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诛韩与议和

1. 杨皇后和史弥远的结盟

庆元六年（1200），韩皇后去世后，宁宗没有立即册立新皇后。妃嫔之中，杨贵妃与曹美人俱受宠爱，优柔寡断的皇帝拿不定主意。

杨贵妃出身低微，生身父母姓什么，连正史都失载，籍贯也不清楚，一说是遂安（今浙江淳安西南）人。养母张夫人擅长声伎，宋孝宗乾道年间入慈福宫为乐部班头，她也随从入宫，在杨才人位下做杂剧孩儿，应是以嬉乐戏耍逗人发噱的儿童演员。她姿貌出众，举止得体，尤受太上皇后吴氏喜欢，年齿稍长，就以擅奏琵琶隶慈福宫，也招来同伴的嫉妒。一天，吴氏入浴，同伴姐妹便怂恿她把吴氏脱下的皇后冠服穿戴起来，随即举报她僭上。谁知吴氏不但不以为罪，反而对捉弄者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她将来也许会穿上这身服装，到我这地位的。”

她出落得楚楚动人。宁宗还是嘉王时，每赴慈福宫家宴，眼神总往她那儿瞟。宁宗即位之初，留在重华宫主丧听政。一次，在慈福宫家宴上，酒泼在了手上，杨氏捧着铜匜伺候他洗手。双目对视时，宁宗怦然心动，便以手沾水有意洒她一下。杨氏心领神会，一有机会便往听政处跑，就此得幸皇帝。吴氏知道后大为不快，准备严厉鞭扑杨氏。内侍王去为劝道：“娘娘连天下都给了孙子，一个妇人又何足惜，何况这事不宜让外人知道。”也有贵戚在旁边说：“娘娘尚未见玄孙，杨氏命相宜生子嗣。”吴氏怒意始解，将她赐给宁宗时说：“看我面上，好生待她。”

庆元元年（1195），宁宗封杨氏平乐郡夫人，对她宠爱日增。两年后进封婕妤，直到这年慈福宫太后去世前，杨氏对她始终定省有礼。随着地位上升，她深为出身低贱而苦恼，对原先亲族虽暗地也有馈赠，但绝不往来。她命内侍私下为她寻找同宗，找到了武学生出身的杨次山。次山被宣召入宫，两人相见，演了一场多年失散一朝相认的轻喜剧：次山声泪俱下，还举事作验证，“或谓皆后所授”。她这才放弃原姓，归姓杨氏，并依次山的籍贯自称会稽人。

庆元五年，杨氏进封婉仪，次年册为贵妃。在慈福太后死后，她对太皇太后谢氏也朝见勤谨，视疾探病时甚至亲尝药饵。宁宗重孝道，对她很满意。韩皇后死后，中宫虚位，韩侂胄失去了靠山。在拥立中宫问题上，侂胄认为，杨氏知书史，通古今，为人机警而颇任权术，对她有点忌惮。而曹美人也正受宠幸，她性情柔顺，其姊妹都通籍禁中为女道士，与侂胄稔熟亲昵。侂胄力劝宁宗立曹美人为后，同时千方百计地隔绝杨贵妃与外朝的通籍往来。杨次山从门客处知道这事，告诉了杨贵妃，她衔恨在心而不露声色。尽管在杨贵妃与曹美人之间，宁宗更喜欢前者，但还是下不了决心。

嘉泰二年（1202）岁末，宁宗也感到立后之事不能再迟疑拖延了，而杨、曹也心照不宣地决定在争夺凤冠上一决高低。据说，两阁在同一天款待皇帝，杨贵妃坚持地谦让曹美人优先安排在白天，自己在她宴罢的晚上再宴请。曹美人不知她在用心计，欣然同意了。天色向晚，酒才过两巡，曹美人还不放宁宗移阁，杨贵妃位下已来人奏告帝辇备讫，催促皇帝过去了。

宁宗到后，杨贵妃从容劝饮，终于让他留宿贵妃阁。她早已备好笔墨，醉意朦胧中，宁宗写下了御笔：“贵妃杨氏可立为皇后，付外施行。”杨贵妃请他再同样写上一张，命可靠内侍次早直送乃兄杨次山。故而第一张御笔还没送到中书门下，次山早揣着第二张御笔找到了宰执。杨氏惟恐侂胄压下御笔，好事就可能变黄，故多了个心眼。

这年十二月十四日（12月29日），杨贵妃终于如愿以偿地立为皇后。次年二月六日（3月20日），皇帝御文德殿正式行册后大礼。但杨皇后对侂胄排斥自己一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与次山密约寻机报复。对开禧北伐，杨皇后从一开始就以为失之轻率，但皇帝并不重视她的意见。

开禧三年（1207）四月，钱象祖再任参加政事，这是韩侂胄权势遭到有力挑战的重要信号。象祖因投靠侂胄而位至通显，嘉泰四年迁同知枢密院事。在其后两年间，对甚嚣尘上的北伐之议，他首鼠两端，进则面谀，退则腹诽；直到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才公开亮出反对意向。北伐开始前，他被夺两官，信州居住。不久，北伐失利，他起知绍兴府。开禧三年春，他应召入朝，没有授以新任，仅以原执政身份提举在京宫观兼侍读。如今，时过两月，他重为执政，显非侂胄本意，很有可能是史弥远通过皇子赵曮向皇帝建议的结果。

皇子赵曮并非宁宗亲生，他是燕王德昭的十世孙，原名与颢。绍熙四年（1193），宁宗还做嘉王时生下长子，未及命名就死了。庆元二年（1196）次子赵埈未满百日也夭折了。两年以后，宁宗听从宰执京镗等建议，仿效高宗故事，将六岁的与颢接入宫中抚育。庆元六年，韩皇后所生皇子赵坦又是早殇，宁宗便为与颢更名为曮，封福建观察使；次年，封卫国公，听读资善堂。

赵曮倒也专意向学。资善堂小学教授娄机为他编了《广干禄字》课本，他让戴溪写了跋语，学得很认真。娄机亲书本朝事亲、修身、治国、爱民四事，他置诸座右，朝夕观省。一天酷热，赵曮对娄机说：“今日酷热，禁廷深邃尚且如此，闾巷小民怎么受得了。”娄机奏报给宁宗，宁宗高兴说：“唐文宗只说：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更没一句念及百姓，皇子此意，过之甚远。”对皇子印象不错。

自韩皇后死后，宁宗新生的皇子赵增、赵坰又相继冲龄夭亡。开禧元年，宁宗在忧惧中立赵曮为皇子，制词是“意味悠长”的：“爰建神明之胄，以观天地之心。”意思说，倘若上苍让他无子，皇位就传燕王之后；倘若因这无私之举而生子得育，那也是天地之心。次年，史弥远以起居郎兼资善堂直讲；不久迁为礼部侍郎，仍兼资善堂翊善。赵曮时当十四五岁，正是少年向成人世界转向的关键年龄，接受的是史弥远的熏染。

史弥远的父亲史浩在孝宗朝两度入相，在家世出身上，他颇有与韩侂胄抗衡的资本。两人最初虽都以恩荫入仕，但弥远后来考取进士，进入了文资行列，是足以睥睨侂胄的。弥远曾师从理学家杨简，尽管这对师生后来互有微词，但他与讨嫌道学的侂胄毕竟旨趣有别。庆元党禁时，他虽有投靠侂胄的机会，却没忘乎所以；但也决不可能如同吕祖俭那样顶风上言。恢复之议炒热时，弥远也在朝中，仍未公开站出来反对。直到北伐受挫，形势明显不利于侂胄时，宁宗下诏在位者言事，他才上了一疏，认为“岂可举数千万人之命轻于一掷”，主张“固守封圻”，建议宁宗“毋惑浮言以挠吾之规，毋贪小利以滋敌之衅，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反对意思很明确，措辞仍留有余地。

开禧北伐期间，史弥远所做的，大概一方面充分利用翊善的身份，对皇子施行“特殊教育”，巧妙通过他传达内外朝的动向，一方面密切注视着宋金战局的发展和朝廷势力的消长。钱象祖东山再起，很有可能是他由皇子传语而居中操作的结果；即使与他无关，肯定也是欢迎这一信号的。当时弥远仅是礼部侍郎，要把事情做大，还须借助地位更高的同盟者。而钱象祖因公开反对北伐而被侂胄贬黜出朝的，在反韩与求和上，不言自明是合适的结盟人选。

开禧三年秋，侂胄中断议和进程，下决心“有以国毙”，准备继续战争。这一决定让都城震惊，朝堂疑惧，唯恐祸在旦夕。朝廷大臣中已没有寇准那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朝臣对前途的惶恐不安是可以想见的。被屏斥家居的林大中对人说：“今日欲安民，非议和不可；欲议和，非去侂胄不可！”这一见解反映了当时人的共识：侂胄已成为议和的唯一障碍。然而，怎样才能去侂胄、求和议呢？

史弥远和钱象祖的联手应在侂胄决定再战后才形成的。九月末，王柟持书再次赴金，所带书函虽仍以侂胄名义发出的，但派他继续方信孺未竟的和谈，不会是侂胄的本意，至多是侂胄向钱象祖为首的议和派妥协的结果。

大约这时前后，有一位久疏音问的稀客拜访了韩侂胄。他是侂胄任南海县尉时的幕客，人贤，文章也好，因改名登第而久未联系，故而款留也极殷勤。夜阑酒酣，侂胄屏人相问：“我谬执国政，外间议论如何？”这人长叹：“唉！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呐！”侂胄惊问其故，那人答道：“这是不难推知的。中宫之立，不出自平章，中宫怨恨你；皇子之立，不出自平章，皇子怨恨你。贤人君子，从朱熹、赵汝愚以下斥逐贬死，士大夫都怨恨你；边衅一开，则三军、百姓都怨恨你。众怒汇集，平章怎么担当得了呢？”

侂胄沉默良久，问道：“何以教我？”追问再三，那人才说：“仅有一策。主上原就不想做皇帝，如劝他早建太子，开陈高宗以来禅代故事，则皇子之怨可变为恩，中宫退居为太上皇后，也无能为力了。然后，你辅佐新君，更始新政。诸贤死去的给予赠恤，健在的给予召擢。遣使议和，犒抚军士，尽去军兴以来无名之赋，使天下百姓有更生之意。而后让贤退隐，庶几转祸为福。”侂胄感到他分析在理，准备留之府中以备咨询，他却力辞而去。对他的建议，侂胄也“犹豫不能决”。

史弥远却利用翊善身份向皇子力陈局势的危急。皇子随即具奏道：“韩侂胄轻起兵端，上危宗社，宜赐罢黜，以安边境。”宁宗没表态，他对用兵始终是模棱两可的。在北伐前夜，他向执政钱象祖表示过“不以为然”的态度，致使象祖敢引圣语非议北伐。但在战争开始后，他下北伐诏，告天地宗庙，又似是赞成北伐之举的。尽管对北伐的态度游移不定，但他对侂胄的倚信至今仍是确定不移的，离开了强有力的侂胄，他将以谁为依靠呢？

知道皇子谏奏而皇帝沉默后，杨皇后怂恿皇子再次进言，她表示自己也将在旁劝谏。瞅了个机会，皇子又对皇帝说：“侂胄再启兵端，将不利社稷”，宁宗还是不搭腔。杨皇后在旁边竭力附和，宁宗仍一言不发。杨皇后深知宁宗的性格，说不定改天就会把这番话原原本本搬给侂胄听，他毕竟仍大权在握，若要反击，还是易如反掌的。

深谙宫廷权斗术的杨皇后不能不预为之计，她审视了朝廷内外的形势：太上皇后谢氏这年夏天去世，整个后宫唯己独尊。宁宗生性软弱游移，只消大局一定，他是会承认现实的。然而，倘若没有外朝大臣的有力支持，即使宫廷政变暂时成功，也难以收拾局面，稳定人心。现在的关键是寻找一个堪当大任的朝臣共图此举。

于是，杨皇后让其兄杨次山物色这样的人选，次山找到了礼部侍郎史弥远。弥远已通过应诏上疏与皇子代奏的方式表明了反对北伐的态度，也感到与侂胄之间已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与其坐等对方动手，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但以自己目前的地位，与侂胄这样的权臣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现在既然杨皇后主动来与他结盟，他便欣然应命。

2. 诛韩前后

开禧三年十月三十日前后几天，一场政变在秘密策划中。

史弥远在接到杨皇后的指命后，首先透露了一点给参知政事钱象祖，随即礼部尚书卫泾、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镃也参预了进来。定议以后才告诉参知政事李壁。保密工作做得很疏失，王居安竟忘乎所以地对同僚说：“数日之后，耳目当一新。”弥远知道后忧心忡忡。对怎样去掉侂胄，弥远一开始并未心怀杀意，他访问了张镃。张镃是绍兴大将张俊曾孙，对弥远说：“势不两立，不如杀了他，以绝后患！”弥远听了，抚案叹道：“不愧是将种！我决心下了。”

十一月二日，杨皇后准备好御笔，自然是她的手笔：“已降御笔付三省：韩侂胄已与在外宫观，日下出国门。仰殿前司差兵士三十人防护，不许疏失。”御笔原都出自侂胄，近来却渐由杨皇后取而代之。为防意外，她故技重演，备下了三张相同内容的御笔，纸尾都皆盖上刻有虎符印的皇帝牙章，有这方牙章印，御笔的权威性才被承认。杨皇后将一张御笔递送史弥远、钱象祖，一张授与张镃，另一张交给光宗李皇后的兄弟李孝纯，后两张御笔没有使用。

当夜，史弥远微服往来于钱象祖与李壁两宅之间。钱象祖看了御笔，打算奏准宁宗再举事，弥远不同意。李壁也认为：事一耽搁，就会泄露。象祖找到殿前司中军统制、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让他选兵三百，诛杀韩侂胄，夏震面露难色。当他看到象祖出示御笔时，才说：“君命，自当效死！”

对政变的密谋，侂胄似有风闻。前二天，他在都堂问李壁：“听说有人要变局面，相公知道这事吗？”李壁怀疑机密泄露，内心一震，仍镇静下来说：“恐怕没有这等事吧！”侂胄便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二日这天，周筠听说有御批发自大内，具体内容却打听不到，就对侂胄说：“事情恐怕不好！”侂胄答道：“我准备以死报国！”周筠苦求他早做应变之计。侂胄这才与陈自强商议，准备再用引台谏逐政敌的老法子。自强推荐党羽林行可为谏议大夫，刘藻为监察御史，打算在明天上朝时，把钱象祖以下一网打尽逐出京城。

这天恰是侂胄宠幸的三夫人生日，张镃与侂胄素有往来，有意在韩府醉醺醺、乱哄哄地闹到次晨五更方散。其间，周筠以封帖投入，提醒侂胄：“听说外间戒严，请闭门，免去早朝。”侂胄醉咻咻道：“这家伙又来胡说！”说着将封帖放在蜡炬上烧了。侂胄正准备上朝，周筠赶到韩府，劝他别再去早朝，侂胄呵斥道：“谁敢？谁敢！”边说边登坐车上道了。刚走不久，殿前司禁军便包围了韩府。

这时，宰相陈自强与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都早坐在了待漏院。林行可也到了，请求廷对，陈自强不无得意地对在场官员说：“今天大坡上殿。”大坡是谏议大夫的别称，自强指的是林行可。不一会，侂胄的先遣侍卫到了待漏院，传呼“太师到”。钱象祖、李壁脸色陡变，认为肯定是夏震变了卦，故而侂胄侍卫能先期到达，倘若侂胄一入待漏院，局势就会逆转直下。然而，久久却不见侂胄入院。

在这场政变中，夏震的地位与作用恰可与绍熙内禅时郭杲相类比。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位居殿帅之职。这天清晨，夏震派护圣步军准备将夏挺率健卒数十人在太庙前邀截侂胄的坐车，又命中军正将郑发、王斌领兵三百，执弓枪刀斧在六部桥待命。平日，侂胄也乘私人小车径从和宁门进入大内，倘若如此，夏震的部署就会完全落空，诛韩的密谋也会前功尽弃。幸亏今天侂胄的侍卫、车队由宝莲山下到御街，再向太庙方向缓缓而来。

放过了先头侍卫，夏挺率部上前截住侂胄的坐车，告诉他说：“有御笔：太师罢平章事，即日押出京城！”侂胄惊惶失措说：“御笔应由我发。有旨，我为什么不知道，一定是假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裹挟着侂胄折向六部桥，在郑发等300名士兵护卫下向候潮门方向走去。侂胄发现不对头，说道：“我家在湖州，应该出北关门，怎么让我向东出候潮门呢？”出了候潮门，侂胄见队伍沿皇城根折往南面的玉津园而去，一路上便很不安。一会儿，他对郑发说：“你放了我，我让你拜节度使。”郑发没理他，他又问：“我有什么罪？”走到玉津园磨刀坑的夹墙甬道内，队伍停下了。侂胄知道凶多吉少，大声喝道：“何得无礼大臣！”郑发叱道：“你这国贼！”说着举起铁鞭，猛击他的下部。侂胄为防行刺，全身都以软缠裹束，即使用兵器击杀，一下子也难以致死。郑发知其底里，一鞭将其毙命，驰报夏震。

大约就在侂胄押往玉津园时，宁宗在后宫还没上朝，杨皇后向他透露：今天将对侂胄采取行动，现已押往玉津园了。宁宗一听，立即用笺条批示殿前司：“前往追回韩太师。”杨皇后一把夺过笺条，哭诉起来：“他要废我与儿子，又杀两国百万生灵！”软弱的宁宗挡不住杨皇后的眼泪，也垂下泪来。杨皇后进而要挟道：“若要追回他，我请先死！”宁宗无奈地收起了眼泪，不再坚持追回侂胄了。宁宗至此仍不知道侂胄已死到临头了。“不是持笺能力阻，玉津园外已回车。”这两句诗说出了杨皇后在诛韩中的关键作用，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专制政权的运作过程中往往会有许多偶然的非制度因素在其间起着支配作用。

夏震一赶到待漏院，钱象祖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起身问道：“事已了否？”答道：“已了事。”钱象祖这才向待漏的上朝官宣布韩侂胄已伏诛，接着他从怀里拿出堂帖给陈自强说：“有旨：太师韩侂胄轻启兵端，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可罢右丞相，即日出京城。”自强惶恐不已，起座向象祖再拜辞出，临上马时还不住地对象祖说：“望大参保全！”在贬逐的路上，每天早上他必定穿戴朝服，焚香祝祷：“向上天乞一日之命。”次年夏天，他在忧悸中死于贬所。

从二日深夜到三日凌晨，史弥远好似一个以生死荣辱压为赌注的赌徒，等待赌局揭晓那样，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他虽不是政变现场出头露面的指挥者，依照身份，他还只能把这事交给钱象祖、李壁去办，但依然彷徨伫立门首，等待着消息。到拂晓时分，依旧音讯杳然，他有点心慌意乱了，甚至准备易装逃遁。

钱象祖、李壁赴延和殿奏事。宁宗只知道侂胄被杨皇后以御笔名义罢免了平章军国事，押出京城，对奏报侂胄被诛的消息愕然不信，其后好几天仍不相信他已经毙命。

就在政变成功的当天，皇子赵曮再次上奏，列数因侂胄擅起兵端所造成的“死者冤痛，生者愁苦”等种种惨状，请求宁宗罢侂胄平章军国事，给与在外宫观，命日下出京城。从赵曮上奏看，他虽在政变前传递过消息，但对侂胄已被诛杀似乎还一无所知。于是，宁宗同意皇子的建议，颁诏说：“韩侂胄久任国柄，粗罄勤劳。但轻信妄为，辄起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今敌情叵测，专以首谋为言；不令退避，无以继好息民。可罢平章军国事，与在外宫观。陈自强所附充位，不恤国事，可罢右丞相，日下出京城。”作为对杨皇后昨日矫诏御批的追认。

四日，根据上述诏书而草就的罢职制词，虽指责侂胄“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不择人而轻信，不量力而妄为，败累世之欢盟，致两国之交恶”，但仍表示“欲存大体，姑畀真祠”，即“依前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实封如故”。从这份日期倒填的罢免制词，可知宁宗这时仍对侂胄怀有好感，对他的处分还是手下留情的，而且并不认为他已被处死。

然而，宁宗似乎有点明白礼部侍郎史弥远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准备擢他知枢密院事。或许出于窥测形势的需要，史弥远坚决推辞了这一任命。于是，在政变成功当日，分别以参知政事钱象祖与李壁兼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同时，礼部尚书卫泾出任御史中丞，著作郎王居安改任左司谏，吏部侍郎雷孝友为给事中。这三人的任命，除王居安还算升迁，卫泾与雷孝友分别以尚书、侍郎改任御史中丞与给事中，以资序而论，实是降格下除。但台谏和封驳官此前均为韩党据有，在政变初定时，这两个要害部门一主舆论，一主政令，尤须把握在手，政变集团才做出了这样非同寻常的任命。这些任命也表明：从一开始，宁宗就顺从了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集团的摆布和控制。

令人吃惊的是，从政变成功后的五天里，包括参预诛韩密谋的卫泾、王居安在内的台谏、给舍的上奏，都置韩侂胄被处死的事实于不顾，依然煞有介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宁宗将侂胄或“重赐贬窜”，或“明正典刑”，或“显行诛戮”。这种公然愚弄人主的举动，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史弥远以杨皇后的“御笔”杀了韩侂胄，按例应该明确由史官载入起居注。但这样一来，史弥远就将背上矫诏的罪名。而此时的宁宗，既不相信侂胄已被处死，并且“犹未悟其误国”，而倘无皇帝的认可，善后工作也难以顺利推进。弥远也摸透了宁宗为人理政的致命弱点，即只知道胶柱鼓瑟地“动法祖宗，每对左右以为台谏者公论之自出，心尝畏之”，庆元党禁时，侂胄就借台谏公论尽逐道学的。如今，弥远袭用其术，私下示意台谏官与封驳官，在短短几天内连珠炮似地上奏抨击侂胄，借所谓公论迫使宁宗转变态度。因此之故，卫泾、王居安、雷孝友的上言绝口不谈侂胄之诛，反而一再要求对已死的侂胄施以贬窜诛戮，这显然是史弥远、钱象祖别具用心的愚君安排。

于是，宁宗在政变后几天颁布的诏书，就与事实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出入。三日，宁宗对已死的侂胄颁了罢政制词：特授醴泉观使，在外任便居住。次日因卫泾弹劾，五日，宁宗又下诏责授侂胄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自强追夺三官，永州居住；苏师旦特决脊杖20，发配吉阳军。这天，宁宗还向天下诏告了“贬逐”侂胄事，诏书首先承认“朕德不明，任用非人”，然后数落了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开兵端”；“疏忌忠谠，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等罪行，最后把一切过失往他身上一推，“念目前过举，皆侂胄欺罔专恣，非朕本心”。因给事中雷孝友封还录黄，次日，宁宗再下诏，令将侂胄改送英德府安置，陈自强责授武泰军节度副使，依旧永州居住。诏书宣布不久，左司谏王居安又上奏劾论，请将侂胄财产业尽行籍没，拘收封桩库，专供战备之用。宁宗即重新下诏，命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籍没家财；自强改送韶州安置。

在查抄韩府时，搜出了苏师旦给韩侂胄的私函，函中建议侂胄将殿前司兵额裁至与步军司相等，而将裁减兵额划出，另立一军由他掌领。宁宗或许认为这是别有不轨企图，七日诏命广东提刑斩决苏师旦。大概到这天，宁宗才相信侂胄确被诛杀，下诏承认“奸臣擅朝”，“今既窜殛”云云。然而，宁宗对侂胄的处理仍网开一面，他颁旨说：韩侂胄罪该诛戮，但念其祖先韩琦、韩忠彦之故，“今已身故，可令临安府棺敛，许于本家先茔归葬”。

籍没韩府时，抄出了绣有龙凤的服饰。政变者打算据此诬指其有不臣之心。大理卿奚逊明辨其不然，认为侂胄擅权开边，“自有定罪，若欲诬之以叛逆，天不可欺也”。正如宋末周密指出：“大臣之间，平日必与禁苑通，往往有赐与帝后之衣，谓之御退，衣服皆织造龙凤。他如御书必籍以龙锦，又何足为异？”故而也力辩其“僭逆之类，悉无其实”。

侂胄被诛的消息公布后，临安民众歌舞于市。酷烈的党禁，轻率的战争，专擅的政治，污浊的吏风，令国家大伤元气，士民饱受祸害，人们犹如送瘟神一样欢庆他的死亡。然而，民众已经看出：诛韩并非皇帝的“英断”，只不过是当下对战争持不同政见的官僚派别之间又一场权力斗争而已，便传诵开了一首形象生动的民谣：

释伽佛，中间坐；罗汉神，立两旁。

文殊普贤自斗，象祖打杀狮王。

谣谚借佛教塑像作譬喻：两旁的罗汉神分指两派，文殊、普贤各为释伽牟尼佛的左右胁侍。文殊的塑像一般骑狮子，这里借指侂胄，因其拜太师，党徒皆呼他为师王，其谐音即“狮王”。普贤的塑像一般骑白象，这里隐射钱象祖。“象祖”打杀了“狮王”，而端坐在正中的释伽佛则借喻宁宗，他实际上一无所知。民谣把政变双方的勾心斗角以及宁宗的拱默无能都刻划得惟妙惟肖，在流传过程中无不“闻者绝倒”。

接着，政变集团在贬逐韩党的同时进行了第一轮的权力分割。李壁虽参预了诛韩密谋，但终因洗刷不清他与侂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政变未过半月，就划为韩党，夺去二官，抚州居住。没有皇宫侍卫的支持，宫廷政变就缺少成功的保证，夏震最先得到权益的酬答。政变后的第三天，他就进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去掉了“权”字，并进封县伯，加食实封，制词竟以“若周勃入北军”作为比喻，以为赞美。弹劾韩党的胜局奠定后，政变成功没几天，卫泾即由御史中丞升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五天以后，钱象祖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给事中雷孝友与卫泾同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林大中出任签书枢密院事。杨次山在政变中是交通内廷外朝的关键人物，得到了使相的荣衔，加开府仪同三司。宁宗从内府取玉带一条赏赐给他，同时解下了自佩的玉带赐给了史弥远。两条玉带浑然无别，但解赐之举表现出对弥远特殊的恩宠。政变的主谋见大局已定，也正式走到了前台：这年腊月二十三，史弥远当上了同知枢密院事。

3. 屈辱的和议

这次政变，实质上是南宋统治集团内部在战和问题上不同政治派别的一次激烈较量。对金和战是南宋政治史的一大主题，王应麟在宋元之际曾有过一个绝对的判断：“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且不论绍兴、隆兴之事，即以开禧、嘉定和战而论，陆游、辛弃疾都主张收复故土，岂能以小人视之？反之，主和者如史弥远，即以儒家大义来评价，也未必就是君子。

在《宋论·宁宗》里，清人王夫之有一段颇在理的议论：

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当秦桧之世，言战者以雪仇复宇为大义，则以胜桧之邪也有余。当韩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为本计，则以胜侂胄之邪也有余。反桧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弥远，持之皆有故，号之皆有名。而按以其实，皆义之所不许，名之所不称。

确实，和与战的名义，权奸之臣都可以利用，以达到一己之私利。战，在民族大义上是应肯定的，但像韩侂胄这样别有动机的轻率浪战，则是名既不称，义亦不许的。和或守，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不失为冷静务实的选择，但不是卧薪尝胆、秣马厉兵，力促双方综合国力的消长发生有利于己的变化，以创造条件，收复失地，反以和守为因循苟且和专擅窃权的遁词，就像秦桧、史弥远先后所做的那样，也是“义之所不许，名之所不称”的。

以史弥远为代表的政变派之所以必置韩侂胄于死地，根本用意在于以侂胄之死作为向金乞和的筹码。对此，王居安的奏议说得很明白：“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则何以昭国法，何以示敌人？”诛韩的目的，居然是讨好敌国，还声称“以此示敌，何敌不服？”也就是说，不惜代价，不顾国体，来迎合敌国苛刻的议和条件，乞求屈辱的和议。

侂胄被杀当天，参知政事钱象祖就用省札把这一消息移牒金国河南行省。仅过一月，南宋先后撤销了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和京西北路招抚司，向金传递了不欲再战的信息。被侂胄罢免的丘崈起用为江淮制置大使。政变前南宋派往金河南行省的使者王柟是绍兴议和宋使王伦的孙子，继续议和谈判的使命。

到达金营后，王柟没能直接见到金国元帅。这时，金行省都元帅宗浩已病故，由左副元帅完颜匡继主其事。金将乌骨论等接待时问他：“韩侂胄显贵已经几年了？”王柟说：“已十余年了。不过，平章军国事才两年。”又问：“南朝怎么这样信任他？不知他是什么人？”王柟答道：“他是韩琦之后，吴太皇太后的至亲。”接着就盛称其忠贤威略。几位金将揶揄地相视而笑，接伴使完颜天宠取出钱象祖发来的省札，慢悠悠说：“依你之言，南朝为什么还要杀他？”王柟这才知道侂胄已被处死，一时窘骇无语。省札不送使者，却先致敌国，令他十分被动和尴尬，何况他携带的议和书函还是以侂胄名义发出的。完颜天宠说：“王柟虽持侂胄书函，却是南朝有旨遣他来议和的，自当详议呈报。”外交上这一挫折，让王柟对金国的无理要求，难餍索取，“不敢与较，一切许之，以为脱身之计”。

在停战谈判中，双方外交折冲，能摧折其预谋则谈和较容易，如启发其傲慢即乞和也困难。金章宗得到南宋诛韩通报后，看出了对方的软弱退让，便命完颜匡移书南宋执政，重申议和五款条件，并强调必须以韩侂胄的头颅赎回淮南之地，犒军钱改为银300万两。为增强讨价还价的资本，岁末年初，金河南行省派兵攻陷了南宋随州（治今湖北随县），金陕西宣抚司也准备对占夺到手而原属南宋的川陕关隘增派戍卒万名。

嘉定元年（1208）正月，王柟返抵临安，转达了金国函送首级的要求。几天前，右谏议大夫叶时、殿中侍御史黄畴若等先后两次上言，要求将侂胄的头颅割下来，置于两淮积尸丛冢之间，以谢天下。宁宗第一次以“慎重行事”为答，第二次御笔批道：“未欲轻从”，都没有同意。王柟归朝后，叶时等再次重复同样的奏请。王柟复命仅隔三天，皇帝命三省、枢密院详议。这次详议的结果，史料记载不详。从当时宰执成员构成来看，右相钱象祖、执政卫泾、史弥远、雷孝友、林大中无一不是倾向于函首的。但宁宗仍没下令函首，他还是慎之又慎的。

首次详议一周后，南宋派许奕为金国通谢使，王柟为通谢所参谋官再使金国。到达濠州后，许奕被阻留原地待命，只允许王柟赴河南行省议和。他向完颜匡送上钱象祖覆函：

东南立国，吴蜀相依，今川陕关隘，大国若有之，则是撤蜀之门户，不能保蜀，何以固吴？倘大国终惠川陕关隘，所划银两悉力祇备，师旦首函亦将传送。

覆函只同意将犒军钱改为银子，对函首事仍未松口。这时，金陕西宣抚司向金章宗坚决要求：不能归还已取的川陕关隘。王柟为金方这一要价所困惑，向完颜匡表示：只要归还川陕关隘，他可以回朝就函首事说项。完颜匡认为南宋确有议和诚意，便对章宗分析道：川陕关隘对宋性命攸关，倘坚持不还，势必双方争夺，决无一日之安。章宗遂诏谕完颜匡：只要函送侂胄首，陕西关隘可以赐还。完颜匡据此即再次致书南宋宰执，让王柟回朝转达。

王柟是三月二十日还朝述职的。前一天，史弥远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为秦桧恢复了王爵与赠谥。这一举动，在史弥远或是为了表示与韩侂胄对着干，却也向敌国、向人民表明：自己是秦桧路线的维护者和继承人。王柟传达了金国的议和条件，即只有以侂胄首函才能换回开禧北伐中失去的淮南、陕西之地。至此，宁宗不得不做出抉择：要么函首乞和，要么坚决拒绝，另作他图。他还是把这个难题交给所谓公论去裁决。王柟复命次日，皇帝下诏侍从、两省、台谏官赴都堂集议，第二天奏报结论。宋代讨论重大国是时往往使用集议这种形式。

集议在争吵喧嚷中进行。直学士院章良能首先说：“已毙之首，又何足惜！”侍左郎官兼太子舍人王介抗议：“侂胄之首，诚然不足惜，但国体可惜！”章良能反唇相讥：“你恐怕还是可惜侂胄的头颅吧！”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学士楼钥、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兵部尚书倪思等都主张函首。太常少卿黄度虽受过侂胄排斥，仍认为函首辱国。楼钥等竟说：“与其亡国，宁可辱国！”倪思大声嚷嚷：“侂胄一颗臭头颅，诸公何必争得那么起劲！”又威胁：“有人在朝受过侂胄之恩，要为他说话吗？”在一片闹哄哄的反对声中，王介、黄度等遭到围攻。

第二天，奏报集议结论：“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则奸凶已毙之首又何足惜。”宋宁宗迫于所谓公论，再次无原则地放弃了自己的初衷，颁旨依奏。集议仅过两天，朝廷向临安府和两淮、荆襄、四川等宋金交战地界颁发黄榜，晓谕函首事；次日，又通知其他诸路安抚制置司。两天之后，临安府派人从报慈寺韩氏先茔中挖出侂胄的棺木，斫首函送江淮制置大使司。

四月中旬，王柟携带宁宗誓书草本和钱象祖覆函再抵金河南行省，向完颜匡通报了侂胄已枭首的消息。钱象祖的回书告知宋使已携礼物、岁币等起程，只等金国批准议和，即运抵边界交接，故望金帝“画定圣旨，先赐行下沿边及陕西所属，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军马，归还淮南及川陕关隘地界”。章宗接报，即颁诏完颜匡：“其侂胄、师旦首函及诸叛亡至濠州，即听通谢使人入界，军马即当撤还；川陕关隘俟岁币、犒军银纲至下蔡（今安徽凤台），划日割还。”完颜匡将诏书内容通知王柟，命依照执行。

闰四月下旬，南宋派人将韩侂胄、苏师旦首函送至金河南行省元帅府。五月九日，金章宗遣官将宋廷函首求和事奏告天地、太庙、社稷，亲王、群臣都上表称贺。这天，金朝举行了献受首函的隆重仪式，庆贺对宋战争的又一次胜利。章宗登上了京城应天门，完颜匡派大将纥石烈贞上城楼献呈韩侂胄、苏师旦的首函以及元帅府露布。金帝命将两具首函献祭太庙、社稷，并颁露布于中外。庆典结束，两颗头颅被高悬在旗杆上示众，并配挂上两人画像，让百姓纵观，最后用漆涂抹，藏入军器库。

不久，完颜匡还朝，金撤销了河南行省。六月五日，南宋通谢使许奕带着宋帝誓书入见金章宗。其后三个月，双方围绕和议有一连串外交往来：金章宗以宋同意求和诏告天下，再派完颜侃为谕成使携金帝誓书赴临安入见宋宁宗。九月十二日，宋以和议达成诏告天下。至此，嘉定和议正式成立，主要条款为：一、宋帝与金帝的称呼由侄叔改为侄伯；二、宋致金岁币由20万两匹增至30万两匹，另支付犒军银300万两；三、宋金地界维持战前原状；四、宋向金函送韩侂胄、苏师旦之首。和议虽然免去了称臣割地的难堪，在双方关系与岁币数额上却比隆兴和议明显倒退了一大步，函首乞和更是主权国家的奇耻大辱。

仍囚在建州土牢的华岳听到这一消息，并没有因受过侂胄迫害而感情用事，对史弥远为首的当政者屈膝求和以诗歌表达了明确的反对：“纳币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献戎墀？和戎自有和戎策，却恐诸公未必知！”京师太学生也以揭帖诗道出了当时的公论：“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庙堂自谓万金策，却恐防胡未必然！”

不久，对于韩侂胄，金国台谏交章上言，认为他：“忠于其国，谬于其身”，建议追封“忠缪侯”，他的首级最终被安葬在安阳韩琦墓地旁边。金朝将这事札报南宋，或隐含嘲讽之意：比起你们本朝来，我们敌国的评价似乎还公正些。对南宋来说，函首乞和无疑是丧权辱国的决定。对此，晚宋有人打过一个譬喻：“譬如人家子孙，其祖、父为人所杀，其田宅为人所吞，有一狂仆佐之复仇，谋疏计浅，迄不能遂。乃归罪此仆，送之仇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宋金既为敌国，在议和谈判中，自然也有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问题。诚然，不能因为韩侂胄包藏私心，轻率用兵而谀其为抗战派代表。但他发动的开禧北伐毕竟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恢复战争，将他诛戮函首，完全是史弥远为推行乞和路线一手策划的。这种做法，对南宋是有辱国体的奇耻，对韩侂胄也有失公允，以至金人都感叹“何国之为”！对此，清代史家有诗云：“匆匆函首议和亲，昭雪何心及老秦，朝局是非堪齿冷，千秋公论在金人！”

开禧北伐尘埃落定，金人长长喘了口气。在发动反击后，统帅仆散揆、宗浩相继而殁，临战易将向为兵家所忌，但南宋却不知也无力利用，举朝惶惴，反以侥幸和议为得计，致使金朝认定南宋已无人才。

宋人对这场战争的反思是痛苦而持久的。南宋末年，周密指出：

寿皇（即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殊不知时移事久，人情习故，一旦骚动，怨嗟并起。而茂陵（即宁宗）乃守成之君，无意兹事，任情妄动，自取诛戮，宜也。

从民族感情而言，开禧北伐是有社会基础的。之所以失败，固然有韩侂胄方面的种种因素在，例如准备不足，措置乖张，用人失当，等等。但更深刻的原因却是：金人入主中原以后，双方随着“时移事久，人情习故”，已与南宋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抗衡态势，谁也吃不掉谁。从绍兴末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中经隆兴北伐，直至开禧北伐，不论率先发动战争的是宋还是金，从来都没能如愿以偿过，其间地缘政治的综合因素似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倘若从稍长时段来分析宋金和战史，绍兴和议前，新的地缘政治平衡尚在建构之中，南宋若能利用岳飞抗金的破竹之势，重建类似澶渊之盟后那种地缘政治上的平衡态势并非绝无可能。及至绍兴和议成立以降，宋金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已然确立，任何一方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打破这种地缘平衡，故而隆兴北伐终致无功。宋元之际，有人曾发感慨：“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循此推论，则宁宗之朝，既无恢复之臣，又无恢复之君，反顾“宁宗之为君，韩侂胄之为相，岂用兵之时乎！”开禧北伐时南宋的综合国力显然不及隆兴北伐之际，再加上开禧君相的因素，宋金地缘政治的格局不可能改变，北伐失利是无可避免的。

宋宁宗对开禧北伐的基本倾向，诚如晚宋周密所说，是“无意兹事”的。北伐前夕，他曾表示“不以为然”，内心显然持反对态度。侂胄败死，他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足见他始终认为对宋而言北伐是不自量力的。然而，一方面出于“恢复岂非美事”的考虑，一方面基于他软弱游移的性格，对权臣韩侂胄一贯言听计从，没有也不可能坚持己见，去制止这种轻举妄动，反而听凭他将国运与生灵投入一场必败无疑的政治豪赌。这场战争的破坏是惨烈的，后果是严重的，“百年教养之兵一日而溃，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盖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对此，权臣韩侂胄固然难辞其咎，心以为非却听之任之的宋宁宗也应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