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韩侂胄专政

1. 韩侂胄和他的追随者

韩侂胄专擅朝政与击败政敌所用的是同一伎俩：其一，假借御笔；其二，操纵台谏。即位以来，宋宁宗就好出内批御笔，罢免宰相留正，用的就是内批。御笔无疑有违宋代的治道，但其始初阶段出自宁宗，还体现了他本人意旨。然而，御笔既绕过了宰执、给舍、台谏，传导又必经内侍和近幸，更何况侂胄既有外戚的特殊身份，又居知门事的特定职务，在其间或施加影响，或上下其手，使御笔成为其唾手可得的尚方剑和护身符，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宁宗对此全不省察，反自以为政从己出。侂胄通向权臣之路，毋宁说是宁宗亲为开启的。

御笔既然成了囊中物，侂胄便无所顾忌地汲引亲信，培植党羽。他首先网罗的是台谏官，以便借重所谓台谏公议钳制上下，左右舆论。在私选台谏以为羽翼时，侂胄尤其注重搜罗知名之士，借其声望慑服人心。何澹少年取科名，美姿容，善谈论，为世所称；谢深甫、胡纮等也曾都是有名望的士人。

侂胄私用台谏的方法是先由自己密启，再请宁宗御笔。在正常程序遴选下，台谏官确有可能成为公道人心的代言人；但在有力之臣汲引私人的情况下，他们的议论弹劾，都秉承风旨，而绝非公论。但韩党仍强调所谓“台谏公论不可不听”，宁宗也信为当然，于是他们就威福自用，无所忌惮。与此同时，侂胄还效法权相秦桧故伎，每除言官，必兼经筵，他专政期间，不兼经筵官的台谏只有两人。其目的无非利用经筵官经常侍讲君主之侧的便利，通过兼职台谏，窥伺皇帝动向。在台谏悉为鹰犬后，侂胄进而控制封驳机构，以确保自己的意志借助诏旨的形式畅行无阻。于是，给事中与中书舍人等封驳官与台谏官一样，都如同韩侂胄的役隶，无不请命遵令而后行事。这样，以宁宗在御笔上的失误为起点，侂胄一步步地走上了权相之路。

绍熙五年冬，宁宗命侂胄以知门事兼枢密都承旨，这是枢密院属官，恩数一如权六部侍郎。宋代典制，外戚不任外朝官，以防重蹈前朝外戚专权的覆辙，宋高宗就不让邢皇后之父出任枢密都承旨。侂胄也许知道这条规定，上奏力辞。宁宗却懵然不知高宗的故事，仍让他当上了外朝官。

此例既开，侂胄在官路上便一路绿灯。汝愚贬逐不久，侂胄就拜保宁军节度使，终于圆了节钺梦。次年，加拜开府仪同三司。庆元四年，加封为豫国公、少傅；次年，迁少师，进封平原郡王。宋室南渡以来，外戚封王都是皇后之父，而侂胄只是宁宗韩皇后的曾叔祖，尽管世系疏远，仍进封为王，实属前所未有的殊荣；而韩氏五世建节，在两宋史上也绝无先例。庆元六年，侂胄进为太傅，两年后进爵太师。宋代三公中，太师仅用以礼待少数开国元勋或身历数朝的元老重臣，至此，侂胄已迁升到荣衔的最高等级。

尽管在庆元、嘉泰十年间，侂胄的权势不断上升，直到建节、封王、拜太师，但都是荣衔，而非实职，他所任的最高实职只是枢密都承旨，而迄未染指相位。可能的解释是：侂胄也许认为这种局面比他亲任宰相专断朝政，要进退自如得多，既能避免外戚干政的非议，又丝毫不妨碍他大权在握。

侂胄虽非宰相，但宰执官以下的升黜，都在其掌控之中，朝堂之士都奔竞其门下。当时应召入朝的官吏，未等到皇帝引对，必先去谒见他。对拂逆其意者，则借御笔横予贬黜。侂胄攥取百官升黜大权，经历了三部曲：赵汝愚为相时，有人向其求官，他答以“当白之庙堂”；京镗为相后，他还答以“当与丞相议之”；自嘉泰三年（1203）陈自强为相，则对请托之客径答“当为敷奏”。至此，宰相仅为具官，侂胄已凌驾其上，当不当宰相对他已不是问题。陈自强甚至将印好的空名敕札送往韩府听其填用。而侂胄想除擢要臣，选用兵帅，竟懒得用空名省札奏禀皇帝，自己径作御笔批出。这样，短短数年之间，韩侂胄位极三公，爵尊为王，外则专制二府之权，内则挟持人主之尊，专政之势已坚不可破。

侂胄有点不把朝廷和皇帝放在眼里。太庙背枕骆驼岭，山上有一片广袤的山林，因下瞰太庙，历来号称禁地。侂胄听术士说，这里营造必能致福，便下令开山伐林，建楼造馆。竣工以后，入夜之时，这里总是灯烛照天，箫鼓噪耳，彻夜游燕，一无顾忌。宁宗也听之任之，不以宗庙禁地为念。庆元初，有一次宁宗率群臣赴慈福宫朝见太皇太后吴氏，行礼已毕，当随从出宫上马准备护送皇帝回大内时，忽传侂胄到，群臣立即折回侍立，手执朝笏恭候他到来，倒把准备起驾的宁宗晾在了一边。吏部侍郎孙逢吉愤然道：“臣子事君父之礼应该如此吗？”对侂胄专政，世人都为皇帝干着急。大约嘉泰三年前后，有一次内宴演戏，伶人王公瑾饰顾客，挑剔卖伞商的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以谐音巧妙讽刺“政事皆不由内出”，一旁的宁宗却懵然不知所指。“天下大计，不复白之上”，宁宗已完全沦为侂胄卵翼下的傀儡。

据《四朝闻见录》说，韩侂胄“侵盗货财，遍满私室，交通赂遗，奔走四方”，广受贿献是堂而皇之的。庆元三年，他生日时，内自宰执、侍从，外至监司、帅守都争送寿礼。四川茶马司献上红锦壁衣（壁毯）和承尘地衣（地毯），与平原郡王府的中堂正相契合，原来为讨其欢心，事先偷着量好尺寸派人定制的。吏部尚书许及之献十张红牙果桌，见者惊叹。权工部尚书钱象祖送的是十副珍珠搭裆，光彩夺目，原为宋代前大长公主的妆奁故物。知临安府赵师最后到场，拿出一只小椟说：“穷书生没什么好献，有小果聊佐一觞。”启椟一看，粟金铸的小葡萄架上缀着百来颗硕大的北珠，观者为之骇然。

侂胄有四个宠妾，都封郡国夫人，能入宫与妃嫔杂坐，恃势骄倨，后宫很讨厌她们，却敢怒不敢言。韩府的亲属姻党，乃至僮仆奴客，也都不问流品，躐取美官，有的官至大夫，有的职为将领。其弟仰胄倚恃乃兄，纳贿弄权，走捷径求官者争相趋附，世人谓之大小韩。有一次内廷燕乐，优人扮候选官问卜者得官之期，卜者大声答道：“眼下如欲求官，先见小寒（韩）；今后更望成功，必见大寒（韩）才行！”侍宴者都吃吃暗笑，宁宗却似乎没听出弦外之音。

庆元党禁和韩侂胄专政使吏风士风迅速败坏，颇有官僚士大夫出入其门，自称门生不足，进而称恩主、恩王甚至恩父，阿谀谄媚，在所不论。侂胄援引之人可分两类。一类为士林败类，多在庆元党禁中充打手。另一类为无德寡能的佞幸小人，构成了嘉泰、开禧期间韩侂胄专政的台柱。党禁渐弛，专政已成，侂胄本不学无术，也许只须俯首听命的爪牙，便不太需要第一类人当鹰犬了。

韩侂胄专政后期，陈自强最受信用。他做过侂胄的童子师，但讯问久断。侂胄发迹后，年逾花甲的陈自强入都候选州府学官，拉上了关系。他昏老庸谬，并无多少才学可取，为了抬举他，侂胄导演了一出“尊师”戏。那天，朝臣聚会韩府，侂胄设褥向他行弟子礼，命在座朝臣与他同席，还关心问道：“这许多时，先生在何处？”又对朝臣说：“陈先生是老儒，埋没了可惜！”次日，侍从交荐其才，除为太学录。不到四年，升为御史中丞，入台未满月，再迁签书枢密院事。嘉泰三年，居然拜为右丞相。

自强自然感激涕零，见人就说：“自强惟有一死以报师王。”侂胄以太师为平原郡王，自强谀称他为“师王”，当面则称昔日学生为恩王、恩父，不知人间有羞耻字。自强生性贪鄙，四方致书须在封函上题明“某物并献”，否则就不开拆。有人求官，他总按其人贫富与其势缓急，当面议价，银货两讫。为相次年，临安一夕大火，将其累年鬻官纳贿所得焚为灰烬，侂胄带头赠钱万贯，于是上自执政，下至州府，纷纷献助，没几个月就捞了60万贯，比烧去的还多出一倍。侂胄看中他顺从，没自强难以专权；自强热衷财货，唯侂胄才能优容，于是师生狼狈为奸，威福共用。

赵师趋附韩门，以列卿知临安府，其鲜廉寡耻无所不用其极。庆元四年，有人献北珠冠四顶给侂胄，他最宠幸的四妾各得其一，还有十姬愤然不平，侂胄却不敢漫应。师得知，甩出十万贯购制了十枚北珠，制冠以献。十姬喜孜孜地在元宵夜戴冠赏灯，回来对侂胄嚷嚷：“赵大卿的北珠冠让我们风光十倍，郡王何必吝惜一官呢？”元宵节后三天，赵师即转工部侍郎。还有一次，侂胄在南园招饮，与从者漫步园内山庄，见竹篱茅舍，回头对师说：“真有点田舍气象，可惜少了点犬吠鸡鸣。”才走数步，只听见鸡啼狗叫声从矮丛林间传来，众人闻声寻去，竟是师，侂胄乐得前俯后仰。不久，师迁为工部尚书仍兼知临安府。与赵师可以一比无耻的，还有许及之和程松。许及之在淳熙末年有好名声，擢任拾遗，侂胄擅权后却专事谄媚，得迁吏部尚书兼给事中。有一年他往韩府上寿，迟到一步，守门人正打算闭门闸，他就佝偻着钻进大门，挤进了谀寿者的行列。任尚书两年不迁，他凄凄惶惶，一见到侂胄，大谈知遇之恩和衰迟之状，说着说着涕流不止，扑通一声，双膝跪了下来。侂胄不由得可怜他，说：“尚书的才望，我放在心上。你去吧，就会进拜好官的。”不久，许及之果然进拜同知枢密院事，但“由窦尚书，屈膝执政”的话柄也腾笑朝野。

程松原仅是临安府属的钱塘知县。一次，侂胄小有不快，把一个宠姬赶出了门。程松听说，忙出高价买了她来，盛馔华帐，夫妇俩早晚恭谨地侍候她。几天后，侂胄怒气消解，想召还宠姬，知为程松所买，勃然大怒。程松将她送还，说：“有郡守准备买了她带到外地去，我这才将她藏在寒舍的。”从爱姬嘴里知道程松谨待以礼，侂胄才转怒为喜，将程松从知县几经迁转升为谏长。庆元六年，程松一年未迁官，怏怏不乐，买了个美人儿，以自己的表字作美人的芳名，进献韩府。侂胄好奇问：“她怎么与大谏同名？”程松恬不知耻说：“我只想您能常记住我的贱名。”次年，程松除同知枢密院事，也当上了执政。

除陈自强，苏师旦是侂胄重用的另一个心腹。他原是平江书吏，被侂胄罗致，当上了知门事兼枢密都承旨，自知出身低微，硬与苏辙之孙苏林拉同宗关系。开禧元年（1205），居然拜安远军节度使，没人肯为他起草建节制词，侂胄让枢密院检详文字易祓迁改两制官特事特办。制词竟隐然以苏师旦比孔子，说他“有文事，有武备，无智名，无勇功”。建节以后，侂胄对师旦说：“都是使相了。”抬举他与自己平起平坐，一下子身价百倍，海内趋附之士造访其门而不得一见。他利用都承旨的职务之便，招权纳贿，门庭若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诸帅的职位，都立了价钱，多至数十万贯，少者也不下十万。短短数年间，积聚了金箔金29250片，金线60辫，马蹄金15720两，瓜子金5斗，2尺5寸高的生金罗汉500尊，金酒器6730两，钗钏等首饰金143片，金束带12条。暴富如此，还向侂胄借钱，侂胄竟认为他为人“真诚”。就像宁宗对侂胄擅权乱政知之不详一样，侂胄对苏师旦的怙势弄权也并不清楚。只要一手遮住在上者的耳目就可以为所欲为，几乎是任何形式独裁统治难以根绝的痼疾。

对侂胄窃弄大权，擅作威福，引用群小，愚弄人主的行径，社会各阶层不惧高压淫威，仍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强烈的声讨。绍兴酒监叶洪在韩家做过塾师，对侂胄专政义愤填膺，大约庆元五年前后，他写了一个封事，斥责侂胄“弄权不已，必至弄兵”，建请宁宗“强主威，去私党”，让受业于己的侂胄族子在内宴时面呈皇帝。宁宗把封事交给侂胄，侂胄认出叶洪的手笔，便削去他的士籍，编管了起来。

公开的声讨会受迫害，人们便改用匿名或隐晦的方式传达愤慨之情。有一年，一位宗室出身的举子在客邸愤然题诗：

蹇卫冲风怯晓寒，也随举子到长安。

路人莫作皇亲看，姓赵如今不似韩。

诗没有署名，一过客在题诗边批道“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诅咒侂胄必将像西汉外戚霍氏一样有灭族之祸。在专制社会，民谣折射出下层民众的好恶爱憎。当时临安有小贩摹印了乌贼出没潮汐中的花纸片，一文钱一张卖给孩子们玩，并教他们唱道：“满潮（朝）都是贼，满潮（朝）都是贼。”临安府知道后，抓了卖花纸的小贩们，杖责一顿，禁止出售。不久，又有卖浆者敲着碗盏吆喝生意：“冷底吃一盏，冷底吃一盏。”冷就是寒，影射韩侂胄，盏谐音斩，市民听后马上会心地笑了。

对自己的处境，侂胄并非一无所知。据《四朝闻见录》，他卧室内的青绸帐四周“用罗木自围其寝，防刺也”。有年冬天，侂胄举家游西湖以后，在吴山上私家园林南园里置宴。宴上献演牵线傀儡，当时人称一种肩负小孩的胖泥偶为“迎春黄胖”。侂胄对身边族子说：“你号称能诗，咏上一首。”族子借物寓讽道：

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头上要安身。

忽然断线儿童手，骨肉都为陌上尘。

委婉地告诫侂胄：不要太春风得意，稍一闪失骨肉不保的结局将是不堪设想的。侂胄也听出了诗外余音，家宴惨然不快。然而，权力欲的驱动，追随者的鼓噪，何况皇帝又那么容易愚弄和对付，都让侂胄在弄权的路上身不由己了。

2. 权臣专擅下的宁宗之政

庆元嘉泰之政，说到底就是韩侂胄专权，宋宁宗作为一个庸弱无能的君主，在此期间可说是一无作为。他与蔡京擅权乱政下的徽宗不同，徽宗作为性好声色犬马的风雅君主，还使崇宁、宣和之政打上了个性的印记。他与秦桧干政时的高宗也不同，正如张溥《宋史纪事本末叙》指出，“构既无良，桧尤凶丑，君臣鱼水”，绍兴之政是这对君臣共同铸成的。而庆元嘉泰之政几乎听不到皇帝的声音，找不出宁宗作为君主的个性特点。也许，对权臣的唯唯诺诺，对朝政的不置可否，便是他唯一的特点。

宁宗即位约三年后，起居舍人卫泾在《丁巳岁右史直前札子》里富有现场感地勾画了宁宗临朝图：

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逾两月，每睹陛下尊居座，延见群臣，奏篇无虑累牍，前席或至移时，陛下霁色温颜，兼听广览，虽靡厌倦，而圣志谦抑，深自退托。未尝有所咨访，有所质问，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进言者不得极其谏，秉笔者无所载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

皇帝只管和颜悦色地听取那一大帮宰执、侍从、台谏与庶官连篇累牍、议论纷纭的进奏言，时间再晚，论奏再长也不敢倦怠，但听了也就完了，既不咨问，也不决断，沉默寡言地让他们不得要领地退了下去。

卫泾揣测了皇帝端拱沉默的种种可能，提醒道：“长此以往，人们将窥测陛下深浅。望临朝听政之际，奋发德音，特出英断。”卫泾虽近为右史，却仍以臣子仰视人主的眼光在期待他。而实际原因就在于宁宗性既不慧，言又拙讷，岂能期望他成为“特出英断”的大有为之主。韩侂胄更接近皇帝，对他的深浅早就窥测得一清二楚，没费多少周折便成了擅政的权臣。

宁宗处理政务的能力是大可怀疑的，即位不久，群臣章奏就滞积内廷。彭龟年建议他，应让通进司把每日进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根据不同情况，将留中的奏议在单子上注明，其他奏札则据单子封付三省、枢密院处理，既能确保章奏正常反馈，及时处理，又能避免近倖在其中玩弄花样。龟年还附上了单子格式，但对其理政究竟能起多少作用，则不得而知。即位以来，他对大臣进拟，不过批依画可而已，臣下批评他凡事仰成，无所作为，他还自以为谨守“毋作聪明乱旧章”的师训，陈傅良曾这样教导过他。

这种胶柱鼓瑟也表现在台谏问题上，宁宗常对左右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还说这是在“法祖宗”。他没认识到，台谏一旦为权相所操纵，反会以公朝执法为私门吠犬。侂胄正是摸清了宁宗的底牌，才首借台谏以钳制上下，攻道学，专朝政，一切都借台谏名义进行，对宁宗一再强调台谏公论不可不听。

在韩侂胄专政的13年里，凡台谏论劾位高望重之人，都出自其唆使。开禧元年，李大异擢任谏议大夫，人们祝贺他所学得行，他却愀然不乐：“现在台谏官就像州县衙役，何足道哉！堂上传呼某人当杖，就持梃上前；又吆喝放行，就置之而去。”贺客不禁一噱。他不幸言中，席不暇暖，就因谏北伐用兵违忤了侂胄，罢去了言职。

台谏每有常规月课，便弹劾一二小吏应付差事，起初还论及厘务官或郡守，后来只选些簿尉监当官权充月课，或者不痛不痒泛论君德时事。“聊以塞责”，竟成了其时台谏官心照不宣的流行语。有一位监察御史，到了月末该上奏章的日子，连聊以塞责的内容也遍找不着，便上言道：“都城卖炒栗的都用黄纸包装，黄色只有帝王能用，望予禁止。”都民一时传为政治笑话。

纠察官邪的台谏官尚且如此，吏治的腐败不言而喻。冗官仍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着，庆元二年吏部四选的官员数达42434人，五年之间净增9418人，后来虽采取了一些扬汤止沸的措施，却仍居高不下。吏风败坏，兼之粥少僧多，在任的官吏贪赃枉法，乘机捞一把；卸任的官吏则纳贿求缺，到处走后门。庆元元年，吏部侍郎倪思建议：“今后对贪墨官吏，即使不送狱根勘，也应差官核实惩治，庶几大赃治而小赃惩”，但最后也不了了之。嘉泰二年，又有臣僚提出：“此前赃吏劾罢，投闲数月即奉祠禄。今后请皆停二年。”但实际执行中，主管部门没有不睁一眼闭一眼的。陈自强父子和苏师旦公然卖官鬻爵，交相为市。豺狼当道，焉问狐狸呢？

荐举制成为官吏们猎取美官肥缺的一大捷径。庆元元年，宁宗下诏，对实有政绩者实行“诸司荐举，连衔以闻”，旨在克服绍熙年间独员荐士可能发生的徇情请托之弊。但汲汲仕进的士大夫不久就挟着三四道连衔荐章向执政索要美阙，对策无非同时请托两人而已。于是，在外被荐者多达千余人，有毫无清名者却举充廉吏，有素昧平生却举称亲知，有不能文章者却举任著述。嘉泰元年，眼见荐举势头狂滥不止，宁宗不得不下诏说：“自今有人则荐，无人则阙。”次年，采纳台谏建议，下诏停止泛举，规定今后即使有特旨令内外举荐，也必须“具实迹以闻”。滥举冒荐之势虽稍有抑制，但弊症并未根本解决。真德秀指出：嘉泰以来，每年荐举的员额，往往掌控在权贵之手；孤寒无援之才，即便尽心职业，仍然不免沉沦底层；膏粱庸呆之徒，如凭有力后台，仿佛如同持券取货那样。

约自孝宗末年以来，监司、郡守之间送往迎来、公款吃喝、官费送礼渐成风气，尤以建康六司与成都三司最为猖獗。绍熙二年（1191），宋光宗下诏申明：监司、郡守互送以赃罪论处。嘉泰三年，宁宗又颁下类似诏书特予强调，但政风如故。次年初夏，都大提举四川等路买马监牧公事彭辂路经成都，受安抚制置使谢源明、转运使兼摄茶马公事赵善宣款留，长达两月之久，从入境迎迓到欢宴送行，彭辂收进各色礼物价值数万缗，谢、赵中饱私囊之数也不会比他少。不久，朝廷改任赵善宣为提举四川茶马公事，用意之一是转运使公署与茶马司衙门都在成都城内，可省去迎送费用。但谢、赵两人照旧每人支取了迎送水脚费达数千缗；谢源明还创设了压境钱，赵善宣改官上任足不出城，也恬然收下了这笔公款。史载，成都三司互送，一饮之费计3400余缗，建康六司还要翻个倍。有时候，邻路的监司、制帅也过来打秋风，蠹耗侵吞的公款数目更令人咋舌。足见宁宗诏书不过具文，从负有一路监察之责的监司所作所为，也可知吏治腐败已到何等地步！

宫廷恩赏仍是棘手的难题。即位不久，宁宗让知门事谢渊依韩侂胄例，按奉禄特给全支本色，因为谢渊是重华宫谢太后的亲弟；而谢太后的侄女婿傅昌期则迁为干办皇城司。太上皇后李氏毕竟是生身母亲，分封她的三姊妹为成国、信国、崇国夫人，依宫嫔之例每人每年支给大量的钱银米绢，有封驳官执奏，也置之不理。对随龙人，不论官吏还是军兵，一律各转四官。宁宗还以密白迁补原嘉王府医官二人。所谓密白，是枢密院向皇帝呈报机速事宜用的，可不经中书门下直接关报门下省。这份密白或出自枢密都承旨韩侂胄之手，但宁宗显然认可的。尽管最终经封驳官缴奏而迁补未成功，但皇帝在随龙人恩赏上也够煞费苦心的。恩赏不节，内廷费用寅吃卯粮。即位以后，宁宗曾一次取淮东总领奉献的羡余50万贯划归内帑，用途仍与其父光宗一样，移封桩库的储存填补内藏的缺额。庆元以后，每座封桩库取拨钱数达十万缗，银子数万两，黄金也数千两，仅庆元六年秋季三个月内，划拨金银钱计250万缗，大多是违规支出。

宁宗还算略知民间疾苦的。即位以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绍兴落葬，路见农民田间稼穑的艰苦场景，对左右感慨说：“平常在禁内，怎能知道这些！”即位以后，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灾区贫民租赋税额的诏书，这些诏书在嘉泰元年汇成《庆元宽恤诏令》。然而，对这些诏令的实际作用不宜高估。正如有臣下指出：往往今年下诏说“权免一次”，来年督促照收如故，适足以胥吏为奸，民害加重，腐败的吏治，剥削的官吏，“朝堂号令不过为墙壁之虚文！”

嘉泰元年春，临安府发生大火灾，烧了四昼夜才熄灭。皇宫以北街区夷为残垣碎砾，59人活活烧死，逃生中踩死与受伤者不计其数，受灾超过5万户，灾民达18.6万人以上。宁宗下诏赈灾，同时仿效古老的传统，避殿减膳半个月，自责“不明不敏”。他从内帑拨钱16万贯，米6.5万石，表示愿将“廪庾之积，捐以与民，一无所爱”；同时从大内搬出销金铺翠的服饰，焚之通衢，号召天下士庶不再服用，灾后营造务从简朴。这场大火把御史台也烧成灰烬，幸好保存图书的秘书省免遭回禄之劫。京城传开了一篇无名氏的四六文，最流传的警句说“公议不明，台遂焚于御史；斯文未丧，省仅保于秘书”，抨击台谏不主公道。

嘉泰四年春，临安又是一场大火，火势迫近太庙。宁宗命临安府抄呈被灾之家，每人赐钱1000文，米4斗，接着又是避正殿，下罪己诏。右丞相陈自强也不得不仿汉代故事，引罪避位，宁宗批道：“卿欲丐去，朕何赖焉？”他不仅离不开韩侂胄，也离不开陈自强了。不能说宁宗赈灾恤民，避殿减膳，没有施仁与民之心，但他本人无能，吏治贪浊，最终只能小惠未遍，虚应故事而已。

类似的虚应故事在庆元、嘉泰之政中并不少见。庆元五年，时任右谏议大夫的陈自强上《紧要政事丛目》，包括人才、财用、军旅等30门。宁宗命侍从、经筵官进故事，在丛目中各择一事，先述前代得失，再引本朝故事，终论今日所宜，一旬一事，两年内讲毕。不久，翰林学士高文虎又上勤政、兵制等20事，请皇帝仿前例施行。这些紧要政事是否开讲，是否讲毕，并不重要，即使听讲完毕，庆元、嘉泰之政依旧是权臣专政，稗政丛生，宁宗在理政上也依旧那么颟顸昏昧。

宁宗即位不久，原嘉王府内侍王德谦骤蒙亲信，擢为内侍省押班，赐以宅第，官迁承宣使。内批御笔主要由他传导，他便骄恣逾法，饮食服饰僭拟帝王，出入以导驾灯笼自奉，为人求官，赃以万计，泄言其事者祸患立至，宁宗却全不察知。由于他的旧身份和新权位，外朝多趋附其门，韩侂胄与他争相用事，但德谦更接近宁宗，屡占上风。侂胄深知御笔内批还须假手于他，表面上不得不与他套近乎，两人结为兄弟。

庆元三年春，德谦觊觎节钺，首先拉拢中书舍人吴宗旦，荐为刑部侍郎、直学士院，打算让他起草建节制词。然后，他试探侂胄：“内侍有这样先例吗？”侂胄道：“已奏知皇帝，就要宣麻了。”德谦便向宁宗正式提出。宋代自真宗以来，宦官再尊荣，也只除承宣使，宣和间童贯、杨戬等宦官为节度使，乃徽宗变乱旧制，殷鉴未远。这次，宁宗完全忘了“毋以聪明乱旧章”的师训，居然同意了。德谦喜出望外，竟让吴宗旦先拟制词草稿。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侂胄对党羽预作交代。次日，制词付出，参知政事何澹不押制词，右谏议大夫刘德秀率台谏合班论劾不止，右相京镗主张毁裂麻词，贬逐德谦，宁宗竟问：“只除他一人，可以吗？”京镗以堂皇的理由予以反对。宁宗收回成命，他没觉察出这是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见台谏论列，又以为公论所在，遂除德谦在外宫观。台谏们力攻不已，宁宗再诏罢其宫观，送南康军居住。

王德谦出朝时，拉住侂胄衣袖泣道：“弟弟，你误了我！”侂胄诳他：“哥哥放心去，就有诏书追回的。”背里却指使党徒痛打落水狗，将他僭拟乘舆和贪赃受贿事抖落出来。宁宗还顾念王府旧人，下诏改移居抚州，他事不必追究。韩党请追改为安置，今后纵有特旨也不赦免，并许台谏执奏。也许又出于“台谏公论”的考虑，宁宗一一同意。德谦废斥而死，自此内批都“侂胄自为之矣”。

约庆元六年前不久，右正言刘三杰出为郡守，陛辞宁宗。他恰生千日疮，下殿时只能佝偻地扶着陛槛。宁宗见状勃怒，不问情由，御笔批出：“刘三杰无君，可议远窜。”三杰是韩党，侂胄为之辩解，但仍夺三秩，免去郡职。此事虽小，却令人寻味。第一，宁宗只见到刘三杰表面的不恭敬，对韩党专权却视而不见，绝非明察之君。第二，侂胄尽管专擅，仍未到说一不二的地步，宁宗依旧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韩侂胄专政以及他鼓动的庆元党禁，乃至后来开禧北伐，某种程度上都是他所认可的，至少未有坚决的反对。纵观宁宗前期政治，侂胄固然是主要角色，但宁宗在君权上的失控与不作为仍须负最终的责任。

嘉泰二年，党争禁网渐弛，陈傅良也复官奉祠。一天，宁宗问起这位王府旧学官：“陈某今何在？却是好人！”准备特除他宝谟阁待制。侂胄回答说：“台谏曾论其心术不正，恐不是好人。”宁宗马上说：“心术不正，便不是好人了！”打消了召用的念头。一年后，傅良告老，宁宗却慨叹：“这是朕的旧学官，而且是书诏之臣啊！”对昔日老师的评价颠三倒四，出尔反尔，无论是缺乏深切的了解，还是不能坚持正确的见解，都反映出宁宗为政的昏聩颟顸。

庆元六年，光宗与太上皇后李氏先后亡故，年头岁尾相继出生皇子赵坦和赵增，一个只养了八个月，一个还没有满月，都夭折了。这年冬天，韩皇后病逝，年仅36岁。韩皇后的事迹，史书颇少记载。淳熙十二年（1185），孝宗为尚是平阳郡王的宁宗择妇时，她与姊姊同时入宫，她更顺适两宫之意，便选中了她。史称她“柔和而端敏，肃靖而宽容”，在高宗吴后、孝宗谢后、光宗李后三代婆婆之间相处得很好，宁宗立后册文称赞她无愧妇道。她的父亲韩同卿远权势，惧满盈，从不干政，世人只知道侂胄是后族，竟不知同卿为国丈。韩皇后谢世让宁宗不无伤感，联系到父母见背，儿子不育，大有流年不利之感，有点厌恶庆元纪年了。岁末，他下诏明年改为嘉泰元年，指望吉利的年号能为他的家国带来祥和安泰。

宋代政治的转变，年号的更变往往透露出信息。“嘉泰”的含义或取自《周易》“天地交，泰”。采用这一年号似也包含了韩侂胄的意愿，就像庆元年号表达了赵汝愚的志向一样。改元这年，三个人的去世对韩侂胄专权不能不产生影响。朱熹之死，解除了侂胄在政敌上的最后威胁；京镗之死，韩党失去了死硬派干将。这两个因素结合，或许促成了侂胄对党禁的松动。韩皇后之死，则令侂胄迫切感到不能再凭外戚之尊，而必须建立大功业来换取继续专权的发言权。

嘉泰共四年，虽有临安大火灾令宁宗、侂胄不无惊骇，但与庆元年间激烈的党禁相比，表面显得有点平静。一位毫无才智的庸弱之主，倚靠着一位不学无术的强权之臣，驾驭着一台腐败无能、破旧失效的官僚机器，支撑着一个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的国家，勾画出嘉泰政治的全景图。倘若如此以往，也许还能使这个王朝苟活得长久些。无奈权臣韩侂胄正酝酿着一个冒险性的大计划，这无异于驱迫一个苟延残喘的病人去参加一次力难胜任的高强度竞技比赛，而宁宗对这一冒险计划依旧缺乏主见与明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