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史——祸国的党争

关键词：元祐党人碑

北宋中后期

积弊难消的北宋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新旧两党纷争不断。这场原本因为政治观点、施政措施不同而爆发的政治斗争，逐渐异化为个人恩怨的争执，最终堕落到成为小团体甚至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恶意攻讦。

一意孤行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考中进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可谓功名早就。在朝廷任职期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多次共事，然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二人渐行渐远，最终反目成仇。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开始实施变法，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坚辞枢密院副使一职，宣称自己和王安石只能有一个人留在朝堂中。宋神宗无奈之下，只得让他出任判西京御史台，外迁洛阳。虽然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变法一事上存在严重分歧，然而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并无差异，只不过在政策取向及具体措施上各有侧重而已。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现在是守成时期，应该偏重于伦理纲常、官员风纪的整顿，将原有的制度完善和发展，即使某些环节需要改革，也要稳妥小心，“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相对来说，司马光的主张比较保守，但是从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来看，他的政治眼光还是有准确的一面的。

来到洛阳之后，司马光开始专心修纂史书《资治通鉴》。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逝世，他年仅10岁的儿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政治上相对保守和固执。她垂帘听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为坚决的司马光主持国事。次年，高氏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北宋王朝的宰相。司马光出任宰相后，在高氏的支持下开始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当时保守派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保守派重臣范纯仁并不赞同全面废止变法措施，他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能因人废言。”但是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去。执政八个月后，司马光便因病去世，但是他的举措为其他保守派官员继续严格执行。由于司马光大量起用保守派官员，又将支持变法的大臣逐出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同年改元绍圣（1094～1098）。年轻的皇帝开始重新起用新党，并大力打击保守派，使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

元祐党人碑

由新、旧两派的党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政局动荡，在北宋几起几落。党争之始源于神宗起用王安石在朝廷主持变法，形成新党；反对变法的重要官僚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或被贬谪外地，或自请外放，被称为旧党。神宗英年早逝后，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回到朝廷。在此期间，旧党对新党的攻击演化为毫无原则的意气之争，甚至开始采用文字狱等卑鄙手段来给对方罗织罪名。新、旧两党对政敌的打击越来越残酷，所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卑劣。高氏去世后，哲宗开始亲政，因为怨恨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自己形同傀儡，于是放弃旧党而起用新党。以王安石继承者姿态出任宰相的章惇，不留余地地整肃政敌，他甚至向皇帝提出要把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以示惩戒。为此深感不安的同僚警告他千万不能开这种先例，以免将来冤冤相报无法收拾，章惇方才罢手。

元符三年（1100），25岁的宋哲宗病死，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由厌恶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被贬的旧党人士纷纷官复原职。短短9个月后，向太后因病结束了垂帘听政。徽宗在正式执掌大权后，又决定将变法继续下去，曾经是变法派中一员，也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权臣蔡京被任命为宰相。为了巩固个人权势，蔡京主张严厉迫害“元祐党人”。就在他进入权力中枢的当月，北宋政府开始禁行元祐之法，已经去世的旧党官员削去官衔，在朝为官的一律降职流放。九月，挖空心思迫害旧党的蔡京在端礼门立起了一块“元祐党人碑”，又命令全国各地的州县都刻“党人碑”，以此诏告天下。

“元祐”是哲宗早期的年号，在当时由旧党掌权，他们被自己的政敌称为“元祐党人”。相对应支持变法的人士又被人称为“元丰党人”。所谓的“党人碑”，就是在元祐年间（1086～1094）当政以及蔡京所厌弃的120名官员的名单。崇宁二年（1103）二月，徽宗接受蔡京的建议，诏令元祐党人子弟不准前往京师。四月，下旨毁掉司马光等人在景灵宫内的绘像，又在全国范围内收缴、销毁元祐党人的文集。耸立在端礼门外的党人碑是徽宗亲笔写就，在长长的名单前面着重说明这些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室子女也不得与碑上诸人的后代通婚，已经订婚的也要奉旨取消。同样的石碑分别在全国各地树立。立碑者的意图相当明确，就是羞辱这些旧党人士。

然而民间的舆论并不能为当朝宰相所左右。在长安有一位名叫安民的石工，当地官府接到朝廷的命令后，要他按照汴京的样式在石碑上刻字，安民拒绝接受这样的工作。官员们向他询问缘由，安民说道：“小民虽然十分愚昧，却也知道立碑的意义。不过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海内对其正直有口皆碑。现在指斥他为奸人第一，让小民无法理解，所以不能镌刻。”当地官员怒叱道：“你知道什么？朝廷有命，我等尚且不敢违抗，你区区一个石工，被官府调来服役，难道还敢违抗朝廷吗？”安民哭泣道：“当然不敢不接受差役，但是小民的姓名，请求不要按照惯例刻在石碑背上，免得世人知道是我刻的石碑。”官员又叱责道：“你的姓名有什么用处？哪个要你镌上？”安民这才勉强遵命，完工后痛哭而去。

党人碑的竖立，标志着新、旧两党由治国理念之争，彻底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曾经意图强国富民的变法，在不肖的继承者与顽固的反对者两相扭曲下，成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和攻击政敌的借口。与此同时，王安石的新政在蔡京手中迅速变质，在变法的旗帜下，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想尽办法为自己谋取私利。比如原本为了减轻百姓劳役负担的免役法，由于执行者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成为增加税收、敲诈人民的手段。

徽宗崇宁五年（1106）正月，某夜晚汴京的天空上出现彗星。不久，文德殿东墙上的“元祐党人碑”遭到雷击，被断为两截。迷信道教的徽宗很是恐惧，认为这是上天在表示愤怒，于是派人在深夜偷偷地把端礼门党人碑毁坏。宰相蔡京发现此事后，恼羞成怒地说：“碑可以毁掉，但碑上的人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