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贤君”李嗣源



他在位七年间，是五代比较清明的时期。用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给他的评价，就是：“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比较少见，跟五代时其他诸国比较衡量，李嗣源的七年可稍称“小康”。

李嗣源被逼造反

后唐明宗李嗣源应该是影响了赵匡胤军政生涯的重要人物。

与历史上六七百位皇帝们比较，李嗣源还真不算是个坏人。

他整顿吏治、改革时弊，加之李愚在后唐时做宰相，辅佐李嗣源有了几年和平生涯。应该说，他在位七年间，是五代比较清明的时期。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给他的评价，就是：“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他在位时粮谷多次丰收，兵戈战乱比较少见，跟五代时其他诸国比较衡量，李嗣源的七年可稍称“小康”。

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不低——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小康”的也不过就有限的那么几个朝代。五代乱世，李嗣源能令国家走上“小康”，够得上奇迹了，虽然还不过是“粗为小康”。

但就像历史上很多“好皇帝”一样，李嗣源也没有走出帝制时代的结构性问题。那不是他的能力和见识可以达到的。

李嗣源没有解决以安重诲为中心的朝廷内斗问题。

安重诲早年追随李嗣源，深得信任，被委以中门使，中门使是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奇异官职，这个职务略相当于藩镇的机要秘书，总揽内外军政机要大事，又有参谋总长的性质。

魏州士卒因为轮番戍守问题，没有公正解决，引发兵变，要自立统帅。

兵变时，李嗣源奉命平叛，公元926年三月六日，到达邺镇城下，叛军统帅赵在礼登城谢罪，并且拿出牲畜粮草犒劳朝廷大军。李嗣源也说了些安慰他的话。当天驻扎在城西南。李嗣源知道赵在礼是被军士皇甫晖等人胁迫作乱，他无能主导令其归降朝廷，于是下令准备九日那天攻城。

但八日晚就出事了。

有一位下级军官名叫张破败，夜半起来，纠集几位死党，号令诸军，各自杀掉各自的都将，开始纵火焚营。一时间李嗣源行营内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乱成一团。这是李嗣源没有料到的。说话间，乱兵到了中军大帐之前，李嗣源亲兵当即组织起来，与乱兵殊死搏斗，史称“伤痍者殆半，乱兵益盛”，亲兵受伤死亡了将近一半人，但乱兵越来越多。

这时，李嗣源根本就没有叛逆之心，他出帐呵斥乱兵无礼，大声道：“自从我做了藩帅，十多年啦，我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吗？现在带你们来讨伐魏州，就要破城，不正是你们这些人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吗？何况你们还都是天子的亲军，怎么反过来为贼人服务呢？”

张破败等人毫不畏惧，回应道：“城中之人何罪？都不过是戍卒想回家回不去而已！当今天子不肯原谅这些可怜的戍卒，反而一定要剿除。我们还听说，破城之后，要将魏州的士卒全部坑杀。我们没有叛乱之心，只不过要跟城里的士卒合兵一处，击退诸镇之兵，请天子在河南称帝，明公在河北称帝。”

李嗣源因功被封为成德节度使，治所在镇州也即河北正定。

乱兵势众，与后来李彦饶面对的几百乱兵不同。经张破败忽悠起来的乱兵有几千人，而且与魏州城里已经有了呼应。李嗣源看着大兵人人激奋，多年经验告诉他：一切已经不可避免。想想一世的英名，就要蒙上一个“叛逆”的罪名，不禁悲从中来，他哭着对乱兵说：“我明天应该回藩镇，上奏皇上，请求治罪，一切听皇上裁决。”

乱兵大呼大叫不同意。

张破败等人又说：“令公要干吗？不到河北称帝，那就会被别人称帝！如果做出失去机缘的决断，那可就有不测之事！”

这些乱兵说着说着，就抽出刀，露着半截刀刃，远远地环列在李嗣源周围。弄个“千钧一发”的模样，明晃晃的钢刀在火光下，也确实有一股阴森而又凌厉之相。场面有点吓人。

李嗣源还要辩白，这时候，安重诲、霍彦威正在旁边，就在夜色中悄悄地踩了一下李嗣源的脚。

李嗣源当即醒悟：乱军中，任何激怒血脉贲张之辈的做法都是愚蠢的。

于是，在乱兵的架弄下，在火把照耀下，李嗣源不情愿地向魏州也即邺镇城里走去，这时，邺城已经放下了吊桥，这就意味着，城内乱兵已经接受了李嗣源。李嗣源从吊桥走过城壕，赵在礼等人欢欣鼓舞，又感动异常，流泪不已——邺镇，总算没有被朝廷“剿灭”。

但鼓动赵在礼叛乱的皇甫晖却担心城外的乱兵进城后有诈，拒绝外兵进城。皇甫晖甚至率本部精兵出城，将张破败等人斩杀。

外兵见状，呼哨一声，四散而逃，丧家犬一样，没有了归宿。

赵在礼设宴犒赏跟随李嗣源进城的少数兵众，李嗣源登上城楼，看到城外大兵流散，就对赵在礼说：“要做大事，没有兵是不能成的。我还要到城外去招抚诸军，不能让将士们离散。”于是又出城，到了附近的魏县，招抚的士卒不满百人。

当时霍彦威带领的镇州兵五千人还没有乱，听到李嗣源出城了，带着将士们来护卫。

李存勖派大将元行钦率军万余人屯驻魏州城南，元行钦发现李嗣源在兵变中进城出城，琢磨不透，但他估计李嗣源可能要反，带着本部兵马回洛阳去了。

第二天天亮，李嗣源登上魏县城楼，哭着说：“国家患难，一至于此！看来我回朝是不可能啦！来日归藩，回镇州，然后上章，听主上所裁。其他事慢慢再说。”

安重诲、霍彦威等人都认为李嗣源所言不对，他们认为：“朝廷将京师之外的事托付给我们，不幸大军在逗留之际遭遇贼人兵变。那个元行钦在城南，还没有听到战鼓声，就无故而返。他见了天子，一定会添油加醋说起这场变故。如果天子信了他的话，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如果我们要是回到藩镇听命，给人的印象，正好就像占据根据地，以此来要挟君主，这也正好堕入元行钦之辈的谗佞之口，等于授人以口实嘛！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星夜返回朝廷，叩拜天子，当面说清事情原委，阻断谗佞之言。这样也许能够保全一世的功业。临难，这个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啦！”

李嗣源听从了安重诲的这个意见。

李嗣源大军本来势单力薄，到了相州（今属河南安阳）时，遇到一位马坊使，也就是负责管理马匹的后勤部长，得到了几千匹马，这才算组成像样的军队。

但事情还有变化。

元行钦闹市斩首

元行钦本来是李嗣源的手下败将，投降后，李嗣源还给了他优厚待遇，但他此时却选择忠于李存勖。他从邺镇返回，驻守在卫州，命人向朝廷报告：李嗣源已经造反，与邺镇赵在礼的贼众已经合兵一处。

李嗣源此时一边准备回到朝廷自辩，一边连续不断地给李存勖上书，说明自己不想造反，也没有造反。

李嗣源的长子李从审在朝廷为金枪指挥使，即金枪部队总指挥，李存勖对他说：“我深知你老爸为人很忠厚，你可以代替我前往宣示我的意思，不要使他有疑虑。”

但李从审走到半路到达卫州时，被元行钦拘留，准备杀掉他。李从审大呼道：“公等既不愿意给我老爸伸冤，又不要我去找我老爸，这样，还是放我回朝廷，宿卫皇上去吧！”

元行钦放回了他。

李存勖很可怜这个年轻的近卫军官的处境，给他改名为李继璟，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

此后李嗣源再有投向李存勖的奏疏，都被卫州的元行钦半路截住，无法与李存勖联系。显然，元行钦此举是带有某种野心，要逼反李嗣源。李嗣源有了深深的疑惧。

本来，安重诲等人要李嗣源回朝“明辩”，事实上已经带有怂恿造反的含义，但事到如今，李嗣源的女婿，当时正任“左射军”统领的石敬瑭一番话，更给他吃了定心丸。

石敬瑭说：“哪有主将在外领兵，军队兵变，主将却安然无事的道理？犹豫不决实是兵家大忌！不如趁势迅速南下。我愿领骑兵先取下汴州，这是得天下的要害之处。得之则大事可成。”

李嗣源麾下的突骑指挥使康义诚说：“当今主上没有德政，军民们怨恨愤怒。主公您要是顺从大家的意愿就会活下来，如果要坚守节操就会死去！”

李嗣源对石敬瑭一向信任，康义诚一番话，虽然很糙，违背李嗣源多年信奉的价值观，但却是非常“务实”的一个经验判断。李嗣源不是“殉道”之人，最后痛下决心：反！

于是就任命石敬瑭为前军先行，命安重诲发檄文，召集部队。

李嗣源大军夺下汴梁向京师开进之际，元行钦率兵回到京师，与李存勖南下荥阳，在途中杀死了李从审。御敌李嗣源失败，二人再次返回洛阳，“兴教门之变”后，李存勖被艺人郭从谦攻击，死于乱箭之下，元行钦出逃，在一个叫平陆县的地方，被村民捉住，押送到虢州（今属河南灵宝）。虢州刺史为了讨好李嗣源，砸断了元行钦的两只脚，然后将其装入槛车押送到京师。

李嗣源见到他后，想起无辜被杀的儿子李从审，大骂道：“就算我有错，我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元行钦想想总归一死，于是怒目而视道：“先皇帝又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李嗣源下令将元行钦在洛阳闹市斩首。

据说市民对元行钦的忠义很钦佩，也很感动，行刑时，很多人为他流了泪。

安重诲恃权暴虐

魏州兵变后，安重诲有功，被破格提拔为枢密使，并任左领卫大将军，从此进入中央枢机部门，掌握了军政大权。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安插亲信。他推荐了一个人，名张延朗，原来是镇州（今属河北正定）别驾，相当于镇州战区的办公室主任，被他推荐为枢密副使，一下子由副局级升为副部级。但张延朗曾经在后梁时做过财务官，对国家财政管理，有一套办法。后来成为后唐重要的财务官，也算安重诲荐人得当。

安重诲居功自傲，管理朝中之事，无论大小，都要由他说了算。这方面他很不像石敬瑭，懂得韬晦之术。石敬瑭也有佐命之功，但他不动声色，继续以厚重之相示人。安重诲开始走向前台。

安重诲恃权暴虐，杀人不眨眼。此前曾不经李嗣源同意，杀害了李存勖的几位皇子，李嗣源念他有辅佐之功，没有给他治罪。安重诲就以为有这把大伞罩着，杀起人来更为轻率，习以为常。李嗣源对他也不禁有几分害怕。

安重诲派自己的亲信韩玫以及副供奉官乌昭遇出访吴越国。韩玫是个十足的小人，依仗安重诲的权势，在吴越国内，多次当众凌辱乌昭遇，甚至有一次酒后用马鞭抽打他。这种毫无修养的使臣行径，让衣冠之邦的吴越国君臣都看不下去。以至于吴越国王钱镠打算将韩玫的表现写信告知后唐朝廷和安重诲。但乌昭遇表现出了士君子风度，他觉得二人代表后唐出使，现在让异国君主来为本国人论是非，此事有辱“国格”，于是执意不让钱镠插手这个事。但小人往往无自省之心。韩玫返回后唐之后，反而诬陷乌昭遇，说他见了吴越国君，太卑躬屈膝啦，还主动称臣，并将朝廷机密泄露给异邦，等等。安重诲根本不调查，轻信来自“自己人”的谗言，当即逮捕乌昭遇，最后令他屈死狱中。

任圜的死敌

后唐名相任圜，兄弟五人，史称“雍穆有裕，风采俱异”，雍容大度，神采异于常人。任圜尤其“美姿容”，有辩才，谈吐不凡。此人也有自负的一面，认为有安天下之策，看不上一般官僚。他“忧国如家”是真的，“切于功名”也是真的。这两句话连起来看就是：这是一个愿意在为国家服务之中实现个人抱负的豪杰人物。所以他推荐、选拔优秀人才时，不遗余力；待到被选拔的人才到他府上来答谢，他一概不见，有“公事公办”之风。

优秀人才被小人妒忌，是历史常态。任圜也不例外。

深深地羡慕嫉妒并恨着任圜的人就是安重诲。

一次，一位殿前的官员马延，冲撞了安重诲的仪仗，安重诲没有犹豫，就将马延斩于马前。看着一地的血迹，他像没事人似的。有个御史大夫李琪看见了此事，出于御史负责弹劾臣僚的职业精神，知道此事不能不说，但又碍于安重诲的权势地位，想了想还是先告诉了任圜，得到支持，而后在朝堂提出了弹劾。但他还是尽量做了曲笔，尽量不去直言安重诲的不是。安重诲则不以为意，对李嗣源说，应该下诏，马延这种人，侵犯、侮辱、冲撞身居要职的大臣，应该告诫全国，不要再出这种事。

李琪敢于弹劾当朝大臣，让安重诲对此人有了恶念。

这时恰好赶上朝廷需要选拔宰辅人才，各派就有了争斗。

当时任圜已经在宰辅位置上，安重诲不想让他独自为相，就鼓动朝议，再拜一人为相，以此来削弱任圜的权力。孔循推荐了一个叫郑珏的人。郑珏长期在中书做事，很谨慎，文章做得好。安重诲就奏明李嗣源任命了他，与任圜并为宰辅。但不久郑珏因为耳疾，不再担任中书事，多次上章请辞，李嗣源最后同意他的辞章，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致仕。

这时，就还需要推荐一位官员上来替代郑珏。

孔循推荐太常卿崔协做宰辅。

任圜则想起用御史大夫李琪做宰辅。

郑珏平常不喜欢李琪（朝中御史官员多刚直，一般不为人所喜欢），孔循与郑珏又是一个阵营，因此也努力阻止李琪进入中书。他知道李琪曾经弹劾过安重诲，就来对安重诲说：“李琪不是无文才，只是不够廉洁。宰相应该起用端重有器度的人，这样才可以成为百官典范。崔协可以为相。”

有一天御前会议讨论这事。安重诲就推荐了崔协。

任圜为人刚直，当即反驳说：“安重诲你不熟习朝中人员，这是被人收买啦！崔协虽然是名家，但徒有虚名，识字很少。我已经因为没有学问忝列相位，很惭愧啦，怎么可以再加一个不识字的崔协而被天下所笑呢？”

明宗李嗣源说：“宰相职位很重要。你们再商议下。我在河东时曾见书记冯道，这人多才博学，而且与世无争，可以任宰相。”

退朝时，孔循没给皇上行礼，一甩衣袖转身就走了，嘴里还嘟囔着：“天下事，一也是任圜，二也是任圜，任圜是个什么人！我还就不信啦！崔协要是突然死了也就罢了，如果不死必须让他当宰相！”

孔循为此置气，好几天称病不上朝。李嗣源派安重诲去做工作，他这才不情愿地来上朝。

安重诲对任圜有忌惮，但对李琪是说啥也不想让他当宰辅，想了想，就低一次头，去找任圜开碰头会。他说：“现在朝廷正缺人，崔协暂且做备选人，您看可以吗？”

任圜说：“您抛弃李琪而让崔协为相，这就像抛弃了苏合香丸，却去选屎壳郎推的粪球。”

苏合香，是一种非洲植物分泌的树脂。这个东西最初见于《后汉书》，称出自于“大秦国”，即罗马和中东一带。也即自汉代起，就是中国皇室贵族常用之舶来奢侈品。任圜以此来比喻李琪，以屎壳郎推的粪球比喻崔协，让安重诲很没有面子，不免嫉恨在心，尽管当场装作一笑了之。

事后，想到任圜的影响力，安重诲觉得还是争取能与任圜成为一拨的，就找理由到任圜府上去串门。赶巧任圜府上有一歌妓，能歌善舞，长得那也叫俊俏柔美。安重诲不缺女人，纯粹是出于讨好，提出要纳这个歌妓为妾。这在社会交往中，也是一种沟通策略：自己做些付出，从此感恩对方；而对方也知晓这个逻辑，顺水推舟，做成一党。不料任圜根本就没瞧得上安重诲，一口回绝。他不想跟这个没品的人结为同伙。

安重诲彻底死心，于是跟孔循结成一气，处理政事时，每天都说李琪的坏话，说崔协的好话。

李嗣源做了个决定，还是将天平向安重诲这边倾斜了点，最后是任命端明殿学士冯道和崔协一起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没字碑”

崔协长得一表人才，有轩昂气象，遇到事好议论，往往语惊四座，但他所讲的道理很多不近于理，平庸得很。很像后世常见的夸夸其谈之辈。此类人物自视甚高，但因为不读书，太少思想资源，故所谈所论，不过坊间之见。崔协胸无点墨，尤其不会写文章，起草的奏章太多讹谬，经常受到责罚。所以他后来很多奏章都要请人捉刀。

长得好，没文化，时人给他起一个诨名：“没字碑”。

宋人笔记《北梦琐言》记载他一事，颇传神，似可概见此类人物本来面目。

说李嗣源有一次向宰相冯道打听司空卢质的近况，问他：“卢质最近还吃酒吗？”冯道回答道：“卢司空曾经到臣家里做客，也曾饮过几杯。臣劝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国家大事也如此：过则患生。”这一番话，带着宰辅气象，明白人都能明白，言语中自有忧国心在。

崔协觉得不能不说话，就勉强发言道：“臣闻《食医心鉴》有一说法：酒可是好东西，不用添加药饵，就可以安神。”这样一番坊间式议论，在朝堂说出，且又在冯道那一番带有远猷思考的意见之后，品味和品位之差异顿时显现。史称左右见其言语肤浅，“不觉哂之”，给了他一片嘘声。但此人后来死得早，没有太多的糗事传世。

与崔协比较，李琪算是个才子。他十三岁那年，跟着父亲去拜谒地方官王铎。进献的诗词曲赋，王铎看了吃惊，但还是怀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有才，就在公署设宴，约请李琪父子，同时暗暗告诉下人，以《汉祖得三杰赋》为题，就在宴席上测试李琪。

这个赋的主题是要说汉高祖刘邦得到张良、萧何、韩信三个人才而兴天下的故实。李琪似乎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拿过笔来就写了篇赋文。结尾有言：

“得士则昌，非贤罔共；龙头之友斯贵，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项氏之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

得到士人就昌盛；不是贤人不共事。跟随帝王起家的辅臣很高贵，佐助高祖立业的三杰很重要。由此可见，楚霸王的失败很正常啦——他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倾心使用。

王铎看到这个赋文很惊骇，说：“这个孩子真是大器啊！将来会独步文坛！”

但李琪虽然博学有才，但为人不够持重，更不懂进退之道。他少年以文章知名，从此也以文章自负。他后来做官，算是富贵了，就刻了一块牙板，上面用金子书写“前乡贡进士李琪”，然后将这块牙板放在办公的案头座侧。别人看了这块牙板，要么对他心生崇敬，毕竟是正宗科班出身嘛；要么对他心生忌惮，毕竟对不是科班出身的人构成资格上的压力。李琪这种做法就叫“失礼”。因为“失礼”，所以在与人打交道时，就到处会遇到障碍，一般人不愿意提携他。

李琪遇到任圜，之所以得到任圜欣赏，是因为俩人有同气相求的品质，都是才高八斗、眼高于顶的人物，于是惺惺相惜。

无道邦国的悲剧

任圜可能是满朝文武唯一不怕安重诲的人物。

有一次，御前会议讨论差旅费报销的权限问题。按照过去规定，使臣外出，费用应该由户部发给，但安重诲主张由枢密院发给。任圜不同意他的意见。安重诲想起任圜对他的种种不敬，当场跟他顶撞起来。不料任圜比他更气愤，说话时声色俱厉，坚持报销制度应该由负责财务的户部掌管，而掌管兵部的枢密使不能插手此事。

退朝后，宫里人问皇上：“刚才是谁跟安重诲这么争论事情啊？”李嗣源说：“还有谁，宰相任圜!”宫人吐舌头道：“乖乖！妾在宫中，还从来没见过宰相、枢密使奏请事情这个样子呢！他们瞧不起皇上吧？”李嗣源听后更加不高兴，最后接受了安重诲的意见。

任圜性刚，见自己的意见多次不获支持，因此请求辞去宰辅之职。

李嗣源同意。安排了别人暂时代理宰辅工作。

任圜还是气鼓鼓，干脆辞职，退居老家磁州（今属河北邯郸）颐养天年。

后来朱守殷案发，安重诲借机派出亲兵，到任圜家里假传圣旨，污蔑任圜与朱守殷合谋，逼他自尽。

据说任圜死时相当镇定，将全族人聚集起来，吃酒，酣饮，然后赴死，史称“神情不挠”，神情一点都没有服气的样子。

如此剪除政敌，天下人知道的，没有不为任圜喊冤的。端明殿学士赵凤就哭着对安重诲说：“任圜是义士，怎么可能做叛逆的事！公滥用刑罚到这等地步，如何辅佐国家啊！”安重诲也觉得这事可能做得过了，有点懊悔。

任圜的个人悲剧原因之一是对“礼”的忽略。

君臣交往、臣臣交往，也需要规则，“礼”之义理甚重，按照规范交往，主体间互相保留一种应有的程序性敬意，是豁免危机的习惯法保障。违背“礼”之交往规范，对邦国、对共同体、对个人，都是不祥之兆。儒学论“礼”，很大程度是在提醒士君子，在沟通与交流中，互相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则。因此，儒学论“礼”，究其实，是内在地含有“理性之爱”的。任圜负气任情，没有按照传统之“礼”约束自己，在“节制”与“当位”的“礼”之方向上，掉以轻心。这样就让他人有所忌惮，小人安重诲一旦动了杀机，就会酿成悲剧。违背“礼”而酿成的悲剧，不仅是帝制时代的，也几乎是所有时代的产物。

任圜与安重诲的御前激辩，其实就是“廷争”。这种“廷争”，在大宋时代得到习惯法保护。大宋时代的御前会议，臣臣之争，有时会更激烈，以至于有人会当面要求帝王“斩杀”对方。很多时刻，这是一种“廷争”中表达愤怒的言辞。但大宋时代，圣贤辈出，士大夫都在孔孟之道的教化下，以圣贤气象砥砺前行，故不论多么激烈的“廷争”，很少有事后的打击报复，更少有“廷争”之后，像安重诲这样直接诉诸杀戮。这是“赵匡胤时代”以来，由太祖太宗和文武大臣们共同推演的一种“习惯法”。没有人愿意身负道义败坏的丑名。荣誉感激励着大宋时代的文化贵族。任圜如果活在大宋王朝，不会有这样的个人悲剧。

据此，又可以看出：“礼”，是有道邦国的规则。在无道邦国，是“礼崩乐坏”的。但也正因为无道邦国，“礼”的缺席，人人诉诸丛林原则，于是，有邦国悲剧，更有个人悲剧。

任圜善言谈，待人真诚，为时人所重。他算是儒生，但带兵打仗时也有凌厉的一面。早年他曾跟随李存勖与后梁军大战，获得胜利，李存勖还表扬他：“仁者之勇，何其壮也！”

任圜在李存勖麾下时，还曾带兵讨伐河北真定的成德军。成德军的守卫张处球，从他父亲那时起，就在扼守大藩，多年来抵抗王师，双方都有损失。任圜不忍看到兵锋所过血雨腥风，就多次以人生祸福之道晓谕成德守卫。张处球也知道兵败被围，早晚是死路一条。于是登上城楼呼喊任圜道：“我城中兵食俱尽，但因为长久抵抗王师，万一投降你们，恐怕没法解释。那时还得是个死。公哀怜我，给我指示一条生路吧！”

任圜很真诚地回答他：“按照你的先人反叛事考察，固然是难以宽恕，但惩罚不会到子嗣身上，按理，你，可以从轻处罚。但现在不同了，你先人之后，你也拒守多年，并且伤害我军的大将。现在你已经穷途末路，这才来跟我们谈投诚。按照你这个罪过，真话说，你很难幸免于死。但是坐而待毙，跟伏法待命比较，哪个更轻一点呢？你可以自己去想。”

张处球听到这番话，知道结局已经不可避免，就流着泪说：“公言是也！”

于是派遣他的儿子送上了投降书。时人都称赞任圜没有欺骗张处球，所言都是君子义理。成德军城破之后，张处球虽然被处死，但全镇人民得以保全，史称这是任圜的功劳。

由安重诲一手制造的任圜悲剧，让人痛惜。

藩镇问题的“前驱”

但安重诲也有凡人不到的高明之处。

李嗣源不通文墨，奏章之类都要安重诲来读给他听，后来又要安重诲给他读儒学经典和历史典籍，安重诲自己也没有多大文化，于是上奏说：“臣只知道以忠诚之心侍奉陛下，现在得以掌管朝内机密事务，有些事还粗粗知道点；至于说到过去的事，那不是我能达到的。希望陛下效仿前朝的侍讲、侍读，近代的直崇政、枢密院，选一些有墨水的大臣来处理这些事，以备应对。”他主张引进文职大臣，还特别开设端明殿，招纳了不少读书人。由此可见，他也有期待天下由藩镇跋扈走向文治的愿望。

李嗣源践祚不久，就任命安重诲“兼领”山南东道节度使（治所在湖北襄阳）。所谓“兼领”，就是人在朝中做官，但可以挂一个节度使的军职。安重诲则认为襄阳地方重要，为水陆要冲，应该有正式的统帅，不当兼领。所以他坚决推辞不做，将这个职务让给他人。李嗣源很欣赏他的这个意见，同意了他的请求。安重诲不谋求藩帅这个军中实权，这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品质。

安重诲杀人不眨眼，但他一旦看明白事实，也有救人一命的当下理性。

明宗李嗣源虽然待人宽厚，也温和，但也时常会动杀机。有一个马牧军使，相当于负责管理战马的后勤部长，他养的马总是很瘦弱，而且常有死亡。明宗论他的罪，认为应该处斩。安重海就劝谏他说：“陛下这样做，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因为马的缘故而杀人，这是‘贵畜而贱人’啊！”

明宗认为他说得有理，赦免了这位后勤部长。

明宗还曾令一个回纥人完成使命后回国。这个回纥人到达甘肃醴泉县时，因为地方很偏僻，很少有人来，平常也没有备多余的马匹，正好仅有的马匹被县令骑出去打猎了。以至于回纥人等着马回来，耽误了行程。明宗知道这个事后，大怒，要将这位县令绑到京师来问斩。安重诲认为法不当诛，极力劝谏，这个县令最终免予一死。

这些都算是安重诲的德政。

安重诲还有一个政治举动，可以见出他的格局不简单。

他想“削藩”。

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孟知祥、东川节度使的董璋，二人蓄谋已久，不服从中央调度。安重诲应该是最早看出这二位心存“异志”的人物。他趁两位川将更换戍守将士的机会，开始安插朝廷的派出干部，并逐渐缩小二人的管辖地盘。但他做得不够策略。他给孟知祥派出的监军，被孟知祥杀掉。孟知祥的理由是：天下藩镇从无监军。安重诲将东川的阆中分出来，设立军事要塞，史称保宁军，又任命亲信去充任保宁军节度使，但也被董璋杀掉。

站在历史的后面来看，安重诲的意图十分清晰，就是要解决后来赵匡胤要解决的藩镇问题。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此类历史故实，应该对赵匡胤有警觉作用。老赵最后解决藩镇问题，全然不用这个套路。老赵不去硬拼，不去死磕，他用源于个人智慧的“杯酒释兵权”策略，获得成功。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安重诲是大宋解决藩镇问题的“前驱”，虽不中，当也不远。

更有意味的是，安重诲在藩镇问题上有着不凡的预知能力，或者说政治洞察力。这事跟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有关。

弹劾李从珂

李从珂这时在做着河中节度使（治所在山西永济县）。安重诲看出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犹如李嗣源不是李克用亲生一样，作为“养子”，手握重兵，是有危险的。为了削除国家隐患，安重诲准备不惜冒险一试。

为了解决李从珂，安重诲多次在明宗前说李从珂的坏话，但不奏效。李嗣源还是很喜欢这个养子的。

于是，安重诲走出了一招险棋。

他假造明宗圣旨，“谕令”河中衙内指挥使杨彦温驱逐藩帅李从珂。杨彦温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见识的人物。他接到来自枢密院的这份“诏书”，也有怀疑，但他不懂得如何更智慧地处理这桩大事。就在一个初夏的日子里，李从珂到附近一个叫黄龙庄的地方去阅马，他号令城里诸军占据了各个城楼城门。李从珂回来已经无法入城。

李从珂很纳闷，想想他一直待此人不错。杨彦温在后梁时期不过是一个小校，后唐庄宗时，也不过做个裨将，明宗时，不过做河中副指挥使，李从珂做河中节度使，奏请朝廷，让他做了衙内都指挥使，相当于省军区办公室主任。好好干，还可以跟着继续提升，这是怎么啦？于是，他命人叩门，并质问杨彦温说：“我一直待你很优厚，你怎么能这样做？”

杨彦温回答：“我彦温不敢对您负恩，实在是受枢密院的宣示，请您入朝。”

李从珂当即明白这里有鬼。于是暂时驻扎在附近，赶紧派出精明使者把情况向朝廷汇报。安重诲没有截住使者，明宗知道了情况，问安重诲：“杨彦温怎么能说让李从珂入朝呢？我没有让他入朝啊？”

安重诲见势不妙，回答说：“这是恶人杨彦温胡说！应快派兵征讨他。”

明宗有了怀疑。于是想把杨彦温诱来讯问真情，便下诏，调杨彦温为绛州（今属山西）刺史。但安重诲不同意明宗这个意见，坚持要派兵攻打杨彦温。明宗这时虽然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但还是愿意以一种优待方式稳住他。于是接受他的意见，派大将索自通、步军都指挥使药彦稠统兵讨伐。

行前，明宗指令药彦稠：“我要活着的杨彦温！我有话要问他！”

显然，明宗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这应该就是怀疑安重诲的开始。

然后，又召唤李从珂入朝。这也是一个胜负手，如果李从珂不入朝，那八成是有了反意；如果能入朝，事情当有蹊跷。李从珂已经判断出是被安重诲陷害，于是赶紧入朝进行表白。

但李从珂来到洛阳后，李嗣源责令他回自己在京师的府邸，暂时拒绝入朝请见。李嗣源似乎有意在等待杨彦温的到来，了解事情真相，暂时不理李从珂，也是做个姿态给安重诲看。

药彦稠率兵攻河中，五日攻克。但他却给明宗李嗣源送来了杨彦温的人头。李嗣源大怒，但已经没有办法。

当时就有一种议论认为：后唐明宗时，四海安静，恬然无事，兵戈已息，而河中又不是边郡，更靠近国门，一个小小的衙内指挥使，怎么敢如此狂悖，向帝国挑战？于是，舆论都认为这是安重诲弄权，因为他嫉妒李从珂的威望，所以巧做安排，但最后还是没有达到目的。至于杨彦温，不过愚蠢地被人嗾使，所以惹来杀身之祸。

此事似乎不了了之，但安重诲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够罢免李从珂的节度使。并暗示明宗，杨彦温之所以“造反”，实在是李从珂失职，应从重处置。只有这样做了，才算是拔本塞源，杜绝后患。

但明宗不同意处理李从珂。

安重诲要扳倒李从珂的意志十分坚定。他开始暗示大臣冯道、赵凤，要他们奏请李从珂失守河中，应该加罪。

李嗣源听后对这二位大臣说：“吾儿从珂被奸党栽赃，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是非曲直，公辈何为发此言论？意思是不想让我儿在人间待下去了吗？我看这不是公辈的本意啊！”

冯道、赵凤惭愧而又惶恐，匆匆退下。

但安重诲还是继续鼓动他们弹劾李从珂。赵凤已经有点相信安重诲了，也能感觉到李从珂手握重兵对社稷未来安全的影响，于是，再一次提起弹劾。

明宗看着他不说话，不回应。

第二天安重诲忍不住，自己向明宗提起弹劾李从珂的意见。

明宗很动感情地说道：“朕过去不过就是一个小校，家里很贫穷，我收养了从珂这个小儿，靠他拾马粪来养家。到今天，我当了皇上，就不能庇护他一次啊？爱卿你要怎么处理他，你才认为对你合适啊？”

安重诲说：“陛下父子之间，臣哪里敢乱说！只有听陛下自己裁断！”

李嗣源说：“让他在家里闲居就可以啦！何必多谈！不讨论这个事了！”

但安重诲还是不死心。

河中节度使的位置出现了空缺。朝廷以索自通为河中节度使。安重诲又指示他搜集李从珂的“罪证”。索自通到河中后，登记军府中的甲仗兵器，数量庞大，报告给朝廷，说是李从珂私自制造。但这时候李从珂得到了李嗣源的妃子王氏的袒护，最终平安无事。

王氏此时人称“德妃”，后来又晋封为“淑妃”，史称王淑妃。

王淑妃作为李嗣源的嫔妃，没有自己的子女，是李嗣源儿子许王李从益、女儿永安公主的养母。她原来是卖饼人家的女儿，长得俊美，时人赞美她，有外号叫“花见羞”。曾做过后梁一位将军的侍儿，这位将军死后，王氏成为孀妇。当时李嗣源的夫人已经逝世，安重诲知道这个人这个事，做了月老，将王氏推荐给李嗣源，李嗣源一见甚为满意，就将她纳为夫人。

王氏本来是通过安重诲才得以进入后宫的，初期对安重诲也充满了感激之情，但宫中用度原来很简朴，后来稍稍奢侈一点，安重诲就屡屡劝谏。王氏要用外库的锦缎做地毯，安重诲极力反对，并以李存勖妃子刘皇后奢靡生活的故实来警戒王氏。王氏从此对安重诲很不满。所以当李从珂与安重诲有了矛盾时，她站在了李从珂这一边。

李从珂失势，一般朝官都不敢与他继续来往，当时只有一个礼部郎中、史馆修撰吕琦，和李从珂府邸相邻，有时就会去看他。李从珂如果有什么事要奏明圣上，也都是向吕琦咨询后才去办理。

索自通诬告李从珂私造兵器事，差点左右了李嗣源的判断。但李从珂总算有惊无险，度过一劫。但他在李嗣源死后，果然起兵，夺了天下，索自通知道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史称“忧悸难释，决意求死”，忧虑害怕无法释怀，决意一死了之。有一天，他在退朝后，走入洛水，自溺而死。

孔循的花招

安重诲有强烈的控制欲望。他在处理河中事件时，上下其手，让人感觉到了他的威慑力。甚至明宗李嗣源也往往对他有点惧怕。

夏州节度使李仁福知道李嗣源喜好鹰鹞，派人送来一只白鹰。但安重诲拒绝接受这个东西，他不能容许天子沉湎于斗鹰走狗的奢靡生活之中。但是安重诲一走开，李嗣源心里还是惦记那只白鹰，就急忙派人追回，带到宫中后苑，然后再偷偷地带出京郊去嬉戏。玩的时候，还不忘记提醒随从说：“这事儿可别叫重诲知道啊！”

但安重诲得罪人太多了，最后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李嗣源对他的信任。

枢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更是一个性情狡狯的小人。他跟安重诲一直很亲近，是多年旧交。但是涉及个人重大利益时，孔循玩了一招，骗过了安重诲。

当时李嗣源有心要为皇子李从厚娶安重诲的女儿。孔循知道后，找到安重诲，语重心长地说：“公是皇上的近臣，这么亲密，不应该再与皇子为婚。真成了婚，再说话，可就没有这么硬气啦！”

安重诲想想也是，就傻乎乎地答应了他，辞掉了这门皇亲。

事实是，孔循自己也有个女儿，正待出嫁。他暗暗地结交王德妃，请求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李从厚。王德妃做工作，李嗣源答应下来。很久以后，安重诲知道这事，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不禁大怒，但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在此之前，有人对安重诲说：“孔循善于挑拨离间，万万不可安排他在跟皇上密切的位置上。”但现在孔循有了跟皇上套近乎的机会，又有王德妃在内，地位已经固若金汤。

从此以后，皇上待安重诲的态度确实有了变化。

善终的藩帅

秦州节度使（治所在今甘肃天水）华温琪申请入朝。他不愿意做藩帅，要求留在朝廷。这事等于自动交出兵权。李嗣源很高兴，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任命他为左骁卫上将军，这是皇家卫队中的骑兵副司令。每月除了正常的俸禄之外，明宗还特意赏赐他很多钱谷。

一个阶段以后，明宗觉得还是应该给他一个藩镇，这人很值得信任。于是就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是我旧交，应选一个重镇来安排他。”

安重诲出于对藩帅的不信任，回答说没有空缺。

又一天，明宗再来反复说起此事，安重诲不耐烦道：“我已经跟您多次上奏，说过了，没有空缺！非要空缺，只有我这个枢密使可以代替。”

这一次也惹恼了明宗李嗣源，直接回复道：“也行！”

安重诲闻言，一时不知如何答对。

华温琪听说这事后，则感到恐惧，得罪权臣，可不是好玩的。吓得他好几个月不敢出门。

华温琪年轻时曾投在黄巢造反军麾下。黄巢失败，他逃跑后，认为自己形貌魁梧，已经被很多人认出来了，估计很难逃过一劫，于是投水自杀，但没有想到河水将他漂到浅处，被行人救出。他又跑到桑树林里，找到一棵歪脖桑树上吊，没想到树枝被他坠断，还是死不了。最后他投奔了后梁的部队，有功，被封为节度使。但他在地方管理上失政，曾经劫掠他人的妻子，被女子丈夫告到后梁末帝那里。当时的后梁正在姑息藩镇，不想得罪他，但又不能不管这个事，于是后梁末帝留下了一篇特别意味深长的文件，这是写给华温琪的一封信件。信中说：“若便行峻典，谓予不念功勋；若全废旧章，谓我不安黎庶。为人君者，不亦难乎！”你犯法在先，如果朕就此施行重典处理你，可能有人说我不念功臣的往日勋业；如果朕就此全部废了传统法律章法，有人也会说我不能安顿黎民百姓。我这个做人君的，是不是太难啦！这一番话，说得华温琪惭愧不已。

插入这段“赵匡胤时代”之前的故实，是想说：姑息藩镇，由来已久；处理藩镇，帝王两难。这不是个好干的活儿。

且说李嗣源，最后还是给了华温琪一个节度使，要他去治理华州（今属陕西华县）。华温琪在任上，做了很多好事，他用自己的俸禄和赏赐，修补了当地的祠庙、廨舍，达到一千多间。还在邮亭创建了待客的器具，这样就方便了往来的客人，得到很多称赏。几年后退休在家，石敬瑭得到天下后，他病逝于家中，终年七十五岁。他是五代时期较少得到善终的藩帅之一。

安重诲的末日

华温琪事件，对刚愎自用的安重诲是一个警戒。他因此意识到，这样下去很危险，皇上不是可以终身依靠的对象。思前想后，觉得不能这样拖延下去，后面不知会有什么风险，于是，上表要求退休。

但是已经晚了。

因为他的跋扈姿态，已经失去了朝廷内外人心。李嗣源也接到了更多对他不利的消息，更有个内部的王德妃，还有个孔循。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安重诲的日子不多了。

他一要求辞职，明宗李嗣源连表面文章都不做，当即同意。安重诲回到山西老家应县，此地属于河中辖境。

他刚刚到家，当天就看到在朝中做官的两个儿子也回来了。

安重诲大吃一惊，问他们：“我又没有召你们，你们怎么会回来？”

俩儿子还没有回答，安重诲一下子就明白了：身为朝廷命臣，一旦被人污蔑，说是带着子弟家眷返回故乡，那就有了反叛的嫌疑。现在俩儿子傻乎乎地回来了，安重诲的末日也就到了。

安重诲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他试图以一种绝对的忠诚姿态自救。他对俩儿子说：“我知道了。你们回来，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被人利用了。我要以死殉国，没有什么可说的。”

于是，将两个儿子捆绑了，上表，派人押送到朝廷。

但是，朝廷已经不需要他了。

朝廷这边已经派出了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并派遣步军指挥使药彦稠带兵护送李从璋直奔河中。李从璋是李嗣源的养子，带兵打仗有辣手。

第二天，有朝廷的中使宦官来到安重诲府上，进门就痛哭起来。安重诲问他怎么回事，中使回答：“有人说公有‘异志’，朝廷已派遣药彦稠将军带兵到啦！”

安重诲回答：“我身受国恩，死不足报，哪里敢有异志！没有想到这件事还要麻烦国家发兵来干，让主上担忧，我的罪过更重啦！”

安重诲的两个儿子被送到朝廷后，有诏，下狱。

有个皇城使翟光邺一向厌恶安重诲，李嗣源特意令他到河中去考察安重诲，还对他说：“如果安重诲真的有‘异志’，就杀了他。”显然，李嗣源已经不想要活口了。

翟光邺到河中后，李从璋大军也到了。他应该是向李从璋讲述了明宗的意图。于是，李从璋率领甲士将安重诲的府邸围住，自己带着铁挝叩门来见安重诲。

进门来到庭院，安重诲夫妇出来迎接。李从璋见到他后，在庭下行大礼。安重诲很吃惊，已经处于这样境地了，怎么还有这么尊贵的皇子、节度使来给自己下拜，也赶紧走下台阶跪下回拜。李从璋忽然奋起，挥动铁挝砸向安重诲的脑袋。安夫人张氏大惊，赶忙来救血泊中的丈夫，也被李从璋铁挝击杀。

李嗣源接到奏报后，下诏，以安重诲离间孟知祥、董璋等与朝廷的关系为罪名，又污蔑安重诲要征讨淮南，图谋兵权。随后，又说安重诲送到朝廷的两个儿子，曾与安重诲一道返回河中谋反，判令一起处斩。

满朝文武，除了赵凤，几乎没有人为安重诲喊冤。

进入“李从珂时代”

赵凤是读儒学经典的人物，年轻时就有文才和名气。安重诲推荐他做了端明殿学士。因此，他对安重诲很是心存感激。

此人好直言，性格刚强，平时与任圜友善。任圜做宰相后，也多次推荐他，后来赵凤做到礼部侍郎的位置。安重诲杀任圜，赵凤很痛心。

赵凤相信儒学的理性，不信“怪力乱神”。有个术士叫周玄豹，懂相术，善预测，很准，迷倒了很多人。明宗李嗣源践祚之前，做内衙指挥使，安重诲那时对这类相术半信半疑，就想测试一下周玄豹。于是叫他人和李嗣源换了衣服，把李嗣源安排在不起眼的位置，让那个人坐在衙内指挥使的位置，请周玄豹来看相。周玄豹看过后说：“衙内指挥使这个位置很尊贵，但现在坐在那里的人，还不足以承担这个位置。”又指着坐在下位的李嗣源说：“这个人才当得!”然后又说了一通李嗣源将来“贵不可言”的话。李嗣源践祚后，想起周玄豹，就觉得此人太神奇，想把他召到京师供职。

赵凤知道此事后进谏说：“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作为皇上必须谨慎。如果陛下认为他相术神奇就招来做官，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去竞相奔走、追逐预测吉凶的相术。天下人互相惑乱，后果可是凶险莫测啊！”

李嗣源一想是这么个理：多少野心家，借着预测之术在谋取天下啊！还真是不能这么干。于是不再召周玄豹进京做官。

这是李嗣源与那些动辄将术士召在身边，最后遭遇祸患的颟顸之辈们不一样的地方。李嗣源有格局。赵凤则是启发了李嗣源的儒生。

李从珂从河中调回朝廷后，李嗣源解除了安重诲的朝官，让他去出任河中节度使。尽管还让安重诲带着枢密使兼中书令身份，但安重诲已经不能干预朝政。这时候，李嗣源才把李从珂从府中召来，对他哭着说：“如果按照安重诲的意思，你哪里还能见到我！”

于是任命李从珂为左卫大将军。

赵凤知道这事后，对李嗣源说：“安重诲是陛下亲近人，他的心是永远不会背叛君主的，但因为他不能周密防备，所以一定会被人进言谗毁。陛下如果不能明察他的心迹，他可就不知哪天死于非命了。”

李嗣源对安重诲已经有了疑心，认为赵凤是安重诲死党，很不愉快。

果然，就有人来“检举”安重诲了。说安重诲要从河中起兵，要自己去讨伐淮南，还召引占相者为自己算命，等等，诸如此类。

明宗于是咨询侍卫都指挥使安从进、药彦稠，二人都认为：“这是奸人离间对朝廷有功勋的旧臣。安重诲为陛下做事三十年，有幸得到富贵，何苦谋反！我们请求用自家性命担保他。”

明宗看看扳不倒安重诲，就召见安重诲安慰他。史称“君臣相泣”，君臣互相感动得相对而哭泣。

但李嗣源对安重诲还是有猜疑。

赵凤有一次在中兴殿向皇上奏事，说：“我听说有奸人诬告安重诲。”

李嗣源说：“这是件小事，我已处理了，你别问了。”

赵凤说：“我所听到的，是涉及国家根本的大事！陛下您可千万不能以此为小事啊！”于是指着大殿说，“您看这座建筑，为何这么庄严宏壮？那是因为全赖栋梁柱石扶持啊，假如砍断一根栋梁，拆掉一根柱子，大殿就会整个倒塌。大臣，就是国家的栋梁柱石！安重诲起于微贱，跟着陛下历经种种艰辛，才让我朝兴旺，您也因此而成为中兴之君。怎么可以让奸人来动摇国家栋梁呢？”

李嗣源听到这里也很感动，对他说：“你说得很对。”于是严肃地处理了告密者。但李嗣源毕竟狐疑，后来治了安重诲的罪，赵凤还是多次说安重诲无罪，是个忠臣，李嗣源就将赵凤撤职。

当初，李嗣源镇守成德军时，李从珂就曾与安重诲相识，但他俩有一次在饮酒时，高了，互相“使酒”，于是有了争吵。李从珂跳起要殴打安重诲，安重诲赶紧逃了。酒醒后，李从珂后悔，赶紧道歉，但安重诲很可能没有忘记这件事。后来大权在握，安重诲就有了重新安排朝中人事的计划。

安重诲铁定地认为李从珂早晚会反，是出于私怨，还是政治洞察力？

《五代史阙文》记录一个说法：“明宗令翟光邺、李从璋诛重诲于河中私第，从璋奋挝击重诲于地，重诲曰：‘某死无恨，但恨不与官家诛得潞王，他日必为朝廷之患！’言终而绝。”

明宗李嗣源命令翟光邺、李从璋到河中诛杀安重诲于府邸，李从璋奋起挥动铁挝击杀安重诲在地上，倒在血泊中的安重诲还在说：“臣死无恨，但恨不能与陛下一起诛杀潞王李从珂，他日此人必为朝廷之患！”说罢气绝而死。

后来的事情果然如安重诲所预料：李嗣源死后，其子李从厚继位。早就心存“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已经成为凤翔节度使。不久，凤翔鼙鼓动地来，李从厚被杀，后唐进入李从珂时代。

所以，安重诲跟李从珂有私怨，但执意要将李从珂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很可能是由“大私”达到“大公”的一种政治逻辑。因“使酒”生怨而怀恨在心，就是“大私”；为“削藩”致治而殚精竭虑，就是“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