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宋太宗为什么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宋太宗为什么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寇准(961～1023)，字平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年少英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中进士第。太宗取士有一个习惯，中进士者必须当面考核，年纪太小的人往往会被斥退。寇准进士及第前，有人便教寇准增加年龄，寇准愤怒地说：“我正处进取之际，怎么能够欺君罔上呢?”中第后，被太宗授为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不久，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寇准曾在宫殿中上奏陈事，言语不合太宗的旨意，太宗愤怒地站了起来，寇准拉住太宗的龙袍，让太宗重新坐了下来，事情解决了，才让太宗离去。太宗事后非常嘉赏他，曾对左右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闹旱灾，太宗召见近臣谈论时政得失，其他大臣都认为这是天命，唯独寇准认为这是刑罚不公平导致的。太宗极为生气，拂袖进入禁宫。顷刻，又召见寇准问其不平具体表现在哪里?寇准说：“陛下如果把二府之官召来，我便把这件事说出来。”太宗即令二府官员王沔入殿，寇准于是说：“不久前祖吉、王淮都违法受贿，祖吉受贿少而被诛，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至千万，只是杖打一顿，仍然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还公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因此太宗知道寇准可以大用。随即便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准与张逊一向不和。有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同行，在路上碰到一位狂夫高呼寇准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相友善，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逊，张逊立即向太宗禀奏。寇准让温仲舒作证，张逊则让王宾启奏，争执特别激烈，互揭短处，太宗发怒，贬谪了张逊，寇准也罢知青州。太宗素来器重寇准，寇准外任后，太宗颇为想念，常常郁郁不乐，曾对左右说：“寇准在青州还好吗?”左右回答道：“青州是一个好地方，应该不会很苦。”过了几天，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左右揣知太宗想召还寇准，于是对太宗说：“陛下时刻不忘寇准，听说寇准每天纵酒，不知是否也在想念陛下?”太宗不语。第二年，仍拜寇准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太宗又加封寇准给事中。当时太宗在位已经很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君，太宗颇为恼火，把冯拯贬斥到岭南，朝廷内外再也没有谁敢议论这事。寇准刚从青州召还，入见太宗，太宗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寇准：“我的诸多儿子中到底哪一位可以继承皇位?”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选择未来的君主，与妇人、宦官谋议，这不可以；与亲信的大臣谋议，也不可以；这件事只有陛下您自己单独决定。”太宗沉思了许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立即决定。”太宗于是立襄王为皇太子。庙祭回来的路上，京师的人们夹道欢庆，说：“真是少年天子。”太宗听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忽然之间全都归属太子，我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寇准称贺道：“这才是国家的福祉。”太宗才高兴起来。

至道二年(996)，太宗在南郊祭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得加官晋爵。寇准平时看中的官员，大多得到了请要的官职。冯拯愤怒，上奏太宗寇准擅权专任，又上陈岭南官吏升迁不平的事实。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言说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因此寇准得以胡作非为，败乱朝政。太宗于是引见寇准，并说到冯拯的上奏，寇准自我辩解。太宗说：“如果是廷辩，那么你便有失执政的大体。”寇准仍然力争不已，又拿了中书省的判决来到太宗面前，太宗更加不高兴，因而叹道：“鼠雀都能知道人的意思，何况是人呢?”因此谪寇准知邓州。

为什么说丁谓“几败国家”

丁谓(966～1037)，字谓之，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丁谓年少时与孙何友善一同拿着文章去拜谒当时的文坛盟主王禹偁，王禹偁大为惊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间始有此作。所以当时人将他与孙何并称“孙丁”。淳化三年(992)，丁谓登进士甲科，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景德五年(1008)，丁谓因防河有功，被封为权三司使，掌管财政大权。

大中祥符初(1008)，真宗商议封禅泰山，未作出决定，真宗问丁谓经费是否够用，丁谓回答说有余，因此封禅之事得以最终确定。接着，真宗又准备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存放“天书”。对此，许多官员上谏反对。真宗召见丁谓询问，丁谓说：“陛下拥有天下之富，建筑一宫侍奉上帝，用来祈祷陛下的后代。如果群臣中还有谁反对，就这样回答他。”宰相王旦秘密上疏劝谏，真宗如法回答，王旦再也不敢议论了。后来，祭祀汾阴，修建会灵观，再建景灵宫等，丁谓都担任了主要的角色，浪费了不少朝廷的财政开支。

真宗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事罢相，寇准再次入相。丁渭本来是寇准的门生，这时已当上参知政事，并且事奉寇准非常谨慎。有一次，同僚会餐，羹汤沾到了寇准的胡须上，丁谓立刻起身，来到寇准跟前仔细地把它擦干净。寇准很厌恶他的为人，便讥笑他说：“参知政事是朝廷的重臣，怎么能够为上司擦胡须呢?”丁谓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天禧四年(1120)，寇准欲以太子监国，由于计划不太周密，被丁谓等告发寇准试图谋反，寇准因此被贬到岭南，丁谓最终爬上宰相的位置。

仁宗即位，丁谓又进封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寇准被再贬，并且凡与寇准友善的官僚，丁谓把他们全都逐出。由于仁宗年幼，政事大多取决于刘太后。丁谓于是私下勾结内侍雷允恭。这样，翰林学士拟订的制诰，雷允恭都先让丁谓过目，然后才进见。因此，二人狼狈为奸，肆无忌惮。随后，雷允恭为山陵都监，负责真宗陵殿修建，但因择地不当而受罪。丁谓极力庇护雷允恭，为刘太后所知，刘太后便与仁宗在承明殿召见大臣冯拯、曹利用等，并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宦官交结。况且，丁谓以前依附雷允恭奏事，都说他与你们议定，因此奏章都得以批准。更为罪不可赦的是，负责营建真宗的陵殿，却擅自迁移地方，差点误了大事。”冯拯等上奏说幸亏太后与陛下发觉了丁谓等的奸邪之状，这真是国家的福祉，于是贬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不久，丁谓作奸犯科的旧事一一败露，因此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因为丁谓而受牵连的官僚自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有十多人。

不过，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记忆力超人，几千字的文章，均能过目不忘。而且喜欢做诗为文，至于绘画、下棋、博戏、音乐等，无不精通。但是他的才智不用于正道，而是勾结小人，残害忠良，贪财贪权，贻误国家，所以史官评价他说：“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者哉。”

“鱼头参政”谓谁鲁宗道鲁宗道(966～1029)，字贯之，亳州谯(今安徽亳县)人。年少丧父，寄养于外公家，他的几个舅舅都是习武之人，因此对鲁宗道颇为轻视。鲁宗道更加发奋读书，进士及第后，被任为濠州定远尉，调为海盐县令。海盐县的东南原来有港口，引导海水到城邑之下，年久岁深，港口被泥沙堵塞，失去了功效，鲁宗道因此征发县里的壮丁疏理，不久就完工了，人们得到了极大便利，而这个港口则被改名为“鲁公浦”。天禧元年(1017)，擢为右正言。鲁宗道利用职务之便，对朝廷大事多有议论，真宗对他颇为厌烦。一天，真宗召见他，他乘机上言道：“陛下用我，难道只是想猎取纳谏的虚名吗?我自己对尸位素餐感到羞耻，还是请您罢免了我吧。”真宗对他安抚了许久。过了一段日子，在宫殿的墙壁上写下了“鲁直”的字样。随即授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

仁宗即位后，迁鲁宗道为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他在任内精简办公程序，严厉惩罚为非作歹的官吏。当时，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问鲁宗道说：“你认为唐代武后与高宗相比，谁更有能耐?”鲁宗道回答道：“武后是唐代的罪人，差不多断送了国家社稷。”章献太后沉默了许久。这时又有官员请为刘太后家立七庙，章献太后向辅臣征询意见，没有谁敢回答。鲁宗道站了出来，说：“如果为刘太后家立七庙，那么皇上又该如何处置呢?”章献太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接纳了鲁宗道的意见。

仁宗在朝时，朝廷的高级官员多让自己的孩子在馆阁读书，鲁宗道不平地说：“馆阁应该培育天下英才，岂能只是纨袴子弟独受恩泽的地方。”枢密使曹利用此时恃权骄横，鲁宗道在仁宗面前屡屡指摘他。因此，皇帝国戚及朝廷高级官僚都很害怕他，把他视为“鱼头参政”，这是从他的姓中取得，而且还包含了他为官言事就像鱼头一样鲠直的含义。

鲁宗道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不拘小节。这还表现在他担任谕德时，有一次曾微服在外边的酒店饮酒，真宗有急事召见他，使者到他家等了许久，鲁宗道才从酒店回来。使者把情况告诉他后，又对他说：“如果真宗怪罪下来，我将如何回答?”鲁宗道对使者说：“你就实话实说。”使者又疑惑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您又当获罪。”鲁宗道又说：“饮酒是人之常情，而欺君却是滔天大罪。”真宗果然责问使者，使者就原原本本按照鲁宗道所说的做了回答。真宗又诘问鲁宗道，鲁宗道谢罪道：“有朋友从乡下赶来，我家贫困，没有酒食款待他，因此就请他去酒店了。”真宗因此认为他忠实，可以大用，曾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后来，太后临朝执政，鲁宗道因此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说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蔡齐(988～1039)，字子思，祖籍洛阳(今河南洛阳)。蔡齐以状元及第，真宗见他风神俊伟，举止端庄，于是对宰相寇准说状元得人。仁宗朝，蔡齐被召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章献太后死后，留下遗嘱让杨太妃为皇太后，与仁宗共同裁定军国大事。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唯独蔡齐让御史台的官员不要跟随而去，并且亲自去见宰相说：“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周知天下情伪，如今刚刚亲自执掌政事，怎能让后妃们又相继称制执政呢?”于是否决了让杨太妃参预执政的遗嘱。这就是史官所说的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神将”说的是谁高继勋(958～1035)，字绍先，祖籍燕(今北京)。高琼不仅晓达军政，而且善于教子，他的儿子高继勋、高继宣、高继忠等在当时都很有名气，以高继勋最为有名。咸平三年(1000)，王均在益州叛乱，高继勋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给高继勋分兵五百，让他进攻城东的二处大门，适逢叛贼进攻弥牟寨，高继勋引兵出战，在嘉州大败了敌方。雷有终又给继勋增派精兵再次进攻这二处大门，顷刻攻破，在城上飘扬起官兵的旗帜。雷有终于是领兵向天长门进发，王均派兵抵抗。战斗到傍晚时分，雷有终打算让军队稍为修整一下，高继勋进言道：“敌方气势窘迫，应该火速进攻，才不会丧失战机。”便亲自率领骑兵与敌方激战，高继勋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流满了铠甲，战马也战死了，但他更换战马后又继续驰入敌阵，奋勇杀敌。这时，人内都知秦翰前来支援，敌军只好退保子城。当天夜间，敌军想趁机逃遁，被高继勋探知，设计全歼了在逃的敌军。

后来，高继勋徙屯岢岚军。契丹聚兵五万驻屯草城川，高继勋登高探望后，对军使贾宗说：“对方军队数量虽然众多，但战阵混乱，缺乏战斗力。我方士兵虽少，但可以以奇取胜。依据我的意见，先在山下埋伏士兵，敌方见我方势单力薄，必会急速进攻。我引诱他们向南行进，等到时机成熟，你们乘势前后夹击，敌军肯定大溃。”契丹军队果如高继勋所料，当被引诱到寒光岭的时候，宋军全力出击，契丹军队首尾不顾，死伤人数达一万多，余众只得狼狈逃窜。

高继勋性格谦让，胸有谋略，善于抚恤和驾驭部下，每战必胜。他在蜀地之时颇有威名，被当地人号为“神将”。

为什么尹洙说狄青是“良将才”

狄青(1008～1057)，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初，赵元昊反叛朝廷，仁宋下诏挑选士卒守边，并任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当时的边将多次为叛军所败，所以守边士卒都很畏怯。狄青到任后，在四年之内，经过大小战役二十五次，攻破了金汤城、宥州等地，剿灭了咙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少数民族。又在桥子谷修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城堡，于是控扼了边境的要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狄青每次出战，都是披头散发，带上铜面具，在敌阵当中来往穿梭，所向披靡，敌军没有能够抵挡的。

尹洙为经略判官时，狄青曾与他会面，二人在谈到军事战略时，尹洙连连称善，于是把狄青推荐给韩琦、范仲淹，并对他们说：“狄青是一名难得的良将”。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都颇为惊奇，对狄青特别照顾。范仲淹把《左氏春秋》赠送给他，并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因此折节读书，对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都很精熟，他的名气也就更加显著了。

宋代的军队有个规矩，士兵入伍之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他们逃跑，狄青出身行伍，当然也不例外，十多年后，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辨。这时，由于战功显赫，宋仁宗亲自赐药要狄青除去脸上的刺字，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功提拔我，不注重门第，我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这脸上的刺字，我愿意保留下来，以激励士卒”。宋仁宗因此升他为枢密副使。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在侬智高的率领下，攻陷邕州，又攻破沿江的九个州郡，进而包围广州，岭外一片战乱，狄青于是上表请战。起初，大将蒋偕、张忠都冒险轻进，为义军所杀，因此士气不振。狄青便告诫各路将领听自己指挥，不要轻易与义军发动正面战斗。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没有赶到，就率领八千步兵先行讨伐，在昆关惨败；殿直袁用等都落荒而逃。事后，狄青把陈曙、袁用等三十人按军法问斩，所以军中的纪律得以整肃。然后命令部下休整十天，得到侦探的消息后，狄青率领骑兵，出其不意，大败义军，追奔五十里，斩首几千人，生擒五百多人，招降七千二百个曾为依智高所胁迫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当时，义军的死尸中有个穿着金龙衣的，大家都认为侬智高已死，打算上奏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这其中不是有诈呢?宁可相信侬智高逃掉，也不能欺骗朝廷以贪功受赏”。仁宗称赏他的功勋，因此拜他为枢密使。

狄青为人谨慎寡言，带兵打仗，赏罚分明，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争相为他效劳。而且，狄青喜欢把军功推给别人。开始，与孙沔讨伐侬智高，谋略都出自狄青，等到义军平定后，他却把这些功劳归结给孙沔。孙沔原先只赞叹他勇敢，这时才佩服他的为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如狄青。尹洙因事被贬死后，狄青便全力救济他的家人，以报答尹洙的知遇之恩。

宋天子为什么说“詠在蜀，吾无西顾之忧”

张詠(946～1015)，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张詠进士及第，被授为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后出知益州，适逢李顺在西蜀发动农民起义，王继恩、上官正领兵征讨，故意拖延不进。张詠便激将上官正，劝勉他亲自率兵出击，又设盛宴为他饯行。喝酒喝到正浓的时候，张谅突然举起酒杯对军校们说：“你们蒙受朝廷厚恩，绝对不能推卸责任，这次出行，你们必须直捣义军的城堡，平定叛乱。如果久无战功，这便是你们死的地方。”上官正听了张谅这番指桑骂槐的话后，才决定深入叛军阵地，最后果然取得了胜利。王继恩由于驭下无方，他的部下经常有出城逃跑的，巡逻的官吏抓获这些逃跑的士兵，把他们交给张谅，为了免除与主帅王继恩产生矛盾，尽快地平息农民的起义，张詠当即把这些逃跑的士兵投入一口枯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这时，李顺的起义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张詠又令人四处发放文书，告谕老百姓归田耕作，不要为害作乱。而且，由于战乱频繁，谣言随之四起，当时就有人讹传，有一个白头老翁在中午过后，就会出来吃人家的小孩，因此益州一郡都处在紧张害怕当中，一到傍晚，路上就再也不见人影。不久，张谅把制造谣言的人缉拿归案，严刑处置后，民众的生活才逐渐平息下来。张詠为政，恩威并用，所以蜀民都很敬畏和爱戴他。

真宗即位，张谅被加封为左谏议大夫。咸平二年(999)，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杭州头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大多私自贩卖食盐来获取口粮，这些违反朝廷政令的人，被当地官府抓获了几百人，张詠放宽了对他们的处罚，把他们全放走了。下官疑惑地对他说，如果不严厉地处罚他们，恐怕无法禁止这类事件的再发生。张谅说：“钱塘郡十多万户人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占据了十分之八、九，如果不用卖盐所获的利润养活他们，一旦发动起义，那么祸患就更大了。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加以禁止。”随后，有一农民家的儿子与他的姐夫因为家财的分配问题而分别上诉。姐夫说岳父临终的时候，妻子的弟弟才三岁，因此让自己来掌管他家的财产，并且写了遗书，今后把财产的十分之三分给弟弟，十分之七留给自己。张詠看了遗书之后，说：“你妻子的父亲，是一位聪明人，因为儿子还小，所以托你抚养。如果把十分之七的财产留给儿子，那么他的儿子肯定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七判决给儿子，把余下的十分之三判决给女婿，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断。

咸平五年(1002)，马知节从益州迁往延州，朝廷选择可以取代马知节的官吏。真宗认为张谅以前在西蜀政绩颇佳，因此又命他担任益州知州，还加封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碰巧转运使黄观上言褒美张谅的政绩，又派谢涛巡抚西蜀，真宗于是让他告谕张谅说：“得卿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矣。”

“东州逸党”是怎么来的“东州逸党”指的是北宋初期活动于京东路诸州、军、监(今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宿迁等地区)的一个文人团体和文学流派。这些文人旷达豪放、任情不羁、经常交游，时称“东州逸党”。代表人物有范讽、张炎、石介、李冠、徐追等。“东州逸党”之名，最早见于宋代颜太初的一首长篇五言诗《东州逸党》，诗中对这个文学团体进行了讽刺和鞭挞。

这些文人之所以被称为“逸党人物”，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整日交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另外，认为这些人目无礼法、妄自尊大、行为放浪、创作粗俗、言不由衷，非但无益于世，而且有违道统。实际上，这些看法是极为偏颇的，这个诗人群体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进步的诗人群体，他们大多官位不高(除范讽之外)，但关心国计民生。他们性情大都旷达奔放、不拘细节、“喜豪放剧饮”不顾流俗。据说，有一次石延年、刘潜在京城酒楼对饮，京师王氏正好路过，上酒楼见二位豪饮，甚为诧异，而石、刘二人旁无他人，依旧谈笑风生，第二日便传出了酒楼二酒仙的佳话。这些诗人大多是山东省人，并且彼此关系密切。范讽是这个文人团体的代表人物，范讽年轻有为，做官很有政绩，不仅体恤百姓，还敢于谏言，不畏权要。在他知青州时，青州发生灾荒，他大胆发放前帝相王曾家中数千斛粮食以济灾民。他曾弹劾皇亲贵族、朝廷重臣钱惟演，认为他有不法之事，应当降官。仁宗不听，范讽于是恳请皇帝说：“如果皇帝您不听劝谏，我自己宁可辞官。”仁宗最终降职钱惟演。

逸党人物在当时豪放不羁、不顾流俗，极不合时宜，因此受到了一些保守派、卫道者的嘲讽和鞭挞，他们用“东州逸党”的称谓来贬低这些文人。“东州逸党”也就由此而来。

杨亿“首以词章擅天下，为时所宗”

大宋统一王朝建立之初，在诗坛上影响很大的是称之为西昆体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就是这个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传说杨亿快要出生的时候，他身为县令的祖父，做梦梦见一个道士，道士告诉杨亿的祖父他是来谒拜的。没过几日，杨亿就出生了，奇怪的是婴儿的身上长满了毛，并且很长。过了几个月，就自然脱落了。小时候，杨亿就能说会道，母亲教他经诗，立刻便能诵背如流。十一岁的时候，杨亿的才识已被皇帝所闻，皇帝派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查杨亿的学识，张去华将杨亿送到都城，出诗赋五篇，杨亿下笔即成。宋太宗对杨亿的才华赞叹不已，杨亿也由此步入仕途。

景德年间，杨亿和一大批馆阁文人奉旨编修《册府元龟》，他们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吟诗酬唱。三年之后，修书完成，这些空暇时的诗作也由杨亿汇聚成集，并取名《西昆酬唱集》。此集一出，轰动了当时诗坛，这种含蓄、绵缈富丽的诗风令时人耳目一新。于是，西昆诗大为盛行，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亿作为西昆体的领袖诗人，他的诗作在这些文人雅士中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多数作品描写的是他们优越的生活和日常琐事，缺少真情实感、内容空洞，但西昆诗的艺术成就却是相当大的。杨亿主要师法李商隐，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如语言含蓄婉约、好用典故、诗词充满了香艳之感；笔法非常细腻，特别在描写物品上，在形式上达到了纯美之境。杨亿也写过一些咏史诗，借古喻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的《汉武》诗，就是借汉武帝用尽方法寻求长生术，终究徒劳无益，难免一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真宗求仙活动进行了讽喻。

杨亿在宋初的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作的诗、词、文章被当时人纷纷传诵，竞相摹仿，而且西昆体对后来的宋代诗、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说李迪是“贤相”

李迪(971～1047)，字复古，濮州(今山东鄄州)人。真宗、仁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两度被罢。李迪为相正直敢言，不为利害祸福所动，与丁谓之徒势不两立，是宋初被人称颂的贤相之一。

当初，李迪步入仕途不久，真宗常常听说亳州盗贼猖獗，就命令李迪知毫州。到任之后，李迪明察暗访，摸清了敌情，又派遣骁勇善战的士兵擒贼，抓住盗贼之后，并斩首示众。不久，就平息了盗贼，亳州又是一片祥和、安宁之地了。李迪也曾多次劝谏真宗，有一次，真宗要在蝗旱的大灾之年大兴土木，李迪当面力谏，陈述利弊，真宗深深地信服了。还有一次，驻守陕西的边帅曹玮上疏，请求朝廷增兵固防，朝廷不同意增兵，他就辞了官职。真宗认为曹玮很懦怯，就问李迪：“有没有人可以代替曹玮?”李迪对陕西的驻兵和储粮情况十分熟悉，他给皇帝分析了当时的战势，又力陈曹玮谋略有余，非胆小之辈，并预言曹玮日后定能在边关大捷。皇帝觉得李迪言之有理，就向陕西增兵。后来，果如其言，曹玮打了胜仗。

李迪因与丁谓素来结怨而遭受排挤、迫害。虽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仍旧据理力争，鞭挞丁谓擅权弄术，但皇帝听信谗言只将其贬至郓州。仁宗即位后，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得势，派人暗地里迫害李迪，几近致死。后来，王曾为相，丁谓垮台，李迪再次被起用。后又被吕夷简排挤陷害，再次罢相，贬官亳州。

元吴攻打延州时，宋军损失极为惨重，李迪请战，但仁宗不同意。李迪报国无门，积郁成疾，辞官告退，庆历七年(1047)，他病逝家中。皇帝亲自为他篆碑：“遗直之碑”。

为什么说杜衍有“大臣之概”

宋真宗、仁宗时期，贤相辈出，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四人皆为当时贤相。

杜衍(928～1057)，字世昌，山阴(浙江绍兴)人。祥符元年进士，初任平遥、乾州的地方官，很有政绩。离任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无奈地感慨道：“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啊?”后来，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提点河东路刑狱，依据事实平复了许多冤案。有一次，章献太后派遣使者安抚淮南，使者返回宫中后，章献太后先问杜衍的情况，使者把他的政绩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到后感叹地说道：“我知道这些已很久了。”

契丹与元吴在黄河之外交战，范仲淹安抚河东，欲要带兵跟从。杜衍认为不必带兵，他说：“契丹和元昊两国交战，肯定不会来侵扰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妥。”范仲淹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诋毁杜衍，而有大臣之概的杜衍并未因此与范仲淹结怨。

契丹人刘三嘏潜逃到朝廷避罪。很多大臣建议留下他并厚待他，以追问契丹的事情，连当时的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皇帝征求杜衍的意见，杜衍缓缓地说：“中国历来以信守誓约而闻名天下，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国逃亡的人，这样不但毁了我们的名誉，并且这对朝廷是很不利的啊!何况刘三嘏还是契丹的近亲，他在此安身，定会招惹麻烦，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早遣送回契丹吧。”皇帝听从了杜衍的建议，将刘三嘏遣送回契丹。

杜衍为相，十分清廉，私产极少。他辞官后在南都居住了十几年，屋子十分简陋，出入随从仅仅有十几个人，他穿着也非常简朴，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说晏殊为相“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

大宋景德年间，江西临川出现了一位才识非凡的“神童”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谥号“元献”，人们称他“晏元献”。仁宗时期，他曾数度出任宰相，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少年得志的宰相之一。

晏殊小时候聪慧过人，七岁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真宗景德元年(1004)，当时任宰相的张知白安抚江南，发现了少年博学的晏殊，并且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真宗殿取进士，小晏殊气度不凡、文章高妙、品性淳直，颇得真宗赏识，赐进士出身，伴在真宗身边。晏殊日益受到真宗的眷注，小小年纪便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据说，真宗每当有头痛之事，就写在一块小纸上请教于他，足以看出真宗对他的器重。

晏殊不但自己做官，而且极喜荐拔人物，他所举者之人大多成就非凡，也证明了晏殊独具慧眼、善识贤才。

仁宗天圣五年，晏殊因用笏板击落随从牙齿，被贬官知宣州(今河南商丘)。到位之后，他大力兴办学校，还请了范仲淹教授学生。过了没多久，朝廷又将他召回做官，由于他很看重范仲淹的才识，就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的仕途也由此开始，最终成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相、一世之师。

晏殊一生喜荐拔人物，特别是他任宰相时期，更是利用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的有利身份，广揽天下有识之士，热情举荐、提携天下贤士，乐善不倦。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富弼、欧阳修、韩琦……都得到了晏殊的大力提携。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成了他的女婿。他们人人都成就非凡，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当时被皇帝所倚重的贤相、名臣，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代文宗。仁宗对晏殊广揽贤士也十分高兴，认为人才会聚，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一些小人却妒忌晏殊，攻击他“胶固乱党”、“布满要路”。有一次，晏殊想提拔欧阳修做河北都转运，刚刚上奏皇帝，就遭到了谏官的反驳，他们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其实是害怕欧阳修担任要职，对他们不利。结果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欧阳修出任之事未被皇帝允许。

尽管在举荐、提拔人物时，屡遭挫败，但晏殊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关键人物，因为新政重要人物的任用、提拔都与晏殊有很大的关系。一时间，天下名士会聚，聚合成了一股强劲的进步的政治势力，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晏殊一生好贤，提携贤良众多，遍布台阁。欧阳修在为他写挽辞时道：“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

宋仁宗时，韩琦为什么能“名重一时”

韩琦(1007～1075)，字稚圭，相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年间进士。仁宗时，任枢密副使、按抚使、枢密使等职，封仪国公。英宗即位后，封魏国公。神宗时，又官拜司空兼侍中。韩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在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韩琦以学士身份亲临边疆处理事务，年纪刚刚三十，天下之人都尊称他为“韩公”。他曾经与范仲淹共事，商讨防御西夏入侵的计策，时称“韩范”。在仁宗朝，为朝廷做了许多事，因而“名重一时”。

韩琦在任右司谏期间，敢于说话，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宰相王曾说韩琦的谏言“切而不迂”，是说韩琦的话恳切而不迂腐。韩琦听到王曾的话后，更加自信。当时益、利两地闹饥荒，韩琦以体量安抚使的身份前去慰问，驱除贪官污吏，淘汰多余官员几百人，使一百九十万的饥民存活下来。

此后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夏竦为副手。元吴谋反，占领了镇戍。韩琦在自己比较了解西北边境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攻守两个方案，并上奏朝廷。仁宗看过之后准备启用进攻策略，而许多大臣都不赞同。这时韩琦说：“元昊即使倾尽西夏一国之力，也只不过四五万人。如果我们让宋军分路进攻，说不定会碰上强敌，到时会因兵力不支而败。倘若所有的军队一起行进，趁着敌人攻城胜利之后存在的骄傲轻敌的心理，一鼓作气，一定能够大败西夏军。”于是朝廷就下诏令驻扎在鄜延、泾原的宋军一同出征。过了不久，元昊请求和解。细心的韩琦说：“没有盟约就来求和，这其中一定有诈。”就下令所有将士戒严，不可掉以轻心，西夏军果然在山外进犯。韩琦将军队交给大将任福，并命令他从怀远城出发到德胜寨，从敌军后方攻击敌人。如果不能战胜，就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埋伏下来，切断敌军退路。任福临出发时，韩琦告诫再三，后来又传送檄文重申约定，说如有违背，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杀头。但是在两兵交战的过程中，任福还是被西夏军引诱，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全军覆没。虽然这次战争宋军失败，但责任不在韩琦，相反，韩琦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只是由于用人不当才造成失败。

韩琦与范仲淹呆在兵营，时间长了，声名大振，人心归顺。二人合力夺取横山，谋取河南。这时元昊向大宋称臣，韩琦也被召为枢密副使。后来元昊又凭借着契丹的支援，强行向宋朝索要钱财物品，贪得无厌。宰相晏殊怕战事再起，处处迁就元昊。韩琦认为宋朝廷不应该这么做，还罗列了朝廷中应该先采取的七项措施，如实行清政、招揽人才、收拢民心等，仁宗对此全部采纳。后来韩琦又扫平群盗，淘汰军营之中年老体弱者，讨回敌方所侵占的土地。接着又提出了对付西北边防的四项政策，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韩琦的这些策略对于西北防御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欧阳修曾称赞韩琦说：“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去世时六十八岁，谥号“忠献”，赠尚书令之职。

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何重要贡献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十县土地给契丹。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

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文彦博(1000～1092)，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年间进士，始任翼城知县，后来升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当上宰相。任相期间，与庞籍商议裁减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后出制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国公。英宗时，任枢密使。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河阳。文彦博在职有五十年，历任四朝，很有威望。

宋夏战争爆发后，文彦博向皇帝指出当时将权不专，军法不严的弊病，并得到仁宗的称赞和采纳。后来宋将刘平在与西夏作战中，被西夏军俘虏。黄德和趁机用金带买通了刘平的奴仆，诬陷说刘平向西夏投降了。刘平一家二百多人也因此全部被关押大牢，等候处置。朝廷命文彦博处理此案。文彦博经过仔细审查，终于查出了案情的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同党就声援黄德和，并请朝廷另派官员审理此案。文彦博坚决反对黄德和同党的做法，在朝廷派遣的官员到来之前，就将黄德和和被买通的刘平的奴仆一同处死。由此可见文彦博执法从严、行事果断的处事风格。

至和三年(1056)，仁宗皇帝上朝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寝宫休息。文彦博非常担心皇上的身体，就召来服侍皇上的宦官史志聪，询问皇上的病情，但史志聪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可随便乱说。文彦博听后大怒，呵叱道：“你们这些人出入宫中禁地，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这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皇上的病情一定要如实禀告，如有不从，就军法处置。”还与大臣刘沆、富弼等人在大殿内留宿守候。史志聪对文彦博说：“以前没有大臣在大殿留宿的例子”，文彦博质问道：“这是议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史志聪无言以对。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来敲宫门，文彦博没让他进。等到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禁卫兵告发都虞侯要谋反。听后刘沆就要逮捕都虞侯，而文彦博却召见都指挥使许怀德，仔细询问了都虞侯的情况。许怀德将都虞侯的情况告诉了文彦博，并自愿担保说都虞侯不会叛乱。文彦博当机立断，说：“这样看来，一定是这个士兵与都虞侯有仇，所以就诬陷都虞侯。既然这样就应当将这个士兵斩首，以此稳定众人之心”。于是就把后面的事交给刘沆处理，刘沆将诬陷都虞侯的士兵斩首，全国上下，人心大定。等到仁宗病好之后，文彦博等人才搬回各自的府第就寝。在仁宗生病期间，国家的安定很让人担忧，多亏了文彦博、富弼二人主持朝政，才维护了社稷的安宁。

文彦博继承父亲文洎的遗志，修理整治了唐朝时期的运输河道，增加了麟州的军饷储备。为相期间，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八万人。朝中议论纷纷，担心这些人聚众谋反，皇上也有相同的疑虑。文彦博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入不敷出，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测，愿意以死谢罪。但在这项政策实施以后，被裁减的士兵都平静地回到家中，没有什么事发生。文彦博的这个措施节省了朝廷军费开支，意义重大。

作为一代名臣，文彦博声名远播，契丹使臣远远地看见文彦博，脸立刻都变了颜色，说文彦博是“天下异人”，羌族的首领温溪心也将心爱的名马赠送给文彦博，可见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程度之深。文彦博去世时九十二岁，追赠太师之职，谥号“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