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



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写得很出色，有《范文正公集》。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

范仲淹的诗《江上渔者》，只有短短的四句，但作者巧妙运用对比，突出反映了渔民的疾苦。他的诗句“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反映出范仲淹对生活要求极为简单，能解决温饱就足够了，富贵对他来说乃是身外之物。

在范仲淹的词作中，《苏幕遮》十分引人注目。首句“碧云天，黄叶地”被元代王实甫化用在《西厢记》中，结句“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被广泛传颂。作者用哀婉缠绵的笔触，采用秋天凄美景色作映衬，深刻地描绘出羁旅行人的相思之情。另一首词《御街行》充满柔情，也是此类作品。宝元三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的人生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上阙写广漠萧瑟的边地风光，下阙客观地反映战士戍边生活的艰苦和久戍边关的思乡之情，抒写报国立功之志。词风悲凉苍劲，独树一帜，开拓了宋词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散文《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为劝勉好友滕宗谅而作的，也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全篇先叙写创作缘由，点出“谪”这一关键字。而后写景，极写登楼之所见，既有细笔勾勒，又有浓墨渲染，对景致的刻画栩栩如生，接着写面对如此美好景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劝勉滕宗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处处以国家前途为重，从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既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后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格言。全文结构精巧，骈散结合，藻饰华美，颇具诗的韵味，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评为古文的“传奇体”。

“阎罗包老”说的是谁所谓“阎罗包老”是指北宋的包拯。

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圣(1023)进士。他早年因父母老迈坚决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后才出任地方官。先后做过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等职。特别是在开封府任职时，他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当时的贵戚宦官对他无不惮惧，把他比作“阎罗”，在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老百姓也称赞他的清廉，连妇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也多有记载。他在做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有一个人前来告状，说自己家养的牛被人偷割了舌头。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吃。”时隔不久，又有一人前来告状，说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杀牛，包拯说：“为什么割断了牛的舌头又来告牛主人的状呢?”这个盗贼听了这话非常惊讶又十分叹服。

包拯虽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饮食和平民时一样简朴，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广东高要)为官，端砚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员往往借向朝廷贡奉之机向民间搜刮十倍于进贡所需的砚台，以便拿去巴结权贵，然而包拯除了完成进贡数目外，再无所取。他在临死前交待后人说：“后世子孙当官者，如果贪赃犯罪，不能让他回本家来；他死后也不允许把他埋进祖宗的坟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愿做，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子孙。”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阎罗包老”的称呼还是较为恰当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赞为“真御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有人借钱给他赌博，他没要。擢第以后，历任平江令、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他为人正直敢言，许多人都很怕他，每当他论及官吏缺失的时候，其他官员都安静地望着他，看他的风彩。在他任殿中侍御史一职的时候，启圣院制造了一辆龙凤车，皇宫大内拿出珠宝玉石给车子做修饰之物。唐介知道后说：“这是太宗神御所在之处，不可喧闹亵渎它；后宫里这些奇珍异宝浮靡的东西，不应该超过规定限制。”因此，给龙凤车加修饰的诏书立即被废除，官员张尧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据理力争，又请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论争，张尧佐终于被罢去二使。不久，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阳县。唐介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其他官员说：“这是要给张尧佐宣徽使一职，却假以河阳令作为名目罢了。”在其他官员都不出来反对的情况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议。宋仁宗不听，并告诉他说：“这是中书省的任命。”于是，唐介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银珠宝，通过太监送到后宫嫔妃手中，以求执政；现在他这么重用张尧佐，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请皇上罢免文彦博而重用富弼为宰相。同时，谏官吴奎也弹劾文彦博，话语非常恳切率直。仁宗听了大怒，将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并说打算将唐介贬往远地。唐介不但不惧反而说道：“臣忠心耿耿，义愤所激，就是被鼎镬煮了也不怕，难道还会对被贬有所推辞吗?”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诉唐介说：“你直言论事是你的职责，但你说文彦博是借助嫔妃的关系做了宰相，这从何说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决定的，你怎么能干预?”当时文彦博也在眼前，唐介责问他说：“文彦博应该自己反省，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可隐瞒。”结果文彦博磕头谢罪不已，仁宗怒气更盛，贬唐介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王举正为他说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并罢去文彦博相位，吴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担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会担上杀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护从唐介去英州。因为这件事，朝野都称赞唐介的直名，梅尧臣、李师中还专门做诗来赞美他，由此唐介“直声动天下”，士大夫说到真御史，一定说“唐子方”，而不敢称“唐介”这一名字。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建立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仁宗、英宗时王安石有何建言与事迹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写的文章，读过的人都说精妙。曾巩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对他十分称赞。

王安石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为此他曾上万言书，内容大致为：如今天下财力日益匮乏，民风民俗也日趋败坏，原因就在于朝廷没有建立法度，没有实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实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实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么我们实行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世骇俗了。我恳请陛下能废除那些因循守旧的弊政，实行新法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后王安石登上相位实行的新法，思想依据都源于此书。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绝做官，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仕途，都想结识他，朝廷每次想要给他官做，也都担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贤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辞了许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制诰一职，负责纠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狱，这以后他才不再辞官了。在此期间，他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被他同伴抢去，这个少年情急之下杀死了这个同伴。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法律，这个被杀的人因为少年不给他斗鹑就动手抢去，属于强盗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属于捕盗行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应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据此纠劾府司失职，府官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审刑、大理都认为府官判断的对，朝廷让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认为自己无罪，坚决不肯。当时又有诏令说舍人院不能申请涂改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如果像这样审理的话，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实行他的职权了，一切都得听从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应该这样。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坚守陛下的法度，有权势的大臣则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达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逆这些大臣的意思，这种状况，实在令臣忧虑恐惧。”这番话语都是针对执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权贵，正赶上为母守丧，王安石辞官，整个英宗朝，王安石虽几次被召用，但屡辞不就。

什么叫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时间里，著有《淮南杂说》一书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句评价已把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与一代大儒孟子相提并论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们所做的传注一概废而不用，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三经新义》在学官中颂行，学官和士子们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经新义》的颁行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沈遘、沈辽、沈括各有什么特长沈遘、沈辽与沈括被合称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为人博学通达，善于吏治，所到之处，令行禁止。百姓有因为贫穷而不能给亲人下葬的，沈遘给他们公钱办理丧事。他还帮几百个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优，沈遘就会派人把这些良家子弟夺回来，再还给他们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这些手下都愿意竭尽全力为他做事，闾巷里的是是非非，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现，沈遘往往能当机立断。

沈辽(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辽在年幼时就挺拔不群，长大后爱好读书，并广泛结交朋友，为人不喜进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志趣高远，不同流俗。王安石过去很赏识他，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两句，表达了对沈辽诗风的赞赏。后来，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沈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辽在做地方官时，留连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齐山上建了房子。并起名“云巢”，许多好事的人都去游玩过。到了晚年，沈辽对自己不羁的生平很是后悔，改去了年轻时的所有陋习，杜门谢客，就连笔砚也终日染上灰尘。偶尔，沈辽还会作篇文章，雄奇峭丽，人们评价很高，但更善于写诗，当时曾巩、苏轼、黄庭坚都与他唱酬往来。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沈括还是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该县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五年(1072)，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任用卫朴编修了新历《奉元历》；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又写出了《浑仪》、《浮漏》、《景表》等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和圭表，并于熙宁七年完成这些仪器的制造。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著是“守成之良相”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著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著“他日必为公辅”。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著。仁宗也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皇伯考”，吕公著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著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著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元祐三年，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只有四个人享受过这一殊荣，吕公著和他父亲吕夷简都位列其中。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哭着对大臣们说：“国家真是不幸啊，司马相公已经过世了，现在连吕相公也去了!”非常悲伤。哲宗亲临赐奠，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定谥号为“正献”。与司马光一样，吕公著身后也受到了党争风波的影响，哲宗绍圣初，他被削谥、毁碑，徽宗时也被列入了“元祐奸党碑”，直到南宋初年才得以平反。

在文学方面，苏轼有什么重要成就和贡献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他才气横溢，在散文、诗、词等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就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神宗也曾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在散文上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现存各种体裁的散文四千多篇，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杂著几类。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如《思治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这种评史议政性质的文章，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说理透彻，他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等。他的碑传文善于运用描写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细节刻画其个性，以《方山子传》为代表；山水游记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还特别喜欢议论，阐发哲理，名作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如此，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两篇赋不仅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且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不愧是宋代文赋中最出色的作品。除了议论文和记叙文外，书札、序跋和杂文，在苏轼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或记友情，或写抱负，都能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风趣。

在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在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和开拓。他的散文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艺术手法多变，往往突破固定格局，使情景事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议论见长，而且常常向思辨化的最高层次升华，尤其善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说，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除了以散文著称，苏轼也是一位博采众长、别开生面的大诗人。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用诗歌来揭露时弊，在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充分吸取了前代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融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于一炉。他用诗歌来抒发对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关心，用诗来表现山水风光的优美，用诗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是苏诗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百步洪》一诗中，他连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水势的磅礴，奇思妙想，生动形象。在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长调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打破了“词言情”传统，开创了豪放的词风。苏轼用词来说爱言情、怀古、咏史、说理、谈禅，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什么叫蜀学宋代儒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派别，除了理学外，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都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不仅与新学对峙，也曾经与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宋代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嘉事占元年(1056)，苏氏父子三人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阐述了他的观点。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临终前嘱咐苏辙继续完成《易传》。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的几年中，苏辙也把所著的部分《易解》寄给兄长，可以说这部《易传》是苏氏父子三人的合作，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除了《易传》外，苏轼还著有《论语说》，苏辙还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三苏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却都认为为学最深处在于性命之学、经世之学，而“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公开接受佛学的影响，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的宗旨在他们的学说中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思想成分十分驳杂。

高宗初即位时，李纲对军民大政有何建言及规划宋高宗即位后，任命了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是他认为这两个人声望不高，于是又拜李纲为右相。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颜岐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颜岐连续五次上奏章，他认为金人非常厌恶李纲，应该趁他还未到任把他罢免，高宗冷冷地反驳他：“恐怕朕做皇帝，也不是金人愿意看到的吧!”一句话使颜岐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刚刚到任就向高宗上了十议书，提出了一系列抗金立国的建议：整顿朝政，维护朝廷纲纪；严惩叛徒，表彰忠臣烈士，以整顿士风；在对待金人入侵的问题上，一定要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坚决抵抗金人的进攻，不能只想着乞和，投降卖国；要加强河北、河东地区的防务；要积极组织民间的武装力量，参加抗金斗争；要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军器，造战船，加强军纪；严惩张邦昌等叛贼；反对迁都到建康等。他积极支持两河地区人民的抗金活动，筹划设置了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向高宗推荐了张所、傅亮，于是高宗封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北经制副使，又任命老将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一心，就一定能够报仇雪耻。经过李纲的苦心经营，南宋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张浚为何使“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

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中居首功，高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张浚认为川陕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应该从川陕开始加强治理，于是高宗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并给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开始经营川陕。他体察民情，罢斥奸吏，整顿军政，很快改变了当地各路军队彼此排斥、不肯相互援助的混乱状态，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局面也为之一新，但是后来由于他指挥失误，导致在与金兵的作战中大败，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金军占领。张浚痛定思痛，重用善于理财的刘子羽、长于作战的吴玠等贤才，又接受了刘子羽的建议，决定确保四川。他深入部队，自我检讨，逐渐安定了军心，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恢复。金军统帅粘罕病危时，曾嘱咐部下，自从我进入中国，还从没有人敢阻挡，只有张浚能够与我对抗，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攻取四川，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应该放弃攻打四川的念头。但兀术却不服气，在绍兴元年(1130)十月大举进攻和尚原，被吴玠痛击，大败而逃。川陕战局终于稳定下来，有力地支援了淮南军民的抗金斗争。

绍兴三年五月，张浚被召回临安，随后遭到宰相朱胜非、御史中丞辛炳等人的攻击，被逐出朝廷。次年春天，吴玠指挥守军在仙人关大破金军。张浚断定金军进攻四川失败后，一定会进攻江淮地区，就上疏高宗要求积极备战。不久，金伪齐联军果然向江淮发起进攻，于是高宗罢免了朱胜非，又下诏为张浚平反，重新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派他前往江淮前线督战。韩世忠、张浚部下将士见到张浚到来，勇气大增。兀术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张浚已经被贬到岭南去了，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刻撤兵。绍兴五年，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他先是都督岳飞等将领镇压了洞庭湖杨公的起义军。次年，又督战江淮前线，再次挫败金齐联军，由此深得高宗信任，大小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下达给诸将的诏书，也往往让他草拟，而张浚也不断提醒高宗要报仇雪耻，鼓励高宗到前线督战以激将士。

秦桧当权后，张浚因为坚决反对议和，遭到了秦桧的迫害，诬蔑张浚为国贼，想除掉他。但是高宗毕竟念着张浚立下大功，所以他虽然谪居十多年，秦桧也始终没能得逞。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张浚始终没有忘记抗金救国大业，不断上疏抨击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南侵，高宗又重新起用了张浚。他的复出使军队十分振奋，他不负众望，指挥军队连续击败金军。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他派李显忠、邵宏渊于五月初率军渡过淮河，先后攻占了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宿州(今安徽宿县)等军事重镇。但由于李、邵两人失和，加上犒赏不公，宋军很快出现了大溃败，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代稳住了阵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符离之溃”。这场败仗使朝廷内主和派又占据了上风，七月，主和的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开始主持议和。因为金国的条件太苛刻，所以年底孝宗又改汤思退为左相，任张浚为右相，准备与金人再次开战。张浚赶到两淮积极备战，他招募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一万多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战船，随时准备与金人一决雌雄。但最终孝宗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隆兴二年四月，孝宗召张浚回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在离京途中病死，遗嘱说：“我曾担任宰相，却不能恢复中原，洗雪祖宗的耻辱，死后不配葬在祖宗的墓旁，葬在衡山下也就可以了。”

在抗金事业中，韩世忠有何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