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风雨——嘉定更化

1. 宁宗“作家活”

开禧三年（1207）夏秋之际，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天灾却交并而至。从五月起浙西大旱，宁宗向天地、宗庙、社稷祝祷求雨。持久的干旱，又引起了蔽天盖地的蝗灾。七月，沿江州郡洪水泛滥，哀鸿遍野。持续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令宁宗惶恐不安，下诏罪己。

诛韩月余，宁宗下诏明年改元嘉定。改元诏书承认：

频年相继，寰宇多虞。边衅遽开，顾生灵之何罪？虫蝗为孽，与旱潦之相仍。

在他看来，天灾人祸已使国计民生困顿凋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压倒一切的是社会安定。这是改元嘉定透露的信息。

权臣韩侂胄死后，宁宗开始所谓的“亲政”，尽管此前是他自己把权力拱手让渡给侂胄的。他曾对侂胄信任甚深，倚赖甚笃，如今已扭转了认识。这固然是史弥远利用台谏公论大作文章的结果，但他本人也确实缺乏主见。嘉定改元后不久，宁宗对签书枢密院事林大中论及议和事，感慨地说：“朕不惮屈己为民，讲和以后，亦欲与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称颂道：“陛下能言及此，真是宗社生灵之福。”皇帝打算经营赵宋家业，自然令臣下振奋，这番话可视为他嘉定更化的宣言。

所谓嘉定更化，严格说来从诛韩后就开始了。第一个措施就是开言路。开禧三年十一月，宁宗下诏说：

奸臣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中外臣僚，各具所见以闻。

诏书颁下一个多月，却少见奏封呈进，对日前的政变，臣下显然仍有顾忌，还在观望。嘉定元年（1208）正月，宁宗再下诏求言，求言面也从臣僚扩大到一般士大夫和庶民，说得也更诚恳：

今犹奏封罕见，岂习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诚弗至，顾忌者多？厥今百度未厘，二边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罗之术，民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救此弊端，宁无良策。乃若箴规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难言，朕皆乐听。

群臣终于打动了。在君主制下，在臣下观念中，对权臣的弊政，君主是毋须负责或不必负主要责任的，而决心更化倒表现出人君圣德。奏疏陆续递了进来。在应诏上言中，颇有臣僚对议和以及议和后应该怎么吸取教训，发表了与主政者截然不同的意见。原湖广总领傅伯成在召对时指出：

前日失于战，今日失之和。今之策虽以和为主，宜惜日为战守之备。

太学博士真德秀入对时也说：

今后应以勾践卧薪尝胆为法，以六国亡于强秦为戒。倘若盟好既成，志气愈惰，宴安鸩毒之祸作，浮淫冗蠹之事兴，彼方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然后发难从之请，挑必争之端，而吾彷徨四顾将无以应之，此长虑远识之士所为寒心者也！

对这类切中时弊的上言，宁宗似乎仍仅听听而已，未见在嘉定更化中采取过切实的措施，在对金政策上依然苟且偷安。

群臣封事或奏议涉及方方面面的弊政，更化应该着手之事可谓千头万绪，关键在于对形势必须有深刻的估计。淮西总领徐邦宪入对时直言：

今日更化，未可与秦桧死后高宗更化同日而语。秦桧专政，天下犹可缉理；今侂胄专权，天下已尽败坏！

韩侂胄专政因庆元党禁而摧残人才，因开禧北伐而危害国家，但最大的流毒还是钳制舆论公议，败坏风气人心。真德秀分析道：

绍兴之际秦桧擅权专杀，还不能消弭和好不足恃的公论。侂胄擅政十余年，谀佞成风，尚同成习。庆元时，吕祖俭、六君子上书，近臣中还有为他们争论是非的，正如始病之人仅伤气血。其后吕祖泰之贬，近臣喑默，台谏还死力攻击，则嘉泰之疾已深于庆元。到开禧用兵，不仅举朝不敢言，布衣之中找一个吕祖泰那样的人也难得，则开禧之疾又深于嘉泰。风俗至此，已成膏肓，救药扶持，岂易为力？

他因此建议：

当先破尚同之习，广不讳之途，则士气伸而人心正，风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务，孰先于此？

一句话，就是开放舆论，让不同的意见说出来。皇帝表示赞同，在其奏札上批了个“依”字，确乎表现出“人所难言，朕皆乐听”的诚意。

二月，宁宗下诏史官改正绍熙五年（1194）以后至开禧三年（1207）以前国史关于韩侂胄事迹的记载，这也是更化的内容之一。自韩侂胄专政以来，从绍熙内禅经庆元党禁到开禧北伐，无论日历、时政记，还是玉牒、会要，所记大抵迎合其意而夸大其功。在这一问题上，侂胄专擅固然是主因，但宁宗也认可的。嘉泰元年（1201），史官王容请将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就得到过御准。当时史官，或原为私党，或慑于淫威，承风希旨，刊旧史，焚原稿，无所顾忌。当年秦桧主和后就厉行私史之禁，侂胄专政后同样担心私史保存了绍熙内禅与庆元党禁中不利于他的史实，何况国史失信而私史转盛已现势头，“郡国皆锓，本人竞传”，故而嘉泰二年韩党也奏禁私史。除了将《续资治通鉴长编》与《东都事略》等送缴史官考订，只获准保存，但不许刊行，其他私史“悉皆禁绝，违者坐之”。嘉定更化中改正诬史，重修信史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在专制统治下，每当政局剧变后，往往伴随着这种改写和重评历史的工作。但史弥远主政，所谓改正国史工作，也必然导致韩侂胄传世形象的污名化；他之被打入《奸臣传》，与此也不无关系。

韩侂胄败死后，同党陈自强、邓友龙、郭倪、张岩、许及之、程松等一再贬窜远恶州军，除名、抄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清除工作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偏差，凡是赞同过北伐恢复之议的官僚士大夫，都视为韩党，悉与屏逐。就连开禧元年的省试状元毛自知也因在策论中附和用兵，而夺去了魁首恩例，降为殿试第五名。

实际上，对参预兵议的士人也应做具体分析，其中固有趋炎求荣、丧失操守而沦为韩党的，例如邓友龙、皇甫斌之流；却颇有士人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如今也成了清理的对象。叶适力辞草北伐诏，他是反对仓促北伐的。但战争开始后，他并没有袖手作壁上观。当金军饮马长江，建康震动的危急时刻，他在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任上，镇定自若，以有限兵力数袭敌营，所向皆捷；安置蜂拥南渡的两淮难民，令其来如归。金军北撤后，他改任江淮制置使，在西起历阳（今安徽和县）东至仪真（今江苏仪征）一线，组织民众构筑起长达300里、阔约40里的缓急应援、首尾联络的防御体系。他以自己的经世才干和务实态度有效减少了东线战场的损失。但清除韩党时，御史中丞雷孝友不辨皂白，劾奏他附会侂胄开兵，夺职奉祠达13年之久。

连致仕家居的大诗人陆游也加上了“党韩改节”的罪名，夺去了宝谟阁待制的职名。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落职制词说：“虽文人不顾于细行，而贤者责备于《春秋》。”他以爱国之情讴歌过北伐，却既未预议其事，也不阿谀其人。对这样的责备，陆游啼笑皆非，在谢表中反驳并自嘲道：“每自求于远宦，岂有意于虚名？命之多艰，动辄为累！”最令人愤慨不平的是那位以血战死守和州的勇将周虎，言者也指为韩党，受到安置的处分。因为家贫，他不能带着老母同往贬所。不久，他在谪地接到讣告，对深明大义的母亲之死号恸欲绝，发誓不再出仕。

在这场清洗中，偏见的传染固然左右了部分言官的情绪，但借清除韩党为名，行排斥异己为实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户部侍郎赵彦橚愤愤说：

始坐伪学废，终用兵端斥。苟欲锢士，何患无名？材尽而求不获，有国之公患；冤甚而谤不息，非士之私耻也。

他多次向宁宗恳切说起清党扩大化的倾向，却没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平反昭雪与清理韩党在同步进行。党禁开放后，虽然追复了赵汝愚等人的职名，起用了一些名列“伪学”之士。但这只是甄别，当时侂胄的权势还如日中天，绝不可能承认伪学之禁搞错了。在专制政权下，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拨乱反正，只能在与那一事件利害攸关、荣辱与共的权势人物或死或败，退出政治舞台后，才能真正着手进行。如今侂胄败死，要求对庆元党禁彻底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侂胄被诛不久，林大中就奉召入朝，试吏部尚书。他斥逐出朝、退居家园已12年了。他对宁宗说：“为论列韩侂胄，吕祖俭贬死瘴乡，后虽赠官，但公论未洽；彭龟年、朱熹降官夺职，终于老死，应优赐旌表；其他因讥切侂胄而得罪的，都应区别轻重，给予表彰。这才说得上为蒙冤者平反。”其后，太学博士真德秀也提过类似的建议。

嘉定元年二月，刘德秀的遗表送呈朝廷，按例应该追赠官职的，现在当然给免了。不久，党禁中充当喉舌的李沐在夺去宝文阁学士的职名后，再夺三官，信州居住。诬告赵汝愚谋逆的蔡琏也被除名，发配赣州牢城。

开禧三年岁暮，为吕祖俭平反，追赠朝奉郎、直秘阁，官其子一人。次年二月，赵汝愚追复观文殿大学士，尽叙原官，赠谥忠定，算是充分肯定他在绍熙内禅中的忠诚和功绩。七月，上书论侂胄专权而发配钦州的吕祖泰获得改正，特补上州文学。十月，庆元六君子也受到表彰：杨宏中等三人各循一资；周端朝、林仲麟允许直接参加省试；蒋傅已故，赐其家束帛。

与此同时，皇帝准备赐朱熹谥号。太常初定为“文忠”，复议时有人提出：

子思、孟轲之死，孔子之道几熄，至本朝而复明，濂溪、横渠、二程发其幽微，到朱熹而圣道灿然。“文”为一字之谥，但更名符其实。

嘉定二年十二月，文臣最高荣誉的一字谥赐给了朱熹。约半年后，被无端贬死的朱熹门人蔡元定也特恩追赠迪功郎，以宁宗名义颁发的追赠制词说：“今是非已定，尔则殂矣，朕甚悯之”，悲悯之心似跃然纸上。但制词开头说：“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摈斥于生前，而获伸于死后，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也就是说，你在庆元间受诬遭谪，这是天命，与人主无关；而现在昭雪，这是人君在昭示天理。嘉定更化中，宁宗就是抱着这种认识为党禁受害者平反昭雪的，却从不反省：韩党当初所为，都是通过他的

名义，获得他的认可才推行下去的。

在平反过程中，宁宗越发怀念昔日老师彭龟年了。他看到楼钥录呈龟年的谏草，深感怆悼，下诏追赠龟年为宝谟阁直学士，随即又御批道：

彭龟年系朕潜藩旧学，当权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奸萌。褒恤之典，理宜优异，虽已追赠，未称朕怀，可特加赠龙图阁直学士，并擢用其子为官。

嘉定三年春天，礼部尚书章颍建议对龟年追赠美谥，宁宗说：“龟年忠鲠可嘉，应赠美谥。倘人人如此，必能置人主于无过之地”，亲自赐谥忠肃。他忆起党禁之风乍起于青

之末时，龟年最先上忠鲠之疏，后悔没能及时听纳，怀念之情愈不可抑。唯恐有关部门执行迟滞，他又用上了龟年生前谏止再三的内批，借以表达对旧学老师的“肃敬之意”。临朝之际，宁宗不止一次对辅政大臣说：“这人若在，必将大用。”嘉定元年春，司封郎官袁燮在入对时说：“倘若昔日陛下坚信龟年的忠诚，摧折奸邪在萌芽之初，何至于此。然而，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正人端士，现不缺乏。陛下常有此心，一龟年虽殁，众龟年继进，何忧天下之不治！”话说得很委婉，却在面责与忠告人君：既知其忠，逐而不用，你是有责任的；但关键还在于防止故态复萌。

臣僚之中不止袁燮看出了皇帝在识人用人上懵懂依旧，上奏论治道人才的也大有人在。宁宗主观上也想起用人才的，他想起了黄度。黄度已经老病，请求致仕，免去入朝，却未获允准，只得扶病入见，君臣相见，感慨万端。黄度说：“陛下即位之始，擢臣为谏官。不到一个月，忤侂胄而罢，至今已十五年了。”宁宗说：“卿去国日久，能再入朝相与扶持，甚善！”让他权吏部侍郎。黄度别有意味地说：“眼下威柄复还，正与高宗末年相似。秦桧死后，高宗常并任宰执，愿陛下更留圣意。”又说：“给舍、台谏，人主自用则威权在己；臣下得用则威权尽去。”宁宗认为他说得对。然而，后来朝政的演变证明他并未真正领悟黄度上言的良苦用心。

右司谏兼侍讲王居安也向皇帝指出：“如用人稍误，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他见召用人才中竟有赵彦逾，便对宁宗说：“汝愚贬死，彦逾的作用不小，他实为汝愚的罪人。如今召用他，岂非良莠不分、邪正并用吗？”当居安准备继续上疏时，突然命他改任起居郎。这一任命也许出自执政钱象祖与史弥远的安排。他任谏官仅18日，作为劾论韩党的主力，连珠炮似的弹击使韩党树倒猢狲散，钱象祖、史弥远为首的政变集团也因此胜券在握。而他“一侂胄死，一侂胄生”的警告显然触痛了他俩的要害，罢去其言职正是其时。但王居安却援引史官可以直前奏事的祖宗故事，继续抗论：“臣为陛下耳目之官，谏纸未干，却以忤权要而徙他职。台谏不得其言则去，臣不复留朝了！”宁宗听后倒也为之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劾其越职言事，他被夺官罢任。太学生集队举幡，请求挽留他，也没能奏效。

王居安去朝，预示着宁宗在用人上摇摆不定、邪正不分的旧病复发，其后二三年间，傅伯成以谏官论事去，蔡幼学以词臣论事去，倪思以侍从论事去，邹应龙、许奕又以封驳论事去。真德秀提醒皇帝：“是数人者，非能大有所矫拂，已皆不容于朝。设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默，岂不危殆！”宁宗虽对这些去朝之士仍授以美职，任以大藩，但群臣却认为他没能真正做到更化之初所说的“人所难言，朕皆乐听”，重新三缄其口了。

在用人为政问题上，宁宗没能抓住也不知如何抓住侂胄败死的转机，致使皇帝不急臣下急。嘉定改元当年，袁燮第二次轮对时急切地发问：

今日在廷之臣，谁有某善，谁有某能，谁可以当重任，谁可以办一职，谁为人望所归，谁为清议所贬，陛下能否尽知之？当今之务，何者为纲，何者为目，何者当先，何者当后，所未立者何事，所未革者何弊，陛下能否尽知？

宁宗自称欲作家活，对此确实懵然无知，他端拱渊默仍如往昔，不仅拙于言词，尤其昧于治道。尽管号称更化，却如真德秀所说，依旧“正人虽进用，而委任未尽专；小人虽退斥，而侥幸未尽塞。名虽好忠而实则喜佞，故谏争之途尚狭，忠鲠之气未伸”。尤其严重的是，内批御笔仍未绝迹。王师尹大概是应奉医官，宁宗以内批为他转官；至于以御笔为近幸谋求带御器械、迁转遥郡官的，也不乏其例。

侂胄倒台时，“下至闾巷，欢声如雷，盖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都失望地说：嘉定更化，“有更化之名，无更化之实”。《宋史·许奕传》为更化时的宋宁宗留下了一帧写真。许奕时任权礼部侍郎兼侍读，“每进读至古今治乱，必参言时事：‘愿陛下试思，设遇事若此，当何以处之？’必拱默移时，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说”。从宁宗的凝思移时，最终却由经筵官缓缓说出处理办法，其木讷不慧的模样可以想见。

宁宗对许奕的印象不坏，迁他为吏部侍郎兼权给事中。许奕论驳贵戚近习扰政之事达16起，当论及外戚杨次山和史弥远时，皇帝却来个疏入不报。许奕便坚求补外，遂出知泸州。宁宗对人称赞许奕“骨鲠”，问道：“许奕已走了吗？听说泸州是大郡，姑且让他去罢！”明知是骨鲠之臣，却听任他出朝，这倒充分反映出宁宗为政的游移和颟顸。以这样的君主主持嘉定更化会有怎样的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2. 立皇太子

开禧三年十一月，诛韩还未半月，皇子荣王赵曮立为皇太子。尽管立储诏书声称出自宋宁宗亲断，但内幕却令人生疑。在此之前，宁宗虽因连夭亲子以听天由命思想立其为皇子，实际上仍指望这“无私之举”而祈祝上天让他养大一个儿子。这年正月，第六子赵圻出生，宁宗特行奏告天地、宗庙、社稷、陵寝和欑宫的隆重仪式，目的无非保佑他这个儿子存活下来，但满月不久就夭亡了。几天后，第七子赵墌来到世上，但又匆匆而去。伤感是难免的，但宁宗年仅40岁，还在生育年龄，健康也未见异样，皇位继承尚未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因而立太子事未必是皇帝最先提出的。

在诛韩政变中，内廷与外朝之间起传导作用的关键人物，一是杨皇后之兄杨次山，一是皇子赵曮。皇子这年已15岁，因不是杨皇后亲出，频繁面见的可能性不大，但显而易见，他与次山是弥远和皇后间传递消息中不可或缺的交接点。从杨皇后口口声声在皇帝面前诉说“侂胄要废我与儿子”，表明他们的母子关系很好。杨皇后这年已经46岁了，逼近了女子育龄的上限。她生过皇子，也都没成活。生性机警的杨皇后对嗣君问题的关心决不会亚于宁宗，这关系到宁宗身后她在后宫的地位。在与韩侂胄的斗争中，赵曮坚决站在杨皇后与史弥远一边，取得了他们的信赖与支持，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对这一建议，宁宗也是同意的。他之所以同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绍熙内禅时，太皇太后吴氏曾当着他的面对赵抦交代过：“他做了，你再做，自有祖宗例。”即位以后，宁宗与赵抦关系倒始终“兄弟友于”的。庆元二年，封他为吴兴郡王，制词说：“孝宗怜早慧以钟爱，太上念特立以垂慈。”对皇弟示以贵宠同时，也表明自己没忘记孝宗和吴氏的安排。郡王体羸多病，宁宗命太医必须先进呈药方，取旨同意才能用药。开禧二年五月，赵抦病故，追封沂王。他生过一子，早就夭亡。为了不使这支宗室绝后，宁宗取宗室希瞿之子入嗣沂王，赐名贵和。既然皇弟赵抦已死，当年孝宗与吴氏的吩咐就失去了意义。宁宗原就不热衷于做皇帝，养了好些个亲生儿子，一个也没有保住，早立储君，即使不是亲子，在他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嘉定元年春夏之际，一天早朝时，宁宗对宰执说：“赵彦逾昨天经筵求去时奏请皇太子参决政事。朕有此意甚久。此事断自朕意，不欲因人言批出。卿等可商量教稳当，欲待批出。”钱象祖、史弥远与卫泾立即称颂“圣明独断”，卫泾代表宰执说出担忧：“臣恐外人不知，妄有传播撰造语言。陛下圣明必能洞见。”这番话有点此地无银的味道，令人怀疑彦逾之奏是他与史弥远政变集团私下达成的政治交易，因为右谏司王居安弹劾赵彦逾时，他曾受到某权要的庇护。卫泾接着说明大臣朝殿奏事后，“凡有要事，往往缴入，平时无缘可得通达内外之意，致使韩侂胄得以窃弄威福。”最后指出：“今得皇太子会议，臣等奏事既退，陛下有所宣谕，或臣等有敷陈未尽之意，皇太子在侍膳问安之际，都可以从容奏禀。内外不至扞格不通，且更不容外间别有人出入禁闱干预朝政。”这番话泄露政变集团迫不及待让皇太子参决政事，目的就在于由他沟通内外朝，窥伺皇帝，左右朝政。

闰四月十四日，皇子赵垍出生仅月余再次夭折。次日，宁宗正式下诏：

朕更化励精，先图其大者。皇太子学问夙成，欲使与闻国论，通练事机。二三大臣各兼师傅宾僚，其相与辅导，成朕爱子之义。自今再遇视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执赴资善堂会议。

皇太子更名赵询，出居东宫。宰执之中，史弥远原就是资善堂翊善，右相钱象祖兼太子少傅，卫泾、林大中、雷孝友兼太子宾客。至于赴资善堂会议政事，宰执都认为：在资善堂，宰执名义上都是老师，会议政事时，双方的尊卑与名分都不好处理。于是，宁宗命改在讲堂会议政事。

为答谢杨皇后的奥援，皇太子上了一个奏疏，不遗余力地颂扬杨皇后有孝、俭、诚、断等后德，还述及她在诛韩议和中的作用：“皇后曾言兵贵多算，不可轻用，以戒权臣于未事之先。其后密辅乾刚，弗遗余力，敛兵继和，有以赞陛下之断。”说诛韩议和是宁宗英断，纯粹虚饰之语；说杨皇后“弗遗余力”则唯恐功没不彰。接着，皇太子追述了杨皇后对他的恩情：“若夫鞠育微臣，恩勤曲尽，奉承严训，教载必亲，以至日督课程，不移晷刻，每令覆讲，必定指挥。不唯字画诗章，悉加面命，且以前言往行，俾知矜式。”这段叙述虽有美言的成分，却也反映出杨皇后在这位非亲生的皇位继承人身上的感情投资。尽管在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双方对这种投资与回报各有自己的利害考虑。

皇太子最后建议：这种“《诗》《书》所载，未之前闻”的慈范，“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述”，希望将他“今来所陈，宣付史馆”，“大书特书，以诏万世”。不知这份奏疏究竟是皇太子的主张，还是史弥远等宫僚兼宰执的示意，但杨皇后事先看过或知道奏议的内容。因为她随即也上了一奏：“皇太子奏陛下孝、俭、诚、断事实，并及臣妾”，将皇太子上奏要点概括得到位准确。但她要求“特免付出”，以免“滥尘简册”，却大有一半推却一半接受的味道，内心是希望自己的盛德懿范流传典册的。宁宗同意了皇太子的建议。

韩侂胄诛后，娄机入朝为吏部侍郎，皇太子写信给他，表示没忘记过去的老师。宁宗也召见了娄机说：“太子尚小，烦卿教导。”娄机说自己老了，担心无补储君之德。宁宗告诉他，已除为太子詹事。上任以后，娄机把自己过去的著作《历代帝王总要》再做润色，使上下三千年君道隆替和治效优劣纲举目张，以便皇太子参决政事之余学习考订。

“分阴资善时稽古，辨色含元日侍朝”，卫泾上给皇太子的寿诗概括了东宫生活的两大内容：经史学习和朝殿侍立。皇太子对学习表面上还算用功。“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他经常书写并张挂的条幅。他好读《大学》《中庸》，命擅书的臣僚另抄为书。太子左谕德刘爚有诗说及这两件事：

焜煌八字彩毫书，铁画银钩昭坐隅。

直将底事销长日？《大学》《中庸》两卷书。

然而，皇太子终于不以《大学》《中庸》为满足了，对犬马声色也有了兴趣，开始索取秘书省收藏的名画，没节制地张灯设乐，前来请谒的人也络绎不绝。对男女床笫之事，他似乎尤其沉溺耽乐，以至刘爚不得不再三引经据史告诫他：“其乱也，未尝不起于闺门衽席间。”进谏之直切，太子詹事戴溪听了都为之咋舌，但皇太子仍如东风过耳。刘爚没向皇帝奏陈这一切，却连上20章，要求不再兼东宫讲官。宁宗知道他是著名学者，曾师从朱熹和吕祖谦，故连下不允之诏。

刘爚在嘉定九年（1216）去世，两年后，宁宗在轮对时忽问门舍人熊武：“你是东宫官，太子如何？”熊武的回答竟与刘爚的规箴大相径庭：“殿下贤明仁孝，勤俭节用。人之才否，事之是非，无不尽知。每日讲论之暇，无他嬉好，手不释卷。且动如节度，不喜饮酒。臣每轮当宿直，不闻宴饮之乐。”宁宗似乎不了解继承人的真实情况，听了高兴说：“这是天赋啊！”皇太子前后判若两人，熊武奏答的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

3. 一侂胄死，一侂胄生

政变集团往往不是稳定的政治联盟，一旦政变成功，在重新分割权力过程中联盟的解体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作为这场政变的主角，史弥远原先权位并不显赫，仅六部侍郎之一而已。攫取与政变主角相称的权位，这是政变成功后史弥远的目标。

政变得手后，参预政变的李壁即因附和恢复之议而被贬谪。还没到一个月，王居安在充分发挥了政变集团的喉舌作用后，因提醒宁宗防止“一侂胄死，一侂胄生”，自然不为史弥远所容，被御史中丞雷孝友劾罢。作为武将，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对史弥远揽权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不知出于自大炫功，还是出于录以备案，他把奉命诛韩的那份伪造御批在自己府第中刊石立碑。这无异于向世人昭示这次政变乃无君之举，史弥远对此如芒在背，有说不出的厌恶感，好在他并不是史弥远走向专权之路上非掀去不可的绊脚石。

在政变同谋中，张镃力主开杀戒，弥远虽以“将种”面赞，内心却深怀忌惮。侂胄被诛，张镃以倡言居功，到处标榜，弥远在朝堂上大泼冷水：“这是臣子当为之事，何为言功？”只给他一个司农少卿。御史中丞卫泾抖落出他的老账—为谋求好官，硬逼自家孤侄女嫁给苏师旦之子—指为苏师旦死党，追夺两官，送广德军居住。时距政变成功不到半个月，参预政变的人不再敢自矜其功了。后宁宗下旨，张镃放还，有记载说他“又欲谋史”，但弥远专政之势已成，反给他安了个“扇摇国本”的罪名，除名以后，羁管象州（今属广西），让他翻不了身。

到了嘉定元年上半年，政变集团骨干渐成鼎足之势：钱象祖、史弥远、卫泾。卫泾出身吴门望族，五世皆第进士，本人又是廷唱第一名的状元，开禧间，已位至礼部尚书，恰是史弥远的顶头上司。弥远以其下属却能通过皇子与杨皇后直接联手。在卫泾也许不无酸味的。由于共事之故，他对弥远应该知之较多，识之较深的。据《四朝闻见录·卫魁廷尉》，诛韩以后，卫泾“旋用故智，又欲去史”。他想搞掉史弥远是自无疑问的，但不会傻到袭用其故伎，再与杨氏联手。或许就在皇帝面前提出警告，皇太子得知便转告了史弥远。弥远立即做了三个人的工作：一个是皇太子，利用他在皇帝前说卫泾的坏话。尽管弥远做得不落痕迹，但仍有记载表明奏罢卫泾有皇太子的份儿。另一个是右丞相钱象祖。象祖也希望削弱竞争对手，却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立即支持弥远，在大庭广众贬损卫泾：“我以为卫清叔一世人望，他身为大臣却为韩侂胄买了螺钿髹器！”还有一个则是御史中丞章良能。他与卫泾关系原不薄，但终受拉拢，上了弹章。疏入，宁宗没有施行之意。良能便听从台吏的建议，采用了副疏这一特定的台谏章奏形式。副疏，也称副本，即台谏将弹章录副直送被劾者本人。宋代惯例，大小臣僚一旦知道自己受到台谏弹劾，就必须去位待罪，于是副疏就演变为台谏劾罢大臣的特殊手段。六月的一天，卫泾上朝，车至太庙，章良能派人送上副疏，卫泾阅后对来人说：“传语中丞，我今天就出城待罪。”史弥远因卫泾深孚宿望，不敢以贬黜处置，只让他出知潭州。对这种有人望的政敌，他不打算做得太绝。

在卫泾罢政当月，执政林大中去世。次月，史弥远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随着权位上升和声望提高，弥远敛权弄政也渐露迹象。他凭借资善堂翊善的身份，经常单独面见宁宗。权兵部尚书兼侍读倪思察觉了他的用心，提醒皇帝：“大权方归，自应防微杜渐；一有干预端倪，必将重蹈覆辙，现侂胄已诛，但朝野议论不止，就因枢臣仍兼宫僚，不时宣召。宰执应该同班进对，枢臣也应该远权，以平息外议。”枢臣即指时任同知枢密院事的史弥远。不久，倪思迁为礼部尚书，听到史弥远拟除两名侍从，右相钱象祖竟全然不知，便对宁宗说：“奏拟除目，宰执应共同进拟。以前就是专听侂胄，权有偏颇。”弥远闻言，便上章自辩。倪思自知已难居朝，力求外任。请对时，他再次忠告道：“前几天论枢臣独班奏对，恐蹈旧辙。陛下应亲擢台谏，以革权臣之弊；并任宰执，以鉴专擅之失。”但宁宗似乎全不介意。

这年秋天，丘崈迁同知枢密院事，但一月不到就去世了。不久，娄机替补这一职位，楼钥进为签书枢密院事。娄机主张“行以至公”，反对“私恩未报，首为汲引，私仇未复，且为沮抑”的党同伐异的做法，与史弥远异趣，两年后借健康原因自请罢政出朝。楼钥文名颇盛，然而他“虽好士而不能援”，据说，有一次他问来谒的士人：“每有来访者，我都倒履迎迓，未尝失士。外议如何？”来客幽默答道：“自您老大用，外间都传唱《烛影摇红》这首词。”他问缘何，来客说：“那词里不是这样说吗：几回见了，见了还休，争如不见！”楼钥也只好一笑了之。或许如此，他才没招致忌惮，做了近六年执政。早已在位的另一执政雷孝友，种种迹象表明他趋附史弥远门下，执政一直做到嘉定八年。

这年十月，右相钱象祖进为左相，史弥远进拜右相。弥远的拜相制词是权直学士院陈晦起草的，凡能歌功颂德的事迹和辞藻都用上了：“海润星辉，增光储德之茂；风飞雷厉，密赞主威之强。成大功无徙荫之淹，去元恶甚摧枯之易。杜群枉以开众正之路，建大政以兴太平之端。”全篇文眼归结到“昆命元龟，使宅百揆”。“昆命于元龟”典出《尚书·大禹谟》，说上古任命先断自众人之心，后卜于大龟之版；“使宅百揆”语出《尚书·舜典》，意即进居统摄百官之位。据说，后者是舜任命禹为司空时的话，前者是舜禅位给禹时的原话。

这时，倪思正欲起程赴知福州，听说后即上奏道：“这是舜、禹揖逊授受之语，《大禹谟》也不是僻书。若圣上原无此意，词臣为何援引此语？受此麻制之人，岂能安然无事而不自辨明吗？给舍、台谏又怎能不给辩白呢？过去词臣以‘圣之清，圣之和’褒誉韩侂胄，但也没敢用人臣不该用的词语。汉哀帝拜董贤为大司马，诏书有‘允执其中’之词，当时父老流涕，以为哀帝准备禅位。‘昆命元龟’与‘允执其中’有什么差别呢？”

宁宗阅奏大骇，他还不至糊涂到打算把赵家天下让给外姓，即把倪思的奏疏给弥远看。弥远自知这时权位尚不巩固，左相究竟安什么心思还不得而知，便上奏道：“因一时只顾听制词，未能及时指出。请颁倪思之奏给陈晦。”弥远先把责任推给了草制词臣，以便自己进退有据，再改除陈晦为殿中侍御史，让草制者在身份上更宜于自辩和反击。

陈晦与真德秀关系颇好，便在用典上向他讨教。第二天，他胸有成竹地上章辩白：“时下正艰于论相，但本朝自赵普以下，拜相制词用元龟典故的多至六七例。”在逐一胪列后，他转守为攻：“我曾向倪思学词科，他不会不记得这些例子。现在只是出于私愤，遂忘典故。不惩无以示后！”倪思经此一驳，无力反击了。

宁宗便下旨说：“陈晦援证明白，无罪可待。倪思轻侮朝廷，肆言诬罔，可特降两官。”恰湖广总领傅伯成入对，宁宗说及此事，连说“过当，过当！”对倪思强烈不满。傅伯成说：“对倪思摧抑太过，恐塞言路。”宁宗并未回心转意。倪思“镌职而罢，自是不复起”，在这次较量中彻底败北。史弥远则稳稳登上了右相的要位，宁宗已像过去信任韩侂胄那样倚信于他了。

拜相仅一个多月，史弥远因母亲去世赶回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老家治丧。按例，他必须去位守制，这样就会出现钱象祖独相的局面，这是他绝不愿看到的，现在只有钱象祖才是他唯一的对手。令人蹊跷的是，十天后钱象祖竟被台臣论罢，出判福州。其罢相细节已难详考。不过，政变以后，他尽管在权位上始终压史弥远一头地，但地位却不见得巩固。他虽然反对过北伐之议，但只要有人把他在党禁之初不遗余力逮捕庆元六君子的劣迹兜出来，立即就为清议不齿，人们对镇压太学生的老账还不至于那么健忘。更何况他在嘉泰年间趋附侂胄的丑事，都让人记忆犹新的。其后不久，他又被罢判福州，提举宫观。在劾罢钱象祖的过程中，御史中丞章良能又助了一臂之力，在二相不偕的格局面前，他“有所左右”地站在史弥远这一边。钱象祖罢相两个月后，章良能升任执政，这显然是史弥远对他排击卫泾、钱象祖的酬报，有理由推断，所有这些都是史弥远事先或幕后的安排。

在权力角逐中，史弥远紧紧抓住了两个人，一个是杨皇后，一个是皇太子。他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度还不能与当年韩侂胄相比，于是在内廷后宫关系上下功夫。他在政变中的果断作为和密切配合已赢得杨皇后的信任，只要有她在宁宗面前说项，一切问题都好办。至于皇太子，是他亲自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又参决朝政，在宁宗面前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这层关系也必须抓住不放。

史弥远去位守制的第五天，皇太子建议在临安府赐他一座第宅，好让他就第持服，以便随时咨访，宁宗同意了。赐第诏书对史弥远在诛韩议和与嘉定更化中的功绩颂扬备至：“祖宗基业三百载，反掌而安，南北生灵亿万人，息肩以乐”；“群贤并进于清朝，公论大开于今日。”评价是否恰当另作别论，制词透露的消息却不应忽视：在开禧、嘉定之际的这场政治冒险中，不仅韩党土崩瓦解，反韩联盟的原盟友也被史弥远各个击败，他已稳稳当上了唯一的赢家。

一般而论，在君主政体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强权之臣的人，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为威震人主的新权臣。早在诛韩以后，史弥远专权形成以前，左谏议大夫傅伯成就指出：“方史公谋韩，若事不遂，其家先破。韩诛而史代之，势也。”然后，史弥远丁忧守服，历史偶然性给出了一次绝好机会。宁宗若是一个稍有统治术的君主，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契机，以孝道为理由让史弥远遵守27个月的丧制，将以史代韩的炙热势头来番冷处理，然后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嘉定更化”。然而，在政治上，宁宗就像一个永远的孩提，始终要寻找强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时，他依赖慈福宫太后和赵汝愚为他做主张；其后，他离不开韩侂胄这根拐杖；诛韩之时，他需要杨皇后把定主意；现在，他又放不下史弥远这支奶瓶了。正因为他的个性因素，历史循着另一种轨迹延展着。

赐第以后，史弥远仍在故里服丧，并没有移居临安新第。尽管热衷于已经到手的权位，但他仍不敢轻率违背传统的丧礼，那将会招来非议。嘉定二年二月末，也许仍出于皇太子建议，宁宗派内侍前往鄞县，催促史弥远返回临安赐第守制。

在弥远返回临安前，发生了忠义军统制罗日愿策划的政变。罗日愿是支持北伐的武臣，开禧用兵时曾“以策干韩”。侂胄被诛，史弥远清除韩党时以是否支持北伐划线，株连甚广，日愿颇不自安，且郁郁不得志，寓居临安。史弥远将回临安终丧的前后几天，星象发生异常。日愿不满史弥远乞和弄权，便宣传这一天象主“宫廷及大臣有咎”，与殿前司中军训练官杨明、士人徐济，归正人赵珉与内侍王俞、张延庆等合谋聚众起事。

他们准备在史弥远渡钱塘江回临安的那天，由原步军司前军军校张兴等率领千人，埋伏舟中，等百官到浙江亭迎谒史弥远时，举火为号，尽杀宰执、侍从、台谏等，然后由水门直插大内，内侍王俞等劫持宁宗升朝，任命罗日愿为枢密使，徐济为参知政事。响应这一计划的，还有枢密院效用士皇甫威、临安府太学生黄万顷、班直王麟等，都表示愿意为日愿募集参加者。部署已定，三月初三，在扩大队伍过程中，徐济因惧生悔，由他争取来的进勇副尉景德常投匦告变，罗日愿等悉数被捕。

审讯期间，史弥远回到了临安赐第。宁宗有意向让他直接起复，他却上了待罪的奏疏，论及前不久的政变说：“陛下昨诛锄侂胄，臣获密赞英断，故其余党切齿”，把未遂政变者都指为韩党。然而，这场未遂政变的参与者除武将、兵卒、内侍外，还有太学生、归正人、役人、僧人与平民百姓，参加阶层之广泛引人注目，显然不能以韩党视之。而史弥远一伙处心积虑掩盖真相，“于告变原状不复付出”，可知其锋芒所指，应是一起各阶层联合起来反对其屈辱乞和、弄权干政的自发斗争。弥远诬指他们为韩党，既是掩盖这场斗争的实质，也为严惩这些反对者制造舆论。

事发以后，首席执政雷孝友上章引咎说：“自己能薄望轻，不足镇服奸慝。”对史弥远和雷孝友的奏章，宁宗都下了宽慰之诏，同时敦劝弥远起复，认为“与其适居处之安，备予咨访，岂若正庙堂之任，期以赞襄”。五月初四，史弥远终于顾不上名教和清议，起复为相。有人移书相劝：“名教所系，人言可畏，望阁下速辞成命，以息议者之口。”但史弥远担心，倘若依旧守制，两年以后的局面也许就非他所能左右的。起复后第三天，史弥远即将罗日愿凌迟处斩，其他参与者、知情不告者也多处以各种死刑。

起复制词说：“钦念治几，渺若巨川之难济；惕怀民瘼，凛乎朽索之易危。”后一句勾画出南宋王朝面临的形势，凛然如一根即将崩断的朽烂绳索；前一句则道明了宁宗的心态，面对一望无际的大川，他竟不知怎样才能驾驭南宋王朝这艘破舟。宁宗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行这夺情之典，把驾驶权交给史弥远。一位西方政治家指出：遴选大臣对于君主来说，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他们是否良臣，取决于君主的明智；君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处于他人随意决定的境地。显而易见，宁宗不仅在遴选大臣上完全缺乏那种明智的洞察力，而且在下诏史弥远起复后却不并任两相，把自己和大政完全交付给他一人，连起码的君主统治术都不具备。史弥远专权局面的最终形成，宁宗有其不可推诿的责任。

史弥远起复，意味着有名无实的嘉定更化的彻底终结，标志着继韩侂胄后又一个权臣擅政时期的开始。这时，上距侂胄败死，只有两年半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