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史弥远专政下的嘉定政治



1. 受掣于另一权臣

史弥远的起复招来了非议，但他因诛韩在政治上大得分，人望并没有流失过多。起复以后，弥远继续在平反“伪党”上做文章，对死者或褒赐美名，或录用后代，对生者则召还在外的正人故老。短短四五年间，他起用的著名党人有黄度、楼钥、杨简、袁燮、蔡幼学等，还召用了真德秀、魏了翁、赵方、廖德明、钱文子、刘爚、陈宓等知名之士。这些人布满中外，颇具气象，人们甚至美言为“小庆历元祐”。弥远也俨然有古大臣的器局，连真德秀都一度受其迷惑，代皇帝草拟关于他的制诰批答时不吝赞词。但这一切不过是取悦清议、笼络人心的手段，他连赵汝愚欲致庆历元祐之治的那点念头都没有，更遑论范仲淹、司马光的政绩了。他追逐的只是权力，这与韩侂胄毫无二致，但在老谋深算上，韩侂胄却决不能望其项背。

开禧诛韩后，钱象祖任相，过了一年，弥远与象祖并相，无不兼任枢密使。宋代宰执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分割相权，故开禧以前，虽也偶有宰相兼枢密使的前例，但绝非惯例，更未成制度。韩侂胄时期，所有宰相都不兼枢密使。《宋史·职官志》说：“至开禧，以宰臣兼使，遂为永制。”似乎钱象祖以相兼使成为这一定制的开端，实际上，象祖之例或是诛韩不久的特殊时期，未必遽为定制。嘉定改元，两相并置，均兼枢使，尤其史弥远起复后始终并长二府，宰相兼枢密使才真正成为南宋后期的固定制度，这是南宋后期皇权一蹶不振而权臣递相专政的重要原因。故魏了翁指出：“迨嘉定而后，以相兼枢，又合而为一”，认为史弥远才是始作俑者。史弥远不仅以相兼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在起复以后直至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去世前不久，始终维持独相的局面，而所选用的二府执政都是些容易控制之人。

史弥远不仅以独相之尊睥睨二府执政，还恣意破坏政事堂议事制度。政事堂，也称都堂，是宋代宰执合堂同席、共议众决朝政大事的场所，其目的之一即防范宰相专权。南渡以后，秦桧在望仙桥私第治政，首坏其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平时由省吏将公文送至韩府签识，但他还应景地每三日必至都堂一次。史弥远把养病不出视为常事，嘉定前期好几次称病告假，还不过数月。五六年间，威势渐成，便“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笫”，深居简出，不知所在，完全把都堂议事制抛在一边，擅权程度远远超过了韩侂胄。

史弥远专政之所以能畅通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倚赖的要害部门是检正都司。检正、都司原是分属中书门下省和尚书省的两个具体办事机构，分管公文呈批送审，官署级别虽不高，但对宰执决策朝政、制定法令等都知悉过程并参与内情的，其作用不能等闲视之。史弥远将两者合而为一，朝廷政事都交它办理。只要所谓事关机速，就上不必奏禀皇帝，下不必经过审核，而先交付执行；如有奏禀事宜，原应等圣旨批下同意与否再付执行，现在还未呈御览，就已下省札处理；甚至备好空头省札，执政画押同意，再送相府临时倒填有关政事。检正都司成为他得心应手地独揽朝政的工具。这些官吏职卑位低，易于控制，也乐于逢迎宰相，参与机密，外朝那些制置使、总领与诸路监司、沿边将帅都争相贿赂他们，“其权任反出执政、台谏上”。

史弥远还把重要官吏的任命权紧攥在手，收买人心，安插亲信。宋代铨选，京官、选人的除授权归吏部，号为吏部四选；唯有特殊勋劳者可由政事堂直接奏注差遣，号为堂除，所获差遣比吏部选为快为优，热衷仕进者无不钻营这一捷径。史弥远专政后，以堂除名义把吏部四选的肥差都拿了过来，以朝廷爵禄而卖私恩，取吏部美阙而归堂除，习以为常，贿自成风。相府门前衣冠如市，来谒宾客十有八九是谋求差除的，弥远也不惜以宰相之尊而下行吏部之事。这种做法，导致士风与吏治进一步败坏，“煽奔竞之风，抑孤寒之士，人心蛊坏，人才衰削”。

宋代朝官以上的要职任命，例由宰执注拟，请旨获准才草拟除授制词。史弥远擅权后，这类任命“有申而无奏”，只将结果告诉皇帝，从不奏禀取旨。有臣下上奏：

执政、侍从、台谏、给舍之选，与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纲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亲擢，则权不下移。今或私谒，或请见，或数月之前先定，或举朝之人不识。愿明诏大臣绝私意，布公道。

宁宗却认为：

人主择宰相，宰相择百官，为治之要道。君主揽要则百事详察，君主躬亲则百事荒怠。

这话原则上不错，但关键在于：最重要的第一步择相倘若失误，以下一切便无从说起。

史弥远结党营私，心腹列于朝堂，亲信布于地方。呼朋引类时，他的同乡观念尤为突出，选拔之士，“非鄞即婺”。鄞县人是其小同乡，婺州人则是大同乡。有则轶事就是针砭这一现象的。一天，相府开筵，史弥远请杂剧艺人助兴。有一艺人扮士人念开场白：“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旁边另一角色打断道：“非也。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史弥远听出插科打诨中的讥讽味，据说从此相府设宴不再演杂剧。

宋代权相专擅，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操纵台谏、控制言路。韩侂胄是这么做的，史弥远也紧紧抓住台谏官任命和言事两个关键环节，逐渐使言官沦为其私人鹰犬。韩侂胄被诛，史弥远首先让支持政变的卫泾、王居安出任台谏，对侂胄留下的旧台谏叶时和黄畴若恩威并用，在台谏系统内提升其职衔，让他们攻韩党以赎过愆。其后，他试图拉拢左谏议大夫傅伯成，让人示意他弹劾某人，交换条件是引为执政，伯成一口回绝，表示“不能倾人利己”，并请皇帝下诏大臣“以公灭私”。碰了这个钉子后，史弥远变换手法，“约言已坚，然后出命，其所弹击，悉承风旨”，而且必“先期请见，饷以酒肴”。这样一来，台谏都成了其党羽。

尽管如此，史弥远仍不放心，进而在弹章谏草上大做手脚。每到论事之时，台谏与史弥远之间“尺简往复，先缴全稿，是则听之，否则易之”。这种做法宋人称为副封或呈稿，但韩侂胄专政还没无耻到呈稿的地步。自史弥远当国，台谏都是其私党，每有劾荐，必先呈副封，一般以薄纸书写，用简版缴达，合则缄还，否则便附另纸，告知某人朝廷正赖其用，台谏就改论他事，故时人有“嘉定副封之靡”之说。后来嫌副封太麻烦，干脆从相府付出言章全文，让台谏直接照用。台谏官竟也毫不隐讳，逢人必说：“近来文字，皆是府第付出。”至此，台谏对相权的独立言事原则扫地以尽，史弥远完全左右了台谏系统。

在宋代，包括封驳官在内的其他侍从也有献言论谏的权利，但台谏始终是朝廷舆论的主导。既然台谏已被史弥远所掌控，嘉定更化之初言路乍开的气象很快复归于万马齐喑的局面。嘉定十二年（1219），一位知州任满入对，发现朝论已为史弥远把持，极论苟同之弊后吁请：“转移之机，全在陛下。”宁宗口头赞同道：“雷同最是今日大患。”但他既然不能从根本上认识与解决史弥远专权问题，朝堂之上只能依旧“诺诺者盈庭，而谔谔者卷舌，容容者接武，而皎皎者遁形”。

相反，起复后的16年间，宁宗对弥远十分倚重，经常为他推恩迁官，加食邑或实封，表现出“惟君臣相得之甚艰，而事业当图于不朽”的庆幸之情。有一次加实封，草制词臣大书：“天欲治，舍我谁也，负孟轲济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竟比以伊尹、孟子。侍从、馆职与太学生们议论哗然，都认为“过谀失体”，皇帝却并不以为然。嘉定十四年，宁宗特下诏史弥远立家庙，并赐祭器。在宋代，人臣在位而赐建家庙是屈指可数的罕用恩例，特诏既传达出皇帝对史弥远的倚任与尊礼，也说明其专权之势如日中天。

嘉定年间，人才进退，政事兴革，天下以为这是丞相的主张，朝野都习以为常地只言相而不言君。对这种权相专政局面，偶尔也有臣僚借古喻今委婉地进谏。嘉定六年秋，侍读黄度最后一次入侍经筵，有意讲读了唐玄宗用李林甫的历史，意味深长道：“这是唐室治乱分界的关键，愿陛下退朝之暇，反复阅读思考。”但秉性不慧的宁宗压根儿没听出弦外之音。这一时期，邪正之辨和君子小人之别也频频见诸朝臣的论谏和经筵的讲读，这同样是一种不便挑明而只可意会的谏言。嘉定十一年岁暮，侍读徐应龙进读吕大防奏议，读到“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为邪，以小人为君子，则不可”，应龙点明道：“乱亡相继，未有不由于是。”宁宗若有所悟说：“君子小人最为难知。那小人也能发君子之言。当据其事而观其人。”回答并没错，但他连韩侂胄专权也未能省察，又岂能识破史弥远在君子外貌下的叵测机心呢？

史弥远专权的时间长于秦桧，擅权的程度超过韩侂胄，但在他的生前，公开的反对者远比秦、韩为少，在其身后，又引起后人“如何一卷《奸臣传》，却漏吞舟史太师”的感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继秦、韩之后把权相弄政的手法锤炼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不仅不像侂胄那样赤裸裸，而且比秦桧更狡黠阴鸷。在编织专政的权力网，让城狐社鼠布满中外的同时，他还擅以爵禄羁縻天下之士，“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荼毒善类也较秦、韩为轻。

尽管史弥远装缀小庆历元祐的假象，摆出古大臣的模样，时间一久，有识之士还是洞察出了背后的真相。嘉定八年，真德秀一改嘉定初期对他的赞词，对刘爚慨然说：“我们应该尽早引退出朝，让庙堂上也知道世上有不愿做侍从官的人在。”便力请外郡，史弥远假惺惺挽留道：“用人之途畅通，为什么要出朝呢？”德秀托以亲老，出为江东转运副使。

比起不合作主义，揭露权相更需要勇气与魄力。嘉定十三年，新一届礼部进士即将发榜。应考士子邓若水在对策试卷上力论史弥远之奸，建议皇帝将其罢免，改命贤相，否则必贻宗社之忧。仅以文章而言，这篇策论博征经史，气骨凛然，尽管考官因其论及时相而置之末等，却在临安士人间争相传诵。史弥远听说后大为恼火，指使临安府尹让旅舍主人侦伺其出入言行，罗织罪名。有人前来劝解，弥远转念一想，倘如治之以罪，会像韩侂胄贬窜庆元六君子那样，必然招致清议的反对和太学生的声讨，便故作宽容之态。

然而，在另一起事件中，史弥远却撕下伪装，开了杀戒。当年上书请斩韩侂胄的武学生华岳，在诛韩后允许重新入学，登第为武学进士后，被任命为殿前司同正将。目睹史弥远对外苟安，对内擅权，他曾上疏皇帝，大忤权相，于是准备搞掉史弥远。谋划的风声传到史弥远那里，他认为作为殿前司下属将领，华岳的密谋可绝非邓若水那样的秀才造反，必须把苗子掐死在萌芽状态。史弥远派殿前司卫士包围了他的住宅，将其捕来，厉声问道：“我与你有何怨仇，竟要图谋我？”说完便命押往临安府狱。知临安府袁韶是史弥远亲信，判以斩罪。

宋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史弥远持判牍奏禀皇帝。对华岳在韩侂胄专权时毅然上书，宁宗记忆犹在，拟放他活命。弥远说：“这是要杀臣的人。”宁宗说：“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意思是流配海南岛，免他一死。弥远看出了皇帝宽贷之意，阴黠地说：“如此，则与减一等。”宁宗对本朝刑法懵然无知，误以为斩罪减一等就是流配，同意了这一奏请。而实际上，绞、斩在宋代只是死罪中的极刑，其下一等是杖杀，也即“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就这样，史弥远上下其手，以谋变的罪名把华岳押赴东市，活活杖死。这位“倜傥似陈亮”的英才，与韩侂胄做斗争时逃过了一劫，却最终死在史弥远专权的黑暗年代里。

史弥远专权的后果是严重的。在他的专擅下，从嘉定改元起，南宋王朝竟在金国垂亡之际，安于苟且偷安之岁，年复一年，机会随着时月流失，进入理宗朝，他继续专断朝政，独相九年。等到他死后，人们才痛切发现，比起韩侂胄来，史弥远专权流毒更深，为害更烈。以至有人指出：

我国家自韩侂胄用于庆元，迄于开禧，甫及十年，天下之势，如人少壮而得疾，故其疗之也易为功。自史弥远相于嘉定，迄于绍定，凡二十七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也难为功。

史弥远死后七年，当蒙古铁骑在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河的数千里战线上向南宋发起全面攻击时，时人不禁浩然长叹：“凡今日之内忧外患，皆权相三十年酝成！”

2. “束手于上”的宁宗嘉定之政

在《廿二史札记·秦桧史弥远之揽权》里，清代史家赵翼指出：

史弥远之柄国，则诛赏予夺，悉出其所主持，人主仅束手于上，不能稍有可否。

正如庆元开禧之政实际上是韩侂胄专政，嘉定之政说到底就是史弥远专政，宋宁宗依旧垂拱仰成，无所作为。

不过，对经筵讲读，宁宗还是重视的。有一次，经筵官徐应龙问他：“《资治通鉴》所载仇士良事，陛下还记得吗？”宁宗复述道：“士良归老，语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亲书，智虑深远。”宁宗倒是有暇读书的，有时甚至早晚都让经筵官为他讲学，并要求他们在进读经史和圣训的同时，须以讲义的形式对每事表达意见，认为“若只读一遍，何益？”。他保持着嘉王时的习惯，每天抄上一段先帝圣训或名臣奏议，故而与臣下应对时，“论治道有体，则有用贤委任之言；论谏官言事，则有明目达聪之训；论用人则知君子小人之辨；论用兵则知师从中覆之非”，议论似乎都契合帝王之学。

有一次，袁燮进读《高宗宝训》，读到宋高宗有“为上极难处，一事不合人情，则人得以议”的感慨，宁宗即说：“人主做事，岂可不合天下之心？”袁燮说：“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刚柔皆不可不中。”宁宗发挥道：“柔而不中为姑息，刚而不中为霸道，刚柔皆得其中为王道。”说得句句在理，袁燮只能称颂：“诚如圣训！”然而，正如有臣下一针见血指出：“今陛下之学，乃祖宗之学，而陛下之治，犹愧于祖宗之治。”宁宗自身不慧，再出色的经筵也无法将他造就成有为的君主，对其治国理政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也许嘉定经筵官多为道学家的弟子传人，宁宗一改自己在韩侂胄时代的态度，对道学的好感恢复到了即位初的状态。史弥远曾是杨简的弟子，与理学略有渊源；专权以后，他以昭雪“伪党”、褒崇理学作为讨好清议、笼络士夫的手段。在推进理学官学化上，这对君相倒是同声相应的。

嘉定四年（1211），著作佐郎李道传建请下诏崇尚正学，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颁之太学，并以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从祀孔庙。有不好道学的执政表示异议，提议未获通过。次年，国子司业刘爚也向史弥远建议用朱熹“四书”之说“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同时奏请刊行《四书章句集注》，并将朱熹亲定的《白鹿洞学规》颁示太学。宁宗同意将朱熹的《论语》《孟子》集注本作为太学的官定读本。

继追谥朱熹为文公后，嘉定八年，赐张栻谥“宣”；次年，吕祖谦也得谥为“成”。为周敦颐、张载、二程的请谥活动也不失时机地在进行。嘉定十三年，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分别追谥“元、纯、正、明”。此前一年，一次经筵上袁燮进读朱熹事迹，宁宗说：“记得即位之初朱熹曾侍经筵，他就是朱在的父亲。”袁燮乘机进言：“陛下记忆朱熹如此。其子本无失道，尚在罪籍。陛下能收拭而召用，也足见不忘忠贤之后。”宁宗点头同意。朱在入仕，升迁顺利，十年左右已位至侍郎。嘉定十七年，皇帝又下诏访求程颐后人，录用为官。

理学取得官学地位，一般认为始于理宗时代，故《宋史·理宗纪》说：“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之功，实自帝始。”但理学官学化进程中，嘉定时期通过颁书、赠谥、录后等一系列褒崇之举，实已开其先河。

对朝政，宁宗并非绝不措意，也知道听言用谏的重要性。嘉定六年，袁燮对他说：“帝王不可不勤于访问。”宁宗首肯再三说：“问则明。”退朝后，袁燮与朝士说起“问则明”的圣谕，无不称叹英明。但几个月过去了，却不见皇帝有咨访之举。不久，袁燮迁官轮对再见宁宗，说：“当时我与朝臣莫不称叹圣训英明，但陛下端拱渊默一如往昔，是不是认为人主一言之失，史官笔录而天下议论，问而不当，不如不问呢？”过三年，袁燮迁经筵官，见皇帝机会更多，对宁宗说：“陛下自为韩侂胄所误，也许担心臣下进言有错，所以咨访甚少罢？”宁宗戆然问道：“错也无妨吗？”袁燮说：“古人说献可替否，若都没错，则唯有献可，无否可替了。”宁宗引经据典：“予违，汝弼，汝无面从。”然后说：“朕专赖臣下正救。”

袁燮当然明白，立朝之官，多为阿附苟容之士，连台谏都沦为权相的附庸。嘉定十二年一次经筵上，他有针对地发挥道：“以台谏为耳目，无所不言，故大臣不敢为非。”宁宗立即接口：“此即所谓：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他记得这是苏轼的名言，表态道：“若台谏不言，何缘得知，只要人来说？”

平心而论，宁宗也并非讳言拒谏的君主，但台谏既然已被史弥远所左右，怎能指望他们真正无所不言，成为皇帝耳目呢？宋代规定，台谏官每月至少上言一次，谓之月课。对台谏来说，如今的月课最是头痛而棘手的定期作业，既不能开罪权相，又不能违反祖制。无耻的言官甘为鹰犬，如梁成大、李知孝之流，自不待言；大多数台谏月课来临，章奏待草，掂量议论之异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难决，进退维谷；滑头取巧者尽选些不伤脾胃的事儿，例如恭请皇帝献谒宗庙景灵宫等，权充月课，缴卷塞责。

台谏官尚且如此，嘉定吏治污浊便可想可知。宁宗对此应该有所察知，故一再下诏戒饬。嘉定改元，他就颁旨给内外群臣：

奸佞弄权，故相同恶，上下交利，贿赂公行，监司郡守，并相仿效，贪婪无厌，狼藉已甚。朕方励精更始，申加训饬，以儆有位。其有缘公济私，尚为故态，必罚无赦！

嘉定二年，他命诸路监司劾举贪残的守令；次年，再下戒饬监司郡守的诏书。嘉定六年，朝廷一方面恢复监司臧否守令的成法，一方面命御史台置考课监司簿，加强对监司的督察。

对赃吏的惩治力度似乎也有加强，夺官除名，乃至抄家发配的贪官污吏也偶有所闻，当然只是几个县尉、县丞、推官、判官级的芝麻绿豆官。嘉定八年，朝廷颁诏：赃吏不许减年选官；但停年罢选对于巨贪的官吏根本难起惩戒作用。嘉定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李楠上奏：“朝廷治赃吏失之于宽。”次年，他又提宋高宗治赃吏的前朝旧事，宁宗回答：“赃吏害民，岂可不治，祖宗治赃吏，甚至弃市。”他说的是太祖、太宗朝故事，那时惩肃赃吏果断严厉，确有开国之初的治世气象。李楠认为：“倒也不必严厉到弃市，笞黥之刑就已足够，今后发现赃吏，就杖脊刺配岭南。”但君臣议论过后，一切仍归依旧。嘉定十六年，宁宗再次下诏申严赃吏法，强调“命官犯赃，毋免约法”，正从反面印证了原颁的赃吏法形同具文。

嘉定时期，在备受吏治污浊之扰的同时，民众还饱尝货币贬值之苦。开禧北伐的开支，嘉定和议的费用，再加上冗官人数的持续上升，王室开销的奢侈挥霍，南宋财政日渐陷进入不敷出的泥淖。对此，宁宗曾下诏内外官府条陈节用的对策，试图在节流上寻找出路，其效果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于是，朝廷便无节制地发行纸币来饮鸩止渴，东南会子与四川钱引等纸币犹如决堤洪水泛滥于南宋境内。大约在光宗即位之初的淳熙末年，会子发行量还控制在2400万贯，到开禧用兵时激增至14000万贯；其后会子流通量居高不下，嘉定年间总发行量高达23000万贯。随着流通总量的向上攀升，会子币值却急剧下跌，嘉定前期每贯会子的实际币值只有孝宗时期之半，与此同时，物价却如脱缰之马。

嘉定元年八月，朝廷命侍从、台谏、两省官就会子币值折算率狂跌进行详议。次年初春，政府强行命令：“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还派朝臣出使诸路检查执行情况。这一做法不啻向会子持有者宣布这种货币彻底丧失信用度。于是，不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和储藏会子，持有者更急于脱手。朝廷下禁令规定：纸币必须视产业多寡，按比配藏，如有违反，即予抵罪，并鼓励告发。而州县科配，期限颇紧，官吏催督，刑网苛密。俯首帖耳的顺民甚至鬻妻卖子、售田押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出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籍没家财，甚至“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财，或亏陌四钱，而没入百万之赀”。朝廷的禁令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绝收用会子的狂潮，而这波强劲之势反过来驱使会子进一步贬值。在这场通货膨胀中，富户虽也大受损失，但贫民更雪上加霜。这年冬天，米价腾贵，传法寺前饥饿难忍的乞丐群起抢夺商贩的炊饼。人心汹汹，行将酿成一场全面的社会危机。

这年二月，宁宗颁诏给侍从、两省以下官员，命他们对会子危机提出解决办法。反馈的意见普遍是放宽以旧兑新的期限，发还籍没入官的民财，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三月，宁宗下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这道诏书旨在缓解会子引发的社会动荡，但作用是有限的。只要新旧会子不等价兑换的规定依然有效，会子与铜钱的兑换率势必不断看跌。五月下旬，朝廷穷极无聊地从卖官鬻爵、出售没官田等渠道筹措了约1400万贯作为收回旧会子的资本，但也无补大局。九月，吏部郎官刘爚奉命审阅中央和地方官员关于会子的奏议封事，选择可用意见送朝廷参考，表明其时会子贬值依旧困扰着南宋政府。直到嘉定四年岁暮，朝廷还因会子兑换问题派员巡访江浙州郡。大约次年，最后采用了太学生吴幼存的封事，“悉弛其禁，楮价反增”，即解除所有禁令，会子比价反而回升，这场风暴才渐趋平静。

在嘉定货币信用危机中，有人批评政府，“以一易二，民始疑楮；三界并行，民始贱楮”，在货币危机前举国无策，衰亡之状“具于斯时”。由于国家失信用，民众启疑心，兼之嘉定前期连年水旱，民无余资，物货积滞，商旅不行，致使大家族困厄，小家庭挣扎，市井萧条，官府匮乏。社会经济自此转入新一轮的动荡时期。南宋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之势自孝宗末年已经抬头，而宁宗君相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促使矛盾立马激化，使之成为社会经济的无解难题，扔给了后来继任的君相。

嘉定共17年，自嘉定七年绝金岁币起，宋金关系即进入临战状态，军政自应成为宁宗嘉定之政的重头戏。这一方面，宁宗曾颁布过一些诏令：嘉定三年六月，命三衙、江上、四川诸军主帅核实军籍，欺冒者以赃罪论处；九月，令三衙和江上诸军以才艺年劳升差将校，徇私者将受到台谏、制置使和总领财赋的按劾；次年四月，颁布虚冒兵额的禁令，自首者从宽，违反者重处；嘉定七年，再诏三衙、江上、四川诸军将兵马实数申报朝廷。这些有限而苍白的禁令，根本不能清除军政的腐败，从军额禁令的一再重申，反而折射出吃空额始终是嘉定军政的一大漏洞。

对嘉定军政，时人有过总括性的评论：

拊循士卒，帅之职也。朝廷每严掊克之禁，蠲营运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别为名色，益肆贪黩，视生理之稍丰者而诬以非辜；动辄估籍，择廪给之稍优者而强以库务，取办刍粟，抑配军需，于拊循何有哉！

训齐戎旅，亦帅之职也。朝廷每严点试之法，申阶级之令，其儆之者亦切矣！今顾有教阅视为具文，坐作仅同儿戏，技勇者不与旌赏，拙懦者未尝劝惩，士日横骄，类难役使，于训齐何有哉！

况乃有沉酣声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图，而不恤国事者矣。又有营营终日，专务纳交，书币往来，道路旁午，而妄希升进者矣。自谓缮治器甲，修造战舰，究其实，则饬旧为新而已尔。自谓撙节财用，声称羡余，原其自，则剥下罔上而已尔！

军政的颓败污浊，一方面导致士气低落和战斗力下降。

在内郡者，末作技艺，安坐而食，官府利其私役，而被坚执锐之事不娴也；在外郡者，多方运贩，为商无征，主帅利其回易，而投石超距之勇不励也。

这样的军队，遇敌交锋，望风披靡，也绝非个别现象。另一方面，颓败污浊的军政激化了军队内部的各种矛盾，嘉定年间兵变再次频繁出现，与此也不无关系。这一时期，刘克庄有《军中乐》对将兵之间的尖锐对立做过形象的描写：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

自言虏畏不敢犯，射麋捕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开禧用兵时，称因贿任将者为“债帅”，嘉定时，债帅现象仍十分猖獗，一旦走马上任，便以百倍的疯狂将行贿的开销从士兵身上抠回来。有一次，经筵侍读徐应龙说：“今军将得以贿迁，专事掊克。”宁宗居然吃惊问道：“债帅之风今犹未除吗？”他对嘉定军政的真实情况，对债帅现象，对史弥远将“江淮巨镇，委之肺腑之亲，襄汉上流，畀之膏粱之子，殿岩重寄，庸夫尸之，总饷要权，浊吏总之”，看来都一无所知。

马基雅维里指出：

君主永远不要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训练问题，而且他应该在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更加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应有的唯一专业。亡国的头一个原因就是忽视这种专业。

无论在嘉定和议之后短暂和平的日子里，还是在宋金战端重开的年代里，宁宗从未把军政作为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去认真了解过，深入思考过，切实行动过，更何况在这背后还有蒙古崛起的巨大阴影。南宋虽不是亡在宁宗之手，但却从他这里走向灭亡。

据记载，不论单日双日，宁宗都升朝听政，早朝晚罢，听纳不倦，为政也称得上“无怠无荒”。然而，由于史弥远的专权和君主制的限制，他深居大内，罕接舆情，天下危切之情也无由上达。关键还在于，宁宗甚至不具备一位守成之主的基本素质，他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受制于权臣，苟安于现状。对群臣进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与臣下应对时，他虽可以引些前代先圣和本朝列帝的言论，也说得八九不离十，但这些议论几乎没见之于实行的，以至连臣下都当面说他“恭俭有余而刚断不足”。

嘉定十七年，魏了翁任起居舍人，专记皇帝的起居言行，对他有切近的观察，看到的完全是缺乏治国能力的君主。了翁曾记述了宁宗晚年临政的情况：

凡所奏陈，陛下罕所可否。臣退而问所谓起居注，则岁月淹久，事情寂寥；问所谓直前故事，则宾赞之臣，疑为久旷。

也就是说，皇帝听政勤勉，却听而无断，故而起居注记录他理政治国的“圣迹”自然寥寥无几；到了晚年，宁宗连表面的勤勉也不能自持，近臣直前奏事的旧制都旷废不行了。难怪魏了翁失望地对宁宗承认：“臣以记言司过为职，每有含毫阁笔之羞。”

袁燮曾当面指出：“陛下视今之治效为如何？以言乎财计则未裕，以言乎兵力则未强，以言乎人才则忠实可恃者寡，以言乎民生则愁苦无聊者众”，这就是对宁宗嘉定之政的概括。嘉定十年，有一篇廷对策问道：

陛下愿治之心不为不切，而竟未有以副陛下之愿者，意者新天下之机，在陛下未知所以运乎？

话说得很尖锐：陛下你恐怕还不知道如何抓住一新天下之政的历史机遇吧！还是马基雅维里说得好：“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务的变幻情况而转变。”嘉定的17年间，对于南宋王朝未来的生死存亡确是相当重要的转折时期。然而，如何顺应命运的风向，抓住历史的机遇，以宁宗这样的智能才具而言，期望值显然超越了可能性。

3. 在社会危机前醉生梦死

进入13世纪，中国又开始了一个灾害性气候的新周期，整个嘉定年间天灾频仍。嘉定元年二月，哀鸿遍野，无以为生的饥民纷纷流亡到临安府，宋宁宗下诏赈济。进入闰四月，两浙旱象严重。五月，宁宗减常膳，亲赴太乙宫、明庆寺祷雨，并下求言诏：“凡朕躬不逮，朝政阙失，田里愁叹，军民疾苦，尽言无隐，朕将采而用之。”他同时命大理寺、临安府、两浙州县审决滞狱的囚犯，以为这些举措可以上应天变。然而，自五月起飞蝗又蔽天遍野地啮噬着农作物，持续为害好几个月。为此，宁宗再次减常膳，命监司守令条陈民间利害，侍从台谏尽言时政缺失，三省奏呈宽恤未尽事项。八月，发丰储仓米赈济受旱蝗之灾的贫民。

这年岁末，著作佐郎杨简在封事里描摹了一幅惨不忍睹的饥民图：饥民抢夺贩卖之食已司空见惯；父亲不忍亲见子女活活饿死的惨状，便把他们沉溺江中；媳妇怜悯公婆挨饿，情愿自卖易粮，公婆为了不连累媳妇自缢而死，媳妇也悲痛自杀；连烹食小儿、妻食夫尸、弟食兄尸、父子相食其尸的惨状，京城、两淮也时有所闻。宁宗听了，大为震惊。

次年四月，蝗灾再起，大兵以后，必有大疫，临安府瘟疫流行。春夏之际，宁宗两次拨款给临安府，用以棺敛无钱安葬的贫民和兵士。这年十一月初五，临安下了初雪，宫中照例将举行雪宴，宁宗也因岁饥省罢了。每逢大灾，他总是减省常膳，每天在禁中焚香祝祷，从不参加内廷宴饮，凄楚地说：“百姓不得饭，我何有于酒？”这年，宁宗颁布了五条宽恤之政，次年增至19条。其后，旱蝗水疫等灾情连年不断，蠲免租赋、赈济灾贫、审决滞狱、安抚流民的诏书也不绝于史书。

宁宗不乏悲天悯人之心，但不少措施纯粹虚应故事。嘉定三年，他下诏两省将去年旱蝗之际的应诏封事，择取可行的呈奏上来，可见这些封事一年来始终束之高阁。他的赈灾之举究竟有多少效果，也值得怀疑。宋代内藏库“本为凶荒之备”，但光宗以后多移作内廷靡费之用。嘉定年间，宁宗倒多次动用内藏库钱赈灾恤民。然而，连年的战乱与天灾，饥民不可胜数，赈籴无法偏及，食不果腹的灾民或辗转沟壑，或背离乡井，或群聚“借粮”，或肆行剽掠，不一而足，司空见惯。嘉定八年，袁燮警告宁宗：“东晋李雄、李特，初起不过流民，渐盛能占巴蜀。鉴观往事，可为寒心。”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临安城内又是特大火灾，朝廷照例有赈济之举。著作郎吴泳对宁宗说：

京城之灾，陛下之所亲见；但四方败相，陛下是否也都见到呢？惨莫惨于兵，却连年不戢，则战事甚于火；酷莫酷于吏，而频岁横征，则酷吏猛于火。福建之民困于盗，浙江之民困于水，川蜀之民困于兵。横敛之源既不澄清于上，贿赂之根又不铲除于下。就好比那大树枯坏，有急用却无枝可取，内朽之形已见之目前！

袁燮和吴泳并非危言耸听。持续的战争，频繁的天灾，贪墨的吏治，刻剥的军政，苛重的征敛，致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把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们都逼上了绝路，嘉定共17年，农民、盐贩、茶商、士兵的起事此起彼伏，其次数比此前绍熙、庆元、嘉泰、开禧共18年间翻了一番，起事规模和持续时间也不是此前18年所能比拟的。其中，郴州（治今湖南郴县）黑风峒罗世传、李元砺领导的起事声势最为浩大，其构成虽以瑶民为主体，也有汉族饥民和散兵参加，自嘉定元年初起兵以来，连破郴、衡、吉、赣、南雄、南安等州军，达数万之众，活跃在湖南、江西、广东三路交界地区，直到嘉定四年秋才被镇压。皇帝在诏书里也承认，起事根本原因是“科役繁重，人不聊生，蝗旱频仍，吏不加恤，使吾赤子，皆转徙而无依，而彼奸民，因诱胁以为暴”。

嘉定十二年闰三月，兴元府军士张福、莫简率领士兵起事，也令巴蜀震动。时值宋金嘉定战争，因南宋军政不修，川、陕等地关外流民不下数十万，溃卒也满布村野。张福、莫简奉命调戍关外，将吏克扣饷钱，最终激成兵变。这支1300人队伍都以红帕裹头，号红巾队，杀了四川总领财赋杨九鼎，焚利州（治今四川广元），破阆州（治今阆中）、果州（治今南充），移师遂宁府，一路所向披靡，所至之处，官吏或死或逃，没敢抵抗的。七月，他们才被数倍于己的官军在普州茗山剿杀。

趁着南宋王朝的衰弱，川蜀地区原受羁縻的少数民族也频频扰边。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起事有：嘉定元年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弥羌首领畜卜领导的反抗斗争，持续七年之久始受降归顺；嘉定四年九月，叙州（治今四川宜宾）蛮扰边，半年后归降；嘉定十年雅州（治今四川雅安）蛮起事，也长达三年。至于小规模的民族冲突，嘉定年间几乎连年不断。这些民族矛盾多由宋朝将吏措置失宜或压迫刻剥引起的。

对外抵御金军南侵的战争，对内应付民众暴动和民族纷争，接二连三的天灾，成千上万的饥民，纷至沓来的北方流民，棘手头疼的忠义武装，所有这一切都令南宋君相应接不暇，心劳日拙。然而，在如此深刻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南宋朝野，尤其临安城内，依旧弥漫着醉生梦死的气氛。

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物欲享受上竞相攀比，这种风气源自于宫廷，扩散到都城，波及各地。嘉定八年正月，宁宗再次强调嘉泰元年（1201）颁布的“销金铺翠之禁”。但奢侈既已成风，官僚士大夫不仅我行我素，反而变本加厉。两年后，有一篇对策勾划了这种穷奢极欲之风：

今天下风俗侈矣。宫室高华，僭侈无度，昔尝禁之矣。今僭拟之习，连甍而相望也。销金翠羽，囊耗不赀，昔又尝戢之矣。今销毁之家，列肆而争利也。士夫一饮之费，至糜十金之产，不唯素官为之，而初仕亦效其尤矣！妇女饰簪之微，至当十万之值，不唯巨室为之，而中产亦强仿之矣！后宫朝有服饰，夕行之于民间矣！上方昨有制造，明布之于京师矣！

对策者把这种风气沉痛地称作“后元之风”，即王朝末世的风气，是一点不错的。

整个临安城，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整个南宋王朝都沉浸在一派虚假的安定繁荣中，有滋有味品尝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这首诗确实可以移作当时南宋王朝的形象写照：对近百年前的亡国哀痛业已淡漠，对可能到来的亡国危机全不顾及。为数不多的有识之士关于危机和恢复的大声疾呼都被一片舞乐歌声吞没了。

与此同时，面对宋金嘉定战争，南宋在军费开支上日见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嘉定十年岁暮，朝廷继开禧北伐后再次募民纳粟补官，借以解决军粮问题。次年正月，朝廷赶印了1000份度僧牒作为四川的应急军费；三个月后，复令四川增印500万川引以充军费之用。以鬻官给牒、滥印纸币等手段来应付军粮兵费的燃眉之急，财政亏空也可以想见了。

南宋当时的财政情况，正如后来的史家所指出：“12世纪至13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之紊乱为尤著。”至于“有关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后的，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农村之贫困和不满，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这座大厦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蛮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会倒塌下来”。尽管这座大厦最终被推倒是在宋宁宗去世的半个世纪后，但其倒塌的种种条件却在嘉定后期基本具备了。

嘉定十四年夏末，派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的计议官赵珙收到了蒙古将领馈赠的一方玉印，上镌“皇天恭膺天命之宝”，缴进给淮东制置司。这方玉印与前不久镇江副都统翟朝宗呈上的靖康玉玺，分别是徽、钦两帝遗物，北宋灭亡时为金人掠去，金中都被蒙古攻陷后流散了出来。朝廷收到两方印玺后，史弥远认为有必要做点歌舞升平的文章，便将两年前山东12州郡名义上重入版籍和先朝御宝的失而复得联系起来，鼓吹成天命有归的吉兆，让皇帝下诏礼部太常寺，命他们讨论受宝典礼。

宁宗也认为自己的修德感动了列圣先帝的在天之灵，皇天这才特与眷顾的。这年岁暮，他先是颁诏宣布：明年正月元日举行受宝大典；继而遣官将得宝之事与受宝之礼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岁暮年初的临安城里洋溢着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数十个能文之士竞相撰制颂诗讴歌这盛世大典，各地监司帅守的贺表与进贡也源源不断送进了大内。嘉定十五年大年初一，皇帝登大庆殿行受宝大礼。礼毕大赦天下，文武官员各推恩一秩，连太学、武学、宗学的士子也都有恩赏。来自各地参加庆典的州学生不顾路途迢递、风霜凛冽，摩肩接踵地赶赴行在，他们饱餐库粮，入住太学，连斋舍都无法接纳这么多外地学生。最后规定太学、宗学士子都可以免试及第。为粉饰太平，“一时恩赏，实为冒滥”。据说，在朝不愿转官的仅有二人，在学不愿推恩的只有一人，官僚和士子都被这场闹哄哄的受宝大典所左右了。

就在这年冬天，蒙古骁将木华黎的大军已渡过黄河，进围金国的长安与凤翔。与此同时，他派遣蒙古不花率军南越牛岭关，抄掠南宋凤州（治今陕西凤县）而还。这是宋蒙在军事上的第一次交锋，宋蒙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南宋守军已经听到了蒙古铁骑的嘶鸣声和腾踏声。但这时的南宋，却是君庸臣专，文恬武嬉，完全缺乏应有的危机感。诚然，在当时许多方面，南宋王朝所代表的中华文明确实处于其辉煌的顶峰，然而，却经不起骁勇善战的骑马民族在不远将来的致命一击。随着这致命一击，不仅南宋王朝国祚难永，它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也将受到毁灭性的摧残，其中实在是有着某种内在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