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清官的典范：包拯

关键词：包拯／清廉为官

999年～1062年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的诗句。其实，自古中国民间就对清正廉明、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官吏大为推崇，魏徵、狄仁杰、寇准、况钟、包拯、徐九经、海瑞、于成龙……一个个闪耀在史册间的名字为后世矗立起一道清官的历史风景线，万民景仰、历代称颂。在历代清官中，“北包拯，南海瑞”是熠熠生辉的双子星座，生活在宋代仁宗年间的包拯是清官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铁面无私包青天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家贫好学，仁宗天圣五年（1027）考取进士。包拯以进士身份入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副使、枢密副使等职，还曾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死后被谥为孝肃。故后世常称他为“包公”“包龙图”或“包孝肃”。

包拯一生为官清廉，即使官至显贵，个人生活仍俭朴，“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包拯的政绩或许稍逊于同时代的北宋名臣如韩琦、富弼、范仲淹等，但其清正廉明的政风是首屈一指的。他将子孙做官不得贪赃枉法作为家法，规定“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也就是说若违反了“不得贪赃枉法”的家法，将被开除族籍，即使死后也不能葬入祖坟。包拯曾出任岭南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是四大名砚之一“端砚”的产地。端砚久负盛名，素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美誉。皇室权贵、大臣学士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庆历三年（1043），包拯离任时，当地有人精制一方好砚，赠予他作纪念。包拯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包拯曾作诗咏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木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既是对个人追求的表述，也是他“清廉立身”的人生理想的最好注脚。

包拯一生竭力主张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他积极上书要求朝廷定制治贪，推行监察制度与连坐法，严格执法，打击贪赃枉法行为，他自己也履责劾贪、依法惩贪。他曾向仁宗陈条《七事》，劝仁宗革新图强，富国富民，并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为人的表率，而贪赃则是“民贼”，奏请仁宗批准对贪官进行惩处。为弹劾利用权势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江西转运使王逵，包拯接连上奏七次，揭露他“心同蛇蝎”，并直接指责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强烈要求仁宗罢免王逵的官职。在当政期间，包拯还惩办了淮南转运使魏兼和张可久等巨贪。他还敢于犯上，对外戚张尧佐也毫不留情，三次上奏折怒责面劾“国丈”。包拯“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为后世树立了不畏强权、肃贪惩恶的榜样。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执法刚正，不避权贵，不论亲故，不讲情面，概从公断。即便是自己的亲属也一样依法论处，不加偏袒。包拯曾在庐州任职。庐州是包拯故里，“亲旧多乘势扰官府”。一次，包拯的表舅犯法，他依律“挞之”，毫不姑息，“自是亲旧皆屏息”。包拯对权贵高官也毫不畏惧，依律弹劾处罚。如某知府攀娶皇亲，喜新厌旧，抛弃发妻。包拯得知后，奏准皇上将此人罢免官职。后世广为传唱的《铡美案》《打龙袍》等就是根据包拯这种严明公正、执法如山的事迹编撰而成的。当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民谚，就是对包拯执法严明、铁面无私的盛赞。

嘉祐元年（1056）十二月，包拯以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嘉祐三年（1058）六月离任。北宋开封府虽然地处京畿，但民风粗粝，鱼龙混杂，素来难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包拯敢于搏击豪强、惩治权贵，严厉打击无赖刁民，同时也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当政期间，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开封城内的豪门贵族之中盛行在惠民河畔修筑宅院园亭，以致河水淤堵，酿成水灾。包拯一纸令下，将沿河边的建筑物全部拆除。此举触犯了京城权贵的利益，让他们大为不满，于是上奏要求停止拆除，并大肆诬陷包拯。包拯不畏权势，坚持拆除。

除了对贪官赃吏不讲情面、大加鞭挞外，包拯还经常为民请命，以爱护百姓为己任，深入下层体察民情，救民于水火之中。仁宗朝曾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弊端甚多，民众深受其苦。包拯曾前往陕西解州（今山西运城）深入调研，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实行自由贸易，既可增加国家税收，又方便了百姓生活。包拯在出使辽国途中发现负责迎送使者的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吏，给边界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上奏仁宗，请求缩短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嘉祐五年（1060），包拯出任三司使财政官，又上书要求罢掉“天下苛杂”，减轻赋税。对这些能解决百姓生计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倡导与推行，在本质上反映了包拯“富国利民”的基本态度。

包拯成为为民作主的典型代表，其清名传于天下，史书上说：“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后世的很多文艺作品都极力刻画了包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断案如神的威武形象，如宋元话本中的《三现身》《合同文字记》，元剧中的《蝴蝶梦》《灰阑记》《后庭花》等大量的包公戏，明代小说《三现身包龙图断案》《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清代的戏剧中《铡美案》《铡包勉》《陈州放粮》等更是为大众喜闻乐见。将历史上的包拯通过文学作品的放大，塑造成一个更完美的清官形象，这个过程中寄托着老百姓对清明政治、清廉官员的殷切希望和期待。

清官现象扫描

包拯并非宋王朝清官的孤例，大宋三百余年间，前后也涌现出不少清廉公正、为民请命的官吏。北宋初年，从太宗到真宗六十余年间，“号为盛治，而得人甚多”，其中就出现过不少清正廉洁的官吏，如王旦就是其中一员。

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人（今山东莘县）。咸平四年（1001），王旦以进士身份入仕，任参知政事，景德三年（1006）拜相。真宗曾评价王旦“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为官数十载、权倾一时的王旦以清正廉洁闻名于世。他衣着朴素，“被服质素，家人欲以缯锦饰席，不许”。因他的住宅简陋，真宗“欲治之”，王旦也婉言谢绝。王旦反对用手中权势为自己牟私利，他在遗嘱中表示：“忝为宰辅，不可以将尽之言，为宗亲求官。”临终前，他又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要求家人不得厚葬。王旦身故后，真宗赞誉他为“全德元老”。

范仲淹也是宋代有名的清官廉吏。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仲淹自幼孤贫，但胸怀广大，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志向。在他推行的庆历新政中，明确规定要“明黜陟”“择长官”，新政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整顿吏治的内容。他认为需要选择贤者为官，“天下之政，唯有贤者用，方可序而不乱；天下之忧，必有贤者出，才能安而不躁”。他还进一步要求为官必须清廉为本，官员之间应该“濯缨交进，束带相见”。在他的仕宦期间，吏治严肃，政治清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以尚书礼部员外郎身份入朝。宰相吕夷简素知范仲淹敢言直谏，便提前警告他“汝非言官之职，不得妄议军国大事”。但范仲淹不畏强权，宁可舍官弃命也决不姑息养奸。面对范仲淹冒死直谏，吕夷简又借故将范仲淹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为京都之所，皇亲国戚、官宦大族、奸富猾吏，盘根错节，向来难治。范仲淹到任后“决事如神”，大力整顿，革除弊政。每上朝言事也“多陈治乱以开人主，历诋大臣不法者”。数月后，开封府“肃然称治”。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民谚。范仲淹权知开封府所立下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后来的包拯，他以自己的端方廉正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和楷模。

清官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也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清官精神中的为民请命、清廉刚正等精髓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同价值取向当中。虽然清官群体也有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能给社会民众带来一丝慰藉、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