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在中原变局前束手无策



1. 举棋不定战守和

正当和议紧锣密鼓谈判折冲的开禧三年（1207）岁末，尚未进入宰执圈的史弥远上奏宁宗：“当此聘使已通之后，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择帅守以壮屏卫之势，奖拔智勇以备缓急之用”。其时，他是主张固守以求和的，也不失为计。但嘉定和议缔约不久，中国北方形势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和议成立当年，金章宗去世，内部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大大加剧了金朝衰落的进程。就在宋金兵戎相见之际，成吉思汗缔造的大蒙古国崛起在金朝的背后。自嘉定四年（1211）起，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对金国发动了持续全面的进攻，占略了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在蒙古南侵时期，战乱、灾荒与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及民族关系交织在一起，山东、河北一带爆发了风起云涌的红袄军大起义。这时的金朝倒真正陷入了内乱外患的境地，开始走向衰亡。在剧变面前，对毗邻对峙的金国采取什么方针，不仅仅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定位，从长远角度说，还与南宋在整个中原大变局中的立国政策息息相关。

嘉定和议后，屈己求和的路线占了上风。嘉定四年九月，宁宗下诏说：“附会开边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诏书虽是史弥远为防政敌东山再起而特意颁布的，却也反映了恐金情绪弥漫了朝廷。袁燮指出：“议和以后，揣摩迎合之流便想苟安无事。有反对者，则诋之曰：是打算用兵。加以此名，时所大讳，便不敢复言。用意在于封人之口！”

这年六月，金卫绍王因蒙古大军南下，没有心思接见南宋派出的贺生辰使，宋使至涿州（今河北涿县）折回。获知金有外患，南宋令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加强边境防御，但也仅此而已。岁杪，著作佐郎真德秀上奏，分析了金国必亡之势，认为：第一，面对金国的衰亡，应该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第二，在金国灭亡的过程中，对蒙古的政策，对山东、河北起事豪杰的态度，朝廷都应早拿定主意。然而，这一建议没引起宋宁宗和史弥远的重视，对金政策维持原状，对蒙古和中原豪杰的方略根本未列入议事日程，即使自身的军政战备也依旧因循苟且。几年以后，宋金战争风云再起，南宋仍是“师旅疲于攻守，财用耗于调发，郡县困于应办”，“兵之阙额者当补，城之颓圯者当修”。

嘉定六年十月，南宋派真德秀赴金贺金宣宗即位，这时金中都（今北京）正被蒙古大军围得水泄不通。德秀行至盱眙，即被告知路途梗阻，次年春天回朝复命时，他再次强调：骤然勃兴的蒙古，苟延残喘的金国，因金蒙战乱而越境逃生的难民狂潮，都是深可忧虑的。

嘉定七年三月，金遣使赴宋催督岁币，对付蒙古的战争和支付蒙古的金帛，使金朝财政更加力不从心了。南宋则采取拖延观望的策略。这年夏天，金朝放弃了中都，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获知这一消息，起居舍人真德秀又上了奏疏分析金蒙战争，认为其发展趋势将是“鹿之所走，猎必从之”，宋蒙之间必定出现“疆场相望，便为邻国”的局面。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峻形势，朝廷只有两种选择与两种结果：“陛下以自立为规模，则国势日张，人心日奋，虽强敌骤兴，不能为我患；陛下以苟安为志向，则国势日削，人心日偷，虽弱虏仅存，不能无外忧。”德秀吁请：“用忠贤，修政事，纳群策，收众心，是自立之本；训兵戎，择将帅，缮城池，饬戍守，是自立之具”，并详细陈述了具体建议。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归结道：“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读完奏议，德秀说：“金人既已迁都，早晚还会遣使来索讨岁币，臣以为不能给。”宁宗立即严肃答道：“不该给！”口气之决绝与神色之严厉异于平时。朝廷的议论多倾向于真德秀，但他们关注的是停止岁币，对他强调的自立规模并不在意。

在岁币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淮西提举常平乔行简上书宰执：“金国，过去是我们的仇敌，现在是我们的屏障。唇亡齿寒的古训可以为鉴。不妨仍给岁币，使拒蒙古。”史弥远认为这主张“为虑甚深”，准备继续向金纳币。太学生黄自然等率众伏阙丽正门，表示抗议，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史弥远的态度暧昧起来，不知如何决定。他知道，岁币关系到民族感情的敏感神经，唯恐固执己见会开罪于清议和公论。

实际上，真德秀上奏的主旨是要求朝廷早定自立之本，修自立之具，断绝岁币只是这一前提下的具体措施之一而已。至于乔行简建议联金抗蒙有其合理成分，即便停纳岁币，也未必绝对不可行。关键在于：在与金、蒙的三角关系中，南宋在嘉定年间始终缺乏具有战略远见的分析和决断。

时隔一月，金国果然再次移文督责岁币，史弥远请皇帝拿主意。宁宗说：“真德秀说过不能给”，下令停止贡纳。但南宋似乎不打算立即对金采取强硬态度。这年夏天，西夏移书四川制置司，建议夹攻金国，宋方没有响应。尽管刑部侍郎刘爚和太学生上章建请停止两国使节往来，但宋廷遣使如故。嘉定八年初，南宋仍派丁焴为贺金主生辰使，转达了宋宁宗“请减岁币如隆兴之例”的要求，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祈请”为由，断然拒绝。丁焴的请求暴露出南宋君相在岁币上对策的混乱，在停、减、给上游移不决。

岁末，真德秀出为江东转运副使，宁宗对他说：“到江东后，为朕撙节财计，以助边用。”德秀到任后听说蒙古已与西夏联兵，东出潼关，深入中原，而朝廷依旧君臣恬嬉，措置乖张，深怀忧虑地再上奏札：“今日天下之势，无异徽宗政宣之时。蒙古无异昔日女真方兴之时，一旦与我为邻，也必祖述女真故智。故不可不预图应付之策。”他列举了政和、宣和之际致祸的十项原因，桩桩件件以昔讽今，都是针对嘉定之政有所指而发的。最后，他再次提醒皇帝：“倘若上下悠悠，养成深患，机会渐失，事变日殊，臣实不知所终！”然而，宋宁宗与史弥远并未产生紧迫的危机感，对金政策依旧举棋不定，更遑论对蒙方针的确立了。

从嘉定八年起这三年间，宋已停止向金纳币，但使节仍正常往来着，金朝忙于反击与惩罚西夏，也无暇顾及南宋的岁币，更不愿同时与蒙、夏、宋在三条战线上开战。自嘉定十年（1217）岁初起，金对西夏重取防御为主的战略。连年战争的巨额消耗，南宋岁币对金国财政已是刻不容缓的强心针。南迁以后，金朝局促一隅，也深感有必要从南宋夺取新的生存空间。从这年春天起，金廷内部的主战派开始跃跃欲试，术虎高琪等主战派虽视蒙古大军如猛狮，节节败退，却把南宋当作可以一口吞噬的绵羊。金宣宗起初是反对发兵侵宋的，但在专断朝政的术虎高琪坚持下，春夏之际也同意派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和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南下经略。金军破信阳军，克樊城，围枣阳、光化军，兵锋直逼襄阳。元帅右都监完颜阿邻也出秦州开辟西线战场，夺取了大散关。

南宋命京湖、江淮、四川制置司便宜行事，抵御金军。京湖制置使赵方对儿子赵范、赵葵说：“朝廷和战未定，我誓以决战报国。”他亲镇襄阳，命部将扈再兴、孟宗政、陈祥等在襄阳外围三面夹攻来犯金军，敌尸枕藉山谷之间。五月二十七日，因赵方请求，宁宗下诏对金宣战，标志着嘉定和议后宋金短暂和平局面的终结。诏书表彰了决死报国的爱国军民：“守将效忠，开门而决战；兵民贾勇，陷阵以争先”，最后号召：“师出无名，彼既自贻于疑沛；兵应者胜，尔宜共赴于事功”，强调金无理出兵，宋被迫应战。诏书还向中原失地的官吏军民传檄晓谕。宁宗对臣下说：“开禧我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虏人叛盟，我直而彼曲。”表示不可能再向金国纳币，却可以此赏励有功。

宋金重开战，反对议和的呼声占了上风。两朝旧臣刘光祖的上奏最能体现这种民族情绪：“女真乃吾不共戴天之仇。天亡此仇，送死于汴。陛下为天之子，不知所以图亡，天与不取，是谓弃天。未有弃天而天不我怒也。”嘉定十一年春天，宋军在两淮、京湖、川陕三条战线上发起了反击，双方互有胜负，战争打得黏着拖沓，没有大开大阖的场面和锐不可当的攻势。

这年五月，宋金战争已开打一年多，宁宗还下诏侍从、台谏、两省官集议平戎、御戎、和戎三策，对金政策之举棋不定于此可见。集议的结局似乎议而不决。主战者认为：“残虏烟灭，中原丘墟，振兵直前，当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来苏之望，尤可成克复之勋。是则攻战之举，因不容缓。”主和派强调：“理内斯可御外，强本斯可折冲。兵财俱乏，事力不继，而遽寻干戈，则召衅稔祸，功未成而害已见，其可不为备守之图？”同时哀叹：“城垒方营而侵秩已至，粮食甫积而剽掠时警，羽檄交驰，将左支右吾之不暇，是又不容于不和也！”嘉定年间，南宋这种旷日持久而无补大势的战、守、和之争，坐失了时机，贻误了国家，引来后世史家王夫之在《宋论》里一声叹息：“天下何恃此清议哉！”

在对金政策上，宋宁宗的态度是游移不定的。《玉牒初草》记录了嘉定十一年与十二年间的君臣奏答，表明他对战、守、和三策都分别赞同附和过。

嘉定十一年夏天，礼部侍郎袁燮进对说：“蜀中不靖。”宁宗说：“秋高马肥，是他时月，尤当为备。”袁燮奏道：“今日事势迫切，不容少缓。”宁宗说：“夷狄奸诈，何可轻信？”袁燮接着说：“讲和却是省事，但虏人之意，不专在岁币，难与通和。”宁宗道：“他掳掠所得已数倍于岁币。”袁燮是主战的，从君臣对话，宁宗显然同意他的观点。

不久，权工部尚书胡榘奏事：“残虏本无能为，陛下爱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内因廷臣横议，外而边臣邀功，使边境久未安宁。”宁宗即说：“皆边吏希望爵赏，为国生事，不可不戒。”胡榘是胡铨之孙，他的祖父在绍兴和议间以请斩秦桧力主恢复而名闻一时，他却不肖乃祖，成为朝中主和路线的传声筒。但宁宗也无原则地附和他的主张。

次年夏天，秘书监丞柴中行轮对，论及边事：“今日大患，最在虚诞，使边备失措置，难倚仗。”宁宗表示：“须是切实理会。”岁暮，左谏议大夫李楠上奏：“在无事之时作有事之备。”宁宗说：“极是。宁有备而无事，不可无备而事至无所措手。”李楠说：“虏虽垂亡，也应加意设备。”宁宗答道：“是啊！困兽犹斗。”宁宗对他俩的回答，似又同意守御之策的。

对臣下截然不同的对金主张，宁宗都一无主见地附议。诚如《君主论》所说：“一位君主如果不是本人明智的话，他就不可能很好地获得忠告……当所咨询的人不只一个人的时候，君主如果不明智就绝不能获得统一的忠言。”宁宗在战、守、和三策间摇摆彷徨，正表明他的无决断和不明智！

嘉定十二年初，金朝试图凭借军事上小小的上风迫使南宋议和。当探询议和意向的金朝详问使到达淮水界河时，宋方拒绝他入境。金宣宗只得打消念想，任命仆散揆之子仆散安贞为伐宋统帅，正式下诏伐宋。但私下里，他却表示：“此事岂得已哉，惟和议早成为佳。”

春天，金将完颜讹可率领大军再次猛攻枣阳，赵方围魏救赵，派遣扈再兴、许国分两路扰敌后方。金军围攻枣阳达90日，枣阳城仍固若金汤。盛夏，赵方断定金兵士气已再而衰，便命扈再兴从敌后回师，约定日期与城中出战的孟宗政内外夹击，金军大溃，讹可单骑逃归。金人自此不敢再窥襄汉。

但仆散安贞亲率的大军却兵锋颇盛，南下围安丰军及滁、濠、光三州。攻城不克，即兵分三路，一路由光州攻黄州麻城，一路自濠州犯和州，另一路出盱眙长驱全椒、来安、天长、六合，前锋游骑直达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建康再次震动。

金军逼近长江的消息，使南宋朝堂上战、守、和之争再掀热潮。史弥远作壁上观，他的主和倾向自有胡榘代为兜销。对这种误国行径，太学生又一次代表社会公论闹起了学潮。五月六日，太学生何处恬率273人伏阙上书，请诛胡榘以谢天下。上书递进却没下文，宗学生赵公记等12人和武学生郑用中等72人也加入了请愿行列，相继伏阙。矛头所指除了胡榘，还有吏部尚书薛极，他俩都是史弥远亲信。学生借用流行的民谚，抨击薛、胡是“草头古，天下苦”，对学生请愿，朝廷不理不睬。

薛极倒坐立不安，力求去位，史弥远给他吃定心丸：“弥远明日走，那么尚书今日去！”言外之意，只要我在，你不用怕学生。20天后，秘书监丞柴中行轮对时说：“三学伏阙，此事不可含糊，须早处分。大抵公是公非合于人心，则人心自平。付之不恤，是欲私庇其人，而使陛下有拒谏之失。”宁宗漫应一下就不吭声了，事后也无动作。史弥远明确反对：“罢免朝臣怎么能由学生说了算？”两天后，针对弥远的持论，国子监丞萧舜冶上了一札：“诸生言事，无非公论。而朝廷却认为黜陟之权不当曲徇布衣之请，此非天下公言。”史弥远自知公道人心不在自己这一边，便把国子博士楼昉召到府第，命这位主管官员出面安抚，让他向学生传话：学生伏阙是伸张公论，朝廷庙堂都没谴责之意。去传话前，楼昉上札子给宁宗，也请采纳公论，否则以一夫之颊舌，怎能解千万人之不惑？但宁宗依然拖延不决。

转眼到了六月上旬，一天上朝，礼部侍郎袁燮与胡榘又为对金方针激辩起来。义愤之下，袁燮拿起朝笏去打胡榘的额头，被旁人夺下，朝堂之上体统尽失。御史合台论劾，说两人“议论不一，各执偏见，一主于和，一主于战，求胜报怨，殊非体国”。宁宗便各打五十大板，将他俩一齐罢免。袁燮出朝时，数百名太学生举幡送行，设筵饯别，有人赋诗道：“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对朝廷混淆是非用罢不公的做法大为愤慨。

嘉定十三年正月，西夏再次致书四川安抚司约攻金国，仍未得到响应。西夏在蒙古崛起后率先受攻击，曾向金国求援，被置之不理，只得向蒙古纳女乞和，故而对金积怨颇深，在蒙古兵锋转向金国后，也与之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这年八月，四川安抚使安丙给西夏去函，定议夹攻金人，西夏即表同意。次月中旬，安丙遣诸将分道进兵，与西夏枢密使宁子宁所率20万大军会师巩州（今甘肃陇西）城下，但没能攻下巩州。宋军移师拟攻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夏则撤兵回国。十月初，宋军再约西夏共攻秦州，西夏没有发兵，宋军只得回师。

由于朝廷苟且无策，前线大多将无守意，军无斗志。唯有赵方主持的京湖战场颇有可观的战绩，也培养历炼出了孟宗政、孟珙、赵范、赵葵、余玠、王坚等将帅之才，在其后的抗蒙战争中功绩卓著。而江淮战场因有山东忠义军民的牵制，金军还不能为所欲为；至于川陕一线溃军败将比比皆是，弃地丢城的记载不绝于史。军事重镇大散关几度得而复失，连四川制置司驻戍的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也一度失守，制置使董居谊闻风逃遁。

尽管如此，嘉定侵宋对金朝来说，却是一场力不从心的战争，战争的进展正如发兵前夕其右司谏许古指出的那样：

或谓专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虚言，不究实用。彼见吾势大，必坚守不出；我军仓猝无得，须还以就粮。彼复乘而袭之，使我欲战不得，欲退不能，则休兵之期，殆未见也。况彼有江南蓄积之余，我止河南一路，征敛之弊，可为寒心。

在战争中，金军虽有小胜，但在城池关砦的攻守争夺上，双方始终处于拉锯战状态，金军并不能顺利南进。金兴定五年（1221），金宣宗轻信诬奏，诛杀了主帅仆散安贞。安贞有将略，他死后，南侵行动虽仍继续，却只是小打小闹了。战争使金朝士马折耗“十不一存”，不仅南侵初扩地立国的幻想彻底破灭，战争巨耗反让国用困乏，加速了金朝的衰亡。

金正大元年（1224）三月，即位不久的金哀宗决定结束战争，派兵300护送尚书省令史李唐英前往南宋滁州通好。宋方宴犒招待了十来天，答应奏禀朝廷。六月，尽管南宋尚未反应，为表诚意，金哀宗命人赴南宋光州边界张榜，遍告宋界军民不再南下，双方自此停战。经过长达七年的较量，交战双方就像一对精疲力尽的拳击手，谁都没有一举击倒对手的实力与优势，双方气喘吁吁都想休息，这一愿望对金朝说来也许更迫切些。

正如王夫之《宋论》所说，嘉定战争对宋金双方都不啻是当头棒喝：

宋之为宋，一女直也；女直之为女直，一宋也。以既衰之女直，而宋且无如之何，则强于女直者，愈可知也。以积弱之宋，而女直无如之何，则苟非女直，固将能如之何也！女直一倾，而宋随以溃，奇渥温氏谈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

时至嘉定末年，大蒙古国羽翮已成，问题只在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对灭金亡宋时间表的具体敲定罢了。对此，宋宁宗与他的南宋朝廷完全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

2. 从握蛇骑虎到养虎贻祸

在侵宋战争中，金军没能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朝山东、河北的红袄军起事在后方有力牵制了金军，支援了南宋军民保卫家园的正义斗争。嘉定十一年，金军前锋再次饮马长江，建康告急，就因为北方忠义军在背后分道出击，才迫使金军退兵的。金宣宗不堪红袄军和南宋军民的南北呼应，兴定五年（1221）曾命元帅左都监、行山东两路兵马都总监纥石烈牙吾塔移书宋人，要求决战：

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彼国若以此曹为足恃，请悉众而来，一决胜负。果能当我之锋，沿边城邑当以相奉。度不能，即宜安分保境，何必狐号鼠窃，乘阴伺夜，以为此态耶？

从行文的激愤不难想见红袄军已成金朝切肤之痛。

金宣宗即位时，红袄军已成燎原之势，尤以益都杨安儿、潍州李全、泰安刘二祖、兖州郝定等几支势力最称强盛。激成红袄军起事的主因固然是这一时期金朝的阶级矛盾与战乱灾荒，但中原遗民和女真贵族、蒙古军队的民族矛盾也是不容忽视的。金宣宗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后，利用蒙古军暂时撤退之机，命仆散安贞率精锐部队“花帽军”开赴山东镇压，杨安儿、刘二祖、郝定相继败死。杨安儿余部数万人由其妹杨妙真召集成军，李全与她结为夫妇，实力顿时大增。金朝侵宋后，这些武装把亲宋的感情变为归宋的行动，军事上也从单纯反金改为联宋抗金。嘉定十年，杨安儿旧部季先往见南宋知楚州事应纯之，表达了各路豪杰都愿归附之意。约略同时，中原流民也成群结队地渡淮归宋，势头迅猛不可阻挡。宋金嘉定战争一开始，如何对待来归的北方流民，也成为南宋朝廷必须深长计议的大问题。

应纯之把季先所说的上报给江淮制置使李珏和淮东安抚使崔与之。二使让季先北归联络山东忠义，同时派楚州都监沈铎和高忠皎各集忠义民兵分两路攻金。季先命李全率众配合高忠皎，合兵攻下海州，李全又分兵遣将破莒州，克密州，取青州。南宋授李全京东副总管的名衔。见捷报频传，应纯之便打算利用北方忠义为自己在仕途上谋求晋升，密奏朝廷声称中原可复。史弥远因韩侂胄开边的前车之鉴，担心结纳忠义会授人以柄，不准公开招纳北方义军，只密令李珏、应纯之妥善慰接，让他们听节制，号为“忠义军”；并颁旨发放1.5万人的钱粮，名为“忠义粮”。于是，东海一带万余人归沈铎节制，吃上了有编制的军饷，让李全煞是羡慕。

李全出身农家，做过司弓手，弓马矫健，以擅使铁枪出名，时号“李铁枪”。开禧北伐时，他曾与宋将联手收复过涟水县，但也做过“出没抄掠”的勾当。嘉定十一年初，他率部归宋，不久再攻海州，远袭密州，表现出主动抗金的积极性。次年，他与金元帅左都监纥石烈牙塔激战化陂湖，斩金将数员，大败金军，使其不敢轻窥淮东。听说金将张林有归宋之心，李全前往青州劝降。为消除张林的疑虑，他仅带数人挺身入城，两人结为兄弟。这时山东诸郡实际上都听命于张林，得到允诺后，李全便上表宋廷，并奉上山东12州府的版籍，表辞说：“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南宋君臣陶醉在不期而至、不战而捷的胜利中，立即下诏任命李全为京东安抚使兼总管。

宋宁宗的诏书和史弥远的密令体现了南宋政策的一个方面，即试图对忠义军民通过招诱节制、授官封爵，引为反金的力量，但也仅是利用而已。实际上，南宋朝廷只要真正联合北方忠义军民，他们足以成为反金抗蒙保宋的忠实同盟军。即便李全，在南归初期，其拥宋反金倾向也是十分明确的。他曾拒绝了金宣宗的招抚诏书，复书明志：“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并把父母遗骨从故乡潍州迁葬淮南，发誓“不复北向”。

然而，南宋朝廷对北方来归的忠义兵民内心却深怀疑忌和恐惧。如果说于李全这样自成气候的武装力量，采取的是招诱节制的政策，那么，对于手无寸铁的南归流民，则使出了令人发指的一招：封锁淮水，禁止南渡，甚至张榜指南归兵民为“盗贼”，来者剿杀不论。当时，每天来归者成千上万计，而边界将吏却“临淮水射之”。听说这一消息，国史院编修杨简沉痛上奏：“得土地易，得人心难。中原赤子，拔自涂炭，来投慈父母。这里却计较一斗半升的小米，射杀他们。这难道是上顺天意，下安四方的道理吗？”平日还算关心民瘼的皇帝，这次竟无动于衷。不仅江淮，京湖、川陕也推行这种剿杀政策，不过在襄阳、蜀口等地，换了个说法，“号曰约回，而实杀之”。尽管如此，渡淮南附的流民势头仍不可遏制，南宋不得已接纳了下来，却一百个不放心。

盱眙（今属江苏）是北方兵民渡淮南下的要冲之一，知盱眙军贾涉却一开始就认定这些忠义军民是“饥则嗜人，饱则用命”的饿虎，他认为：以有限之财，应无穷之须，就如同以肉饲饿虎，肉尽必将反噬。出于“虑思其乱”的指导方针，他将归附的石珪、陈孝忠、夏全诸部分为两屯，分李全一军为五砦，再用招刺义勇的方法，接纳了其中近六万人，放汰了三万余人。在这些忠义武装周围，他常驻官军七万余，“使主胜客”，即官军形成绝对优势。这种猜忌防范使南归忠义为之寒心，不少人公开宣称：“与其如此，不如有官者弃官，无官者回山东做百姓。”

南宋当局从来没把北方忠义兵民作为反金抗蒙的生力军，放在中原变局中去做长远、全局的安排。无论剿杀政策，还是招诱政策，都出于短视、实用的考虑。实际上，只要朝廷能派靖康年间宗泽那样的爱国将才，去协调、团结并统帅这批忠义军民，不仅贾涉担忧的“饥则嗜人，饱则用命”的前景完全可以避免，而且嘉定以后北方抗金御蒙的形势也会大为改观。然而，在宁宗是无能，在史弥远是苟安固位，处在第一线节制忠义军马的帅守又都像贾涉那样深怀忌疑之心，犹如握着蛇不敢松手，骑在虎背上左右为难。朝廷这种做派，让忠义兵民悲愤满腔，令有识之士感慨系之，刘克庄有词说：“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

握蛇骑虎的状态毕竟不能持久，而蛇啮虎噬的局面迟早会出现。李全在忠义武装中实力较强，战绩也最著。自化陂湖之战后，他就有睥睨诸将之心。嘉定十三年，他唆使贾涉的亲信之吏，诬谮季先谋叛。贾涉原就疑神疑鬼，便诱杀季先，准备收编其军。季先部将拒绝整编，迎石珪统领余部。贾涉深以为耻，李全趁机自告奋勇，请讨石珪。石珪走投无路，叛降蒙古。李全略施小计，就从贾涉那里取得了石珪留下的涟水忠义军的统领权，更不把贾涉之流放在眼里。次年，李全之兄李福恃势与张林争夺胶西盐场，威胁让李全取张林头颅，张林即以山东诸郡献降蒙古木华黎。南宋朝廷在两年中仅满足于山东12州郡名义上的回归，印制了一批州府长吏的空名官告交给京东、河北节制司，填发给这些州府的实际控制者，却从未试图真正控制这一地区，故而来得意外，也去得容易。

李全的狼子野心已越来越明显。他到过一次镇江，北返后就对部属说：“江南佳丽无比，须与你等一到。”他下令打造舰船，打算谋求舟楫之利，还仿造南宋纸币，让部下持假币赴江南购物，其军顿见阔绰，而“江南之楮益贱”。以战功邀取官赏，以吞并扩大实力，利用南宋政策的弱点求生存，图发展，李全已日渐坐大。

一次轮对时，秘书监丞柴中行指出：“山东人虽受节制，就招刺，亦不可置之腹里。况阴诱鞑人，是再添一山东。”宁宗点头称是，无主见无远识地“嘉纳”上奏，是他从政唯一能做的事，至于对忠义军民和李全的具体措置，则完全听史弥远的。对日渐坐大的李全武装，史弥远推行政策的着眼点只是“惧激他变”，“姑事涵忍”，具体说来，即以高官厚币施以笼络政策。嘉定十五年岁暮，南宋任命李全为京东路镇抚副使，拜保宁军节度使。次年，宋廷又赐钱30万缗给他作为犒军之用。这些应该出自史弥远的主张。有人这样形容朝廷养虎贻祸的政策：

辇安边之财以给之，唯恐不赡；航东南之粟以饷之，唯恐失期。甚者高官峻秩，宠华其身，金珠玉帛，悦媚其妻，弃如泥沙，不甚爱惜。闻其帖然恭顺，则喜见颜色；或拒之而不吾与，则恐恐然食不下咽。

听说李全建节，升任淮东制置使的贾涉长叹道：“朝廷只知道官爵可以讨其欢心，难道不知道骄纵将导致不可收拾吗？”贾涉的感慨是有道理的。在山东忠义军的处置问题上，贾涉首先对其防范猜忌，其次使其为我所用，兼用利诱与分化两手，力图贯彻主政者的边防政策。在李全走向骄横难驭的过程中，贾涉有其不可推诿之责，那是政策执行者的代价；但如今史弥远一意姑息养奸，李全越发桀骜不驯，更让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囧境。而李全夫妇也准备给他颜色看了。嘉定十六年二月的一天，贾涉出郊劝农，薄暮入城，被李全的兵士拦住，但见杨妙真骑马出来，佯怒挥退了部下，堂堂制置使才得入城。贾涉深知这是李全挑衅的信号，不久便称病求去。他一走，帐下万名忠义又归李全掌控。

这年岁末，许国奉命接替贾涉。他原是武臣，向史弥远要求换为文资出帅淮东。弥远见文臣中没有合适人选，而李全日渐跋扈，淮东不能缺帅，便同意了。对这一任命，许多人以为不妥：许国位轻望薄，处非其地，反使李全有轻视之心。

次年岁初，许国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赴任，拒见前来郊迎的杨妙真，令她大失面子地回营去了。李全时在青州（今山东益都），礼节性地致函许国。许国在大庭广众下抖着来函夸耀：“李全仰仗我养育，我略示威，他就奔走不暇了。”

按礼，李全应该往见新任制帅，许国也数邀他前来议事。李全观望了半年之久，为不使自己理亏，终于前赴楚州参谒。庭参时，许国傲然端坐接受谒拜。自建节以后，李全与前制帅贾涉都分庭抗礼，对许国妄自尊大憋着一肚子怒气，退出后在亲信面前便骂开了：“你许国原不是文臣，是和我一样的武人，有什么功劳？居然一点都不宽假！我李全赤心报朝廷，才不造反的！”

过了半个月，李全准备回青州，唯恐被扣留，一改旧态，折节为礼，动息必请，得请必拜。许国喜不自禁对家人说：“我把这家伙给折服了！”完全不知道对手在耍弄他，便同意李全回去。而李全离开楚州时，叛宋的决心就已下定了。

对南宋在北方忠义兵民与李全问题上的政策失误，清代有学者指出：

李全、张林南归，山东已为宋有。有大豪杰斡旋之，中原可图也。乃以庸才如贾涉、许国者驾驭之，乌能制虎狼之命哉？徒招乱耳！

从握蛇骑虎到养虎贻祸，南宋政策在表面上似乎有改变，实质上都是苟且无策。正因如此，一场由李全发动的骚扰江淮、震惊朝野的大叛乱在所难免，只是时间早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