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洛蜀朔党争



洛蜀朔党争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故，年仅10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英宗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她早就对熙宁新法不满，临朝称制后，立刻纠集和起用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官僚，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等元老重臣的主持下，不仅废罢了熙宁新法，又对变法派官员进行打击和迫害，或贬赵煦官出朝，或罢官免职，一时间保守势力气焰嚣张，变法派人人自危。然而，司马光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朝野变法派的反对，也激起守旧派内部一些官僚的不满，尤其是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①的一概否定新法的作法，曾招致守旧派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在熙宁年间因反对并拒不执行新法，而被贬出朝，被司马光重新起用后，却不同意不加区别而一概废罢新法，建议“去其太甚者可矣”②。他认为推行青苗法“利国利民”，当继续实行。对于免役法，他更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③。为此曾劝说司马光谨慎行事。但这一切非但未能引起司马光等人的重视，反而招惹不满。中书舍人苏轼也曾是一位新法激烈的反对者，复出后，亦不满司马光悉废新法，主张渐改，尤其反对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甚至提出用积存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买田，实施给田募人充役之法，这与变法派的“给田募役”是一致的。在廷议役法时，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支持免役法，当面告诉司马光“罢募役而复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④。尽管已惹怒了司马光，但苏轼依然抗争不已，“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⑤。就连吕公著也提出新法不宜全废，对其小的弊端应予以矫正而后复行。其他又如中书舍人范百禄、兵部尚书王存、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一批为司马光所重用的守旧派官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司马光的做法，或主张推行部分新法，甚至上疏陈述复行旧法的种种弊端。

不仅在废罢新法问题上，守旧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待变法派官僚的态度上也绝非统一。范纯仁曾不满于对变法派的残酷打击与迫害，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使“吾辈将不免矣”⑥。

尽管如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势力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们把持着朝廷大权，继续废罢新法，复行旧法，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秘书省正字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事实上，守旧派官僚中只有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及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守旧派内部的分歧随着新法的废罢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一场朋党之争。

元事占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病逝，80余岁的文彦博以“班宰相之上”⑦揽政。又擢升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守旧派中的顽固势力继续拽政。但此时由于政见的不同及学术主张的分歧，已导致相互间的倾轧，开始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形成以崇政殿说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及其门徒、左司谏朱光庭，殿中侍御史贾易等人为首的“洛党”；以中书舍人、知制浩、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人为首的“蜀党”；以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刘挚，右谏议大夫梁焘、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刘安世，监察御史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中以把持朝政的“朔党”势力最为强大，三党之间明争暗斗，一场混战。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占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著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⑧。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占四年（1089），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汕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⑨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⑩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六年，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与尚书右仆射刘挚同为宰相，然二人因争权多有不和。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依附于吕大防，交相上奏，以刘挚有“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意指“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又奏劾他与蔡确、章悖、梁焘等人交结，“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祸”。高太后闻讯，对刘挚多有不满。刘挚上章自辩，其党人官僚也多为他辩解，高太后却认为：“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刘挚因此而被罢相，出知郓州。郑雍、杨畏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于是刘挚又改任知大名府，改迁知青州。在刘挚为吕大防党人所弹劾时，王岩叟连续上奏为他辩护，结果被指责为刘挚同党，被罢官，出任知郑州，次年又受排挤，出任河阳府知府，不久，便死于任上。另一位同党，给事中朱光庭驳斥郑雍、杨畏的捕风捉影之论，“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也因此被免官，出朝任知毫州。

起止于元祐年间的蜀洛朔党争，实际是守旧派官僚内部的一场争斗，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而造成了政局更大的混乱。

注释①《长编》卷三九四。

②③《范忠宣公集》卷一九。

④苏轼《东坡七集奏议》卷三。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

⑥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⑦《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

⑧《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

⑨《宋史》卷三四二《梁焘传》。

⑩《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宋史》卷三四○（刘挚传）。

绍圣绍述赵顼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宣仁太后）的身份辅佐朝政。她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熙宁新法，恢复旧法，残酷打击、迫害变法派。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刘挚等守旧派官僚继续执政，他们依附于以太皇太后为代表的皇亲国戚，更有恃无恐，根本无视幼帝赵煦，“每赵顼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①。以至于臣僚每有奏事，均面对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而幼帝“只见臀背”②而已。赵煦虽极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病故，赵煦开始亲政。他有志继述宋神宗赵顼在位时颁行的新法。而在守旧派执掌朝政时，不仅是受排挤的变法派官僚，就连守旧派内部的许多官僚都对刘挚等人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心怀恢复新政的强烈要求，然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更视皇帝亲政为扭转政局的契机，这与赵煦的意图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愿望下，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绍述先帝遗业”的潮流。赵煦一亲政，立即着手恢复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合称“熙丰新政”），并于次年四月下诏，改元“绍圣”。宋廷政局自此再度发生急遽的变化，故史称，“绍圣绍述”。

赵煦下令依照《唐六典》重新修订官制。随即又相继罢免原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等守旧派，即所谓“旧党”官僚的官职，门下侍郎苏辙劝说赵煦不可轻易变更元枯之政，不能复用变法派执政，赵煦大怒，罢免其官职。随后再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对先期已罢贬的苏轼也不放过，又落职知英州，再谪贬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数月后，吕大防又“以监修史事贬秩，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居住”③。对于在元祐年让（1086—1093）追随守旧派，肆意诬蔑徘谤变法派及持不同政见官僚的礼部侍郎范祖禹、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等人也陆续罢官，贬逐出朝。与此同时，对于元枯更化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变法派官僚则给予极高的褒崇礼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对蔡确追复右正议大夫，进而又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赐谥号“忠怀”。重新起用原变法派的主要人物，委以资政殿学士章悖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后又以曾布为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黄履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经过一系列的任免，基本清除了守旧派势力，组成了以宰相章悖为首的所谓“新党”的官僚集团，为“绍圣绍述”扫清了障碍。

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掌握政权后，继续严厉打击守旧派，甚至连中间派也不放过。绍圣四年（1097），赵煦下诏，追贬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又夺原同知枢密院事赵瞻、中书侍郎傅尧俞所赠谥号，降文彦博为太子少保。变法派仍感不足，继而又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别驾，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统统流放岭南，分别安置于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东北）、永州（今属湖南）等五州。原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亦被迫贬为光禄少卿，以太子少傅致仕的韩维不仅被迫夺官爵，还与其他30余人同遭贬官。为使打击守旧派的这场斗争成为世人之鉴，赵煦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④负责为起草眨黜元祐；群臣的中书舍人林希不仅用词“极其丑诋，”甚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⑤，欲以守旧派与太皇太后相互勾结，谋废宋帝的罪名，追废宣仁太后，诛杀守旧派官僚。此举因引起朝臣们的愤慨，加之赵煦的反对，才未扩大株连。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宰相章悖等变法派逐步恢复新法。赵煦于改元“绍圣”的当月，即下诏令各路恢复元丰年间的免役法，随后又复行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恢复设置提举常平官，以及义仓等。

到元符元年（1098），又将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名为《常平免役敕令》，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在此期间，还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国史》、《神宗帝纪》等记录神宗一朝政事和变法情况的史书，并将王安右所著《目录》载入《神宗实录》，又于宫中建成显漠阁，用以专门收藏《神宗御集》。以此为神宗赵顼及其熙宁新法正名。针对元韦占年间守旧派修改的科举和学校制度度，进行更改。

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人仕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习不许进士科考时引川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

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

历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

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悖、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绍圣二年八月，宋廷终止与西夏关于订立两国疆界的谈判，采取进筑寨堡，拓土扩疆的战略，在泾原路、鄜延路、环庆路等西北沿边地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T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并且占据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至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这一系列的战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廷对西夏所处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也迫使西夏于次年“叩关”⑥求和。二年，变法派控制的朝廷再度发兵攻占吐蕃族占据下的青唐（今青海西宁），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不久，吐蕃族大举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廷被迫放弃青唐撒退。

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悖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

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悖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而原来政见一致的章悖与蔡京、蔡卞兄弟。也因权势之争渐生积怨。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深入推行。

元符三年（1100）正月，赵煦病逝，庙号哲宗。皇太后向氏为皇亲国戚中的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悼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以继承神宗新法为宗旨的“绍圣绍述”遂告废止。

注释①《宋史》卷三四○《苏颂传》。

②蔡僚《铁围山丛谈》卷一。

③④《宋史》卷尸八《哲宗纪二》。

⑤《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

⑥《宋大诏令集》卷六三。

崇宁绍述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②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十二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硅、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悖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③，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韦占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韦占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枯诸臣各已削秩，白今无所复词，言者亦勿辄言”④。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日元丰，右日元韦占，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⑤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迥避，推辞道：“询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⑥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⑦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两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君前安得失礼!”⑧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藉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效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人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占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枯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枯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悼，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韦占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⑨。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⑩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韦占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为了彻底打击守旧派及政见不一者，清除他们的影响，赵佶下诏毁掉放置于景灵西宫中的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的画像。诏令各地官府收缴并焚毁已刊行的苏轼、苏辙、苏过等人的文集。凡元符末年曾向朝廷上书的进士，虽未入奸党名籍，但所书内容有诋毁、诽谤新法者，由地方州郡将其遣送至州学。依据太学的三舍生规定，让他们自己学习。一年后，能“革心自新”者，准许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如仍坚持旧有立场及观点者，则流放到边远地区编管。赵佶还令皇亲宗子不许与元枯奸党成员的子孙结为婚姻。

为了自我标榜，蔡京之流打着变法派“新党”的旗号，为两位推行新法的先帝更改谥号，改神宗谥号为“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哲宗谥号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在推行所谓的新法上，他们一面参照熙宁、元丰新政，一面肆意滥改，借机安插亲信党羽。更定官制时，蔡京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而他自称“公相”，总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罢开封权知府，置府牧、府尹、府少尹之职。改定六部，以士、户、仪、兵、刑、工为称，并增加各部定员数额。又仿《唐六典》变更胥吏官称。令各路知州、通判官名中加入“主管学事”四个字。与此同时，其子蔡攸、蔡惰等子孙10人相继入朝，窃据高官要职。他还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相勾结，结成死党，左右朝政。宋初，凡皇帝下达诏令，均须交中书门下审议，而后命翰林学士撰书。至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诏令不交中书门下共议之事，其问即有权臣从中营私舞弊。蔡京执政后，唯恐群臣非议自己。遂在“绍述”的名义下，“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又罢科举选士之法，令州县学校均仿太学设置三舍考选之制。于城南另建辟雍外学，广招四方之士。令各地推行方田之法。对江、淮七路实行榷茶，而官自为市。彻底更定盐钞法，规定凡旧钞一律不准使用，商人须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再凭盐钞去产盐地换盐，只许到指定的地点贩卖。

蔡京之流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真正的目的已绝非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这一违背熙宁法法宗旨的“变法”，也遭到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和抵制，但在蔡京之流的迫害和打击下，很快即被压制下去。更定盐钞法后，“富商巨贾尝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绰对此情景哀悯不已，遂上奏，称“改法误民”。蔡京见奏章勃然大怒，下令将他革职罢官。但仍余怒未消，又令人铸造“当十”大钱，以此“尽陷（章）縡诸弟”。

宋帝赵佶重用蔡京等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并以此为满足，统治愈发黑暗、腐朽。在“崇宁绍述”的幌子下，赵佶与蔡京之流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统治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注释①《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②《宋史》卷四七一《章悖传》。

③《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④《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⑤⑥《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

⑦⑧《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⑩《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九。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