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后安禄山时代的叛军

在后安禄山时代中，河北的政治地理依旧进行着大的变动，由于这些变动直接影响到未来河朔藩镇的形成，因此意义可能更大。不过导致这些变动的原因却依然来源于早已植根在叛军军团内部的矛盾之中。史思明固然解决了河北的勤王军队以及团结兵的问题，但他不得不面对威胁远较前者之上的叛军核心——蕃族将领及其部落的问题。不过在开始史思明的话题前，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如何在史思明的前任安庆绪时代呈现的。

一、部落的离散

至德二载九十月间，唐军在回纥军队的帮助下成功收服两京，安庆绪败逃邺郡。《安禄山事迹》记载安庆绪败逃时的情形：

庆绪之奔也，步军不满三千，马军才三四百，至新乡（汲郡属县），知严庄投国家，诸将当时心动。阿史那承庆部落及李立节、安守忠、李归仁等散投恒、赵、范阳，只有张通儒、崔乾祐等两三人，时来衙前参；至卫州（汲郡）则无人辄见，及至汤阴（邺郡属县），分散过半，纵未去者亦止泊相远。庆绪知人心移改，不敢询问。至相州（邺郡），离散略尽，疲卒才一千，骑士三百而已。至滏阳县（邺郡属县）界……（庆绪设计破河东李光弼、泽潞王思礼众。）庆绪遂分八道，曳露布称……其先溃将士于相州屯集，限此月二十六日前到取，来月八日再收洛阳。诸贼知河东丧师，逆心又固，受其招诱，以十月悉到相州……旬日之中，伪将蔡希德以其众自高平（泽州）至，田承嗣自颍川（许州）至，武令珣自唐（淮安郡）至，道途复及六万。

上述的记载也许有所夸大，不过最初随安庆绪败逃的将士看来确实不多，而且若不是安庆绪急中生智地击破李光弼之众，已经投降唐廷的田承嗣诸人，也许不会那么快就重新回到他的麾下。从上述史料中不难看出，安庆绪手下的这些将领们具有相当自主的意识和独立的选择权。比如阿史那承庆，他似乎在叛军失败之初就离开了安庆绪，但当安庆绪重整旗帜后，又再次投靠了后者。这种视安庆绪实力强弱而进行自我选择的独立性，使得安庆绪对之也无可奈何。所以虽然在十月底，大批叛军再次汇集在安庆绪身边，但心怀二意的气氛却似乎仍旧充溢在叛军集团中。《新唐书·安庆绪传》称：

然（阿史那）承庆等十余人送密款，有诏以承庆为太保、定襄郡王，（安）守忠左羽林军大将军、归德郡王，（阿史那）从礼太傅、顺义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让邢州刺史，苻敬超洺州刺史，杨宗太子左谕德，任瑗明州刺史，独孤允陈州刺史，杨日休洋州刺史，恭荣光岐阳令；自裨校等，数数为国间贼。

唐廷诏加阿史那承庆太保等官职，可能只是离间叛军的一项措施，因此承庆等人未必真有送款于唐廷的事实。不过也有一些将领是真的决意脱离安庆绪而投降唐廷了，如康阿义。其神道碑中说这位族属为粟特的突厥贵族，在家人被杀的情况下冒死与诸子南奔唐廷。这种潜在或显见的不稳定情形，应该就是促使安庆绪“设坛加载书、柈（拌）血与群臣盟”的原因所在。

对于叛军将领而言，支持安庆绪还是投降唐廷，并不是其仅有的两种选择。事实上，他们选择的道路还是颇为多样的。比如《资治通鉴》记载说：

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所过俘掠，人物无遗。史思明厚为之备，且遣使逆招之范阳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罗不从，思明纵兵击之，同罗大败，悉夺其所掠，余众走归其国。

李归仁是镇守井陉的崇州刺史李钦凑之兄，而崇州曾是营州境内处置奚族的羁縻州，后徙至幽州，因此归仁兄弟有可能是安禄山旗下的奚族首领。从李归仁“北平王”的爵位来看，他的地位比史思明还要高，是叛军中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人物。李归仁无疑是携带部落参与叛乱的，史书中多次记载到其麾下有铁骑五千，这五千铁骑可能就是李归仁的部众。李归仁是至德二载唐军收复长安的香积寺之战中叛军方面的首领之一，而从其与同罗、六州胡一起溃归范阳的记载看，他可能并不待安庆绪失守洛阳就直接从关中逃还河北，并就此投归到史思明麾下。

上述记载中有关同罗部的表现也很值得注意。史称：“（安禄山）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安禄山收养同罗应该是天宝十载其兼领河东节度使后的事情。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安禄山吞并突厥阿布思（即李献忠）之同罗部落，并蓄八千余人为假子，正是其利用胡人部落之制的一种表现。同罗是叛军的精锐，在叛乱时期，尤其是叛军攻克潼关的战役中曾有过相当积极的表现。但是这支看似应为安禄山亲信的同罗军队，却在刚刚踏进长安后就反叛了安禄山：

（至德元载七月，）同罗、突厥从安禄山反者屯长安苑中，甲戌，其酋长阿史那从礼帅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谋邀结诸胡，盗据边地。

阿史那从礼是与同罗同反的突厥部落首领。这批反叛安禄山的部众，以及邀结的九姓府﹑六胡州后来半降于唐廷，半被朔方军和回纥联军击溃于河曲一带。散处关中的同罗余部可能在此后和李归仁部众一起逃还了范阳，不过他们并没有接受史思明的招降，和之前离开安禄山一样，他们既无意帮助唐廷，也无意继续支持叛军，而是因为“久客思归”而逃还本国。这样看来，安禄山当年收降同罗部众其实也只是“劫其兵用之”，而并没有真正控制过这支军队。有趣的是，和同罗一起反叛安禄山的突厥将士，从上引新书《安庆绪传》中出现阿史那从礼的名字来看，他们却似乎又在此后重新回到了安庆绪的集团中。

因此，安庆绪在唐军收复两京后所面对的这种叛军集团迅速分裂，或者再次集合却仍旧各怀二心的情势，并不仅仅是因为安庆绪的资历与其弑父的举措为这些将领所不齿，更重要的乃是叛军集团本来就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因为构成叛军核心的蕃族部落来源于早在安禄山乱前就已形成的“长官世系、刑赏自专、赋税自私”的羁縻州。即便是安禄山这样有能力网罗各族裔部落为其叛乱前驱的统帅，终究还是只能依靠羁縻的手段来控制这些蕃族军队。而对于安庆绪来说，既没有其父这样的能力，又处于窘迫的情势之中，因此要控制住这些将领，尤其是那些与前线将领更为不同、已经取得实地的叛军要员，比如河东的高秀岩、北海的能元皓，尤其是河北的史思明，自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当至德二载底，安庆绪派阿史那承庆等人往范阳向史思明征兵时，后者的裨将乌承玼就说思明曰：

今唐室再造，庆绪叶上露耳。大夫奈何与之俱亡！若归款朝廷，以自湔洗，易于反掌耳。

思明遂以为然，于是“囚承庆等，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至此，河北的叛军集团正式分裂（见图25），直到一年多后相州之役结束时才又重新统一。不过，其时统一河北的已经既不是安庆绪，也不是唐廷，而是宣布自立的史思明了。

图25　乾元元年十月相州之役爆发前的河北形势

二、史思明的改制

乾元二年（759）春天，背唐南下的史思明大败围剿安庆绪的九节度，并在成功统一河北的同时，杀安庆绪自立，叛军就此进入史氏的时代。和安禄山父子一样，史思明接手的也是一个以蕃族部落为核心的松散的叛军共同体。而从史思明的个人经历来看，虽然他是安禄山的同乡兼亲信，但安禄山手下的高级将领太多，地位在史思明之上者也不乏其人。因此，史思明最多也只能说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与幸运者。另一方面，虽然和安禄山一样起家于营州，但与后来移镇幽州的安禄山不同，史思明在乱前似乎一直活动在营、平一带。换言之，作为平卢军系统出身的高级将领，他对幽州方面的将领也许并不特别笼络，而幽州又是叛军将领与蕃族部落最集中的地区。这样看来，虽然史思明乘借安氏父子令其平定河北、出镇幽蓟的机会，攥取了大量财富和军事资源，但安氏父子留给他的问题却一点也不少，甚至更为棘手。《安禄山事迹》中就说，在史思明解除了九节度对安庆绪的相州之围时，

思明将士或谋杀思明而附庆绪，盖怀禄山旧恩。事临发，庆绪降，众人皆恨之。

因此，对于现在的史思明而言，要紧的并不是乘胜南下攻打唐廷，稳定后方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史料说史思明杀安庆绪后，

遣安太清将兵五千取怀州，因留镇之。思明欲遂西略，虑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义守相州，引兵还范阳。

史思明自乾元二年三月由相州返回幽州，到九月率大军再次南下，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在幽州进行所谓巩固根本的工作，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史思明在幽州究竟做了些什么。

据《安禄山事迹》载：

思明复称大燕，以禄山为伪燕，令伪史官官稷一撰禄山、庆绪墓志，而禄山不得其尸，与妻康氏并招魂而葬，谥禄山曰光烈皇帝，降庆绪为进刺王。

（思明）乃立宗庙社稷，谥祖考为皇帝，以妻辛氏为皇后，次子朝兴（清）为皇太子，长子朝义为怀王，诸子皆为王。以礼招魂葬禄山。置侍中、尚书令等官，立台省，无曹局，递为检讨之所，识者笑之。以范阳为燕京，命洛阳为周京，长安为秦京，置日华等门，署衙门楼为听政楼，节度厅为紫微殿。又令其妻为亲蚕之礼于蓟城东郊，以官属妻为命妇，燕羯之地不闻此礼，看者填街塞路。燕蓟间军士都不识京官名品，见称黄门侍郎者曰：“黄门何得有髭须？”皆此类也。

《新唐书·史思明传》又载：

夏四月，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妻辛为皇后，以朝义为怀王，周贽为相，李归仁为将；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讲制度。或上书言：“北有两蕃，西有二都，胜负未可知，而为太平事，难矣。”思明不悦，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风，不能郊。

上述的记载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军事方面的动向，却全部围绕一整套礼仪制度的论述展开。看来，礼仪制度已经取代了军事部署成为乾元二年夏秋之际幽蓟地区政治生活的主题。虽然新书本传没有明言史思明“欲聘儒生讲制度”的举措最后有否施行，但无疑，上述礼制的规划者即便不是儒生，但也肯定是稍娴礼制的士人，而绝不可能是军士。实际上，《安禄山事迹》中已经明言，史思明的这套礼制对于燕蓟地区的军士与普通民众而言，是懵懂无知，甚至闻所未闻的。不过上述礼制的来源其实并不难辨析，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依据或仿照唐制而来。而且其涉及面虽广，但核心却很明确，就是要延续并进一步强化安禄山称帝以来的皇帝制度。于是以史思明自称“应天皇帝”为中心，宗庙社稷、郊祀典礼、百官僚属，甚至地方建置、田赋货币，这一整套仿唐制度应运而生了。

如果我们拿史思明的这一套举措与此前的安氏父子相比，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史书中记载安禄山起兵前数月：“慰谕兵士，磨砺戈矛，稍甚于常，识者窃怪。”只论军事而不涉其他。在起兵前，安禄山特以蕃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但史料从没有安禄山欲重用儒生讲习制度的记载。安禄山自称“雄武皇帝”是天宝十五载正月南下攻克洛阳后的事情，而史思明却在南下之前就早早地登上了“应天皇帝”的宝座。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史思明与安禄山的不同。当然，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还将看到，两者的差别还不止这些。

如果说，安禄山的价值观还是侵润着东北边境独有的种族文化特质的话，那么史思明仿照唐制而建立的一整套体制就真的是有所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应该不是史思明出于一厢情愿的个人喜好的结果，恰恰隐含着他的某种政治心态。在亲身参与了颠覆安氏政权的过程中，史思明应该已经看到了叛军集团的矛盾所在，并且也意识到，凭借羁縻的手段来控制蕃族与蕃将云集的叛军殊为不易。而称帝以及围绕皇权的一整套制度的建立，则可以帮助他在众多叛军同仁中脱颖而出，并确立自己叛军首脑的权威地位。如此来看的话，那么这些礼仪制度恐怕不仅不是“胜负未可知”前的“太平之事”，反而是迫切之需了。并且，将展示这些礼仪的场所由封闭的宫廷扩大到更为开放的面向燕蓟士众的环境中，其所达到的敬诫以及树立威严的效果无疑会更加显著。

我想，努力整合具有分裂倾向的叛军，并使自己获得叛军新领袖的地位，应该就是史思明在半年里稳固根本的宗旨所在。所以说，史思明在幽州当然不会没有军事部署，实际上，下文的分析将指出，史思明已经在力图改变以蕃将与蕃族部落为核心的叛军军团性格了。只是这些军事领域的措置毕竟不如上述的礼制改革那样更具耸动视听的效果，所以难以引起史家太多的注意罢了。

但遗憾的是，史思明的上述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和安禄山一样，南下后的史思明在一年多后也死于其子之手。思明死后，史称：

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对于史思明来说，他虽然试图通过建立皇权，以及制约蕃将与禄山旧臣来实现整合部众的目的，但是他的突然被杀，以及随后的蓟门内乱，使得以上的努力不幸付诸东流。因为除了极少数一些为安氏父子亲信的将领及随从外，安氏父子时代的大多数将领和军队都在安庆绪京陕西败和相州之役后被史思明招抚吸纳。而且更糟糕的是，吸取安禄山失败的教训，南下前的史思明已经对河北进行了重要的军事部署。除了以其子史朝清坐镇幽州外，一些安禄山时代的重要将领也被派往恒、相等地。这固然是避免再次出现安禄山时代后方反覆不稳的一项保障措施，但是，当史思明死后，这一保障措施却反而成了史朝义的障碍。因为这些兼具资历和实力的禄山旧将已经没有必要再听命于前者了。而史氏集团的覆亡与河北新政治地理格局在乱后的诞生其实也将由此而来。

三、蓟门内乱

史朝义对河北控制力的丧失始于幽州。本来，在史思明死后，史朝义只是密敕在幽州的张通儒等将领杀史朝清及朝清母辛氏等不附己者数十人。但在朝清诸党被顺利剿灭后，幽州却爆发了将领火拼的事件。其时留镇幽州的高级将领——张通儒、高鞫仁、高如震、辛万年、向润客、阿史那承庆、康孝忠等纷纷陷入其中。上元二年（761）春夏之际的这次蓟门内乱，不仅导致了这些幽州将领及其部曲的逃亡殆尽，而且还因阿史那承庆等与高鞫仁的相互攻杀，引发了著名的杀胡事件：

承庆、孝忠出城收散卒……径诣洛阳自陈其事，城中蕃军家口尽逾城相继而去。鞫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

幽州的内乱最终被史朝义派遣的大将李怀仙在两个月后平定，但是，一个由史思明所安排的幽州军政体系却至此不复存在了。

受蓟门内乱影响的不仅是幽州，它也直接影响到了河北中部的形势。上文已说过，河北中部的关键地区是控扼井陉的恒州。在安禄山南下之初，他除了任命颜杲卿为常山太守外，还曾派遣大将李钦凑镇守井陉口。李钦凑是北平王李归仁之弟，而《新唐书·颜杲卿传》则又称他是安禄山的假子。《河洛春秋》还说，安禄山“留同罗及曳落河一百人”于井陉，《考异》认为，这百人就是李钦凑所直接统帅的禄山“腹心爪牙”。继颜、李二人后出镇常山的叛军将领是安思义，他应该是在史思明等攻克常山、颜杲卿被俘后镇守这里的。不过由于李光弼的迅速西来，安思义很快就被常山团练兵所执。安思义即便不是安禄山的假子，也应该是与安禄山有拟血亲关系的亲信。而随着他的被执，他麾下的胡兵也被常山团练兵所杀。安禄山叛乱后的第三任常山守将是张忠志，他是在朔方军撤出河北，史思明再次攻陷常山后被安庆绪任命为常山太守、出镇井陉的。张忠志是安禄山的假子，他在叛乱之初是安禄山的前锋。因此总的来看，在安氏父子时代，出守井陉的将领及部众基本都是安氏的亲信。换言之，泛泛之辈是不会被授予常山军政大权的。

安庆绪在弑父后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不知是否有遏制史思明的意图。但史思明却确实对张忠志心怀芥蒂。《资治通鉴》称在至德二载十二月史思明投降唐廷后，立即召张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不过这段记载与两唐书的《李宝臣传》及《李宝臣纪功碑》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两唐书都认为，张忠志（即李宝臣）是在九节度围攻相州时，也就是在乾元元年秋冬之际投降唐廷，并继续被肃宗任命为恒州刺史的。《李宝臣纪功碑》在认同张忠志被肃宗任命为恒州刺史的同时，还记载称：

惟三年（即乾元二年）二月，上（指肃宗）以思明作藩于蓟，临长于恒。夏四月，思明笃叙不供，贼镇威众。俾公（指张忠志）如蓟，将贼公也。公执忠起信，罔得加害。殆六月，恒□□（原文此处为方框）复公□□（原文此处为方框）。

上述记载均没有提及以薛代张一事，而从纪功碑的记载推测，张忠志在相州之役时应该还在恒州刺史任上。他是在史思明杀安庆绪后，亦即史思明由相州返回幽州时，被一并调离恒州、召还幽州的。碑中所谓“将贼公也。公执忠起信，罔得加害”云云，也许是确有其事，但也许只是此后再次投降唐朝的张忠志为划清与史思明的界限所作的一种托词。而从碑文记载看，张忠志也确实在两个月之后又重新被史思明任命为恒州刺史，并获得了统兵三万驻守恒州的权力。

张忠志可能确是一个逶迤功夫了得的人物，以至于身为安氏亲信的他可以在不久后又复被史思明委以恒州刺史的大任。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史思明并没有将恒州的军政大权如此轻易地就交付给前者。纪功碑称，史思明在上元元年（760）十一月的时候，派遣心腹大将辛万宝镇守土门，此举就是为了要在前者南下后对恒州的张忠志实施监督。

吴光华先生曾有过这样一个看法，即和安禄山麾下许多蕃族将领拥有自己的部属不同，史思明却原本只是一寒素胡人，“（其）既无宗族又无党援，故与当地汉人势力结合，娶大豪辛氏之女。观其遣辛万宝领恒州以制张忠志。以辛万年辅史朝清，均以妻族为其腹心。立辛氏为后，以朝清为皇太子，虽有感情成分，但亦为客观形势使然。朝清之族实乃汉人势力之代表。故朝义弑父称王之后，即遣张通儒返幽州（笔者按：张通儒本就留守幽州）诛朝清及其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数十人。及事成之后，通儒又嘱鞫仁、如震诛辛万年。此事件乃为从政治之事而转变成胡汉之争的关键，因鞫仁、如震，与辛万年同为汉人集团之代表，张通儒乃代表朝义集团，故不从通儒而立斩之。此事件自如震被杀而扩大，因此壁垒分明，即康孝忠与阿史那承庆为中心的蕃羯集团，与以鞫仁为中心的汉人集团对立，结果蕃羯大败，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

吴氏认为辛万年、辛万宝是思明的妻族，并且是幽蓟当地的汉人豪强，这一推测应该有一定道理。《蓟门纪乱》中说：“思明骁将辛万年特有宠于朝兴（清），又与鞫仁、如震等友善，为兄弟。”按高鞫仁所统为汉族的“城旁少年”没有问题，而高氏又是唐末五代燕蓟地区著名的汉人大族，所以辛万年与鞫仁、如震约为兄弟可能与他们都是幽蓟一带的汉人豪强有关。而从《蓟门纪乱》的记载看，鞫仁、如震所担任的又正是“朝清衙将”这一朝清心腹之职。并且，与辛万年、辛万宝一样，我们在安氏时代并没有看到有关他们的事迹记载。换言之，这一汉人集团应该是伴随着史思明的崛起才登上叛军集团核心位置的。

我在上文中曾说过，史思明与安禄山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刻意利用唐朝的礼仪制度作为确立自己威信的手段。那么这种对唐朝制度的大规模采用，是否与他身边的这一汉人集团有关呢？虽然安、史两人都是以武将起家的粟特胡人，但与安禄山明显的粟特种族特征相比，史思明的身上却显现出一定的汉化倾向。比如与安禄山娶同为粟特出身的康氏不一样，史思明则并没有与粟特人联姻。与安禄山利用祆教“光明之神”的身份号召胡众也不同，史思明则似乎更对佛教情有独钟。虽然《安禄山事迹》称，安、史两人都是“不识文字”的武夫，但其中却载史思明攻陷洛阳后“忽然好吟诗，每就一章，必驿宣示”。同时我们还知道，安禄山曾养有大批的假子，其以“父子军”的名义率领幽蓟之众反叛。在安庆绪谋杀安禄山后，前者为拉拢史思明亦有赐其安姓、改名荣国的举措。但在史思明这边，我们却从未看到他有豢养假子或赐姓大臣的行为。因此我想，史思明的汉化特质也许与其身边的汉人集团有关。他或许是受他们的影响，并在汉人的鼓动下推行各种礼仪制度或形成了某些文化倾向。当然，也可能是为笼络身边的汉人而采取了这些措施。

不过在当时的幽州，虽然作为史氏亲信的汉将把持着一些关键的军事职位，但蕃将与禄山旧臣，比如左散骑常侍张通儒、户部尚书康孝忠、侍中向润客、中书令阿史那承庆等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其实，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地位，在朝清死后，张通儒、向润客、阿史那承庆先后被幽蓟或洛阳方面任命为范阳留守。但从《蓟门纪乱》的描述看，这些因为禄山旧臣而享有极高官品的将领，实际上并无实质的军事执掌权。或者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早被史思明解除了兵权。所以，阿史那承庆和康孝忠此后因与两高反目而利用的军队其实已不是他们原先的部众，而是凭借他们在叛军中的资历，尤其是蕃族的身份召集来的汉军与诸蕃部落的联军。而据《河洛春秋》的描述，阿史那承庆的军队虽然有三万之多，但其中的万余汉军很快就被高鞫仁招降了。至于其时所统领的诸蕃部落，也已经敌不过鞫仁“骁勇劲捷，驰射如飞”的“城旁”汉军了。而高鞫仁之所以要在此后对幽州的胡人大开杀戒，其实也是意识到了阿史那承庆在蕃族中的地位和号召力实在太强。

现在我们要来谈谈恒州的辛万宝了。我们知道，史朝义弑史思明事在上元二年三月。据《李宝臣纪功碑》和学者的相关考证，张忠志于当年四月杀辛万宝于井陉。而四月又正是上述蓟门内乱发生的时间。因此，张忠志杀辛万宝是配合着蓟门内乱进行的一起事件。但是，这起事件并不是由史朝义指示施行的。当与辛万年关系甚好的高鞫仁、高如震因不满张通儒意杀前者的决定，反诛张氏后，史称其“函通儒等首，使万年送洛阳，诬其（指张通儒）欲以蓟城归顺（唐廷）”。这样看来，若辛万年真是彻底维护朝清的党羽，他断不敢携通儒之首赴洛，而在到达洛阳后，史料也没有记载史朝义对其仍行诛杀之举。因此张忠志在恒州诛杀或为万年兄弟的万宝，更可能应该是张氏本人而非史朝义的意愿。对于拥兵三万的张忠志而言，仅仅是驻扎在土门的辛万宝是不会对他构成太大威胁的。其实张忠志真正担心的不是辛万宝，而是辛氏所代表的幽州集团。假若幽州的局势稳定，那么以史朝清为首的幽州就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制约恒州的张忠志。但是，当史朝清被杀，朝清集团瓦解，幽州的安、史大将因互相火拼而实力殆尽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说，由朝义、朝清兄弟互争而导致的幽州内乱，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接手了元气大伤的幽州的李怀仙，也不是斗争的胜利者洛阳方面的史朝义，而是恒州的张忠志。蓟门内乱使得张忠志可以在完全不被史朝义抓到把柄的前提下除去被其视为眼中钉的辛万宝。因为不管如何，他都可以向朝义解释，他为后者解决了一个朝清的党羽。同时，凭借辛万宝的被杀与幽州的大乱，制约恒州发展的最大阻力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张忠志来说，他总算可以摆脱史思明施加于其身上的桎梏了。至于史朝义，蓟门内乱后，后院的不稳与实力大损已是不争的事实，除非其与唐廷在前线的较量有大的斩获，否则尚难改变其对河北后方“略相羁縻”的尴尬处境。

但不幸的是，宝应元年（762）冬，原为史朝义所诱力图趁唐室丧主打劫后者的回纥转而支持唐廷，唐回联军再次对叛军实施反击。十月，唐军攻克东都、河阳，叛军陈留节度使张献诚以汴州降唐。十一月，唐军败史朝义及其睢阳节度使田承嗣于魏州，叛军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五州降唐。广德元年（763）正月，为史朝义留守莫州的田承嗣降唐，并送朝义母、妻、子于官军。当月，叛军范阳节度使李怀仙降唐，于幽州乞援不得的史朝义率胡骑数百欲北投奚、契丹，最终为怀仙追兵所迫自缢于平州石城县温泉栅林中。

虽然回纥兵的支援再次成为扭转朝叛战局的决定性力量，而唐军此次也没有放弃一鼓作气长驱河北的机会，这些无疑都是促成史朝义迅速失败的关键因素，但是和四年前的安庆绪一样，史朝义其实也是死于他的河北将领之手。一个始终不稳定的后方，让安、史两人到最后连退守的后路都没有。而那些投降唐廷的安史降将，却在唐廷“厌苦兵革，敬冀无事”的心态下，于叛乱结束伊始即被授予河朔方面大任。广德元年，一个以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领恒、赵、深、定、易、冀六州；薛嵩为相卫节度，领相、卫、邢、洺、贝五州；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的四节度分镇河北的局面正式形成了。（见图26）

图26　广德元年初设的河北四镇

河朔藩镇的诞生，标志着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统一的河北时代的终结。当然，它同样标志着一个唐后期最为活跃的藩镇集团至此将登上唐代的政治舞台，并且注定将吸引后代研究藩镇问题的学者最为集中的目光。不过，当我们以崭新的眼光来打量这些初生的河朔藩镇时，我们不应忘记，正如这些初代的河朔节帅都是安史旧臣一样，新型的河朔藩镇在本质上其实也仍是安史集团的后身。换言之，虽然他们是安史叛乱真正的受益者，但也同样是叛军内部矛盾的接手者。安禄山、史思明留给他们的问题一点也不少，并且正是在处理这些危机的过程中，他们奠定了未来河朔藩镇性格的基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章前两节的论述既可说是对八年安史之乱时期的河北所作的一项研究，也未尝不可视为一项有关河朔藩镇形成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