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关键词：冗官／冗兵／冗费

1043年～1074年

北宋中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潜伏的社会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起义频频爆发。西夏频频入侵，辽又乘机不断要挟，北宋朝廷一味妥协求和，以求暂时安宁。由于每年岁币、岁赋负担沉重，加上长期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困扰，改革的呼声四起，所以北宋中期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内忧外患中

北宋政权到了宋仁宗时期，内部是财政入不敷出，外有西夏不时进犯，各种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宋代的财政收入超过前朝，但国力并未有所增强，而是陷入了“所入虽多，国用日匮”的尴尬境地，国家财政常年出现赤字。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冗兵、冗官、冗费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先说冗兵，宋朝在兵力来源上，实行募兵制，尤其在饥馑之年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以达到防止内乱的目的。但如此一来，军队成了难民收容所，随着兵额不断扩大，养兵费用也越来越高，但战斗力却愈来愈弱。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禁军与厢军仅有三十七万左右。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两者总数已达一百二十余万，国家每年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庞大的军队，也就造成了“冗兵”的积弊。再说冗官，北宋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一切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科举进士一科岁取不过三十余人，而宋太宗朝，岁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四千余人、诸科五千多人。其他各种恩荫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这都导致官僚人数激增。同时，宋代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也相当丰厚，仁宗时岁入三千九百万缗钱，官俸支出占三分之一；而到了神宗时，岁入五六千万缗钱，支出完军费后居然不够支付官员的薪俸。冗官的存在，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增加，而且还使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家财源日渐困顿。宋真宗时期实行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使国家税收减少。到乾兴元年（1022），官吏职田达“天下田畴之半”。各级官吏依靠特权大肆兼并土地，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

在国家外部环境方面，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1042）之间，建西夏、称皇帝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多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经历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等三次大规模战斗后，宋、夏双方损失都不小，最后在庆历四年（1044）订立和约，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3万斤，称“岁赐”。再加上澶渊之盟后，宋朝每年要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的“岁币”，这些都成为宋代经济最沉重的负担。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宋廷自然将大宋子民作为了责任承担者。沉重的赋税和各种差役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这种种弊端让宋仁宗、宋神宗两位皇帝和一些士大夫们忧心忡忡，他们准备行动起来改变“祖宗之法”。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四月，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师，担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同主持朝政。此时，北宋的官僚机构越发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这样严重的统治危机，宋仁宗几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道：“你们为国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变革的事情，都尽快提出来。”

范仲淹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早在天圣五年（1027），他就上书朝廷，提出一系列革新建议。得到皇帝的信任与委托后，范仲淹认真总结了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在其中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和其他大臣商议后，决定将这些改革措施以诏令的形式逐步颁发全国。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同年年底，为检查各地官员的为官操守，范仲淹专门选派了一批人去四处探访。一旦得知哪个官员欺压民众、贪污受贿，范仲淹就翻开官员们的花名册，把这个不称职的人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担心他因此得罪太多的人，于是劝说道：“你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们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听罢，指着那些官员的名字愤慨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这样严格的考察下，众多尸位素餐的不称职者被清理出官场，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

然而庆历新政直接损害了盘踞在北宋官场的腐朽势力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改革派恨之入骨。为了破坏新政的推行，这些人纠集起来一同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结交朋党，又重金贿赂宦官，让他们不断在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的谗言。枢密使夏竦在改革派官员的抨击下丢掉了官职，恼羞成怒的夏竦让家里的一个丫鬟每天临摹石介的书法，然后以石介的字迹伪造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里宣称要废黜宋仁宗，拥立一个符合改革派心意的傀儡皇帝。在夏竦的蓄意谋划下，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的谣言四处传播，一时人心惶惶，宋仁宗开始动摇，虽然他没有相信传言，但面对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继续改革的信心。

庆历五年（1045），宋仁宗下诏废止一切改革措施，随即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州）担任地方官。不久，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也相继被外派地方。至此，历时了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以全面失败告终。

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去世后，太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英宗体弱多病，在位五年就因病离世，其子赵顼即位称帝，是为宋神宗。神宗做太子时就很欣赏法家思想，他在读《韩非子》时曾说：“天下弊事很多，不可不改革。”如今登上帝位，自然要锐意改革，富国强兵，改变前朝遗留下来的暮气沉沉的政局和危机四伏的现状。熙宁元年（1068）四月，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在少年时，曾随着做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庆历四年（1044），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步入官场。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土地兼并是导致当时社会普遍贫困化的主要根源，更严重地危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忧国忧民的王安石早在嘉祐三年（1058）就曾上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改易更革”。可惜，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回应。到神宗时，王安石众望所归，责无旁贷地扛起变革的大旗。为了推动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创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与吕惠卿、曾布等人一起草拟新法，各路设提举常平官，督促州县推行新法。后来，废除条例司，由户部司农寺主持大部分的变法事宜。从此，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变法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围绕富国强兵这一目标，王安石先后推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均税等新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前后推行了近十五年，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乡村地主和自耕农都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朝廷内外的仓库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王安石虽然有着改革者的勃勃雄心和坚强意志，可他做事执拗，冷面无情，人称“拗相公”。他大刀阔斧地改革，得罪了朝野上上下下所有的既得利益者。人不和，政不通，再好的决策都难以执行。尽管王安石并没有丝毫的退却，可宋神宗并不像王安石那么坚决，他渐渐动摇起来。特别是在熙宁七年（1074），河北大旱，数月无雨，灾民遍地。一些官员趁机散布谣言，说是变法遭到了天谴，才发生了旱灾。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生母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诉。为此，神宗整日长吁短叹，不知如何是好。王安石见此，不得不自请辞去宰相一职，出任江宁（今属南京）知府。

熙宇八年（1075）二月，神宗再次召王安石回京任宰相，可是几个月后，天空上彗星出现，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预兆，纷纷攻击新法。无论王安石如何为新法辩护，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神宗的动摇使王安石失去了支持力量，各地对新政阳奉阴违。第二年春天，处处碰壁的王安石眼见自己的主张无法贯彻执行，再一次辞去相位，从此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死，其子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重新掌权，新法立刻被废除。王安石的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因对变法的态度而形成的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一直贯穿了整个北宋中后期，直至北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