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重构——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

代宗初年创设的河北四镇格局，经大历十年（775）魏博吞并相卫一役被改变，演变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分占河北的格局。尽管德宗以后，河北又诞生了义武、横海两镇，但始终占据河北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上三镇。并且不待北宋，就在唐代中晚期，三镇已被时人视为一个相似的整体，甚至直以“河朔”指代三镇，而义武、横海却不在此列，这就是唐史上负有盛名的“河朔三镇”。基于三镇相似的长期割据状态，很长时间内，学者认为三镇在性格上（诸如军政构造、种族文化、对唐态度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甚至试图从中寻绎出其长期割据的根源。尽管有关河朔的性格，学者的讨论也存在争议，但多半仍是在一个河朔“一体化”的范式下来讨论这些问题。虽然这种对河朔共性的探讨具有很大的价值，比如它有助于我们比较河朔与帝国其他地区藩镇的区别，深化从唐藩关系等角度来理解不同类型藩镇的认识，但是，它也在无形中忽略了河朔内部的巨大差异以及三镇独有的个性，甚至也会因过分强调河朔的独特性而忽略其与帝国其他藩镇在很多特质上所具有的共通特点。

打破这种认识范式的是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堀敏一先生在1958年发表《魏博天雄军的历史》一文，首开研究河朔藩镇个案的先河。不过堀氏似有意将对魏博一镇军事构造的研究推衍至帝国的其他藩镇中，这从其在次年将其对魏博权力构造的研究纳入其重要的学术论文《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中就可看得很明显。因此，真正开始注意到河朔三镇差异并对此进行细致分析的，是同年（1959）松井秀一先生发表的《卢龙藩镇考》一文。此文虽着重探讨河北北部的卢龙（幽州）镇，却已有意引发人们对卢龙与河北南部成德、魏博二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差异的思考。继承松井先生这一思路，并真正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讨论河朔藩镇问题的，是1995年渡边孝先生发表的《魏博与成德》一文。顾名思义，这篇论文就是旨在比较河北南部的魏博与成德两镇。当然，论述的重点更侧重于之前不太为学者注意的成德一边。

本文的研究将在继承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研究理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一方面，我将深化对三镇性格差异的分析，并力图阐明这种差异的意义何在。这一探讨同时也将引导我们提出一个有别于传统的关于唐代藩镇类型的划分模式。另一方面，我的研究也将指出，三镇的差异并非在其创立之初就已奠定，实际上直到元和时代，它们的性格还颇为相似。因此，探寻何以这三个同出于安史集团的藩镇，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愈益呈现出不同的性格面貌，就将是我们论述的另一个重点。而在我看来，这种差异的形成，其实也正是三镇在安史之乱后处理各自内部危机的一种体现。不过，尽管三镇面对的危机不同，处理危机的手段也不同，但最终，却都还是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

一、成德：诸将的传统

和较早就被学者关注的魏博、幽州两镇不同，位于河北中部的成德镇在很长时间里是河朔三镇中最不为人注意的一镇。成德的不被注意，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相较于魏、燕二镇，成德的军政实力偏弱，在大多数时间里它只辖有恒（镇）、赵、深、冀四州。第二，成德对待唐廷的态度较魏、燕二镇恭顺，它几乎从未主动挑起与唐廷的冲突。第三，成德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一镇，其内部变乱少，节帅交替也较为平易。因此，在跋扈不宁的河朔三镇中，性格略显温和保守的成德镇显然无法像魏博、幽州那样，提供给学者更多可资讨论其跋扈不宁的事例。

不过，只要我们稍微浏览一下有关成德早期的历史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成德原本并不是河朔三镇中最弱的一镇。恰恰相反，在成德建立之初，也就是初代节帅李宝臣的时代（762—783），无论政治地位、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力量，成德在两河的安史降将藩镇中都是最为突出和令人瞩目的。成立于宝应元年底的成德是最早被唐朝设置的河朔藩镇。首任节度使张忠志在投降之初即被代宗赐姓李氏，改名宝臣，显示了其在河朔藩镇中最为唐廷信任的政治地位。广德元年，初设的成德一镇领有恒、赵、深、定、易、冀六州，麾下已有“战卒五万人、马五千匹”。大历十年，又趁田承嗣之乱，增领魏博之沧州。（见图27）至建中二年（783）初李宝臣卒时，其已坐镇恒州长达二十五年。史称其时成德拥七州之地，“财用丰衍”，“当时勇冠河朔诸帅”。

图27　大历十一年的河北三镇

（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开元二十九年政区图”为底图改绘。）

成德的矛盾性格促使我们思考下述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成德是建立之初的河朔藩镇中实力最强者？第二，这个实力最强的成德为什么会在此后丧失其“雄冠山东”的地位？第三，为什么相较于魏博和幽州，实力较弱的成德镇反而能保持最为稳定和持续的割据局面？而这与它对唐廷的恭顺又有怎样的关系？正如渡边孝先生的研究所展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我们从成德镇的权力构造中去寻找。

（一）蕃将、旧臣与马军

渡边孝先生已利用传世文献及《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等石刻资料指出，李宝臣时代的成德军汇集了大批的安史旧将与蕃族。而从荣新江先生对安史乱后河朔三镇的粟特胡人研究中来看，相较于魏博等镇，成德可能是安史乱后初设的河朔诸镇中拥有最多安史旧将与蕃族将领的地区。此外，在这些成德的安史旧将中，我们还发现其中不少人的身份、地位相当之高。比如在李宝臣时代始终担任成德属州深州刺史的李献诚，是在玄宗时代就被封为归义王的安禄山之婿，此人也正是开元二十年率部落归附唐朝的奚族酋长李诗之子。在永泰二年（766）的《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中，李献诚已享有“渔阳郡王”的爵位。在李宝臣时代初期担任定州刺史，后从此职位上隐退的宝臣妻舅谷从政可能也是蕃族。其父谷崇义，天宝末为幽州大将，从政本人后被封为“清江郡王”。而在李宝臣死前被任命为定州刺史的范阳人杨政义，其曾祖曾为唐顺化郡王，祖父为托东王。当然，在这些成德将领中，最著名的就是安史叛乱时期的叛军先锋，后以溃北将领身份投靠李宝臣，并在宝臣时代后期被任命为成德属下的易州刺史，后被封为“范阳郡王”，同时又与宝臣结为连襟关系的奚族首领张孝忠。

学者在对《李宝臣纪功碑》碑阴题记的研究中还发现，在位于会府恒州的成德军军团构成中，左右厢马军的将领人数要明显高于步军将领。渡边孝先生并举传世文献指出，在李宝臣时代，成德确是拥有相当数量且精锐的骑兵部队。这一点在大历十年成德与魏博、幽州的交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六月，田）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十月，承嗣欲恒、燕交兵）令客说之（指李宝臣）曰：“……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幽州）矣。”……（时幽州朱）滔军于瓦桥（位于莫州），宝臣选精骑二千，通夜驰三百里袭之……宝臣既与朱滔有隙，以张孝忠为易州刺史，使将精骑七千以备之。

作为成德的邻镇，魏博节帅田承嗣对成德与本镇军种差异的认识当是比较客观的。成德之所以拥有如此数量的精锐骑兵，如渡边孝所指出的，与当镇存在的大量蕃将有直接关系。因此，他总结成德初期的军事构造是，以塞外民族出身的军将所率领的马军构成了成德军事力量的中核。而这也正是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在“当时勇冠河朔诸帅”的原因所在。这样的骑兵部队，配上张孝忠这样惯能率兵作战，以勇猛闻于燕、赵间的安史旧将，故而连老谋深算的田承嗣以及实力颇强的朱滔都不得不对成德畏惧几分。

成德何以会在安史之乱结束初期就拥有如此精锐的骑兵部队？又何以相较魏博、幽州聚集着更为众多的蕃族将领与安史旧部？就地理环境而言，成德所处的燕南地区是河北平原地带，无论是安史乱前还是叛乱初期，这一地区并不以盛产马军著称，而马军的培养又恰恰是需要时间的。

在乱后新建的河北四镇中，作为安史旧巢、蕃族聚居的幽州，由于在叛乱结束前刚发生过严重的杀胡事件，因此对于胡族将领来说，幽州恐怕暂时难以再成为其安全的家园，这也正是我们在史料中难见有关幽州胡人将领记载的原因。而相卫与魏博两镇所处的河北南部地区，又正是安史叛乱期间朝叛交锋的主战场。尤其是田承嗣的魏博，更是投降唐廷后始被安置的新区。差强人意的环境恐怕也难对众多将领具有吸引力。但李宝臣的成德所在的河北中部则不同，除了在叛乱初期的安禄山时代外，这一地区在此后基本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此外，李宝臣在安史之乱结束前，已经担任了六年的恒州刺史。不仅史思明曾为其驻守恒州配备了大量的兵力，宝臣本人也有相当宽裕的时间发展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因此一方面，李宝臣在安史之乱结束前，业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军事集团，其麾下已经拥有像王武俊这样优秀的骑兵将领。另一方面，成德优越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也是宝臣得以吸纳安史旧将投奔其麾下的绝佳资本。除此之外，我还想补充一个渡边孝先生没有涉及的原因，那就是李宝臣个人的身份。李宝臣是奚族首领，其乡里是蕃族聚居的范阳，同时，他还曾是安禄山的假子、亲信与前锋。因此，相较于其他河朔藩帅，李宝臣的这种身份对于此前受蓟门内乱冲击的幽州胡人，以及其时正面临着受唐廷排胡情绪压抑、努力在招纳安史旧部的河朔藩镇中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的蕃族以及安史旧将来说，或许更具有吸引力。而诸如李献诚、张孝忠这样地位甚高的安史旧臣能投靠到李宝臣麾下，对于其他安史将领而言，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示范作用的。而这些蕃将与安史旧臣带给成德的，不仅是他们本人，更有他们所带领的部众。尽管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河北蕃族的力量大为削弱，原先的蕃部组织也基本被打散，但蕃族特长的骑兵部队却仍应在这些将领的部众中占据很高比例。他们与李宝臣业已培植多年的部众一起，共同造就了成德在叛乱结束之初最令人生畏的骑兵力量。

（二）成德的动乱与将领

不过正如渡边孝所指出的，安史叛军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军将聚集在成德军中，是对成德藩帅地位潜在的一个重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李宝臣在晚年，以其子李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即杀大将辛忠义、卢俶、许崇俊、深州刺史李献诚、定州刺史张南容、赵州刺史张彭老，并拟杀易州刺史张孝忠不遂，疑忌谷从政而迫使后者闭门谢客的原因所在。

相当不巧的是，惟岳继任成德节帅时，正值对藩镇态度强硬的帝国新君主德宗即位，于是因不许李惟岳的袭位要求，唐廷与两河藩镇再起战事，这就是德宗初年著名的“四镇之乱”。史称在李惟岳与唐廷对峙之初，其属下领有精骑的易州刺史张孝忠就已降唐。随后，深为宝臣父子信任的康日知以赵州降，为惟岳疑忌的恒州大将王武俊杀惟岳及惟岳妻父冀州刺史郑诜后以恒、冀降。因惟岳被杀，其姊夫深州刺史杨荣国以深州降于幽州朱滔。最后，惟岳所署定州刺史杨政义亦降唐。至此，除了沧州刺史、惟岳妻兄李固烈尚据有沧州外，成德所领的六州在名义上已经全部投降唐廷。而李固烈实际上也未与唐廷或其他诸人发生冲突。换言之，在不足一年的李惟岳与唐廷的对抗中，这些多在宝臣时代之初即已担任成德高级将领的属州刺史们都倒向了唐廷一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将领选择投降唐廷的举措，以及以何种方式降唐，多半是出于自身立场的考虑，并没有过多在意会府的立场。正因为成德缺乏这样一种向心力，所以在惟岳死后，成德实质上就已经分裂了。而德宗也正是看准了这一契机，将成德划分为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练观察使的三镇。并且，易定与沧州、恒州与冀州，张、王二人各自统辖的属州在地域上还都不与会府接壤。至于划归康日知的深州，实际上也还被幽州节度使朱滔所控制着。德宗的上述举措当然是为了割裂和削弱成德，但成德会被割裂离析到如此程度，恐怕还是与当镇将领具有相当强的个人意识与实力有关。

渡边孝的研究还指出，成德内部豪杰众多、争立倾轧的状况不仅可以从上述李氏父子的统治中看出。又比如协助王武俊谋诛李惟岳的成德元老重臣、地位还在王武俊之上的大将卫常宁，后就因谋杀武俊不成而被后者腰斩。而在建中三年（784）闰正月，定州内部也发生过严重的将领倾轧。在李宝臣时代初期享有很高地位的右厢马军都使赵闻诺，其婿张怀实就死于此次动乱。因此，数十日后定州刺史杨政义的归降唐廷，其实并不像传世文献所描绘的那样一帆风顺、颇无波澜。而这一切都证明，将领对于成德局势的走向拥有相当的主导权。

因李惟岳死后，唐廷对河朔藩帅措置失当而导致的“四镇之乱”后期战事，虽然最后因遭受“泾师之变”的德宗下令赦免两河藩镇，以及王武俊等人亦不愿再与唐廷交战而宣告结束。但与同受战争影响的魏博、幽州、淄青相比，成德在战争中的损失无疑最大。乱后的成德被正式分裂为三镇，这就是以张孝忠为初代节帅，统辖易、定二州的义武军节度；以程日华为初代节帅，统辖沧州的横海军节度；以及以王武俊为节帅，统辖恒、赵、深、冀、德、棣六州，承袭旧名的成德军节度。（见图28）

图28　贞元二年的河北五镇

渡边孝先生认为，李宝臣时代奠定了未来成德镇军政结构及其发展的一个基调，那就是成德镇的军政主导权掌握在大将手中。实际上，成德的这种“权在将领”的格局正是一脉相传自安史集团。作为最具安史集团后身代表的成德镇，虽然继承了安史叛军精锐的骑兵、蕃族与战斗力，奠定了它在叛乱结束初期雄厚的实力基础。但是，它同样继承了安史集团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众多具有自主意识和强大实力的将领。其实李宝臣为解决这一问题已经花费了不少心思，他在晚年决意铲除二十多位骨鲠将领就是希望能较为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正如学者注意到的，李宝臣拥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联姻集团。其不仅与魏博、淄青、滑亳等安史降将出身的两河节帅连结姻娅，同时也与成德内部的重要将领，如谷从政、张孝忠、王武俊、李固烈等结有姻亲关系。但不难发现，在宝臣的这些姻亲中，不少人都是后来被其和其子李惟岳猜忌，甚至力图诛杀的对象。换言之，李宝臣与手下大将的联姻仅仅是笼络与控制后者的一种政治手段。但遗憾的是，和安禄山、史思明一样，李宝臣最终也还是没有化解这一危机，并在唐廷对成德的打压与离析下，最终导致了成德的分裂。

在成德百多年的割据历史中，除了李氏父子时代的这次动乱外，还有过两次大的动乱。一次是元和时代（809—810、815—818），力图中兴的宪宗不允许王武俊之孙、士真之子承宗的袭位要求，陆续进行了两次、总计约五年左右的与成德的战争，此次战争的结果是成德再失德、棣二州。（见图29）一次是不久后的长庆初期（821—822），穆宗任命与成德有仇隙的前魏博节帅田弘正在王承宗死后移镇镇州。这次不明智的举措不仅导致了效忠唐廷的田弘正在不久后举族为成德军士所害，而且也促成了成德都知兵马使、其家族自李宝臣始就世为成德骑将的回鹘阿布思族的王庭凑在谋杀弘正后自立为成德节帅，从而引发了成德与唐廷的再次开战。从渡边孝先生对这两起动乱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李惟岳时代的动乱相仿：其一，三起动乱都是因唐廷不承认成德内部的节帅继承而引起的。其二，三起动乱中都有数位成德高级将领站在唐廷一边，与节帅对立。尤其是李惟岳与王庭凑时期，都出现了属州与会府的军事对峙。因此可以说，以将领为权力层中枢的成德军事结构，自李氏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同样没有改变的，还有在元和时代依旧堪称精锐的成德马军。

图29　元和十五年的河北五镇

（三）文治、家将与步军

和魏博、幽州不同，成德的动乱发生得相当少。实际上，除了上述的三次由于唐廷干涉成德节帅继任而引发的动荡和战争外，成德内部总体而言一直比较稳定。尤其是在王庭凑与唐廷交战结束后的一百年时间里，成德的节帅更替以平稳的方式一直在王氏子孙中延续。表5是有关成德藩帅的交替情况：

表5　唐代成德藩帅交替表

（此表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4《成德》，第576～598页及两唐书、《资治通鉴》等相关文献作。除带*之田弘正为唐廷任命，其余均为本镇出身。宝臣父子历镇成德20年，武俊祖孙三人历镇成德38年，庭凑一族历镇成德100年。）

渡边孝认为，王庭凑以降，由王氏世袭支配的成德之所以能维持百年的安定局面，原因首先是李氏时代对大批安史旧将的肃清；其次是在王承宗死后，一部分将领因不愿承宗之弟承元的移镇而被杀，另有一部分将领则与承元随行或离镇；最后则是王庭凑镇压了一批离反的将领及其部众。经过这数次的打压，成德的宿将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清洗。不过，以将领为成德权力中枢的体制，其实一直到成德末期都没有改变过。尽管李宝臣晚年对手下的一些宿将大开杀戒，以及王庭凑为获得节帅地位而与一些成德旧将发生冲突并对其施行镇压，但总的来看，自王武俊时代以来，成德一直努力保持着与将领平和相处的关系。虽然从史料记载看，节帅与将领间的联姻已经不像李氏父子时代那样突出和重要了，但成德军将的世袭与彼此间的联姻，却是一直相当发达和稳定的。如果按照王赛时先生将唐代藩镇军队的阶层分为帅、将、兵三者的话，那么渡边孝指出，由于高级军将间长期的世袭和联姻，使得成德的士兵阶层始终无法在当镇的权力结构中崭露头角。并且，与前者的世袭不同，成德的士兵阶层却可能不断经历着新陈代谢。军将与士兵之间地位的悬隔，以及士兵只有作为军将部众而体现其价值的情况，一直是成德军事构造的一个重要特色。

世袭的状况不仅在将领中长期延续，成德的节帅继承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世袭的局面愈益稳定。李宝臣父子经营成德二十年；王武俊祖孙三人坐镇成德近四十年；至王庭凑，传六世，子孙享有成德帅位百年之久。并且，王氏子孙出任成德属州刺史的情况在成德后期也很突出。因此，就有学者将成德的统治模式喻为“家镇”。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看，成德自李宝臣时代以来，一直奉行着“亲邻畏法，期自新之路”的外交策略，相较于燕、魏二镇，对唐廷的态度也更为恭顺。并且，武俊本人、其子士平、庭凑之子元逵都尚唐朝宗女或公主。实际上，武俊之妻、后被穆宗封为晋国太夫人的李氏，以及元逵之妻寿安公主，此后都在成德节帅的更替事宜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渡边孝先生曾提出过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成德对唐朝的恭顺，可能正是为应对其内部节帅和诸将层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而采取的一项举措。不过这一解释可能更适用于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幽州，但却并不完全适用于成德。我认为，成德对唐朝的恭顺，更本质上来说，仰赖于它特殊的军政体制，以及由此而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政治理念。

上文曾指出，除了李宝臣晚年以及王庭凑出任节帅之初外，成德节帅与当镇将领的关系，尤其在两个王氏家族统治成德的时期，其实还一直比较平和。这种平和的基础就在于，节帅认可并保证了当镇将领所享有的世袭等特权地位。而也正因为占据成德权力中枢的将领们的地位获得了保障，所以他们对于给予他们这种保障的成德节帅，也同样提供了有力的情感及军事支持。于是，一种类似于宗主与臣下的政治关系逐渐在成德形成了。所以早在元和初年，李绛就对意欲讨伐成德的宪宗说：“（成德）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煦妪之恩”，“镇州人心固结，难即改移”。而这种在成德内部所形成的宗主与臣下的政治关系和理念，也正在被逐渐投射到成德与唐朝的关系中。并且，自李宝臣时代起，成德的节帅位置就一直由出于安史集团的高级将领家族把持，而这使他们在获得与唐室联姻资格的同时，也使得他们能够更加确立与确信他们与唐廷间的这样一种宗藩关系的模式。成德既视唐廷为其宗主，则自然对其较为恭顺，但同时，也要求唐室承认其世袭诸侯的地位。当然，由于成德节帅对唐廷的恭顺，甚至两者联姻关系的出现，自然也会反过来对成德将领形成一定的压力与制约，但这并不是成德节帅对唐廷恭顺的原因所在。

因此，尽管李宝臣的“亲邻畏法，期自新之路”也许还未必是受这一政治理念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后的成德节帅在处理其与唐朝的关系时，这一政治理念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恐怕是越来越大的。而我也认为，将成德将领层地位的稳固，节帅世袭地位的保证，以及成德节帅对唐廷的恭顺放在这一框架下来解释也许更为合理。换言之，成德与唐廷的关系，其实正是其内部将领与节帅关系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看到，当王承宗死后，其弟承元不肯继任节帅、执意离开成德时，成德“诸将号哭喧哗”。而这种将帅之情到晚唐的王氏时代则更为突出，所谓“镇之三军，素忠于王氏”。当成德客将张文礼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弑王氏末代节帅王镕后，就不得不诛杀成德故将。而成德故将、时从晋王李存勖经略河朔的符习、乌震等人为报王氏累世之恩，甚至不惜己之母妻子女被诛，亦决意与文礼父子征战复仇。渡边孝先生曾经感叹，这种在五代乱离之世中鲜见的对故主的忠顺之情，正反映了由王氏累世传统支配下的成德镇近乎一个小家产制的王国。而同样是在晚唐的王氏时期，当黄巢起义爆发、唐廷威望急剧衰落时，成德节帅王景崇竟致“每语及宗庙园陵，辄流涕”。其对唐室的感情与其部下对其家族的感情何其相似与深刻。而这种对唐室的忠顺之情，也许不仅仅是因为王景崇是寿安公主嫡孙的缘故吧。

对成德的晚期历史，渡边孝先生曾有过相当精湛的分析。他认为，以节帅—军将为权力构造主体的成德在晚期，除了军将对节帅的忠顺之情愈益强烈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文质倾向弥漫在整个成德，渗透到了作为成德主干的将帅阶层中。曾因拥有精锐马军而“善野战”的成德镇，到晚期逐渐变成了“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的步兵主导型藩镇。而吏化军职的出现也意味着诸将层逐渐显现出官僚性格的倾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德节帅与大批将领沉醉于佛、道信仰之中，并且当唐末动乱、诸镇相弊于战争之际，唯“赵独安，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为嬉游”。正像渡边孝所概括的，这个浸染着如此成熟文化风气的成德，的确很难与曾经的那个从李宝臣到王庭凑时代的成德相提并论了。

成德气质的转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的变化是时代风气影响整个河朔地区的一个缩影，只是与魏博、幽州相比，成德的文化气质无疑更高。因此我们很难再视这样的河朔为一个“风俗犷戾，过于蛮貊”的地区。不过，从军政结构的角度而言，成德的权力构造却一直是比较稳定而没有改变的，这就是渡边孝的研究所指出的，成德始终是一个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而这种特点其实是自初代节帅李宝臣时代就已奠定，并且直接承袭自安史集团的。或许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讲，自安史之乱结束后，最为充分地继承安史遗产的成德，从来就没有试图打破这一结构。纵然有李宝臣的杀将、联姻等举措，但体制本身并没有遭到破坏。因此，虽然将领的身份在变，气质也在变，甚至其所率领的军队特质也随着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但诸将层在当镇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其始终是成德的权力主干。对于李宝臣父子而言，虽然他们以联姻、杀将这些不同于安、史父子的举措来控制手下宿将并没有取得成功，但进入王氏时代以后，成德却通过与手下将领更为平易的相处，保证其世袭等重要地位，同时辅之以唐廷和邻镇方面的支持，换来了当镇长期稳定的局面与节帅位置的世袭继任。通过节帅与诸将层的长期合作，一种更为广义的“家镇”模式在成德得到了确立，并且也借此较为顺利地解决了将领对节帅的威胁这一危机。

当理清了成德的权力构造后，我想我们在上文提出的有关成德矛盾性格的三个问题也已经通过上述三目的论述得到解答了。当张文礼于龙德元年弑王镕自立后，其与其子张处谨对成德的控制也仅维持了一年就随着晋人攻灭成德而结束了。张文礼诛杀王氏当然为晋人讨伐成德提供了一个绝佳口实，但实际上，成德委身于梁、晋二者之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最终为晋人灭亡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换言之，半独立了160年之久的成德镇，最后在外来势力的打击下宣告了真正的终结。

二、魏博：牙军的历史

位于河北南部的魏博镇是河朔三镇中最著名，也是学者讨论得最早、最多的藩镇。清人王夫之即言：

藩镇之强，始于河北，而魏博为尤，魏博者，天下强悍之区也。

魏博的强悍体现在：一则实力强，二则对唐廷跋扈，三则内部变乱的破坏性大。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魏博拥有一支名震当时的牙军：

魏牙军，起田承嗣募军中子弟为之，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悍骄不顾法令，（史）宪诚等皆所立，有不慊，辄害之无噍类。厚给禀，姑息不能制。时语曰：“长安天子，魏府牙军。”谓其势强也。

“牙军”又作“衙军”。实际上，唐代的任何一个藩镇都有牙军，任何一个藩镇的军力也都是以牙军为核心组建的。有关唐代牙军的问题，以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矢野主税、堀敏一、渡边孝等人的研究最为全面精湛。国内方面，则有齐勇锋、张国刚等先生的论述。总体而言，我接受在重新考察诸位前辈研究基础上提出观点的渡边孝先生对“牙军”所下的定义：

牙军在作为一般藩镇的亲卫军、藩军中抽调出来的精锐、主战中核部队的同时，还担当着牙城、使牙的警备与宿卫。

牙军“分布在藩镇的牙城内外、罗城内外，使府治所境内、管下各州县及险要之地皆有牙兵镇守”。但会府与牙城无疑是牙军驻扎的主要地区。至于牙军的性质，则属于唐廷认可的官健。其实牙军之于藩镇，就类似于神策军等禁军之于唐廷，两者的情况极为相似。并且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与神策军一样，牙军本身也有层次性，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愈益显现出复杂化、重层化的趋势。

魏博牙军与其他藩镇牙军相比，首先是规模大，其次是存在时间长。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势力集团，其长存于魏博一百五十年之久。正因为名声过大，“魏博牙军”在唐代已经成为一个固有的称呼。本文所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知名的牙军集团对于魏博镇的军事结构而言，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意义？它与魏博的强弱、跋扈、变乱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像人们认为的那样，魏博就始终是牙军的天下？由于魏博的牙军由初代节帅田承嗣创立，并且正如渡边孝指出的，直到唐末，魏博牙军都基本保持着田承嗣以来的初源形态，因此我们对魏博牙军的讨论就从其奠基者田承嗣谈起。

（一）牙军的诞生

魏博设镇始于广德元年初，初代节帅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是年底，魏博升格为节度使额藩镇，后又增领贝州。史称：

承嗣不习教义，沉猜好勇，虽外受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

这段有关魏博牙军创立过程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重要信息：第一，魏博牙军的培养是以整个魏博军事力量的培养为背景进行的。第二，这些军人由魏博管内的丁壮编成，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地方化倾向。第三，用以自卫的牙军以军人中的魁伟强力者充任，并且有万人之多。第四，牙军为田承嗣的新创，它主要以集体性质的牙“兵”方式对作为节帅的田氏负责。

很长时间来，学者对魏博牙军的关注集中在牙军的性质、产生模式，以及它的作用，尤其是它对魏博发展的影响上，但恰恰忽略了田承嗣何以要发展牙军这一更为本质的问题。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的是渡边孝。他将魏博牙军创立的原委置于田承嗣发展魏博整体军事力量的背景下来进行考察。他指出，和成德、幽州相比，安史之乱中一直在河南前线作战，甚至在叛乱结束前不久还与唐廷在莫州对峙的田承嗣，在受封魏博节帅之初，其手下将士已损耗颇多。并且，与河南中、北部相比，魏博所在的河南南部在乱中一直是朝叛对峙的主战场。因此，面对不利的环境和形势，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创立强力藩军，对于颇有野心和强悍的田承嗣来说，就是其任帅之初的第一要务。尤其是当乱后，两河藩镇普遍发展自身实力，田氏“修缮甲兵”的举措更不难理解。

渡边孝提供了将魏博与成德初期的军事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良好视角。实际上，田承嗣的大规模征发当地丁壮，籍以为兵，并在此基础上选拔骁健者为牙军，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追求创获的积极举措，倒还不如说他实在是没有李宝臣那样好的基础。并且，魏博的环境尤其是田氏的身份，看来也无法像李宝臣那样吸引太多的安史旧将，尤其是高级军将。正如渡边孝说的，李宝臣也并非没有吸纳当地民众充实成德军的举措，比如他也“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但这只是宝臣补强成德的一种次要手段。并且，他招收的只是农户、良家之外的“亡命之徒”。需要通过“计户口”而进行的大规模征役对成德而言是不需要的，因为成德早已拥有安史以来为数众多的旧将部众作为其军队基础。因此，与成德相比，以当地人为兵源主体的魏博军队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另一个与成德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正如田承嗣自己说的，成德的军事特长是精骑，而魏博的特色则是步兵。

史料称田承嗣在数年之内“练卒十万”可能略有夸大，但通过田氏的发展，魏博军事实力大增则是无须置疑的事实，这也是大历十年田承嗣得以盗据相卫的军事资本。而在此役后，田氏的实力又得到发展，其不但掠相卫之“精兵良马，悉归魏州”，而且虽受邻镇攻击，魏博之德、沧、瀛三州分别为淄青、成德、幽州三镇所取，但军事与经济地位高于前者的相、卫、洺三州则为田氏成功虏获。到大历晚期，田承嗣已据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见图27），实力已足堪与宝臣等人比肩。建中二年初，即位伊始的德宗以洪经纶为黜陟使，巡视新任节帅田悦所在的魏博镇，史称：

（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来源当地农户的魏博士卒已经成为彻底的雇佣兵，从军已经成为这些职业军人养活自身及父母妻子的唯一途径。当然我相信，作为魏博军中最为精锐的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他们。

（二）牙军的蛰伏

有关魏博牙军的组织情况及性格特色，《旧唐书·罗（绍）威传》中的这段回溯性描述提供了一个大致的轮廓：

魏之牙中军者，自至德中，田承嗣盗据相、魏、澶、博、卫、贝等六州，召募军中子弟置之部下，遂以为号。皆丰给厚赐，不胜骄宠。年代浸远，父子相袭，亲党胶固。其凶戾者，强买豪夺，逾法犯令，长吏不能禁。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如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皆为其所立。优奖小不如意，则举族被害。

魏博牙军原是以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不过其随后很快就转化为以“丰给厚赐”为利益主旨的雇佣兵集团。地域意识强烈、“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是魏博牙军的主要特点。魏博牙军在唐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凶戾事例就是上述记载说的“变易主帅，有同儿戏”。而田承嗣时代后的魏博动乱几乎都牵涉到主帅的变易。正因为如此，牙军一直被视为魏博动乱的根源。

但堀敏一先生很早便指出了，上述史料“所举变易主帅事例的史宪诚、何进滔、韩君雄、乐彦祯等都是后半期的节度使，这是值得注意的。当仔细观察这些事实时，就可发现魏博节度使和兵士的关系在初期和后期有很大的不同”。表6是有关魏博藩帅交替的大致情况。

表6　唐代魏博藩帅交替表

续表

（此表据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598～599页表作，略有修改。除带*之李愬、田布二人为唐廷任命，其余均为本镇推选。前期历时49年，中期历时58年，后期历时42年。）

堀敏一先生认为，魏博前期的藩帅位置一直由田氏一族所占有。前期藩帅交替的主导权，大体上在节度使本人、亲属和他的左右心腹人手里。但到田弘正时代后，主导权开始为兵士方面所掌握，从而可以主动地进行废立。如此来说的话，魏博牙军似乎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从其被田承嗣创立之初就主导着魏博的局势。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先来谈一下前期主导魏博局势的究竟是哪些力量。从魏博前期节帅的更替来看，二代节帅田悦由田承嗣指定，并使诸子佐之。兴元元年（784），田悦为承嗣子田绪所杀，但田绪“惧众不附，奔出北门。邢曹俊、孟希祐等领徒数百追及之。遥呼之曰：‘节度使须郎君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绪归衙，推为留后。”田绪因此成为魏博的三代节帅。田绪尚代宗女嘉诚公主，嘉诚无子，以田绪幼子田季安为己子。田绪卒时，“季安年才十五，军人推为留后”。季安子怀谏，其母为曾经的摄洺州刺史、后在节帅李抱真死后率兵民投奔田绪的前泽潞大将元谊之女。史称：“及季安卒，元氏召诸将欲立怀谏，众皆唯唯。”因此总的来看，虽然田氏的节帅继任也不稳定，但将领在对节帅的更替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田氏时代魏博节帅的即位模式与成德的节帅继任是很相像的。在两镇节帅的更替中，一旦出现继任者年岁较幼、资历较浅的情况，将领都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将领对魏博初期政局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田悦时代之后的藩帅继任上，在田承嗣、田悦这两个“魏博势力的确立和发展的时代”中，其意义更为重大。以大历十年田承嗣盗据其邻镇相卫（昭义），代宗诏令两河藩镇对其进行讨伐一事来说：

五月，乙未，承嗣将霍荣国以磁州降。丁未，（淄青）李正己攻德州，拔之。（淮西）李忠臣统永平、河阳、怀、泽步骑四万进攻卫州。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将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众降（成德）李宝臣。甲戌，承嗣自将围冀州，宝臣使高阳军使张孝忠将精骑四千御之，宝臣大军继至；承嗣烧辎重而遁……田承嗣以诸道兵四合，部将多叛而惧，秋八月，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己丑，田承嗣遣其将卢子期寇磁州……（十月，）卢子期攻磁州，城几陷；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至京师，斩之。河南诸将又大破田悦于陈留；田承嗣惧……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将吴希光以瀛州降……田承嗣请入朝，李正己屡为之上表，乞许其自新……（大历十一年）二月，庚辰，田承嗣复遣使上表，请入朝。

在田承嗣的两次忧惧请降中，其手下将领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前次是霍荣国与昭义降将裴志清等部将的叛离。《新唐书·田承嗣传》更称：“承嗣列将往往携阻，杀数十人乃定。”至于后一次，除了大将卢子期的被擒外，瀛州守将吴希光的降唐对于田承嗣次月的“再请入朝”也有关键影响。在建中二年，谷从政劝其甥李惟岳勿与唐廷对抗，接受德宗诏命入朝时就说过以下这番话：

昔田承嗣从安、史父子同反，身经百战，凶悍闻于天下，违诏举兵，自谓无敌。及卢子期就擒，吴希光归国，承嗣指天垂泣，身无所措。赖先相公（指李宝臣）按兵不进，且为之祈请，先帝宽仁，赦而不诛，不然，田氏岂有种乎！

田承嗣时代的这种将领在魏博军政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局面，也为此后的田悦时代所继承。这从“四镇之乱”初，田悦与手下将领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史称田悦以邢曹俊、孟希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

会幽州朱滔等奉诏讨惟岳，悦乃遣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别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杨朝光以兵五千壁卢疃，绝昭义饷道。悦自将兵数万继进……（河东节度使马）燧乃自壶关鼓而东，破卢疃，战双冈，禽贼大将卢子昌而杀朝光，悦遁保洹水。

推测此处的卢子昌就是田承嗣时代大将卢子期的同族兄弟，而被杀的杨朝光可能与当年攻击相卫的大将杨光朝为同一人。史又称：

贝州刺史邢曹俊，田承嗣旧将也，老而有谋，悦宠信牙官扈崿而疏之。及攻临洺（洺州属县，时属唐），召曹俊问计……诸将恶其异己，共毁之，悦不用其策。

（其后田悦洹水大败，）收余兵千余走魏州……悦夜至南郭，大将李长春闭关不内，以俟官军，久之，天且明，长春乃开门纳之。悦杀长春，婴城拒守。城中士卒不满数千，死者亲戚，号哭满街。悦忧惧，乃持佩刀，乘马立府门外，悉集军民，流涕言曰：“悦不肖，蒙淄青、成德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丧败至此，使士大夫肝脑涂地，皆悦之罪也。悦有老母，不能自杀，愿诸公以此刀断悦首，提出城降马仆射（即马燧），自取富贵，无为与悦俱死也！”因从马上自投地。将士争前抱持悦曰：“尚书举兵徇义，非私己也。一胜一负，兵家之常。某辈累世受恩，何忍闻此！愿奉尚书一战，不胜则以死继之。”悦曰：“诸公不以悦丧败而弃之，悦虽死，敢忘厚意于地下！”乃与诸将各断发，约为兄弟，誓同生死。悉出府库所有及敛富民之财，得百余万，以赏士卒，众心始定。复召贝州刺史刑曹俊，使之整部伍，缮守备，军势复振。

从田悦诛杀降唐不成的魏州守将李长春后向将士所说的一番话语，以及此后与诸将“断发为誓，约为兄弟”等举措来看，取信于手下将领看来还是田悦维持其统治的一项根本策略。当然，在其上述言行过后，魏博的大将李再春父子、符令奇父子，以及其从兄田昂、王光进等人还是投降了唐廷。幸好，靠着邢曹俊的“整军完垒”，魏博士气复振。而此邢曹俊者，正是上文提及的，在田悦死后与孟希祐等追还田绪，使其顺利继承帅位的魏博老将。

所以我认为，在田承嗣、田悦时代，魏博其实和成德一样，也是一个以将校集团为中心的政权。尽管田承嗣的广征士卒、培植牙军，是很不同于其他两河藩帅的一项举措，但是同样作为安史旧部的藩镇，魏博初期的军事结构依然延续了传统的模式，即将领的主导地位此时并没有被改变。田承嗣手下也拥有实力大将和旧有部众，尽管规模不及李宝臣等人。田氏也努力招纳安史余部和蕃族将领。当大历十年田承嗣成功吞并相卫后，就又有一批相卫将卒被吸纳进魏博，其中就包括相卫的高级将领、安史旧将符令奇、符璘父子。并且，田氏同成德的李氏父子一样，也对位高权重的将领心怀芥蒂，甚至不惜杀戮。史称田季安时，其因衙内兵马使田弘正“人情归附，乃出为临清镇将，欲捃摭其过害之。弘正假以风痹请告，灸灼满身，季安谓其无能为”。后来元稹在为田弘正所作的墓志及德政碑中亦说，弘正之前，“魏之法虐切疑忌，诸将以才多死者”。又称：“先是诸将之外有权者，莫不拘劫妻子以为固；四方之来聘问者，莫不防碍出入以为密。士吏工贾，限其往来，人多惧愁，稀复会聚，至是（指弘正任帅后）皆旷然矣。”

因此，或许正如两唐书的《田承嗣传》说的，田承嗣创立牙军的用意，最初可能主要只是为了“自卫”。牙军不仅尚未对魏博早期的政局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且田氏伯侄似乎也没有指望牙军能成为魏博对外作战的中坚力量。至于牙军在此后能演变成如此令人生畏的力量，也许真的是其创立者田承嗣所始料未及的。

（三）牙军的主导

魏博藩帅更替的主导权开始为牙军方面所掌握是从田弘正时代开始的。自田弘正之后，魏博节帅史宪诚、何进滔、韩允忠（韩君雄）、乐彦祯（乐行达）、赵文、罗弘信皆为牙军拥立。而史宪诚、何全皞、韩简、乐彦祯、赵文亦都因不为牙军所容而被杀。牙军作为一个以魏州兵士为主体，并代表后者意志的军士集团，虽然在名义上处于节帅、将领、兵士三者的最底层，但实际上却已成为魏博政局的主导力量。

关于牙军在魏博中后期频繁发动变乱、更换节帅的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节帅直接削减了他们的经济所得，或者因与唐廷相结而消耗了魏博府库的财源。由于军士的“丰给厚赐”现在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多起牙军叛乱便应运而生。另一点则是作为一支主要由魏博当地人组成，并且随着时间的增累，逐渐发展成“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的军队，虽然为保卫本土，或维护本镇利益常常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实际上，在田弘正时代后，牙军作为魏博对外征战中核心部队的地位已经奠定下来，尤其到晚期，这一点更加明显），但长时间的出境作战，却又是他们极不乐意的。这往往也是促成牙军动乱的另一个诱因。总之，“嗜利性”与“地域依附性”构成了魏博中后期牙军的两个重要特征。

不过仔细观察一下魏博中后期的节帅人选与节帅更替事件，中期与后期仍有差异。我们先来说一下中期的情况。首先，田弘正、史宪诚、何进滔都是以诸如“牙内都知兵马使”这样高级的牙军将领身份被牙兵拥立为节帅的。其次，田弘正是田氏家族的成员，而史宪诚、何进滔则可能都是来自灵州的粟特人。史氏家族迁入魏博的时间当在安史之乱后，而何进滔的“客寄于魏”则更可能晚到元和年间。换言之，他们的家族都不是出自安史集团，也并非田承嗣旧部。最后，据森部丰先生的研究，尽管《何弘敬墓志》中所谓其六代祖令思因与乔叔望、执失思力争功，为叔望所诬奏，于是“并部曲八百人迁于魏相贝三州”的记载并不可靠，但此记载仍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何进滔来到魏博时，确是率领了相当数量的粟特人一同前来的，这从其娶康氏、其子弘敬娶安氏也可看出。也就是说，何进滔能成为魏博节帅，很可能是得到了一个粟特集团的支持。这一点也许同样能适用于史宪诚。因为就在史、何担任魏博节帅的时期，在他们身边就确有米文辩这样的粟特胡人出任魏博的高级军将。

不过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占据魏博统治上层的粟特集团与已掌握魏博主导权的牙军集团，其特质少有相似之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魏博之客，而后者则是魏博的土著。也许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差距，何氏后人在何弘敬的墓志中会刻意伪造他们在贞观时期即已迁居魏、相、贝的事实。其用意应该正如荣新江先生说的，是为了“要强调何氏在河北根基深远”。并且，到何弘敬的时期，其已经放弃继续以粟特人为联姻对象的政策，而是为其子何全皞娶故卫州刺史徐迺文之女为妇。何氏此举的初衷也许是为了进一步笼络魏博当地的势力，并且使自己的家族能够尽快摆脱“客”的身份而融入河北。但其导致的结果，却可能正是使自己在最后的危难关头丧失了粟特人的支持。咸通十一年（870），何全皞因“骄暴好杀，又减将士衣粮”为牙军逐杀。而由粟特节帅统治魏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也就此终结。

（四）牙军的兴灭

当帝国进入到动乱的晚唐时期，魏博也同样迎来了它最为动荡的最后四十余年历史。和中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节帅更替更为频繁。被推举出来的节帅也全部来自魏州当地。并且到最后，由牙军推立的节帅已经不再具备牙军右职的身份。堀敏一先生将其概括为，此一时期的魏博节帅是真正“从牙军伙伴中出身的藩帅”，并指出，这一特点在最后一位被牙军拥立的节帅罗弘信的事迹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先是，有邻人密谓弘信曰：“某尝夜遇一白须翁，相告云，君当为土地主。如是者再三。”弘信窃异之。及废（赵）文，军人聚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弘信即应之曰：“白须翁早以命我。”众乃环而视之，曰：“可也。”由是立之。

两唐书的《罗弘信传》等都称罗弘信为魏州贵乡（魏州治所）人，不过由近来学者据《唐赠工部尚书罗让神道碑》的分析来看，罗氏祖上与田承嗣同出平州卢龙军，并且在魏博前期地位显赫，因此很可能是本隶安禄山麾下，并随安史叛军南下，乱后随田承嗣降唐，定居魏博的将领。罗氏既来自平州，其族属很可能是蕃族，但在碑文中已被粉饰为长沙罗氏。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家族虽世仕魏博，但或与魏博数次节帅更替的变乱相关，其家族在魏博军中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到罗弘信被牙军推立前，其只是一名负责牧圉的军中小校，地位已介于兵士与军将之间。

在愈益接近魏博后期的时代，牙军推选出来的魏博藩帅也与牙军的特性愈益接近。胡人、高级将领、非本地人已经不再成为牙军拥立的对象，这倒不是说牙军在推立节帅时有着明确的身份歧视；相反，倒还不如说，此时的牙军已经全然不顾他们所推选的节帅在藩镇中的身份地位，他们唯独关心的是谁能够真正保障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罗弘信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最为本质的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则是，由于魏博政局的主导权现已彻底为牙军支配，因此到了这个时候，节帅们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诸如与唐廷或邻镇的关系，也不是如何利用魏博的军事优势跻身唐末的争霸行列，而唯有如何控制牙军这一问题。

乐彦祯父子采取的措施是“召亡命之徒五百余辈，出入卧内，号为‘子将’，委以腹心”，意欲通过培植更为亲信可靠的私兵取代牙兵。但此举导致的后果却是“军人籍籍，各有异议”。以至于招募“子将”的乐彦祯之子乐从训不得不“易服遁出”。不过此后乐从训仍被乐彦祯任命为“六州都指挥使。未几，又兼相州刺史。到任之后，般辇军器，取索钱帛，使人来往，交午涂路，军府疑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乐彦祯外放乐从训固然是与牙军的一种妥协，但就其任命后者担任“六州都指挥使”一职来看，仍是试图令后者掌握除牙军之外的镇军、州军的兵权，从而对魏州城内的牙军形成震慑。但这一举措不仅再次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使得乐彦祯在牙军的逼迫下退位为僧，而且还引发了乐从训与会府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此次冲突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上述罗弘信的登台外，更堪注意的则是河南的朱温作为先后支持乐从训与罗弘信的力量开始介入魏博的内乱，并成为左右胜败的关键因素。朱温势力的再次介入魏博，是到罗弘信之子罗绍威担任魏博节帅之时。而这一次，则是帮助罗绍威彻底铲除魏博牙军。天祐三年（906）正月，与罗绍威联姻的朱温以助女之丧为名入魏：

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断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朱温将马）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

受城内牙军被杀的影响，散居魏博六州之内的牙军和外镇军也纷纷起兵独立，不再倾心罗氏。数月后，魏博境内的军事骚乱被朱温平定，但史称：

（朱温）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

尽管以牙军为支柱的魏博镇实力雄厚，但其“嗜利性”与“地域依附性”使其满足于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缺乏与唐末群雄并争天下的动力。而倚靠着牙军之力维持其半独立体制到唐末的魏博，最终也因为牙军的覆灭，在新兴的朱温面前变得毫无还手之力了。后梁乾化二年（912），朱温大将杨师厚趁前者之丧进据魏州，魏博末代节帅罗周翰被迫离镇，历时149年的唐代魏博政权正式宣告结束。

（五）成德与魏博的意义

渡边孝先生是第一位将成德与魏博的权力构造进行系统比较的学者。在他看来，成德军事结构的主导权在“大将”，而魏博则是作为“军士”整体的牙军集团。承袭安史叛军以来的传统，成德的宿将人数多、威望重，世袭与彼此间的联姻关系是其巩固势力的重要手段。与之相对，成德的兵士层却可能不断经历着新陈代谢。因此，成德是一个“将”与“兵”地位悬殊的社会。或可说，成德的历任节帅本身也是将领伙伴集团中的一员。魏博的牙军本是以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不过，其随后很快就转化为以“丰给厚赐”为利益主旨的雇佣兵集团。地域意识强烈、“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是魏博牙军的主要特点。而藩帅拥立与魏博自立的主体就是这样一个兵士集团。

上文有关魏博的研究，对渡边孝先生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修正。首先，我赞同渡边氏关于成德的论述。成德的军事构造从李宝臣时代就已奠定，并且，这种构造直接承袭自安史集团，又终成德之世始终没有改变。不过在我看来，魏博的军事构造却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以牙军为主导的格局的。尽管田承嗣创立牙军为此后后者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这只是魏博军事基础与传统不如成德的一个反映，这使得田承嗣有必要也有可能发展直属于藩帅的亲卫部队，而创立牙军最初的目的也许只是为了“自卫”。至于魏博军事的基本构造，其实在最初和成德一样，因为魏博毕竟也是由安史降将与安史旧部为基础建立的藩镇。这就是为什么在元和七年（812），宪宗在田季安死后意欲经营魏博时李绛所说的：

凡河南河北叛涣之地，事体大同，惧部下诸将有权，恐得便图己，各令均管兵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敌权均，为变不得。若广与诸将计会，则必谋泄不同；若一将为变，自然兵少不济，以此相制，先动不得，此是贼中之制置，于事为便。加以酷诛重购，故无敢发意者。

因为在元和七年左右这样一个依旧由田氏统治的时代，魏博的权力结构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魏博牙军势力的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权，是从田弘正时代开始的。田弘正到田布，可能是一个过渡时期。在随后的史氏和何氏的时代，魏博的将领，尤其是粟特集团的将领看来仍旧有一定势力。不过粟特将领得以跻身魏博上层，最初也可能正是借着魏博发展牙军的契机以及旧将的退出。但何全皞之后，将领层就再也无法对魏博政局造成影响了，牙军开始完全把持魏博。而到了这一时期，节帅就不得不通过设置更为亲信的私兵作为新的“自卫”部队与驻守牙城的牙军对峙，甚至不惜动用外镇或州兵的力量来威慑和挑战作为魏博征战核心的牙军。也就是说，魏博牙军的势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壮大的，而与牙军势力发展相对，魏博将领的影响力却在日益下降。其导致的结果便是魏博节帅的人选由诸将拥护的田氏一族变为由牙军拥立的田氏大将，再到牙军推选出来的粟特将领，然后是魏博本地的军校，最后则是与兵士身份所差无几、世仕魏州的罗弘信。魏博藩帅更替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藩帅身份差异，正是将领地位下降与牙军势力崛起最好的表征。

那么，成德与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差异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在我看来，成德与魏博正代表了安史之乱后，以两河藩镇为代表的藩镇军事构造的两种模式。第一种以河北的成德、河南的淄青、淮西为代表。这三个藩镇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军将集团构成了三镇权力结构的中枢。有关淄青的情况，史料言：

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

淄青最终因持兵在外的大将刘悟的倒戈，结束了李氏祖孙四世近六十年的统治，也就此被一分为三，彻底结束了其半割据的历史。淄青的情况可以说与成德最为相似，所以在淄青被宪宗平定后的次年，当成德节帅王承宗死后，其弟承元执意不接受诸将的拥戴、一心离镇时，就说过下述一番话：

昔李师道之未败也，朝廷尝赦其罪，师道欲行，诸将固留之。其后杀师道者亦诸将也。诸将勿使承元为师道，则幸矣。

与淄青的藩帅之位由李氏一族长期把持不同，淮西节帅在半个多世纪里则更迭数姓。但是，李忠臣之后的历任淮西节帅——李希烈、陈仙奇、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均为当镇大将；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与刘悟一样，均非淮西当地人；并且，也都是主动夺取节帅之位的。因此与成德、淄青相似，淮西其实也是一个由将领主导当镇军政大权的地方。史称宪宗发兵讨伐吴元济时，

元济不能有所指授，诸将赵昌、凌朝江、董重质、李祐、李宪、王览、赵晔、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为战，抗王师，有少诚、少阳旧风。

又称此后元济意欲降唐，“为群贼所制，不能自拔”。可见这种情况与淄青很相像。

淄青、淮西与成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则是，三镇都相当重视骑兵，并以骑兵为当镇精锐。史称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淮西“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

成德、淄青、淮西这种“权在将领”而又重视骑兵的相仿军事结构，在我看来，都是因为此三镇是由原安禄山的河朔部众为基础组建的缘故。成德集中了乱后最为精锐与数量众多的安史余部，而淄青和淮西则是由来自营州的平卢军军人为主干建立的。换言之，它们在继承这些部众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原安史集团的军事统治方式，即分权于将领，由将领统辖各自的部众。至于对骑兵的重视，一则也是继承了河北边地的传统。并且，骑兵这种军种是比较适合以将领分部统领的方式来实行管理的。如此来看的话，我们不妨把这三镇称为“安史旧部型藩镇”。

但是这类以将领层为权力主导的藩镇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权力分散，容易导致分裂。并且，将领构成了对节帅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李绛说“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否则，可能会有“列将起代主帅”之祸。成德的分裂、淄青的灭亡、淮西的困境其实都得因于此。而对唐廷来说，笼络、离间或打击这些藩镇的将领，则是其取得对这些藩镇战争主导权的一种可行手段。其实我推测，另外三个以原安禄山部众组建的两河藩镇——相卫、汴宋和滑亳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只是因为它们在代宗大历年间就已经瓦解或转型，使得我们对它们的权力构造由于无法获得更多的史料信息而无从详知。并且由于淄青和淮西在元和时代因宪宗的打击，以及其后一系列“去平卢化”的措施，实际上已经宣告灭亡，所以位于河北中部这一相对安全的地缘位置，且实力颇强的成德镇就成了这类藩镇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从成德本身的发展来看，将领层的强大曾是其傲视两河藩镇的军事资本，但又在此后成为将其拖入分裂的危机根源。但最终，成德却在保持这一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了两河藩镇中最为稳定和长久的统治。

接下来我要来谈谈魏博的意义。和成德一样，我认为魏博也代表了一类藩镇，这类与魏博相似的藩镇还有介于河东、河北间的泽潞，以及河南的宣武与武宁。这四个藩镇的共同特点都在于牙军势力的强大。并且，它们就是赵翼在谈到唐代“骄兵”问题时所列举的四个藩镇。换言之，唐代“骄兵”问题以此四者最为突出。

在第一章中，我对宣武和武宁的“骄兵”问题已有过论述，并指出，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不过关于地方军人集团何以会在宣武和武宁，而不在淄青、淮西这样的平卢系藩镇中产生，前文尚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宣武和武宁都是平卢系藩镇解体后的新兴藩镇，也就是说，“权在将领”的传统在这些藩镇中其实并不突出。正因为如此，刘玄佐和王智兴可以比较自由地扩充和培养兵士层的力量，尤其是可以发展直属于节帅本人的最为亲信的那一批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博和泽潞。堀敏一先生在讨论牙军的产生模式时，就专门将泽潞的情况与魏博进行了比较。尽管在泽潞的初期军事发展中，并没有诞生像魏博那样明显的牙军集团，但显然，堀氏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田承嗣与李抱真征募当地农民进行“团练”，随后将其纳入作为职业军人的“官健”的过程是极为相似的。魏博大力发展包括牙军在内的军事力量，外在的一个动力就是其在两河藩镇中实力偏弱。至于泽潞，更是因为作为身处地瘠民贫的太行山区的新兴藩镇，建立之初就面临着经济及军事力量虚弱的问题。换言之，这类藩镇多半传统势力不强，所谓“传统势力不强”，既是指其军事力量相较之前那类藩镇略显单弱，也是指将领层没有在这类藩镇中发育得特别成熟。所以，这一方面使得这些藩镇的节帅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时，可以直接以扩充兵士人数为目的，不需要经过中间将领层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以上几个藩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没有将领层的干扰，藩镇节帅可以直接发展直属于本人的军队，而不用受到将领的掣肘。由于这些兵士都从当地征募，由当地人构成本镇的主要兵源，因此他们的地著意识就特别强烈，也容易形成所谓地方军人集团。因此与上述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地域型藩镇”。

由于兵士由节帅征募、直接对节帅负责，所以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就成了这些藩镇的权力中坚。节帅培植这些兵士的初衷原是为了获得直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因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及父子相袭的特权，但是，这反倒成了这些地方军人从军入伍的根本目的。于是，为了维护与巩固本集团的特权利益，他们不乐频繁作战，而一旦节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会倒戈以向前者，这些藩镇内部的动乱多半都由此而来。这也就是旧史所谓“骄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藩镇中，越是主帅的亲信部众，比如负责宿卫的那部分牙军，越容易成为搅扰政局、变易主帅的根源，也最为跋扈。以下是长庆二年有关宣武牙军的一段记述：

李质者，汴之牙将……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

这里的“使衙牙兵二千人”在《新唐书·韩充传》中又被称为“军中敢士二千直阁下”，是负责勤卫的亲信牙兵。关于泽潞的情况，史料亦言：

又（泽潞旧帅）卢从史时，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新帅郗）士美曰：“卒卫于牙，固职也，安得广费为私恩？”亦罢之。

至于最为著名的武宁“骄兵”银刀军，史料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

堀敏一先生认为，三百人可能是牙军值勤的标准人数。并且指出，武宁银刀都的这种情况，与贞元十二年（794）出任宣武军节度使的董晋在上任次日即罢去的“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时至，则加劳赐酒肉”的宣武“腹心之士”极为相似。

当然，为了控制牙军，主帅有时又不得不培植更为亲信的私兵与之对抗，比如魏博乐氏父子豢养“子将”。或者说在一般牙军之外，再发展亲卫牙军。其实上举诸例中的牙军，尤其是韩愈所说的董晋上任后罢除的宣武“腹心之士”就属于后者。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所谓藩镇亲卫军重层化的现象。

而与之前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这类藩镇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者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多半是以步兵为主干的藩镇。这一方面当然与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可说它们没有太多骑兵的传统。事实上，步兵是一种远较骑兵更易培养的军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藩镇在成立之初就能够迅速崛起的另一个原因。当然，即就牙军守卫牙城或使牙的职责而言，步兵也比骑兵更适合此职，因此在步兵型的藩镇中，牙军更为突出。

但很明显，这类藩镇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士对节帅的威胁。这倒不是他们想要挑战节帅的位置，而是他们要求节帅必须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对唐廷来说，控制这类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指望节帅能对这些骄卒实施镇压外，似乎并无太好的办法。当然，由于这几个藩镇与唐廷的关系很不相同，所以其牙军集团的具体面貌，以及最终瓦解的方式也有差异。与唐廷关系最密切的泽潞，其军事构造因合并昭义、招纳刘悟的郓州兵等前后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而且其本身也在武宗会昌年间被唐廷分裂。至于宣武牙军和武宁银刀军则都在此后遭到过强悍主帅的打压。而处于半割据状态的魏博牙军，则是其中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强，也是最为跋扈的。尽管魏博牙军的成立曾是魏博迅速崛起，并且帮助节帅逐渐摆脱将领掣肘与威胁的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但田承嗣看似成功的重构魏博军事构造，却也为魏博此后愈益频繁和剧烈的内部动乱埋下了伏笔。

不过就历史角度来说，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相对成德而言，也许更具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在其中隐约看到了未来北宋军队中央化的某些特征。宋人尹源在其《叙兵》一文中说道：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

尹源的论说纵然未必完全正确，因为“骄兵”在唐代其实已经存在，但他的说法或许正提醒我们，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情形的“骄兵”，在唐代，其实还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种军事现象。

三、幽州：外部的挑战

位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统辖着河北最为广阔的地域。初设时的幽州领有幽、蓟、营、平、妫、檀、莫七州，大历四年（769）割幽州之范阳等县增置涿州，十年又趁田承嗣之乱增领瀛州。（见图27）和成德、魏博不同，幽州自大历时代奠定其九州的规模后，至唐末动乱以前基本无甚大的变动，其辖境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但是与其辖境的稳定相反，幽州内部的变乱则频繁得令人吃惊。在150年的时间里，幽州总共发生了约二十起变乱，导致约三十人相继成为其节帅。这成为幽州与成德、魏博最大的不同所在。

已有学者指出，幽州的变乱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平衡。自广德元年李怀仙被唐廷任命为首任幽州节度使，到长庆元年（821）刘总入朝，前期的58年里，幽州的变乱相对还较少；频繁的变乱主要发生在后期的92年时间里。不过，尽管幽州前期的变乱并不多，但这有限的几次变乱却已奠定了幽州未来变乱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未来的幽州变乱无非是复制着前期的那些变乱而已。如此来看，若幽州变乱的根源也与成德、魏博一样，是来自它自身的权力构造与支配体制的话，那么，这种权力构造与支配体制就始终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从这一点上来说，幽州或许和成德颇为相似，尽管两者的稳定程度大相径庭。但另一方面，幽州却也独享着某种特质，这是成德，甚至其他两河藩镇都不具备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就将对幽州权力构造的基调以及它的这种独特个性进行探讨。

（一）蕃族与羁縻州时代的结束

幽州作为安史叛乱的根据地，其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曾经是叛军的主干和中坚。上元二年幽州城内的杀胡事件，导致大量幽州胡人被杀。尽管学者指出，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对大多数胡人的生存不会造成直接影响。并且从房山石经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不少胡人将领，甚至是一些高级将领的题名。而蓟门乱后的新任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本身也是柳城胡人。不过在僖宗时代前，幽州一直没有像魏博和成德那样，出现过可以长期影响当镇局势的蕃族家族或集团。在此时期中先后担任幽州节帅的二十余位将领中，除了初代节帅李怀仙（763—768在位）外，只有文宗年间的幽州节度使史元忠（834—841在位）可能亦为胡人。因此，蕃族势力在幽州上层所具有的影响力看来并不像成德、魏博那样突出。

蕃族对安史乱前与乱后幽州政权截然不同的影响，除了上元二年这起突发性的事件外，也与战争时期大量蕃族部落的人口耗散有关。此种形势最终也导致了幽州境内安置蕃族部落的羁縻州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几乎全部瓦解，这就是《旧唐书·地理志》说的：“至德之后，（其民）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羁縻州都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而瓦解，比如燕州就在安史乱后又长存了约二十年。燕州，《旧唐书·地理志》载：

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贞观元年，废都督府，仍省怀远县。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燕州。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末）靺鞨别种，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

早在隋代就为安置靺鞨部落而设立的燕州，当然不一定在开元天宝年间仍以靺鞨为其主要人口。在安史叛乱中，燕州也出过有活跃表现的著名将领，比如少籍平卢军、后来成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希烈。燕州废置于建中二年，史称：“（四月）己亥，省燕州、顺化州。”不过此举并非唐廷决意。《新唐书·地理志》将燕州被废一事系于幽州幽都县条下：

幽都，望。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是年，省泸河。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建中二年为朱滔所灭，因废为县。

《旧唐书·地理志》幽都县条亦称：

幽都　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

废置燕州与新建幽都县应该是前后连续的一起事件。从燕州“为朱滔所灭”一句来推测，这个位于幽州北桃谷山的羁縻州在安史之乱后可能仍旧居聚着一定数量的蕃族人口，并且拥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因此已成为幽州城内节度使朱滔的心腹之患。朱滔攻灭燕州后，将其剩余人口徙至罗城内的废燕州廨署，新置幽都县以管辖这些原燕州居民，并将这一举措上报到唐廷，得到了后者的追认。和燕州一起废省的还有顺化州。关于顺化州，只有新书《地理志》载：“顺化州县一：怀远。”如果顺化州是由原燕州的怀远县置，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顺化州会与燕州一起省废，而且在某些史料中就只记载“省燕州”而不及顺化州的原因了。

燕州与顺化州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唯一被史书明确记录废置于安史之乱后的幽州所属羁縻州。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幽州节度使领有的最后两个羁縻州了。而在它们被朱滔攻灭后，幽州境内就再无羁縻州这种曾经对叛军而言极为重要的军政建置了。不过从朱滔灭燕州一事来看，我们也能隐约感觉到，哪怕只有一两个羁縻州，对于城内的节度使而言，也可能是一种不容低估的威胁。这种治所州城与城外的对峙，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成德或魏博，这正是幽州的一个特色。不过随着最后两个羁縻州的废省，这种威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与此相类的一组矛盾，却将在此后仍旧深刻影响着幽州政局。

（二）牙将的困境

谈完了幽州城外的羁縻州，我们来谈谈幽州城内的情况。首任幽州节度使李怀仙任使六年，于大历三年（768）为麾下兵马使朱希彩及朱泚、朱滔所杀。这是两河藩镇中首次发生节帅为牙将所害之事。据说李怀仙被杀后：

恒州节度使张忠志（即李宝臣）以怀仙世旧，无辜覆族，遣将率众讨之；为希彩所败。

唐廷也在此次事件后，首次试图由中央方面派遣大臣担任两河藩镇的节帅，不过并没有成功，最后仍不得不以朱希彩为幽州节度使。大历七年（772）朱希彩因残虐将卒，麾下孔目官李瑗因人之怒伺隙斩之。史称：

（仓促之际，）众未知所从；经略副使朱泚营于城北，其弟滔将牙内兵，潜使百余人于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朱副使不可。”众皆从之。泚遂权知留后，遣使言状。冬十月，辛未，以泚为检校左常侍、幽州、卢龙节度使。

朱泚被任命为节度伊始即遣朱滔入朝谒见并率众防秋，后又于大历九年（774）亲自将兵入朝御边，因而甚得代宗奖赏。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朱氏兄弟首开河朔藩镇款服先河，与其说是他们诚心对唐廷表示忠顺，倒还不如说是由于朱氏兄弟出身寒微，在安史旧部云集的河朔藩镇中为邻镇将帅不齿所致。这一点在此后排挤其兄朱泚而担任幽州节度使的朱滔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与朱泚一样，朱滔也是因与朱希彩同姓而为后者器重，并被授予主掌希彩“腹心亲兵”的重任。当大历十年盗据相卫的田承嗣成功挑起李宝臣与朱滔的矛盾时，史料曾载：

宝臣谓滔使者曰：“闻朱公仪貌如神，愿得画像观之。”滔与之。宝臣置于射堂，与诸将共观之，曰：“真神人也！”

可见，本自幽州而来的李宝臣与手下将领其实并不认识朱滔。虽然朱滔的画像被宝臣及诸将誉为“神人”，但这种夸赞或许别含他意在内，未必是真心而作。倒是“四镇之乱”时与朱滔决裂的成德新帅王武俊对前者的评价更为直白，其就公然称朱滔为“田舍汉”，显见对朱氏出身的鄙夷。在中唐时代，燕赵“宿怨”是天下皆知的事实。而这种在朱滔时期，甚至可能早在李怀仙被杀后就已结下的幽州与成德的世仇，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身为安史宿将、蕃族酋豪的李宝臣、王武俊诸人对没有家世资历的“暴发户”朱滔的不满。其实，朱滔所能感受到的这种来自同辈将领的压力不仅来自邻镇，本镇内部也是如此，这也可能就是他在取代朱泚担任幽州节度使后，为“威振军中”而“杀有功者李瑗等二十余人”的原因所在。

在幽州后期历史中，像朱希彩以及朱氏兄弟这样，以牙将身份逐杀旧帅，或因牙职而被推戴为节帅，其后亦被手下牙将逐杀的变乱不在少数。比如李载义（826—831在位）、杨志诚（831—834在位）、史元忠（834—841在位）、陈行泰（841在位）、张绛（841在位），这十五年中的变乱莫不如此。在这些牙将中，有些人的资历并不特别突出，比如在一个月内相继被推举及逐杀的陈行泰、张绛都是所谓幽州“游客”。因此在这种环境下，能否得到唐廷的支持，就成为其稳固自身在幽州地位的关键。实际上，陈行泰、张绛正是因为没有获得唐廷的支持而迅速下台的。而其前任李载义的弑帅继位，则明显是得到了代表唐廷的敕使和监军的首肯及支持。

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位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在互相结好的两河藩镇中显得较为孤立。其北有异族，南有长期不和的成德。而幽州的权力结构则可能和成德颇为相似，即它也是一个由将领占据权力层中枢的地方。这其中，幽州城内的牙将当然是最容易影响当镇政局的。不过，幽州的牙将看来远不具备他们的成德同仁那样骄傲的家世和资历。而且从一开始，幽州就出现了特为两河藩镇所厌恶的“部将忽领一方之权”的事例，这使得它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得到邻镇的好感。而且，这种频繁逐杀节帅的状况在此后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想，这正是相较于魏博和成德，幽州的节帅对唐廷更为依赖，并且虽然幽州节帅更替频繁，但总体而言仍对唐廷较为恭顺的原因所在。所以，虽然李载义与杨志诚都是因逐杀旧帅而登上节帅之位者，但当他们自己也被驱逐后，都选择了投奔唐廷。在所有这些荣登幽州节度使宝座的牙将中，大中四年（850）继任节帅的张允伸可能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因为他在镇23年，并且，也同样是一位对唐廷颇为忠顺，尤其是咸通十年（869）庞勋之乱时，积极参与助军勤王的藩帅。

尽管牙将出身的幽州节帅常常会陷入权位不稳的困境，但牙将及其所在的城内牙军仍是影响幽州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不过我们也不要看到那么多的幽州变乱都与牙将有关，就认定牙军是幽州一镇最有力的势力集团。因为和成德与魏博都不同，幽州最令人敬畏的力量其实并非来自幽州城内，而是来自它的属州和外镇。

（三）属州与外镇的压力

继朱滔之后担任幽州节度使的是朱滔姑子刘怦。他在“四镇之乱”时被在外征战的朱滔委任为幽州留后。朱滔战败回幽州后于贞元元年（785）去世，刘怦因为众所服而在朱滔死后很自然地被推戴为节度使。三个月后刘怦去世，其子刘济继位（785—810在位）。由此到长庆元年（821）刘济之子刘总入朝，刘氏父子总共坐享幽州帅位36年，这36年可以说是幽州政局最为稳定的时期。

不过在此期间也并非没有变乱。贞元八年（792）刘济之弟刘澭率部归朝就是一起：

澭，济之异母弟也……怦为卢龙军节度使，病将卒，澭在父侧，即以父命召兄济自漠（莫）州至，竟得授节度使。济常感澭奉己。澭为瀛州刺史，亦许以澭代己任；其后济乃以其子为副大使。澭既怒济，遂请以所部西捍陇塞，拔其所部兵一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直趋京师……德宗宠遇，特授秦州刺史，以普润县为理所。

实际上当刘澭表通朝廷时，刘济曾派兵对刘澭实施过打压，并击破过后者的部众，这就是史料说的：“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及其弟瀛州刺史澭战于瀛州，澭败奔于京师。”贞元十六年（800）的另一起变乱也发生在刘氏兄弟之间：

源，贞元十六年八月，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左武卫将军。初，为涿州刺史，不受兄教令，济奏之，贬漠（莫）州参军，复不受诏。济帅师至涿州，源出兵拒之，未合而自溃。济擒源至幽州，上言请令入觐，故授官以征之。

在刘氏时代，以刘氏子弟或姻亲出任属州刺史的情况比较多见，其初衷当然是为了巩固节帅一族的地位。不过正如上引两例所显示的，其也可能反过来成为一种分裂的力量。但我们在澭、源两事中看到，尽管他们均与会府的刘济存在矛盾，但想要挑战会府的势力还是极为不易的。实际上，澭、源二人最终都败在刘济手下，而在失败后，都不得不转向唐廷寻求支持。

刘济时期的这两起变乱并未对幽州造成太大影响，更没有威胁到节帅的位置。但它已显现出了一种可能存在的属州对会府的挑战倾向。而也因为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迫使作为节度使的刘济不得不对唐廷表现出更为恭顺的态度，以便在兄弟阋墙与邻镇不足恃的压力下寻求外在的支援。

如果说这种属州对会府的挑战在幽州前期还只是显露出一种倾向，并且实际上还无力真正撼动会府地位的话，那到幽州历史的后期则逐渐变成了现实。会昌元年（841）十月，节帅更迭频繁的幽州迎来了一年里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节度使张仲武（841—849在位）。和幽州之前的节度使多为城内的牙将不同，张仲武来自妫州的雄武军。雄武军是幽州边境的一处重要军镇，与张仲武一样，早前的幽州节度使刘怦也是以“雄武军使”起家的。张仲武本人是军中旧将张光朝之子，史称其“年五十余，兼晓儒书，老于戎事”。尽管张仲武统辖的雄武士卒人数很少，据说“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团子弟五百人”，但其颇“得幽州人心”看来却是实情。所以其派往长安的军吏吴仲舒就对宰相李德裕言：

向者张绛初杀（陈）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务让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幽州属县），绛复却之。今计仲武才发雄武，军中已逐绛矣。

其后受命于中央的张仲武以雄武兵入城，果克幽州。

和张仲武情形颇为相似的是咸通十三年（872）即位为幽州节度使的平州刺史张公素：

（公素）为幽州军校。事张允伸，累迁至平州刺史。允伸卒，子简会权主留后事，公素领本郡兵赴焉。三军素畏公素威望，简会知力不能制，即时出奔，遂立为帅。朝廷寻授旌节。

总的看来，随着长庆元年刘氏家族对当镇统治的结束，由镇内高级军将主导政局的情形在幽州更加突出。不过除了牙将以外，外镇及属州将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从张仲武与张公素的事迹来看，他们统辖的军队可能人数并不多，但因其“宿将”的地位却在幽州城内享有颇高的威望。当然，能否得到唐廷的认可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继张公素后出任幽州节度使的是李茂勋（875—876在位），他的任使过程颇堪注意：

卢龙节度使张公素，性暴戾，不为军士所附。大将李茂勋，本回鹘阿布思之族，回鹘败，降于张仲武；仲武使戍边，屡有功，赐姓名。纳降军使陈贡言者，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茂勋潜杀贡言，声云贡言举兵向蓟；公素出战而败，奔京师。茂勋入城，众乃知非贡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茂勋为留后。

李茂勋的回鹘身份显示了在张仲武时代后，溃亡并内迁幽州边境的回鹘余部对幽州政局的影响。但在李茂勋一事中，引人注意的倒还不是李茂勋回鹘阿布思族的这重身份，而是他假借的另一个身份，即他是以“幽之宿将，为军士所信服”的纳降军使陈贡言的名义进攻幽州的。尽管我们对李茂勋攻克幽州的军队性质还不是很清楚，比如他是利用了自己的部众还是包括陈贡言的纳降军士，在他自己的部众中有无回鹘的部众等，但有一点很明显，李茂勋应该深知，如果他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起兵（尽管他自己的地位也不低），他的胜算并不大。唯有依照幽州的惯例，即通过深得军心的宿将身份他才能获得幽州的统治权。李茂勋采取这样的策略，也许正是考虑到他的回鹘出身，或者因长期戍边而无法取信于幽州城内众人的原因。不过，既然他是以颇得人心的陈贡言的名义起兵，而其驱逐的对象张公素此时又已“不为军士所附”，那么他与后者的军事较量，以及攻克幽州的过程也许并不见得会特别激烈和困难。我的意思是，李氏攻克幽州的军队可能并不太多，而且如果其中确有回鹘军士，人数也可能是有限的。

被李氏假借名号的陈贡言此前担任的是纳降军使。纳降军是幽州极北边的一处军镇，《新唐书·地理志》称幽州“有纳降军，本纳降守捉城，故丁零川也。西南有安塞军”。安塞军之地望据《资治通鉴》胡注载“在蔚州之东，妫州之西”。可见，无论是安塞军，还是纳降军，都已经在与河东交接处的山后一带了。既然由深得军心的幽州宿将陈贡言出任军使，纳降军在幽州军事体系中的地位必然不同一般。史称张公素、李茂勋的前任张允伸，其祖父张岩就曾担任过纳降军使。而在张允伸出任节度的时代，他的三位兄弟允千、允辛、允举又先后被任命为檀州刺史、安塞军使、纳降军使。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张允伸的曾祖张祖秀也曾担任过作为边州的檀州刺史。可见，以“马步都知兵马使”这样高级别的幽州牙将身份被推举为节度使的张允伸，其不但也出生在一个“世为军校”的幽州宿将家族，而且祖上也曾在幽州边地有相当丰富的任职经历。和张允伸的情况相似，史料对此前任期较长的幽州节度使张仲武的亲属出任属州刺史的情况也有所记载。据说张仲武的两位兄弟在其任帅时也分别出任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团练等使，和涿州刺史永泰军营田团练等使。总体而言，由将领占据权力中枢的幽州镇和成德一样，以亲属担任属州刺史或外镇军使的情况也比较多。松井秀一先生曾经对幽州一镇节帅亲属出任属州刺史或外镇军使的情况有过整理和讨论。从松井先生整理的史料来看，在张仲武时代前，幽州节帅的子弟或姻亲担任的往往是幽州南部的涿州、莫州、瀛州的刺史，典型的如上述刘济的兄弟刘澭和刘源的情况。但张仲武时代后，节帅子弟出任的却常是幽州北面一些重镇的统帅，并且，逐渐有向燕山以北发展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本身又和得以挑战幽州节帅之位的属州或外镇将领来源地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这种趋势在晚唐著名的幽州节帅刘仁恭（895—907在位）的身上也体现得很明显。史称景福二年（893）四月：

幽州将刘仁恭将兵戍蔚州，过期未代，士卒思归。会李匡筹（893—894在位）立，戍卒奉仁恭为帅，还攻幽州，至居庸关，为府兵所败。仁恭奔河东，李克用厚待之。

次年在刘仁恭的鼓动下，李克用引兵攻克幽州，遂表仁恭为帅。我们看到，与幽州李匡筹对峙的刘仁恭，其部众也来自北边的蔚州（属河东），很可能就是蔚、妫交接处的安塞军。而当李克用平定幽州、返回太原前，他曾在私下里对刘仁恭说过这样一番话：“高先锋兄弟，势倾州府，为燕患者，必此族也，宜善筹之。”这里所谓“高先锋兄弟”，指的是世戍妫州广边军的高思继昆仲三人：

妫州人高思继兄弟，有武干，为燕人所服，克用皆以为都将，分掌幽州兵；部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仁恭惮之。久之，河东兵戍幽州者暴横，思继兄弟以法裁之，所诛杀甚多。克用怒，以让仁恭，仁恭诉称高氏兄弟所为，克用俱杀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复引其诸子置帐下，厚抚之。

高思继兄弟至晚在李匡威出任幽州节帅的时代（886—893在位）就已经是戍守北边的重要将领了。据说当李克用起兵讨伐李匡筹时，正是由于担心于孔领关拥兵三千的高氏兄弟为其后患，所以克用以替李匡威报仇之名，拉拢颇重义气的高氏兄弟。史载当李匡筹听闻思继兄弟反叛时，“乃弃城走”。因此无论是幽州方面，还是河东方面，广边军的力量都是他们无法小视的。而与此前由刘仁恭戍守的安塞军一样，广边军也同样来自山后地区。

我们知道，幽州节度使统辖着河北北部地理环境多样的广阔区域，除了像成德、魏博一样，幽州需要在南部与易定、成德、沧景等河朔藩镇接壤的地区布置兵力外，北部的边境地区更是其兵力配署的重中之地。幽州的这种军事布局情态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出现的，而是在乱前就已形成的一种格局。正因为出于军事需要的目的，不得不在属州和外镇配置相当兵力，所以幽州军政体制的分权化倾向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得以对会府幽州造成军事压力的区域也始终都一样。比如说在安史乱前与安史乱中，河北北部能够与幽州相提并论或挑战前者地位的主要是营、平二州的军事力量。而在安史之乱后，最初威胁幽州的外部力量是南部的涿、莫、瀛诸州，会昌以后则开始演变成北部诸州，尤其是位于妫州的雄武军、纳降军、安塞军、广边军等山后势力。正如松井秀一先生所指出的，幽州的地方势力，尤其是北部的边境势力在幽州后半期逐渐显现出不可小觑的力量。

要解释幽州地方势力演变的这种态势，需要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幽州外部，即从幽州外部的政治环境着手来寻找其内部变化的线索。总的来看，安史之乱后幽州的外部挑战首先主要来自南部的河朔藩镇，尤其是成德，这使得幽州必须在与成德等比邻的瀛、莫等州加强军事力量，而由节帅亲属出任刺史，并引发他们与会府对峙的也在这一地区。但是，燕、赵宿怨的问题并不是终幽州一百五十年始终存在的。燕、赵结怨主要是在朱氏兄弟，以及朱滔姑子刘怦祖孙三代，与成德方面的李宝臣父子，以及宝臣姻亲王武俊家族之间。换言之，幽州与成德的矛盾在长庆以前比较突出。而长庆以后，随着刘氏与王氏家族相继退出当镇统治层，燕、赵矛盾就已经不那么严重了。相反，自安史之乱以来相对沉寂的边境局势却在会昌以后随着回鹘、沙陀、契丹、奚等的南迁与活跃又重新成为幽州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越到唐代晚期，节帅亲属的任职，以及强大的地方势力越来越出现在幽州北部地区的原因。也正是为什么回鹘出身的李茂勋，得到代北沙陀首领李克用支持的刘仁恭，得以在唐代晚期登上幽州节帅位置的背景。

我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在幽州频繁的节帅更替事件中，城内的牙将是影响当镇局势的一股重要力量。不过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发现，牙将的势力似乎在9世纪前半期是比较强的，其时幽州节帅大多是从城内的牙将中产生。换言之，彼时的幽州变乱大多还只是局限于会府内部。但张仲武以雄武军使身份进驻幽州一事可能是一个转向标，因为在此之后，属州刺史或外镇将领率兵进攻幽州城并成为幽州节帅的事例开始增多。而且，与刘氏时代会府轻易就能制约属州的情况不同，越到晚期，城内的幽州节度使制约这些属州和外镇的信心及能力却都在下降。同样相关的一个趋势就是，幽州的“宿将”越来越多地被安排在边境地区，而城内的牙将中反倒出现了一些所谓“游客”。其实，这倒并不是节帅排挤实力军将的一个表现，而是日益严峻的边境形势确实需要这些有能力的“宿将”去应付。也因此，与“宿将”的配置一致，幽州的军队部署、粮饷储备，现在也开始逐渐集中于北部边境，尤其是妫、檀等山后地区。这就是武宗会昌年间，张仲武的军吏吴仲舒对宰相李德裕说的：

幽州军粮并贮在妫州及向北七镇。若万一入未得，却于居庸关守险，绝其粮道，幽州自存立不得。

学者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山后地区在唐末已经成为奚、契丹、吐谷浑、室韦等众多蕃部聚居的重要地带。这是新一轮东北蕃族内迁幽州的结果，也正由于这新一轮的蕃族内迁，山后地区被塑造成为唐末幽州举足轻重的军事重地。当然，这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两股蕃族势力就是沙陀与契丹，尤其是前者，它是晚唐幽州政治形势发展的主要推手。来自河东的沙陀政权与幽州较量的重点就在山后一带，此地的雄武、安塞、纳降、广边诸军一直是双方攻守相争的要地。

最后我们要回头再来谈一下幽州前期最后一位节度使刘总（810—821在位）的问题。刘总和其父刘济一样，都是对唐廷较为恭顺的河朔节帅，在元和时代宪宗成功制约两河藩镇的背景下，刘总决意于穆宗即位初的长庆元年归朝。史料记载，刘总临行前曾对当镇进行过以下这番安排：

初，刘总奏分所属为三道：以幽、涿、营为一道，请除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为一道，请除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为一道，请除权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弘靖先在河东，以宽简得众，总与之邻境，闻其风望，以燕人桀骜日久，故举弘靖自代以安辑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风俗，而尽诚于国。士玫，则总妻族之亲也。总又尽择麾下宿将有功伉健难制者都知兵马使朱克融（朱滔之孙）等送之京师，乞加奖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禄位之志。又献征马万五千匹，然后削发委去。

刘总的措施概括起来就是两点，一是令麾下宿将与之一同入朝，另一个则是分割所理之地。（见图30）其实，这两项措施本不啻为切中幽州要害的军政规划。因为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占据幽州统治层核心位置的就是当镇的将校集团，而分割理所对于本就具有分权倾向的幽州来说也更能起到削弱的作用。

图30　长庆元年刘总拟分的幽州三镇

但是，穆宗在此后并没有完全采纳刘总的主张，而刘总本人也在归朝的途中去世，史称：

是时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务，（宰臣）崔植、杜元颖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苟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领之，自余皆统于弘靖。朱克融等久羁旅京师，至假丐衣食，日诣中书求官，植、元颖不之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辈归本军驱使，克融辈皆愤怨。

朱克融等将领的复归幽州，以及只划割军事实力偏弱的瀛、莫二州为一镇，对于此后朱克融被叛乱军士推为节帅（821—826在位），以及瀛、莫重新被幽州吞并应该都有重要影响。而穆宗君臣的这重失误，也使得唐廷可能错失了一次得以有效掌控河北北部的机会。于是在此之后，就像上文所分析的，牙将以及外镇将校一如既往，并且更为突出地在纷乱的幽州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四）兵农合一的幽州

前文中我已指出，属州及外镇势力的强大是幽州不同于其他两河藩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不过，这可能还不是幽州最具个性的表现。当我们想要挖掘幽州身上存在的那种不为成德、魏博等藩镇所具有的特质，那么从阶层结构的角度出发，也许是更能抓住问题本质的。这就是松井先生所指出的，幽州是一个兵农合一的世界。

幽州兵农合一的倾向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产生的一个问题，早在乱前，治所幽州就已呈现出一种“家家自有军人”，“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的状况。在乱后，兵农不分以及土团化的倾向在幽州也很显著。尤其是边防重镇如雄武军、渝关等地，在防御当地的军队中，“自为田园”的“土团”或“土兵”就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地域上来看，南部瀛、莫诸州兵农合一的特质可能还不是特别明显，并且或许是受贞元年间刘澭率领部兵归降唐朝的影响，此后瀛、莫驻军由治所方面派遣的戍兵所占比重可能较大。而北部诸州，除了由幽州派遣的具有驻军年限的戍兵外，本地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边防的重任，并且逐渐发展出了具有强大实力的土著边豪集团。

与兵农不分倾向相吻合的便是幽州的军政合一体制。如松井先生说的，由军将兼摄州县等地方官职也是幽州政治体制的一大特色。比如幽州的属州刺史大多就同时带有军使之衔。军将兼摄州县官，必然使其权限由军事领域延伸到行政等领域。当刘澭率领兵民来到京西的凤翔时，宪宗就曾对宰臣杜黄裳说：“澭生长幽燕，只知卢龙节制，不识朝廷宪章。向者幽系幕吏，杖杀县令，皆河朔规矩。”这就是在卢龙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军官的特质。而刺史带有军使之衔，也使其必须具备“治民”与“理兵”的双重能力。我们看到，幽州后期著名的节帅张仲武和张允伸，史料在记叙他们绥宁边塞的同时，都高度赞扬了他们抚民劝农的事迹，并且指出，他们的这种举措在幽州深得军民之心，并被誉为美谈。

松井先生认为，幽州施行这种特殊的兵农及军政合一的体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不利的地理环境。幽州虽然统辖着辽阔的地域，但其人口，尤其是边境地区的人口相当有限。在这方面，它无法与南部的成德、魏博相提并论。因此，兵农分离的政策在幽州无法施行，而土团、土兵的军事政策则有很广阔的施行空间。辽阔的地域外加突出的边境军事压力，使得从军与务农成为幽州民众生活的两大主题，由此也导致了军将兼摄地方官局面的出现，并且强化了幽州的分权倾向。地广人稀的地理环境，以及流通经济的不甚发达，一方面促使幽州努力发展盐屯、营、屯田等强制型经济，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幽州节帅克勤克俭、积极劝农以及与士卒同甘共苦的特质。

不过，尽管幽州没能像其他两河藩镇那样施行比较普遍的职业兵制度，但这并不妨碍它军事实力的强大。塞马之利本是幽州傲视其他藩镇的一大特色，长期的全民性防御体制也使得幽州的军事能力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并且，幽州也经常能得到一些边境蕃族的武力支持。于是，无论对唐廷、邻镇，还是塞外的异族而言，幽州仍旧是令人生畏的力量。

对于晚唐的幽州而言，其军事力量发展最快、地方分权倾向最明显、兵农不分与军政合一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幽州的山后地区。当然，这一地区也同样酝酿着幽州与外界最为激烈的矛盾。在这里，我们有两份关于唐末雄武军的墓志资料。一份是至晚在广明年间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墓志。墓志记其父耿君用的结衔为“幽州节度押衙、知雄武军营田等事”。墓主本人的任职经历则是：

起家卢龙镇将虞候，旋转充副将军头等……转监城大将，又迁随使兵马使，又转随使押衙并管器仗官将，奏授御史中丞……又迁节度押衙，充檀州、涿州团练使……又依前节度押衙遥摄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

在耿宗倚出任檀州、涿州团练使之前的一连串职衔记录中，我们并不易确认宗倚本人当时究竟在何地任职，也不易辨析他所任这些职官的具体所指。但是我们看到，和其父耿君用一样，耿宗倚最后的结衔也是“知雄武军事”。如果耿氏父子两人最终都是在“知雄武军事”的职位上去世的话，那么很可能说明耿宗倚之前的一连串职衔只是为其最终接替父职而累积的资历。如果这一推断正确的话，那么幽州节度使承认他们这种父子相继的事实，很可能是因为耿氏家族已经在当地拥有了一定的势力。当然，这种父子相继的情况也可能只是基于节帅对父子两人军事才能的信任，因为耿宗倚的长子耿方远在前者去世时只担任了“卢龙节度驱使官”这个级别并不高的官职（而且可能是文职）。不过无论如何，这种父子两代连续影响雄武军的情况仍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种不彻底的回避制度暗伏着地方分权的倾向。

和幽州的很多刺史一样，耿宗倚在身任“知雄武军事”的军使时，还担任着刺史一职。按雄武军本是位于妫州的一处军镇，但此时耿宗倚“遥摄”的却是妫州东面的檀州刺史。其实，妫、檀二州毗邻，且都位于山后。并且，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此时遥摄檀州刺史一职可能有其特殊原因。墓志说耿宗倚之所以会被节度使任命为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乃是因为：

倾以北隔多事，云朔兴戈。虏族鸟集，侵掠疆场。廉使忧其伤陷，乃选良材。遂命我公，而为御遏。况久驰英锐，早列盛名。渠帅闻之伏膺，藩垣赖之无虑。

耿宗倚于广明二年（881）八月去世，而就在上一年，幽州曾与被唐廷宣布讨伐的李克用战于雄武军，并大破后者之师。广明元年（880）的战役导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丧失苦心经营的代北，被迫暂时逃往鞑靼，这就是墓志此段“北隔多事，云朔兴戈。虏族鸟集，侵掠疆场”的背景。因此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同时遥摄檀州刺史，可能正是出于一种军事上协防配合的考虑。而尽管传世文献没有关于耿宗倚的记述，但广明元年担任檀州刺史、知雄武军事的耿宗倚必然在当年与李克用的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雄武军及檀州在晚唐幽州边防体系中的价值。

据耿宗倚墓志中所谓“夫人王氏，以中和四年（884）九月八日终于家，以其年十月廿二日，祔葬于公坟，礼也”的记载来看，墓志所作的时间可能是耿氏去世后的三年。而我们有关雄武军的另一份墓志，其创作时间与墓主卒年也在这相同的时期。与耿宗倚夫人王氏不同，《大唐陇西李公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墓主王氏，其丈夫以及她本人的祖辈都没有仕宦的经历。墓志中唯一记载具有官衔的是她的一个担任“幽州卢龙节度驱使官”的儿子，这一点倒与前一位王氏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墓志在叙述王氏的籍贯时，称其是“幽州雄武军人”。记载王氏于中和三年（883）去世时亦说“仓卒于雄武军之私第”。关于王氏在光启年间的下葬地点也称“葬于雄武军东北五里之原也”。墓志的作者王冠在撰此志时署乡贡进士。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唐代末年，一种以军镇代替州县作为籍贯、生活场所表述的语汇已经很自然地被用于雄武军当地一些下级官吏家庭的墓志创作中。普通士人或民众的这种文化心态也许正反映了幽州边地军政合一的体制状况。当然，这种文化心态的产生也许并不晚到唐代末年，而培植这种文化心态的体制，其形成的时间应该更早。其实，雄武军还不是一个最明显的展现幽州军政特色的地区。上文提及的世戍妫州广边军，部卒多为山北豪强，深为会府刘仁恭及邻镇李克用疑忌的高思继兄弟的情况可能更能反映这一特色。

总体而言，虽然和成德的军事构造颇为相似，但幽州的军将层由于蓟门内乱等原因，总体的资历和背景不及拥有众多安史旧将的成德，加之朱希彩首开部将取代节帅的先河，使得幽州的节帅继任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稳定性。而这一情况随着长庆元年幽州结束刘氏家族的统治变得更加突出。到唐代中后期，威胁节帅位置的将领已由治所的牙将逐渐变成了属州或外镇的将领。由于军将对节帅的威胁始终是幽州没能妥善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无论是节帅还是实力军将，为了获得稳定的地位或自身的保障，他们对唐廷的态度大多较为恭顺。另一方面，与诸如魏博这样典型的兵农分离的藩镇不同，幽州的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兵农合一特色，但这并不妨碍其军事实力的强大。幽州这种独特的军政构造与阶层结构，除了安史之乱留给它的影响外，更与其所处的边地环境及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到了唐代末年，在新一波东北蕃族内迁形势的推动下，具有典型兵农合一特色的山后诸军、州逐渐成为幽州军事力量最强大也是矛盾最突出的地区。而首先与幽州发生矛盾的，就是其西面由沙陀部落建立的河东政权。实际上，正是在后者的打击下，幽州这个曾经深刻影响过唐帝国命运的老牌藩镇，结束了它在乱后变乱不断的150年历史。而与幽州一同走向终结的，还有始终作为其变乱根源的诸将势力。