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起义首领李顺王小波



起义首领李顺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后，被残酷镇压，三万多名起义军战士英勇战死，八名首领被俘遇害。惟独李顺的下落不明，其结局到底如何?究竟死于何时，这一问题自成都被官军占领时起就不得而知，此后歧义丛生，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川农民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宋廷，淳化五年(994)正月，宋太宗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军入川，镇压起义。二月初，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京城，朝廷为之震动，太宗又命诸路军马受王继恩节制，浩浩荡荡开进四川。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宋朝事实》卷一七载，淳化五年五月，宋军破贼兵十余万，斩首三万级，俘获李顺及伪官甚众。《宋史·太宗纪》也说宋军在成都镇压起义后，俘获李顺，后杀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时人对其不验明正身，也不押送京都就处死的做法就已产生疑惑。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李顺之乱平定后，有军官张舜卿密奏说：“臣闻李顺已逃走，诸将所俘获的不是李顺。”太宗说：“讨平乱贼才几天，你怎么知道的?是妒忌众将之功，而想害他们吗?”太宗怒叱之，甚至想杀了他，最后免其官职。说明统治者不愿正视李顺逃脱的事实，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并定下调子，不允许有其他说法。但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确可能存在这一事实：李顺并没有被官军俘获和被杀。所以如《东都事略》的记载就已比较模糊，其卷三云：淳化五年五月，“破贼十万，遂克成都，李顺之党并伏诛”。

其次，说李顺在成都陷落时，被乱兵杀害的可能性较大。杨升庵《全蜀艺文志》卷四五，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的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刘锡是亲身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所俘获，应是有确凿根据的；然而说李顺在战乱中被杀，由于没有找到尸体和首级，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再有，说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去向不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云：在宋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李顺忽然召来数千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又招儿童数千，皆就府第削发剃度，穿好僧衣。早晨天微亮之际，这些僧人分东西两门出去，一直到走完，李顺也不知去向，估计是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了。第二天，宋军入城，逮捕得一位有美髯之壮士，相貌颇似李顺，遂杀之，其实不是李顺。当时川人的确有传言，说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

那么，李顺逃脱后的结局如何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元年(1017)，判决广州居民李延志黥面发配安州。咸平年间，四川王均兵变，延志时居益州(今四川成都)，与王均裨将崔麻胡较熟，兵变平定后，延志回广州。与当地怀勇许秀等饮酒，常谈及王小波故事，许秀怀疑他就是李顺，便到当地官府告发，又叫其他营卒来作证。官府把李延志逮捕并扭送到京都开封。御史审讯此案后认定，此李顺是假的。所以判李延志发配，许秀等杖脊而遣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御中台审问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

上述故事在《宋史·吕夷简传》中也有相同记载，就是说元禧年官府所抓捕的李延志，御史台审讯的结论是假李顺，为这事御史吕夷简与枢密使王钦若之间还产生过争执和矛盾。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捕捉到的是“假李顺”之含意，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处极刑，此时若再“诛之于市”，无疑是不妥的，但可以秘密杀害，所以“即狱中杀之”。那么，《长编》与陆游哪个正确呢?不过它至少证实了李顺的确没有在淳化五年成都攻破后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仁宗景祐年间，有人报告李顺尚在广州，后被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年已七十多岁，推验正身，乃真李顺。于是用囚车押送京城，复审此案，皆得实情。朝廷因平蜀将士功赏已行，李顺也早已宣布斩首，所以不欲再公布此事，只在狱中暗中处死李顺，赏陈文琏升官二级。还说：文琏是泉州人，与自己认识，文琏家有李顺案卷，本末甚详。李顺虽失败了，人们还颇怀念，所以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有人还说他富有科学研究精神。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凿凿有据。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明白肯定沈括之说，指出：“盖沈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就是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

近年，也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天禧说”更可靠。一者，沈括说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而从景祐元年上溯到淳化五年，足有四十年。二者，二人所记都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城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数千里外的广州，是不会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的，估计是一件事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天禧说较为可靠，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三者，《长编》所记是朝廷所玩弄的欺骗手段，意在以伪乱真，障蔽人们的眼睛，好把真相隐瞒过去。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年(1017)。

上述“天禧说”中，三十余年与四十年之差，并不是什么大疑问，关键是其一事二记之推测是否有理?为什么在二十年时间内，广州就不能发生一真一假两桩李顺案呢?总之，天禧说抑或景祐说，哪个更可信?似乎仍然难以下结论。

方腊身份及相关事迹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璜《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哨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裘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节的分析。

《容斋逸史》究竟是谁做的“容斋”是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的号，所著《容斋随笔》，史料价值颇高，历来为史家所重。《容斋逸史》记载了方腊起义过程中的两件重要史事，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容斋逸史》也是洪迈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界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认为它可能是一部伪作。

《容斋逸史》是宋方勺《青溪寇轨》附载的两则文字。一则是记载方腊起义的始缘及其被官军镇压的经过，其中对方腊“漆园誓师”的演说与经过，描述得非常生动而具体。另一则是记载宋代摩尼教的有关情况及其与方腊起义的关系，其中对该教的一些教规和习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如谈到其教“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令人毛骨悚然。

怀疑论者认为，从未见洪迈使用过“容斋逸史”这个名称，他本人更没有提到过有这本著作，在他的《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中也找不到相关文字的记载。洪迈作为洪皓的儿子，又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学识博洽，论述弘富，历宋徽、钦、高、孝、光宗五朝，享年八十，在南宋时名声已很大，其议论、记事常为史家所采摘引用。然而，南宋以来许多历史著作记述方腊起义事迹，多引用方勺《泊宅编》的材料，《容斋逸史》中这些极其重要的记载却从未被转引过，或者说此书在南宋时竟无人知晓。再者，《容斋逸史》中方腊在“漆园誓师”的演说词，不像是一个普通佣工的口吻，倒像是士大夫的一篇政论。其后面谈到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密切关系，但在其鼓动起义的演说词中却毫无相关的宗教内容。誓师时还“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与其信奉的食菜事魔教的教规不符。此外，其中对某些基本史实也有说错，如写到方勺著《泊宅编》时，韩世忠“犹未知名”。实际上当时已是南宋绍兴年间，韩世忠已为战功显赫的中兴名将了。总之，从种种迹象看，《容斋逸史》不是洪迈的作品，既然作者是伪托的，其前一则史料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其后一则史料其实主要是节录自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肯定论者指出，洪迈对方腊起义的有关史料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还可从他兄长洪适那里得到此次起义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容斋逸史》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方腊起义的珍贵史料，它是洪迈主要依据宋朝《国史·童贯传》所附《方腊传》等材料撰写的，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无须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如其中关于摩尼教的一则记载，与庄绰《鸡肋篇》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洪迈的著述是经常被人采摘引用，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未被引用的著述就是伪作。其中说方腊“家有漆园”，也就是漆园主，而并非是一个普通佣工，所以有一定的文化，能说出一些颇有逻辑的政论性言词。当然并不排除其中参有士大夫作者的一些思想在内。如果方腊是佣工，他也不可能有余力去长期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秘密组织“贫乏农民”，“赈恤结纳之”，最后鼓动武装起义，这是当时东南地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与宋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方勺《泊宅编》有三卷本、十卷本之分，主要是方勺遇事的随时记录，其中有些条目肯定作于北宋末年。当时韩世忠确实“犹未知名”，不能以此以为作者搞错了基本史实。总之，怀疑《容斋逸史》作者及其史料价值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判定此书的真伪。

还有学者指出，《容斋逸史》既有可能是洪迈所撰，又有可能是其他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所撰，尚不能最后定论。从《容斋逸史》的有关内容分析，其作者必定是生活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到南宋末年，其间凡是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都有可能为其作者，所以它不是后人编造的伪作。当时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除洪迈外，还有刘元刚、唐廷瑞、庄圭复三人，其中刘元刚、唐廷瑞都曾撰《容斋杂著》一书。尤其是唐廷端，博洽多闻，还为徽州歙县人，和方腊同乡，又曾在建德府遂安县任主簿，这里也曾经是方腊起义军浴血奋战的地点之一，所以《容斋逸史》很可能是他的《容斋杂著》的部分内容。当然，洪迈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今存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都散佚，所以也已无法确凿考证。其实，《容斋逸史》究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还是附于某一著作中的几卷或单篇文章?《容斋逸史》究竟是原作者自定的名称，还是《青溪寇轨》的编纂者擅自命名，或是在原名《逸史》上冠以原作者之号“容斋”?这些问题现在都难以一一搞清。

《容斋逸史》是研究宋代方腊起义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如果其真伪难定，作者不知，那么想破译上述方腊起义诸谜，自然就更难了。

官逼民反与宋江受招安《水浒传》以宋江为核心人物，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还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结局颇为悲哀。那么，历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们是否跟从官军去征讨方腊起义?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所以史学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时期，在方腊起义之前，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就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相传曾驻水泊梁山。后来声势发展壮大，他们采用流动战术，“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对大宋王朝构成一定威胁。《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知毫州侯蒙上奏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诸地，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宋江必有过人之才。今青溪方腊盗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让他率军去讨伐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时，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宋江率军向海州进发，夺得十余条装载货物的官府大船，遂将其作为大本营。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队员，预先设下埋伏，然后派轻兵引诱起义军上岸作战，藏匿海边的壮卒乘机举火焚其船，起义军一看大本营起火，皆无斗志。此时敢死队伏兵再包围突袭其大本营，多名副将被官军擒获，损失惨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关历史资料，王称《东都事略》也有类似记载，应是主张宋江投降官军观点的主要根据。

主张宋江没有投降的学者认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牍记载当中，全都没有说过宋江战败而投降宋王朝，也没有宋江这支起义军到过海州境内的说法，更没有宋江受招安后从征方腊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进入南宋后，人们才编造出来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宋史》是元朝人写的，皆不足信。

有学者指出，宋江起义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写的有关史料应有可信度，同时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关记载以作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到他“出守海墟，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据说离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战场，其附近还有一大冢，相传埋着当年战死的梁山好汉们，如今民众还称它为梁山好汉墓。还有《丹阳集·王登墓志铭》说：王师心任海州沐阳县尉时，“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邀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其“剧贼”虽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师心墓志铭》中，便明确写出是“河北剧贼宋江者”。所以，宋江战败投降官军的说法似乎是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其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义军曾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被蒋圆所率官军所打败，而后撤退转移，终“投戈请降”，受招安后，徽宗还在大殿接见了宋江。蒋圆死于建炎四年(1130)，张守在绍兴五年(1135)为他写此墓志，其资料价值也颇引人注目。其中，说宋江投降与蒋圆在沂州大破其起义军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沂州之战离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可能较为接近，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捕风捉影，重要的是它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当时任元城县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却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经过，它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特全引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诸人“横行”齐魏大地而官军难于征服之时，才飞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骑马入城，意气骄昂的样子跃然纸上，连民众看了都惊愕不已。就是说，宋江并不是在战败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况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过来说，如果宋江起义军已战败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飞敕”招安了。所以，尽管宋江接受招安已无需怀疑，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还是让人颇费猜测。有学者以为，如果说一定要将宋江招安与海州战役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张叔夜也只能是担任了官府的说客，在与宋江谈判后，才取得上述结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纪》也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战败投降的描写就与此有明显的矛盾。

然而还有问题，有史料显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军在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出兵镇压宋江，这时宋江被擒获。如《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中也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所以有学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军在镇压方腊后，朝廷又颁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个月后将宋江捕获。那么，这样的假设能成立吗?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斗。相关史料有四条：

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奸邪姓氏录》：“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据《宋会要辑稿》、《宋史·童贯传》等史料的记载，童贯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江浙诸路宣抚使，所统之兵为“陕西六路汉蕃精兵”，所派将官为“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脚延兵，马公直统秦风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其中并无刘光世和宋江，据方勺《泊宅编》诸书所载，此时“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绝对不可能在童贯出兵镇压方腊时，便挤入诸将行列。此外，方腊并没有攻“陷温、台、秀州”，“辛企宗”这个名字也搞错了，都证明这条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会编》引《林泉野记》：“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这条材料的前半段没有异议，刘光世确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率军从江西向东进攻，一路攻下衢州、龙游、兰溪、婺州，是与王禀、辛兴宗、杨惟忠从镇江、秀州、杭州而来的东路军，与刘延庆、刘镇、杨可世从金陵、广德、宣州、歙州而来的西路军，都不同的“别将一军”。问题是后半段材料出现异议：有学者认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随刘光世南下，有可能赶上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刘光世这支部队没有绕道淮海，宋江如何随军南下呢?刘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带活动，没有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如果宋江真在刘的军中，也无法参加擒获方腊的战斗。而且“光世……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一语文理不通，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并进”，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来硬加进去的。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派遣的宋江并进”，那么，杨可世早就随童贯率军南下，宋江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支军队的呢?疑问不少。

有学者提出，从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腊起义失败，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朝廷调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战场，要求他们在镇压方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在时间方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首先要由地方上报和朝廷批准，往返手续需要时间。批准以后，宋江部队必须整编，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加上从海州行军到江浙，起码十天以上。这其中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更何况皇朝对起义军的投降者历来十分猜忌，怎么会这么快就保留其原来统属和实力而让其行军出征呢?

三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在描述官军组织帮源洞围攻时的部署时说：“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宋会要辑稿·兵》中的有关文字相比，《宋会要》为“刘镇、杨可世、王涣、马公直率劲兵从间道夺贼门岭”。可见《纪事本末》是经过了修改，修改后产生了明显的毛病：原来王涣与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现在却成了上下级“统领”关系；原来赵明与杨可世的职位也约相等，现在杨可世为后军主将，赵明却成了“裨将”；原来没有“宋江”的名字。现在却硬挤了进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也有学者引用《宋会要辑稿·讨叛四》中的有关文字，来与该《纪事本末》的记载相互印证，而认为宋江在从征方腊军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纲要·徽宗》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我们知道，辛兴宗是陕西名将，官任忠州防御史，为熙河兵主将，随童贯南下。而宋江刚受招安，怎么会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呢?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说宋江四月份还在为官军出生入死地与方腊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军就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说，称宋江为“草寇”而不是“叛贼”，也说明此人没有投降过，也就是没有跟从官军征讨过方腊。而这里，又说六月份，宋江还出现在与官军共同剿灭方腊余部的战场上，真让人如入迷雾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解释，这“六月”应是“三月”之误，四月宋江从征方腊后，朝廷仍对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杀了宋江。或说，宋江从征方腊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军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腊余部完全讨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应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学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的记载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两宋时期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没有人说过方腊是折可存擒获的，而铭文含义中却有此意。然后又说“不逾月继获”宋江，就是铭文把“俘腊取江”两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头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岁，那么在宣和三年，他仅二十六岁，无论以他的资历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担得起“俘腊取江”之大任的，更不会受到“奉御笔”的特殊“荣宠”。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溢美之词也是不可信的。

问题的错纵复杂，真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的假设：当时有两个“宋江”。一个“剧贼”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随官军从征方腊；一个“草寇”宋江没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灭方腊后，官军又与之交战一月，方得平定而擒获。这一降一战两个宋江，决非一人所能为的。当然，也许是有些农民军为了更好地鼓动群众，利用“宋江”的声望，打着他的旗号，在河北、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镇压方腊之后，继续活动在北方的另一支农民军首领。这样的解释，你会认同吗?

梁山宋江三十六好汉《水浒传》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也都能叫出一些。然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只有三十六好汉，宋江及其结拜兄弟聚义造反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起义军是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们又是哪些英雄?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宋江起义至少爆发于宣和元年(1119)之前，要使朝廷发诏招抚，说明起义已达一定规模，且呈现出有相当的力量，使官军围剿感到非常吃力。但是此时的具体情况，史载阙如，人们不得而知，现在只有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不过，既称“山东盗”，说明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应在山东，而相传梁山泊聚义，应就在此起义初期。《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谈到，作者曾路过梁山泊，坐舟遥见一峰，篙师介绍，此山就是当年宋江三十六好汉聚义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至今山下分赃台置有石座三十六所。山东《寿张县志》载，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山上有宋江寨，即山冈上一小垣，周围村邑中风气强悍，圩寨甚多。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此处称“京东贼”，而北宋京东路其实就是以山东地区为主，只在其西面包括今河南、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很少一些区域。其中，青州治今山东益都，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所以其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在山东。可以说，起义军横扫青、齐、单、濮一带，势如破竹。但是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为蒋圆的伏兵所败。蒋圆虽然战胜宋江，却也“益其多才”，就是承认宋江确有不俗的才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此时称“淮南盗”，北宋的淮南路包括今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一些地区，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县东，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说明起义军在运动战中有向南方发展的趋向，或者说是其战略方向有所转变。南下的一路上，也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所谓“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但在海州沭阳战败，后又中张叔夜的埋伏，起义军估计损失不小，于是在张叔夜的说降下，宋江接受朝廷招安。

上述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从短短几年时间中，宋江一伙横行河北、山东、淮南等一大片地区，说明其应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然而从在海州曾夺取官府大船作为大本营，说明其有水战的习惯，似乎完全可能在梁山泊一带活动过，上述有关地方志和口传史料也留下一定痕迹，但究竟规模如何?待了多长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历史之谜了。起义军受招安后，其前景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么，后人为什么对宋江起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如此感兴趣呢?梁山泊或称梁山泺，古称钜野泽，绵亘数百里，确为当时京东巨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等载，梁山泊在北宋就是著名的“盗薮”。整个北宋时期，梁山泊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如天禧中“盗寇所伏”，庆历中“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皇祐中“寇盗群起”，元祐中“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尤其是北宋末年，这里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穷，“梁山泺渔者，习艺为盗”，官府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应还要早于此年，有人以为他杀的就是宋江一伙之人，不知根据何在?可见人们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是有道理的。

最早记载宋江起义三十六好汉有关情况的，大概是南宋末年的那部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描述宋江是从九天玄女庙中所得“天书”上看到这三十六人的姓名，他们是；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著云杜千、铁天王晁盖。最末一行还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这可说是世人最早有关宋江三十六好汉的整体记载，可能也应算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档案材料。

与其差不多时间的另一个资料，是宋末元初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其续集上收有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谓：宋江事迹见于街谈巷语，然不足采著。自己年少时钦佩其为人，想作一些画赞之类，但未见有关事实的记载，不敢轻易下笔。后看到《东都事略》中的《侯蒙传》，他曾奏盲“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诸语，才知宋江之辈真有非凡事迹存于当时。由是，龚圣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完成此三十六人画赞，人为一赞，估计参考过《宣和遗事》的记载。

所赞三十六好汉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周密在此赞后评论道：上述都是相关群盗的记录，龚圣与既为各人作赞，又写序论之。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太史公司马迁序游侠列传，而又为其中的奸雄立传，此虽免不了后世之讥，但司马迁还是有勇气首次为陈胜、吴广立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中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读者当自能体察。说明这“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然而，毕竟时间已过了百数十年，又经过了民间文学的加工，所以其中定会有经修饰而改动的地方。就以上述两张名单作一比较，也已有不少区别，如李进义与卢俊义，李海与李俊，关必胜与关胜，阮进与阮小二，朱同与朱仝，王雄与杨雄，张岑与张横。此外，《宣和遗事》中的公孙胜、林冲、杜千，《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解珍、解宝，都只此一家，就是说此时在民间的传说中至少已有近四十位英雄的名字。由此我们想到，这三十六人中除宋江外，哪些人的名字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呢?

我们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中看到宣和四年五、六月间，将军赵明与“招安巨寇”杨志“将先锋军”，随大将辛兴宗等北上抗辽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载，此时由童贯、蔡攸所统领的征辽大军中，杨志为东路军将军之一。后杨志还随种师道解救太原之围，均立有战功，受到过皇帝的嘉奖，皇帝御批：“当优与推恩”。说明“青面兽杨志”确有其人，他在招安后已成为宋王朝官军的大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第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有人猜测此“史”姓好汉应是“九纹龙史进”，由于年月的荏苒，“史斌”已被民间修改为“史进”。这里称“叛贼”，可见史斌曾随宋江接受招安，已为宋将，建炎初乘国事动乱，再次起事，然而第二年就被镇压了。

此外，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景阳冈打虎的武松了，两张名单上都有“行者武松”的名字，但在宋代有关史籍中却并不见其大名，更不用说其打虎事迹了。大约在元人的杂剧中，开始出现武松故事。如在《义侠记传奇》中写到，武松自幼与贾氏订婚，因逼上梁山而与之失散，后来宋江受了招安，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也找到了贾氏，由宋江等作主，两人结了婚。明朝中叶流行的水浒故事《菽园杂记》有一个情节，说官府曾经悬赏一千万贯捉拿武松，这个数目仅次于宋江，据称此说源自张叔夜招安时的梁山泺榜文。《宣和遗事》载，武松征方腊回来，因战伤残废。遂于杭州六和塔出家为僧。清朝时，有人说在杭州铁岭关附近掘地得石碣，上题“武松之墓”。有人认为此恐杭人附会为之，不然为何南宋无一人言之，历四百余年却有此异闻?反正武松在杭州的各种传说不少，以致抗战前夕，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还在西湖秋瑾墓附近搞了个“宋义士武松之墓”。然而，武松是否确有其人，还很难说。

晁盖其人也同时见于上述两张名单，以“铁天王”为号，然而排名却颇后。前者排在最后，后者排在倒数第三，可能这比较接近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宣和遗事》中记载了晁盖、吴加亮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接着是官府追捕，郓城押司宋江星夜报信，叫晁盖逃走，八条好汉上梁山落草为寇。然后宋江杀阎婆惜，也上梁山入伙，后为众好汉之首领。可以说后来《水浒传》故事开张的骨架已经在这里具备，但是这一基本事迹是否历史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晁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宋江三十六好汉横行齐魏时，他是否还在其中?我们还是不清楚。民间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晁盖，也有很多差别，但人们一般都认为晁盖是实有其人。如清朝初年，山东寿张县知县曹玉珂写的《过梁山记》就说：“晁(盖)、宋(江)皆有后于郓(城)。”至今山东郓城县西北晁庄村的晁姓人，都自称是晁盖后裔。然而翻开那里的《晁氏宗谱》，其记有九世祖“晁盍”，人们说他就是晁盖，因为造反，砍头入谱，所以把繁体字上的“艹”头去掉，就成为“盍”字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还有人以为，与西门庆共同害死武大郎的淫妇潘金莲，历史上也可能真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的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这样的记载，你相信吗?《水浒传》中，武松不是把潘金莲给杀了吗?怎么还会有潘的母系后裔呢?

当然，《水浒传》只是历史小说，那么其中包含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呢?

辛弃疾诱杀赖文政这个故事说，南宋茶贩起义首领赖文政居然能用替身来避祸，最终逃脱官军的镇压。八百多年前的古人，且是一个茶贩，竟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护身，不知是真是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