由八大王统领的西路义军，义军不敌，被迫放弃歙州。随后，八大王又于歙州潘村指挥万余义军迎击宋军，又派万余义军绕到宋军后方出击，以夹击两支敌军。战斗异常激烈，至半夜，义军力不能支，后撤，1500余名将士阵亡。次日，义军又偷袭宁国县城，再次失利。至此，义军的西路军已无力抗击宋军，步步退守。宋军紧追不舍。

王禀占领杭州后，于三月初十自杭州向西进剿，连续攻占富阳、桐庐、睦州。是月底，宋廷再派刘光世率鄜延兵、张恩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增援。四月初一，刘光世部进攻衢州，郑魔王统万余义军与宋军激战，2300多名义军将士阵亡，郑魔王被俘，衢州城陷落。初七日，刘光世再领兵东进婺州。自衢州退出酌义军乘城中宋军主力东进之机，发动反攻。守城将领叶处厚落水身亡，义军攻入城中。刘光世急速回师，衢州城重新落入宋军手中。十七日，宋军攻陷婺州。十九日，王禀指挥宋军攻占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青溪县。方腊被迫退守帮源洞。

宋东路军紧随义军之后，追至帮源。四月下旬，童贯又调集西路军，层层包围帮源洞山区，总兵力达20余万。此时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有20多万人，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四下设置陷阱和埋伏，准备殊死抵抗。宋军曾向门岭发起过攻击，但未能奏效。刘镇又领精锐自小路偷袭门岭。门岭失守，帮源洞被打开了一个门户。二十四日晨，宋军以“纵火为号”，分别由刘镇、王禀率部从两个方向进攻帮源洞。义军顽强抵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深夜，有万余名义军战死，方腊退守到一个石洞中。二十六日，在原里正方有常之子方庚等人的带领下，宋军校韩世忠率一支人马猛攻义军据守的石洞。八大王指挥义军与宋兵殊死搏斗，7万多将士先后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毫、（二太子），丞相方肥，以及八大王等首领先后被俘，被解往杭州，又押解到都城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父子遭杀害。帮源洞攻破后，宋军对俘虏的义军将士及家属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死者无计。

“方腊虽就擒，而友党散走浙东，‘贼’势尚炽”。⑥起义军余部转移浙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抗宋斗争的义军首领吕师囊、裘日新、霍成富等各支义军共同战斗。童贯派遣郭仲苟、刘光世、姚平仲等将领率部分兵进攻义军。郭仲荀进兵三界镇，裘日新组织义军迎击失利。姚平仲兵进义乌（今属浙江）等县，攻占裘日新的石洞，裘日新战死。刘光世一部进剿婺、衢等地的义军余部，致使浙东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失。

闰五月初，宋廷以方腊义军已遭镇压，北方与辽战事正紧，下令将大部分宋军调往北方，仅留2．5万军队继续剿灭剩余的义军。下旬，方腊起义军余部在方五相公，方七佛率领下仍坚持斗争。宋军在姚平仲的统领下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等40余洞。六月，吕师囊率义军转移黄岩（今属浙江），宋将折可存追击至山区受阻。义军扼守断头山，凭借山势抵抗，宋军死伤甚众，多日不得前进。宋将杨震指挥兵士自山后包抄，义军战败，吕师囊等30余位首领遇害。七月，义军首领俞道安率义军，号称10万人，自永嘉（今属浙江）转战乐清（今属浙江）等地，并于乐清重创宋军，随即又攻打温州（今属浙江），攻城30多天未破，遂转入处州境内永康山谷中。十月，宋军进山围剿，俞道安战败牺牲。

尽管各支起义军相继被宋军镇压，但余众仍于两浙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杀官吏，捕官军，直至宣和四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注释①曾敏行《独醒杂志》。

②《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方勺《泊宅编》卷五。

④《宋会要辑稿·兵十》。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

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黄淮义事政和元年（1111），赵佶任用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人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10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重和元年（1118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宣和元年（1119），以宋江等36人为首的农民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宋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宋廷对宋江义军恨之人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贼”。二年十一月，宋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的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猛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农民起义。由于宋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他率领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①。赵佶见武力镇压宋江义军未能奏效；遂改用诱降、招安之策。中书侍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②随即受任为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宋廷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都未能使宋江就范，相反义军声势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③。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及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领义军南下，途经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宋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郓州等地。宋江重新集结力量，三年初，他再次统领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宋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义军在夺得大船10余艘后，转而向东北方向进军，驾船渡海，途经沐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邀战，义军迎战失利。二月，宋江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州张叔夜派奸细混入义军，侦得宋江义军动向，遂招募干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义军队伍的宋军士卒寻机焚烧义军船只，且又以少量宋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宋江副将被俘，大部分义军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投降了宋廷。余部则撤退回京东地区。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宋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36名义军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而被封官拜爵④。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依然继续。直至宣和六年（1124），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正值宋江起义失败之时，宋廷与金朝开始联合攻辽。灭辽后，赵佶及权臣蔡京一伙将原输辽的“岁币”再每年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转输给金朝，以此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西南）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等6州之地。宋朝得到燕京等地后，设官府，置官僚，同时派遣军队驻防，其中所需给养就近摊派到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区百姓的头上，且令交纳时一律“支移”运送到燕京交予官府。这一规定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一石粮食从产地运至燕京，沿途盘费所需高达十几至二十几石，且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此后，宰相王黼又将灭辽用兵时征发民夫充役的办法，改为征收免夫钱，并推行到全国。一次即搜刮免夫钱6200余万贯，竟相当于宋朝中期一年的税赋收入。宋廷规定，凡抗拒不交纳免夫钱者，一律依军法治罪，甚至连违期交纳者也将处以斩刑。为如数如期交纳免夫钱，州县官府及官吏对百姓逼督甚急，直至渴泽而渔，百姓被逼卖子鬻女，家破人亡。而宣和初年又遇连年灾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死者相藉，黄淮地区百姓陷入更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

宣和五年（1123），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这些起义，少则数百、数千人，多则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白昼横行”所到之处攻打州县，杀官吏，除地主，杀富济贫，或于崇山峻岭之中建立据点，聚众自保，寻机出击，致使“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靖、沂州临沂武胡、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杨天王、郓州李太（李太子）、何子威、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莒县（今属山东）徐大郎等领导当地农民的起义。而规模较大的又有河北路焰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张迪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多达数十万众，攻陷了一些州县城池，曾围攻漕州（治今河北浚县）长达5日之久，之后又攻打漕州，声势大震。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领导的起义军号“敢炽”，称10万人。河北高托山于望仙山组织当地农民举行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的青（治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沂等州一带。

宣和六年，赵佶以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统兵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宋廷又以诱降、招安之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赵佶下诏，称起义军如能自首，“一切不问”，对于首领自首，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次年正月，赵佶又下诏“罪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⑥同时下令，免去部分赋役。以此缓和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宋廷武力镇压和诱降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投降。张仙起义军于礌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后，张仙接受招安。贾进起义军曾拒绝宋廷多次劝降，并杀死每一次前来劝降的官吏，宋军将领辛昌宗带兵进剿，被义军打得全军覆没，但不久，也投靠宋廷。不过。更多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高托山领导的义军先后遭到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所领宋军的追击：屡遭挫折，甚至高托山一度接受招安，但义军将士始终末放弃斗争，直到建炎二年（1128），这支义军仍活动在河北、京东地区，转而抗击金军。

注释①②王傅《东都事略》卷一○三《侯蒙传》。

③张守《昆陵集》卷一三《蒋圆墓志铭》。

④关于宋江投降的时间，一说为宣和三年，受张叔夜招安而降；一说为宣和四年，受折可存招安而降。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入七。

⑥《宋会要辑稿·兵一二》。

海上之盟北宋末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日渐强盛。宋政和五年（1115），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完颜曼）正式称帝，建立大金国。长期处于辽朝残暴统治下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统领下，奋起反抗。金收国元年（1115），金军在大败前来镇压的辽军后，即向辽朝发起进攻。辽军节节败退，北方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金朝的建立和强大，使宋朝统治者感到有一线希望，可以借机收回后晋敬瑭割让给辽朝的北方之地，以此转移和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

在此之前，宋政和元年（1111），赵佶曾派童贯出使辽朝，以了解辽的国内局势。路经卢沟（今永定河）时，深夜有燕人马植求见。童贯与他交谈后，十分惊喜，便于出使归来时，亦将他带回，并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回到京城开封后，童贯即将他荐举入朝。朝上，李良嗣献策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治今山东蓬莱）、莱（治今山东掖县）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待赵佶召见时，他又提出：“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①赵佶十分欣赏他的建议，赐其国姓赵氏。并委以秘书丞。从此宋廷开始策划谋取燕京。

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派遣武义大夫、登州防御使马政等人取海路首次出使金朝，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并提出“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地。”②第二年正月。金遣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人小散多（散靓）、生女真人渤达，持国书随马政至宋朝，书中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③待金朝3位使臣返回时，马政及其子马宏（马扩）再度受命出使金朝，再议夹攻辽朝，求归还辽占汉地，应允岁币等事。但小散多因使宋时受宋廷所赠团练使之官，阿骨打对此大为恼怒，下令杖击且夺其官职。故马政返回时，金廷改派李堇辞列、曷鲁等人为使臣，赴宋再议夹攻辽朝事宜。

经过宋、金间互派使臣，反复商议，终于取得一致。宋宣和二年（1120），宋再派赵良嗣为正使、王晖（王环）为副使，仍由登州乘船浮海入金境，与金朝最后商定：宋、辽相约攻辽，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灭辽以后，宋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此即为“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订立后，赵佶下令于河北地区集结军队，准备攻辽。然而此时，方腊率领起义军在两浙地区给予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快镇压方腊起义军，赵佶遂下令，命童贯统领已集结的军队南下征讨。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的消息也传入辽朝，赵佶担心辽朝会因此用兵以报复自己，不禁“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④。宋朝攻辽举棋不定，使金朝十分不满。宣和三年，金朝派出使者，催促宋朝按原定盟约如期发兵，赵佶仍犹豫不定，一拖再拖；半年后，才让金朝使臣返回。是年年底，金帝完颜曼以忽鲁勃极烈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吴勃极烈完颜昱、移赍勃极烈完颜宗翰，以宗斡、宗望、宗磐等人为副都统，亲征辽朝。宣和四年正月，金军克陷辽中京大定府，辽帝耶律延禧西逃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军紧追其后，三月再度战败辽军。辽军屡战屡败，节节退缩，留守燕京的辽宗室耶律淳在宰相李处温与皇族耶律大石的拥立下称帝，辽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宋廷君臣由此感到进攻燕京的时机已到，加之金朝再一次派遣使臣入宋催促出兵，赵佶唯恐坐失战机，燕京会被金军攻占，这才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宣抚副使，屯兵于北部边境，准备北进。但同时又令招谕驻守于幽（治今北京）、燕等地的辽军，妄图以大兵压境辅之以招降之策，即可使燕京辽军拱手献城。甚至提出如遇辽军抵抗，则“按兵巡边，全师而还”⑤。

五月，童贯统领大军到达雄州（治今河北雄县），命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路进兵。童贯、种师道等人虽握有重兵，仍无心与辽作战，幻想辽军会自己投降，因此亦下令，宋兵“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⑥。宋军自雄州几路进发，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与辽军遭遇，战败。继而又于白沟与辽将萧斡交战，又战败。另一路宋军在统制辛兴宗率领下，与辽军战于范村，亦败绩。六月，宋军各路人马均惨遭失败，种师道只得领兵退守雄州，很快，辽军又追击到城下。赵佶得知前线兵败，惊恐万状，立刻下诏，令各路人马撤回。

宣和四年（1122）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继续西征追击辽帝。六月，金帝完颜昱自上京临璜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出发，亲征辽帝。辽帝耶律延禧兵败，率残部退入沙漠之地。于燕京自立为帝的耶律淳病故。这些形势的变化，又一次使宋廷君臣感到有机可乘，宰相王黼以耶律淳病故为由，又命童贯、蔡攸再度集结兵力，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打算对辽燕京守军宣战。但与此同时，宋廷君臣仍对用兵燕京抱有幻想，甚至惧怕。朝散郎宋昭上书劝谏朝廷出兵北伐，竟招致王黼恼羞成怒，赵佶下诏，对宋昭“除名、勒停，广南，编管”⑦。不久，金朝使臣徒孤且鸟歇等入宋又一次商议宋军出兵日期。赵佶、王黼与群臣议而不决，只得再派赵良嗣赴金朝暂时应付。正在这时，辽、宋前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宋朝，并献涿、易二州，燕京周围的防御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而郭药师所部战斗力很强，其降宋后亦壮大了宋军的声势。这一变化又使宋廷君臣感到兵取燕京大有希望，十月，兵马未动，宋廷先改燕京为燕山府，对涿、易等八州也同时赐名改称。而后，刘延庆、郭药师等将领才统兵出雄州，北上驻扎于涿州。

郭药师见刘延庆所部行军毫无纪律，散不成军，遂劝说，刘延庆应于军中设防，否则辽军设伏出击，宋军首尾不应会溃败于一旦。刘延庆却置若罔闻。宋军行至良乡（今北京西南），遇辽将萧斡率兵阻击，刘延庆指挥宋兵与之交战，战败，遂闭垒不敢出战。郭药师向刘延庆请战，认为萧斡兵力不过万人，如今倾巢出动迎击宋军，燕京城防必然宰虚。请求拨给5000名精骑兵卒，偷袭燕京，即可攻取城池。同时希望刘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兵作为后援接应。刘延庆应允，派大将高世宣与郭药师领兵6000袭击燕京。郭药师统兵绕道而行。待天亮时，部将甄五臣率领5000骑兵夺取迎春门，攻入燕京城中。随即，高世宣、郭药师也率部入城作战，宋军与辽军于城中展开激烈的巷战。辽萧后闻讯，密令萧斡迅速撤回救援。郭药师攻入燕京城后，力战辽军。然刘光世所率援兵却失约未至。大将高世宣阵亡，郭药师亦坠落于马下，险些被擒，只得退出燕京。刘延庆见偷袭燕京不成，遂下令于卢沟（今永定河）安营。萧斡见宋军驻防，便分兵袭扰，阻断粮运，擒获宋护粮将王渊和2名兵士。萧斡令将宋兵留于帐中，深夜他谎称辽军3倍于宋军，将以精兵冲击宋营，另分左右翼为策应。随即将一名宋兵释放，被俘宋兵入归宋营，报告给刘延庆。次日清晨，刘延庆果见北岸火起，真以为辽军前来攻击，慌忙烧毁营帐，狼狈逃窜。慌乱撤退之中，宋军兵士相互践踏，死者抛弃于百余里的道路之上，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来储存的军械装备损失殆尽。

宋军两度北上进攻燕京均未得手，反而损兵折将，宋廷君臣只好请求金朝出兵，与宋军夹攻燕京。

金天辅六年（1122）十一月，完颜曼下诏，告诫燕京官吏，金军所到之处，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罪，官职依旧。十二月，完颜曼亲自统兵讨伐燕京，以宗望率7000兵士为先锋，命迪古乃（完颜忠）率部出得胜口（今北京北），银术哥（银术可）领兵出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又以娄室所部为左翼，婆卢火所部为右翼；取居庸关。金军大举进攻，使辽军闻风丧胆，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投降。完颜曼自南门进入燕京城，令银术哥、娄室于城上列阵。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加政事康公弼等奉表请降，金军占据燕京城，唯辽萧后与少数官吏逃遁。金朝占有燕京后，于次年派遣李靖入宋，以“海上之盟”有约为由，提出将燕京地区每年的赋役归金朝所有，金则归还燕京及六州之地。宋廷君臣先是以为不可，后经双方多次使臣往来，反复商议，方达成协议：宋廷除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外，每年再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一并交予金朝。金朝则将燕京，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6州之地归还宋朝。

然而，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交还燕京及其属州之议尚存分歧。辽降臣们亦不愿让宋廷接管燕京，认为既然是金军占领，则不应划归宋朝。作为金军统帅的完颜宗翰亦有同感，随即向完颜曼提出废止已订协议，只将先期由郭药师率部投降宋朝时所献易、涿二州划归宋，而燕京及其他州县，则归金朝所有。完颜曼力排众议，坚持如约履行交割事宜，才得使燕京及所辖州县得以归还宋朝。但金军在撤离燕京之时，尽掠城中金帛财富及官吏、富商、百姓，待童贯、蔡攸等领兵进入燕京城，已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⑧，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宋、金“海上之盟”中也涉及到辽西京大同府及所辖武（治今山西神池东北）、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蔚（治今河北蔚县）等州的归属问题。及燕京及所属州县以“代税钱”赎回后，宋廷君臣又提用“加币”的办法再赎买大同府及州县。这一请求遭到金廷百官的反对，只有金帝完颜曼表示为与宋朝“永远交好，特许西京地土并民户”⑨，且只要求宋廷向金朝支付犒军费。但西京未及交割，完颜曼即于天辅七年（1123）八月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金天会二年（1124），宋遣使依协议入金，索取西京大同府及所属州县，金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求完颜晟不要割大同府等地给宋朝，完颜晟认为这样做“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⑩。不过宗翰等人并未遵照金帝的旨意，反而变本加厉地阻挠交割大同府。不久，他又提出宋廷“招纳叛亡”，且辽帝西逃尚未擒获，如依约将西京大同府等地划归宋朝，金军则将失去“屯居之所”。完颜晟同意这一建议，决定废止原协议，不再归还西京等地。

注释①《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

②③《金史》卷二《太祖纪》。

④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⑥《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⑦《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

⑩《金史》卷三《太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